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長街宴的功能分析

衛夢夢 司漢武

【摘要】長街宴是哈尼族人慶祝新年、祭寨神的狂歡盛宴。作為宴飲儀式，長街宴不僅滿足了哈尼人對食物、健康、審美娛樂與安全的基本需要，還利用初級的分配與再分配體系滿足了哈尼人對公平或平均分配的制度需要；作為長街宴核心環節的祭祀儀式，滿足了哈尼人族群凝聚的整合需要；長街宴的群體性共享給哈尼人帶來了高度的集體意識與群體認同。

【關鍵詞】哈尼族；長街宴；功能分析；需要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長街宴是哈尼族一年一度的集體性宴飲盛會，素有“世界上最長宴席”的美譽。早在4000多年以前，居住在哀牢山、無量山一帶的哈尼族人就已發展出長街宴這種宴飲儀式，根據聚居地的不同，長街宴有“昂馬突節”長街宴、“苦扎扎節”六月年長街宴和“米索扎節”十月年長街宴三種不同形式。[1]除與漢族在每年除夕夜吃年夜飯慶祝春節類似以外，哈尼族長街宴更多表現出原始性、宗教性及群體性共享的特征。哈尼族長街宴與哈尼梯田已經成為哈尼族的兩大文化名片享譽世界，深入考察長街宴的內涵與功能對理解哈尼族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論

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于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權的需要，與全國其他地區農村一樣，哈尼族聚居地區也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哈尼族原有的文化習俗一部分被改變，哈尼族民眾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相對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保持了下來。改革開放以來，哈尼族的民間信仰、鬼神、巫術等文化習俗，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改變，長街宴卻得到了部分繼承甚至復興。作為哈尼族重要的文化元素，國內人類學學者對長街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它所表達的飲食結構、象征意義、起源與發展、文化適應與重構以及旅游開發中的文化保護等方面，對哈尼族長街宴文化功能的研究，公開的報道較為少見。

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功能學派將文化的功能分析立足于人的需求，即文化需在能滿足人的需要，尤其是基本需要時才能得到延續和發展。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觀認為文化其實是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包含物質、制度、習俗、宗教、法律、世界觀等，這些工具發揮著各自的社會功能。馬林諾夫斯基將文化滿足的人的需要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基本的需要，也就是滿足人的基本生存的需要，是人的首要需要；第二，引申的需要，也就是為了滿足基本需要擴展出來的社會生活的需要；第三，整體的需要，也被稱為綜合性需要，如宗教信仰、集體意識等。這樣，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論為考察哈尼族的長街宴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

二、長街宴滿足基本需要的功能

端午吃粽子、清明喝黃酒與過年吃餃子等，中國傳統節日的習俗大多與飲食相關，包括哈尼族在內的少數民族也不例外。作為宴飲儀式的長街宴，無疑首先滿足的是人的口腹之欲。在經歷一年的辛勤勞作后，長街宴成為一種“集體性狂歡”，區別于哈尼人的日常飲食習慣與形式，傳統的長街宴呈現出以野生動植物、肉類為主要食材的基本特征，這種“非日常性”通過野生食材的難以獲取與肉類較高的食用價值來體現[2]。野生植物由于其稀缺性經常被打上富含營養、有益健康的標簽，而肉類則是熱量的來源、優質蛋白的代表，在單位食物恒定的情況下，食肉對人類來說更具性價比。肉類的動物性蛋白質與植物性蛋白質不同，其熱量更高，還具有適量脂肪，能彌補原始社會日常飲食中油脂的缺失，能為人類帶來膳食的平衡、肌肉的增長與身體的健康。在長街宴的籌備中，哈尼人不惜囤積數月、耗材巨大，齊全家、全寨之力將長街宴辦得風光，大快朵頤，以慰辛勞。對野生動植物尤其是對肉類的偏好也表現出了哈尼人對健康與力量的向往。

