從地中海到中國
——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館藏文物探微

文/周庭熙

1877 年，德國地理學家李?；舴遥‵.von.Richthofen）首次將這條亞歐大陸上連接東西方的交通線命名為“絲綢之路”。今天，世人常以西漢建元二年（前139）漢武帝派張騫出使大月氏（今烏茲別克斯坦的費爾干納地區）的首次西行，作為開啟絲綢之路中西交通新紀元的象征。張騫此行雖未能如愿聯合大月氏抗擊匈奴，客觀上卻促進了東西驛道、商道的溝通，史稱“鑿空西域”。事實上，先秦時期，中西方之間已通過陸路與海路互有往來，張騫西行使得東西交通進入新時代，也是官方往來的開始。絲綢之路既是東西方商業貿易之路，又是外交使者和傳教者的往來之路。更重要的是，世界著名的古老文明多分布于絲綢之路沿線，所以它又是古代東西方文明交流、碰撞與融合之路。

平山郁夫是日本著名畫家，曾任日中友好協會會長、東京藝術大學校長等要職（圖1-1）。他認為絲綢之路是凝聚人類文明精華的道路，而且唯有踏上絲綢之路，方能理清日本文化的源流。因而，從20 世紀60 年代起，平山郁夫偕夫人平山美知子一百五十多次訪問絲路沿線國家，其中更是多次到訪敦煌，足跡遍及廣袤的歐亞大陸。作為畫家，平山郁夫創作了《佛教傳來》《巴米揚大佛》等著名作品，多為反映佛教傳播、東西文化交流、絲綢之路等題材的畫作。

平山郁夫1968 年到訪阿富汗（圖1-2）、1979 年到訪敦煌時所使用的寫生冊，均為其追尋絲路藝術的重要記錄，極具紀念意義。這兩本寫生冊，均題為《三藏法師玄奘的道路》，由此亦可見平山郁夫一生對玄奘的崇敬之情。滿懷追尋玄奘足跡與探索佛教源流的理想，平山郁夫踏上了絲綢之路，所到之處、所見之景全都記錄于隨身攜帶的素描本上。位于日本鐮倉的工作室中，現在還保存著平山郁夫的素描本近600 冊。

正是出于對絲路文明的熱愛，平山夫婦不斷收集流散于民間的絲綢之路遺物，最終全部無償捐獻，成立了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館。平山郁夫藏品以犍陀羅佛教造像與絲路貨幣為代表，包括雕刻、繪畫、金屬加工品、玻璃器具、染織品、書籍等，從地中海到西亞、中亞、東亞，從古代、中世紀再到近代，幾乎涵蓋與絲綢之路相關的所有領域。

圖1-1 平山郁夫

圖1-2 《三藏法師玄奘的道路阿富汗》寫生冊

紅繪牛頭形陶來通（圖2-1）。來通（Rhyton）一詞，本為希臘語音譯，意為“流出”，原指古希臘祭祀儀式中的注酒器，因而被視為一種圣物。來通可能起源于角杯，自史前時代起便在歐亞大陸各文明區域廣為傳播。來通造型多種多樣，最常見的呈牛角狀，下端做獸首流口。

這件公牛頭形來通為公元前4 世紀左右南意大利地區彩陶器，紋飾以紅繪技法描繪了《麗達與天鵝》的希臘神話，即化身天鵝的宙斯誘惑斯巴達王后麗達的神話場景。這件來通彩陶未見流口，很可能是用于希臘神廟供奉的酒器。公牛崇拜是希臘流行的一種力量與生殖崇拜的象征，而眾神之主宙斯不受約束的性更代表了強大的繁殖能力，這件彩陶從造型與圖像設計都有深刻的思想意涵。有趣的是，《麗達與天鵝》也是文藝復興以來藝術作品的重要題材，達·芬奇與米開朗琪羅、塞尚、達利等藝術大師都有這類作品創作，成為沖破基督教束縛、追求自由情愛的藝術象征。

圖2-1 紅繪牛頭形陶來通

圖2-2 單耳幾何紋陶繭形壺

單耳幾何紋繭形壺（圖2-2）。這件繭形壺的年代為公元前8 世紀，來自塞浦路斯地區。塞浦路斯是地中海東部的一個島國，位于歐洲與亞洲的交界處，是連接中東、非洲和歐洲的交通樞紐。公元前10 世紀中到公元前7 世紀間，這里流行一種腹部呈橫向蠶繭狀或桶形的容器，壺體上繪幾何紋、花卉紋、鳥紋等圖案。這類器物多發現于墓葬中，推測用于盛放供品。體量小者被認為可能是香水瓶，大者則用來貯存和運輸酒或橄欖油一類的液體。值得注意的是，其造型與流行于戰國中晚期到秦漢時期的繭形壺極為相似。國內學界早有留意，但繭形壺以何種方式從地中海傳播到中國，仍有待深入研究。