在哈尼族遷徙史詩《哈尼阿培聰坡坡》中曾有明確記錄，長街宴比一般性宴飲更具儀式感，這種集體性宴飲在滿足口腹之欲的同時，還滿足了哈尼人審美娛樂的需求?！豆岚⑴嗦斊缕隆分性@樣描寫“昂馬突節”長街宴：“日子像谷哈的大水，轉眼淌到二月間，伙子打扮得攀枝花樹樣矯健，那最怕羞的女人也裝扮得比彩霞鮮艷……好聽的哈八不歇口，唱過天地又唱祖先”。[3]長街宴的這種儀式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服飾的莊嚴性。哈尼族的服飾充滿了民族特色，總體以該民族生命的保護色黑色或藏青色為主色，圖案以樸素的自然景色為主，包括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及花鳥等。[4]在長街宴舉辦時，著漢服被視為是極不尊敬寨神與祖先的行為，哈尼族男子需穿著精干的傳統服飾——對襟上衣和長褲，以黑布或白布裹頭，以示飽滿的精神狀態。女子也不例外，只是女子會特別為長街宴裝扮一番。在日常生活中，繁瑣華美的配飾為勞作帶來麻煩，但在長街宴上，婦女們在日常黑色或藏青色的傳統服飾上，增加更加鮮艷的刺繡與更加繁瑣的飾品，尤其是莊重華美的頭飾，充分展現制衣刺繡與配飾精致的美感，彰顯高超的制衣刺繡、制作配飾的水平及制衣者高明的審美；二是宴飲的娛樂性。在長街宴上，哈尼人能歌善舞的特征會得到充分的展示。長街宴中固定演唱的祝酒歌名為“哈八（惹）”，哈尼語音譯，由“咪谷”（類似于村長，村寨行政和宗教頭人）或村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演唱，唱完一段，周圍村民和聲助興。和聲有固定格律，常配以“蘇呵—依—蘇”之類的聲音。[5]在觥籌交錯與歡聲笑語中，哈尼人洗去勞作的疲累，以傳統的歌舞慰藉自己，娛樂族人，釋放天性。

與漢族年夜飯一般不邀請非本家族成員的“排外性”不同，哈尼人的長街宴開放歡迎各方來客。這與哈尼人熱情好客、愛好和平有關，也與滿足村寨與自身安全的需要有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發布的《哈尼族歷史沿革》來看，公元前384的秦朝年間至10世紀大理國時期，哈尼族僅因戰爭發生的全族性大規模遷徙就有三次之多[6]。歷史上，哈尼族先民每次遷徙定居，都會主動與周邊的民族修好，面對周邊其他民族的不友好甚至挑釁，也盡可能委曲求全，謀求和平方式解決沖突。[1]長街宴就為這種睦鄰友好、追求和平提供了機會，也滿足了哈尼人對村寨與自身安全的需要。哈尼族聚居的地方也分布著彝族、苗族等少數民族，各民族爭搶地盤與自然資源的現象在先民社會中隨處可見。長街宴上，咪谷會邀請周邊其他民族中德高望重的頭人前來赴宴，甚至普通村民、過路人也會被當作座上賓，與哈尼人同飲同樂。長街宴就成為哈尼族與周圍民族保持和平、維系友誼的聯歡會。

三、長街宴滿足引申的需要的功能

長街宴并不僅僅是幾桌酒席、一場狂歡，它背后還蘊藏著一套初級但卻非常嚴謹的分配體系，來滿足哈尼人對分配與再分配的制度需求。這種分配與再分配的制度集中體現在長街宴中最重要的食物——“祭肉”的分配過程中。

“昂瑪突節”長街宴前要殺豬，這時的豬并不能隨意選用，而是選取無雜色毛的“龍豬”來祭寨神與祖先神，這種用來祭寨神的豬肉被稱為“龍豬肉”。宰殺龍豬又稱“請龍儀式”，邀請龍來與全寨共渡“昂馬突節”。請龍儀式完畢，咪咕會當即將龍豬肉平分為與全寨戶數相等的份數，并分發給各家各戶。

牛作為農耕文明不可或缺的生產力，在自然經濟民族和社會中具有神圣的意味，故而與祈求豐收、歌頌勞動有關的哈尼族六月年“苦扎扎節”以（黃）牛肉為祭祀的祭肉，用來祭祀天神、土地神和祖先神。在“苦扎扎節”長街宴的籌備中，咪谷會集結青年男子在寨頭舉行“標?！眱x式（取一支類似標槍的長桿，力圖標中牛的心臟部位，標中后視為儀式完成，寓意來年風調雨順，此時舉寨歡騰），儀式完成后將牛肉等份分割，村寨內每戶均可領取祭肉——“份肉”?！胺萑狻钡姆峙涫敲繎艟?。