眾神石雕（圖2-3）。這件公元前3—前2 世紀的石雕來源于東地中海地區，工匠以浮雕的方式在其正面塑造希臘眾神的形象，包括中央眾神之王宙斯，左側手持棍棒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以及三相女神赫卡忒。早期赫卡忒是天空、大地與海洋的女神，而晚期則被視為掌管幽靈、魔力和咒語的女神，形象三頭三身六臂，多現于三岔路和十字路口。頗值得注意的是，赫拉克勒斯后來又被佛教借用，成為護法神形象；而三相女神的變換則很可能也是佛教三頭六臂形象的淵源之一。

圖2-3 石雕女神像

圖2-4 玻璃執壺

4—5 世紀的執壺便反映出古羅馬的玻璃工藝工匠高超的技術水平，口部制作成三瓣式的花口，便于傾倒液體時把握流向；口沿底部至肩部連接有把手（圖2-4），便于持握。這種器型的瓶或壺也被稱作“奧伊諾丘（Oinochoe）”，在希臘語中含有酒與傾倒的意思。這一花口造型也影響了中國隋唐時期的器物，且在鳳首壺一類器物上表現尤為突出。

正因其高超精良的制作工藝，羅馬玻璃器也成為絲綢之路上傳播范圍最為廣泛的器物之一。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地中海地區制造的玻璃已傳入漢地，成為銅劍、銅鏡等器物的重要裝飾物。隨著張騫鑿空西域，漢唐間絲綢之路的暢通使得西方玻璃更是大量進入中國，造型各異的羅馬玻璃器屢屢發現于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同時，漢地陶瓷與金屬器也開始了對這些外來器物的模仿，足以證明當時人們對這類舶來品的珍視。

雅典娜頭像銀幣（圖2-5），屬古希臘著名的錢幣品種之一。該銀幣重17.9 克，正面為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側臉，背面是雅典的圣鳥—梟，故亦常稱作貓頭鷹幣。這類銀幣是古代地中海世界最為重要的國際通貨之一。希臘的雅典一帶有著優質的銀礦山，為雅典城邦文明與海上貿易的繁榮提供了重要的礦產資源保障。

圖2-5 雅典娜頭像銀幣（正面）

圖2-5 雅典娜頭像銀幣（背面）

英雄戰爭圖圓筒印章（圖3-1），屬于兩河文明的典型器物。這類圓筒印章多以石、金屬或燒制的黏土等耐用材料制成，其中心有縱向鉆孔，以便穿戴；常用于蓋印封泥，以確保密封文書未被打開。印章刻工需要在有限的器表上雕刻出紋飾，使其在滾動壓印的過程中得以印制出左右連續的圖案。

圖3-1 英雄戰爭圖圓筒石印章

公元前15—前13 世紀，以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米坦尼王國成為早期玻璃制作的中心。玻璃首飾便制作于這一時期，反映了玻璃工藝早期階段的面貌（圖3-2）。公元前1 世紀，敘利亞人創造了吹制工藝，由此開啟了玻璃器皿的批量生產。

圖3-2玻璃首飾

圖3-3 圓形玻璃切子碗

圓形切子碗，即圓面磨花玻璃碗（圖3-3）。這件玻璃碗的年代為5—7 世紀，屬于典型的波斯帝國薩珊王朝時期的玻璃器，為伊朗中南部制品。碗壁紋樣由玻璃冷加工過程中的切割打磨工藝制成，在日文語境常稱作“切子”。隨著波斯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的活躍，薩珊玻璃器的傳播更為廣泛，遠輸東亞。國內考古發現的薩珊玻璃器以北朝至隋唐時期居多，如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的玻璃碗、陜西西安東郊長樂路隋清禪寺塔基的玻璃瓶等；位于陜西扶風的唐代法門寺地宮中更出土了不少西亞伊斯蘭時期的玻璃盤。

圖3-4 天馬形銀來通

圖3-5 鑲銀板獅紋銅杯

天馬形銀來通（圖3-4）。這件銀來通為約公元前4 世紀的制品，其前端為雙翼天馬的前半軀體，使用時器身中的液體可通過馬前足間的小孔流出。古希臘克里特島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現來通，后廣泛傳播并流行于西亞、中亞。來通還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最著名的一例為陜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鑲金獸首瑪瑙杯。唐三彩中也多見創意仿自來通的獸角形杯。

獅紋杯（圖3-5），這件深腹銅杯外側裝飾有加工過的銀板，銀板上端有一周石榴果實裝飾紋帶，其下飾有獅子，頭部突出，富有強烈的立體感，展現了古代波斯金銀器精湛的金屬加工工藝。

伊朗南部埃蘭文明裂瓣紋銀器是古代波斯的代表器物（圖3-6），2005 年山東青州西辛村戰國齊王墓地便出土了兩件埃蘭風格裂瓣紋銀盒，可見戰國時期東西方海上交通之一斑。隨著海陸兩條絲路上商旅、僧眾的頻繁往來，大量波斯金銀器也在漢唐時期傳入中國。帝王狩獵熊紋盤（圖3-7），即是流行于古代波斯地區的典型銀器，同類器物在我國北朝墓葬中也有發現；盤上表現的狩獵場景，在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各類器物上更是屢見不鮮。中古時期西方工匠的到來還使異域工藝得以傳入，國內工匠通過學習、模仿、改制創新，到隋唐時期已能根據本土所需，制作出融合傳統特色的產品。本土制作的金銀制品中，以陜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銀器，如金筐寶鈿團花紋金杯、鎏金雙狐紋雙桃形銀盤、鎏金團花紋銀盒等最具代表性。

在絲綢之路發達暢通的隋唐時期，中亞地區的絲綢織造業發展迅速，形成了如“粟特錦”“波斯錦”等著名織錦品種。雙瘤牛聯珠紋錦為8—9 世紀制品，其主體圖案為兩頭以圣樹為中心相對而立的瘤牛，外圍飾一周聯珠紋，為常見的中亞織錦設計（圖3-8）。這類織錦在中國的新疆吐魯番與青海都蘭等地也多有出土，其聯珠紋裝飾也成為中古時期漢地最流行的異域風格紋樣之一。

燃燈佛授記石雕是佛本生故事的藝術表現（圖4-1），這則圖像既是佛本生系列故事的尾聲，也是佛傳故事的開篇，預示了佛陀的轉世誕生。石雕表現燃燈佛為釋迦牟尼的前世即婆羅門青年云童（斯美達）授記的故事，中間為燃燈佛，右側為云童正向賣花姑娘買花的場面，左側下方為云童解開長發布于泥地讓佛陀行走的情景，上方是云童合十禮敬佛陀與身體升至空中的情形。

圖3-7 帝王狩獵熊紋銀盤

圖3-8 雙瘤牛聯珠紋錦

佛傳故事的核心內容包括誕生、出家、成道（降魔）、說法、涅槃等，即佛經中講述的“乘象入胎”“逾城出家”“降魔成道”“初轉法輪”“雙樹涅槃”等故事。佛傳故事的繪畫與雕塑，對釋迦牟尼的經歷起著渲染、神化的作用。以1—3 世紀的佛傳石雕為例，其中部鏤空，推測作為佛塔底座上放置舍利容器所用（圖4-2）。石雕四面裝飾有佛傳故事，分別為佛陀誕生、夜半逾城、證道成佛、初轉法輪。這些佛教圖像經由西域傳入漢地，也成為漢傳佛教藝術的重要圖像之一。

圖4-1 燃燈佛授記石雕

圖4-2 佛傳故事石雕

圖4-3 犍陀羅佛像展示

犍陀羅佛教藝術融合了希臘、羅馬、波斯和印度等地多元藝術的表現技巧，極具立體感和寫實性，因此也被稱為“希臘化佛像”，又因為類似希臘羅馬太陽神阿波羅形象而被稱為“阿波羅式佛像”。（圖4-3）。以當中一件佛陀立像為例（圖4-4），該石像高109厘米，身穿通肩袈裟，左手提衣角，右手施無畏印，站立于重瓣覆蓮臺座上。臺座正面為比丘面向舍利容器進行禮拜的場面。值得注意的是，佛像重心落于一腳上，從身上衣紋褶皺下垂的擺向也可觀察到其中心偏向一側，屬于典型的希臘化藝術風格。另一件同屬犍陀羅風格的觀音菩薩半跏思惟像則表現出更為復雜的場景（圖4-5）。這件造像為樹下思惟菩薩像，兩側脅侍站在蓮臺上手持花網，菩薩的腳旁有兩位合掌的比丘，頭部兩側以浮雕手法表現象征供養者的夫婦像。