“十月年”長街宴前也要殺豬，這種豬肉叫做“生轟”，用來祭獻天神、水井神與祖先神等神靈。大部分哈尼族村寨保留著“十月年”期間每寨共殺一頭豬的傳統，如今部分哈尼村寨生活水平提高，也有少量物質充足的家庭以戶為單位殺豬祭祀。在村寨共殺一頭豬用以祭祀時，“生轟”也是每戶均分的，甚至連骨肉肝血也是配比均等，家家戶戶都要分到、分全。

祭肉的分配過程不僅體現在長街宴的籌備過程中，在開宴之時也有所表現。咪咕會再次象征性地給各家分配少量完成祭祀儀式后的祭肉，這時的祭肉是已經做熟、可以即刻食用的，或將各家食物混合分配給別家，營造同吃同樂、均等、公平的氛圍，祈求神靈保佑寨中每一戶人家，完成對祭肉的再次分配。

祭肉的分配過程看似原始樸素，但卻嚴謹有序，早已成為一種高度制度化的初級分配形式，即將資源收斂于一個中心，就后再次分發的分配與再分配形式[7]。從宰殺祭品開始到祭品的分割與配比，再到祭肉的均分到戶，甚至到祭肉的食用順序，這種制度化的分配方式極大滿足了原始社會中沒有文字以記錄規章制度、法律條文的哈尼人對制度的需要，而這種分配方式中蘊含的“公平性”內核也滿足了原始社會中哈尼人對平等的追求。

四、長街宴滿足整體的需要的功能

哈尼族長街宴的核心是祭祀文化，祭祀不僅僅是延續長街宴儀式的基礎，其本身也是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昂馬突節”長街宴，“昂馬突”一詞在哈尼語中就是祭寨神的意思。

哈尼人的信仰是哺育祭祀文化的土壤，它由兩個部分組成：泛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哈尼人的信仰使長街宴圍繞著對泛自然神與祖先神的祭祀展開，“昂馬突節”、六月年“苦扎扎節”與十月年長街宴祭祀時各有側重，但都包含著對哈尼人觀念中的農業保護神、村寨保護神與家庭保護神的祭祀。對這三類神靈的祭祀也嚴格按照“由大及小”的順序，祭祀的隆重程度也有較大區別。上文提到的《哈尼阿培聰坡坡》關于哈巴的描述中曾有“唱過天地唱祖先”這樣的順序，也從側面展示了神靈的等級劃分。

這種對神靈重要程度的排序體現了哈尼人一個共享的價值觀：村寨共同體凌駕于任何群體、次群體與個人之上。村寨共同體與家庭、個體之間因為這種共享的價值觀而呈現出一種結構性社會關系，并通過獻祭順序的先后、儀式隆重程度的不同等體現出農業保護神與寨神地位的崇高，從而描繪了村寨整體與家庭及成員個體之間、一種共同體與其成員之間支配與被支配的理想等級秩序，整個村寨的社會網絡因此得到有效編織和強化[7]。

除了祭祀儀式，長街宴的籌備與宴飲過程也將村寨串聯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村寨的寨神是村寨的象征，在哈尼人看來，寨神是村寨最為重要的保護神。在舉辦長街宴時，村寨的精神氣質被擬人化為一個形象——咪谷，也可以認為“寨神”這一虛擬保護神被短暫地附著在了咪谷的身上，咪谷的崇高地位也從側面顯示出村寨共同體的重要性[7]；另一方面，咪谷作為村寨祭祀的首領，對長街宴儀式的推進有調控的權力，祭肉的分配與流動、祭祀團體的選擇與社會關系的動員等諸多事宜，在咪谷的主持下有條不紊地推進，村寨在長街宴儀式的推進中被縱向串聯為一個整體。

這種網格化的編織與縱向的串聯，將哈尼村寨凝聚成一個緊密結合的有機整體。長街宴儀式尤其是祭祀儀式滿足了哈尼人精神層面的需求，發揮著凝聚村寨共同體的整合功能。從另一方面來說，長街宴中的祭祀儀式也在周期性的重復中傳遞、穩固著哈尼人的信仰，傳承著哈尼族的傳統文化、文化認同與民族凝聚力。

五、結語

哈尼族長街宴不僅表現出原始性與宗教性的特征，還表現出群體性共享的特征。這種群體性共享有兩層含義：第一，宴飲的準備與正式儀式中哈尼族人對食物的群體性共享；第二，宴飲正式儀式中哈尼族人與祖先、鬼神一同進食的共享。

與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不同，閉塞、原始的哈尼社會長期處于自然經濟的狀態，自然經濟給哈尼族人帶來的是高度的集體意識。