秣菟羅菩薩頭像以砂巖雕琢而成（圖4-6）。菩薩裹頭巾，眉間有白毫，面部富有肉感，頭飾上有印度的靈鳥迦樓羅；頭巾上則未鑲嵌犍陀羅佛像上常見的金屬或寶石。

圖4-4 佛陀石立像

圖4-5 觀音菩薩半跏思惟石像

除了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中北部的秣菟羅，南部的阿馬拉瓦蒂同樣為早期佛教藝術三大流派之一。阿馬拉瓦蒂是南印度安達羅王國的一座小城，曾建造有巨大的佛塔和諸多浮雕，其佛塔更與北方桑奇大塔、巴爾胡特大塔等并稱于世，惜于19世紀初被拆毀，現存主要構件藏于大英博物館與當地博物館。阿馬拉瓦蒂地區的佛像制作在2 世紀中期達到鼎盛，主要利用石灰巖進行雕刻，用作裝飾大佛塔的基壇側面，如佛塔石雕，據推測也應屬此類建筑浮雕裝飾（圖4-7）。

圖4-6 砂巖菩薩頭像

這些犍陀羅、秣菟羅與阿馬拉瓦蒂佛教造像中，可以觀察到印度佛教，乃至聯想到中國佛教藝術形成的各種復雜因素。漢唐時期，中國文化和藝術得益于絲綢之路的暢通而興盛，東西方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促進了文明互鑒。佛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便是宗教信仰方面的重要例證。由于大量的西域僧人來華與漢地僧人西行求法，西方佛教的典籍與圖像藝術逐漸傳入中國，印度三大地域佛教藝術也沿著絲綢之路的陸地與海洋兩線影響了中古佛教藝術的歷史進程。事實上，印度與中國的佛教藝術均為東西方文明共同努力的成果，尤其是佛教造像所表現的由希臘、羅馬、波斯到印度、中國之間跨地域文化傳播的強大影響。

從1979 年開始，平山郁夫先后20 余次來到敦煌，并創作了大量的敦煌題材作品，為弘揚敦煌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1990 年，平山郁夫捐贈100 萬美元設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基金”，用以資助敦煌學研究；1994 年又捐贈兩億日元，成立了“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平山郁夫熱衷于絲綢之路與敦煌藝術題材創作，曾出版《絲綢之路素描集》《敦煌：歷史之旅》等，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釋迦涅槃像》正是平山郁夫于1979 年第一次到訪敦煌時創作的水彩素描，描繪了莫高窟第158 窟中的佛陀涅槃像（圖5-1）。該塑像也是敦煌石窟中最大的佛陀涅槃塑像，釋迦牟尼支頰側臥，姿態安逸。平山郁夫運用柔和的色調，凸顯釋迦涅槃時的寧靜安詳。

圖4-7 佛塔石雕

圖5-1 釋迦涅槃像 1979 年

圖5-2 菩薩像 1999 年

圖5-3 敦煌莫高窟 1994 年

平山郁夫所臨摹的莫高窟第57 窟初唐菩薩像更是其寫生中的代表作（圖5-2）。該菩薩像原為壁畫上立于西方阿彌陀佛旁的脅侍菩薩，頭戴化佛寶冠，身飾瓔珞環釧。該畫作于1999 年NHK 特別節目組在敦煌拍攝期間。除了壁畫上飾件細節處的瀝粉堆金，平山郁夫還捕捉到了菩薩優雅端莊的神態。

除了上述壁畫、造像寫生，莫高窟風景也是平山郁夫敦煌寫生作品的一大題材。以創作于1994 年的寫生作品為例，平山郁夫采用了從鳴沙山俯瞰莫高窟與遠眺三危山的構圖方式（圖5-3）。1985 年，平山郁夫曾發表以同樣視角描繪的《敦煌鳴沙》與《敦煌三?！?，這兩部作品現藏于成川美術館。平山郁夫在追述這兩幅作品時強調，敦煌石窟因地處鳴沙山與三危山所環繞的自然環境中才得以保存至今；這也是他慣用這一構圖方式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