徐平教授在對羌村社會文化的研究中曾指出，文化的本質在于適應，“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的不斷適應，積累起來則形成民族的傳統文化體系”[8]。哈尼族文化最早的適應便是對自然環境的適應。在哈尼族數次大規模遷徙中，遷入地多是水土豐美之地，后穩定聚居在云南地區的哈尼人高度依賴聚居地相對優越的自然資源，自然也受制于群山阻隔，與外界交流、交換、交往困難。勤勞、不畏辛苦的哈尼人在農耕文明中自給自足，減緩了步入交換經濟的步伐。通過農耕與狩獵，每個家庭只能獲取有限的資源，尤其是野生動物資源。但動物蛋白卻是他們重要的營養來源，分享、共享這有限的食物資源便能使其他人也有些許享受。提供菜肴的人家自然也會展示自己的勞動成果，并獲得某種榮耀。長街宴就是這樣在交換、共享中將宴飲儀式的食物資源發揮出最大的效用，無論莊戶今年的生產狀況如何，在長街宴中均可均等地獲得祭品，在共享中獲得較為優質的食物，這種共享甚至具有一種原始共產主義的色彩。再者，顛沛流離、族運多舛的哈尼人比漢族人更依賴集體，凝聚成為一個高度集中的集體可以減輕自然災害、外來入侵帶來的傷害，降低生存的成本。由此也反映出人類社會性較為原始和樸素的一面。

自然經濟條件下的群體性共享在長街宴中主要體現在文化參與者在宴會情景中對食物的共享，以及文化參與者與他的世界觀中共有的祖先、鬼神在宴會情境中對食物的共享。

哈尼人認為，在宴飲儀式中舉族歡騰不僅只是參與者參與其中，祖先與鬼神也在其中，與他們一起共享食物、共享歡樂。祖先崇拜與自然崇拜構成了哈尼人的世界觀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在長街宴儀式中，這種全族共享的意識構成了一個宏大的人、祖先與鬼神同樂的世界。即使是現在，哈尼族人也堅信在長街宴上，祖先與鬼神在與自己一同飲酒進食、分享歡樂。這種全族共享的意識帶來的是高度的群體認同，即使宴飲儀式中外族人被當作貴客，但他們也無法與哈尼人產生共情。長街宴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族內歡騰，不僅強化了哈尼人的民族認同，也發揮了區隔外人的作用。

長街宴的群體性共享帶來了高度的集體意識與群體認同，使哈尼族村寨在原始、閉塞的條件下不斷發展，在歷史的洪流中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在哈尼族長街宴這種文化形式的起源和發展過程中，它滿足了哈尼人對食物、健康、審美娛樂和村寨安全的需求，也利用儀式中蘊含的初級分配與再分配體系滿足了哈尼人對公平或平均分配的制度需求，最重要的是長街宴的核心——祭祀儀式，滿足了哈尼人凝聚村寨共同體的整合需求；最后，長街宴的群體性共享帶來了高度的集體意識與群體認同。

長街宴作為哈尼族的文化符號，它的延續無疑是因為滿足了哈尼人某種需要，但當代長街宴的復興已不再單單是滿足需求那么簡單。改革開放以來，資本的進入使某些地區、村寨的長街宴漸漸顯示出商業色彩，其原始性與宗教性內核面臨丟失的風險。雖然當代學者在長街宴的現代化中提出了它的文化展演與經濟訴求功能，[9]但任何一種文化形式在適應與重構中都必須探討傳統性與現代性如何平衡的問題，長街宴作為哈尼人的文化符號，怎樣保持、延續其傳統性內核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而長街宴這種文化形式在未來怎樣發展才能滿足哈尼人既保留傳統又能獲取現代性的雙重需要，也是未來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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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鄭宇.儀式、經濟與再生產——以云南省紅河州元陽縣箐口村哈尼族“昂瑪突”儀式為例[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31（01）：49-53.

[8]徐平.文化的適應和變遷：四川羌村調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0.

[9]盧鵬.經濟訴求與文化展演——關于綠春縣城長街宴的人類學分析[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03）：133-136.

作者簡介：衛夢夢（1995-），陜西華陰人，管理學學士，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在讀研究生，主要從事文化社會學、社會貧困理論研究；司漢武（1963-），甘肅靜寧人，農學、法學雙學士，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理論社會學、科學方法論和異化與文明的關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