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語言景觀的類型、特征及研究視角

尚國文 周先武

提 要 語言景觀研究主要探究公共空間中的多語表征所反映的社會意義。早期的語言景觀研究側重考察靜態、情景化置放的典型語言標牌，而近年來城市空間中邊緣性語言標牌也開始受到關注。本文根據國外相關研究，綜述非典型語言景觀的類型、特征及研究視角，闡釋其作為社會符號的價值和功能。分析認為，以游行標語、車身廣告、涂鴉、街頭藝術、T恤衫、網絡界面、語音廣播等為代表的非典型語言景觀作為現代都市生活中的話語，常具有移動性、臨時性、多模態性、越界性等區別性特征。研究者可以從對話性、城市政治、語碼優選、語言權勢、場所符號學等多個視角對非典型語言景觀加以研究，揭示邊緣性標牌上的語言文字選擇和呈現所蘊含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現實。本研究將有助于語言研究者認識非典型語言景觀的社會符號意義，為我國的語言景觀研究開拓新視野。

關鍵詞 語言景觀;非典型標牌;社會符號;城市話語;城市空間

中圖分類號 H0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1014（2020）04-0037-12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00403

Peripheral Linguistic Landscape： Sign Types， Feature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Shang Guowen and Zhou Xianwu

Abstract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ies mainly examine the social meanings underlying the visible representation of multiple languages and scripts in public space. While the typical， static and situated signs have long been the central focus in relevant research， the untypical and peripheral signs are receiving increasing academic atten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decade. Based on published literature on the meaning-makings of untypical signs， this paper makes an overview of the topics and perspectives of peripheral linguistic landscape research with a purpose to advance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o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s of semiotic assemblages in urban life. It shows that the multimodal languages/symbols displayed on demonstration slogans， mobile advertisement， graffiti， street art， T-shirt， webpages and train/bus announcements are all public discourses in the city space， and their defining features vis-à-vis typical signs include mobility， short-livedness， multimodality and transgressiveness. The peripheral linguistic landscape can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alogism， urban politics，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power and place semiotics to reveal the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sociocultural realities behind the language choice and display. This overview may be helpful for researchers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social semiotic value of peripheral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open new horizons for Chinas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y.

Key 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 peripheral signs; social semiotics; urban discourse; city space

作者簡介：尚國文，男，挪威卑爾根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漢語語法等。電子郵箱：guowen.shang@uib.no。周先武，男，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認知語言學、計量語言學、語言景觀。電子郵箱：wenphey@163.com。

一、引 言

語言景觀研究是當今社會語言學和語言政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課題，它以城市環境中官方和私人標牌上的語言文字使用為切入點，旨在“描寫和識別公共空間中語言呈現與否的系統規律，了解多元形式語言景觀創建過程中的動機、壓力、意識形態、反應以及決策等”（Shohamy & Ben-Rafael 2015）。語言景觀的考察對象一直以來都是以路牌、街牌、樓牌、廣告牌、商鋪招牌、告示牌、警示牌等傳統、靜態的標牌為主。但實際上，現代城市環境中還存在著許多非典型、邊緣性的語言標牌，如車身廣告、電子屏幕、標語口號、涂鴉、文化衫等。這些標牌載體和標牌文本或移動，或變換，或臨時呈現，或違規書寫，但它們都是語言景觀的組成部分，在城市交際實踐中發揮重要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Landry & Bourhis 1997）。由于不夠典型、收集困難等原因，這類標牌在早期的語言景觀研究中鮮有涉及。Marten et al.（2012）認為，在當今的電子數碼時代，語言景觀研究只聚焦傳統標牌便顯得過時、不完整。Moriarty（2014）也指出，現實空間是多元、流動和不斷變化的，只關注靜態、固定的標牌是傳統語言景觀研究的一大缺陷。近年來，語言景觀研究的范圍不斷擴大，動態變幻的標牌甚至聽覺符號、嗅覺符號（符號景觀，semiotic landscape， Jaworski & Thurlow 2010）都進入了研究視野（Pütz & Mundt 2019）。邊緣性的語言表征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語言景觀研究的維度和主題都得到了拓展。對非典型語言標牌上的語言實踐加以分析和解讀，不僅可以豐富語言景觀研究的實踐，甚至能揭示一些傳統語言景觀研究無法發掘的語言規律和社會語言現實。

在中國，語言研究者對于各類標牌上語言使用（常稱為“公示語”）的考察由來已久，成果豐碩，其中尤以公示語翻譯策略的探討最為引人注目（李增垠2013）。不過，以探究語言與社會之間關系為目的的語言景觀研究才剛剛起步，一些比較重要的實證研究（如徐紅罡，任燕2015;彭國躍2015;俞瑋奇，等2016;王克飛，葉洪2016;李麗生，夏娜2017;劉楚群2017）都是以常見的傳統語言標牌為對象來考察城市多語現象，而對于非典型語言標牌幾乎都未涉及。鑒于國際語言景觀研究中“語言標志的邊界不斷擴大”（徐茗2017），國內研究者也應考慮將非典型標牌納入研究范圍，以揭示更多語言使用與社會、人群、政治、經濟、政策、身份地位等因素之間細微而復雜的關系。

在本文中，我們將城市空間中傳統標牌以外的語言文字所構成的語言景象稱為“非典型語言景觀”。那么，非典型語言景觀包括哪些文本形式？非典型標牌與典型標牌相比有何異同？非典型語言景觀能反映什么樣的社會現實？研究者應該從哪些方面加以研究？本文通過梳理非典型語言景觀研究的文獻來解答這些問題，以幫助讀者了解當前國際語言景觀研究的相關動態。本文的討論將有助于語言景觀研究者進一步開拓思路和視野，推動我國語言景觀研究的深入開展。

二、非典型語言景觀的類型與功能

非典型語言景觀所涵蓋的標牌類型眾多，形式各異，有些“標牌”甚至沒有實體框架。下面我們選取學界關注比較多的幾類非典型標牌加以說明，討論它們在城市空間語言表征中的特征和社會交際功能。

（一）游行標語

示威游行是公眾參與社會政治事務、通過論爭表達立場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目的是引起人們對某些社會事件的關注，影響公眾認知和輿論，最終形成或改變政策和法規（Hanauer 2012，2015;Shiri 2015）。標語是所有游行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宣傳工具。Hanauer（2012）指出，示威標語在城市空間出現時能發揮3種功能：（1）戲劇性植入（dramatic interjection）功能。在人們熟悉的地點短時性地植入政治聲音，影響公眾的意識。（2）信息功能。標語可以向公眾傳遞多種信息。（3）對某個群體或某種主張表達異見或認同。游行標語有多種形式，包括手持標牌、橫幅、海報、旗幟、汽車貼紙、傳單、服飾標語等，加上圖片、口號、音樂和歌曲、數字和社交媒體等手段，隨著游行隊伍形成一道移動的語言景觀。這些自下而上的語言標牌在示威活動中似乎有一定的功能分工。例如，手持標牌可以用來陳述訴求或不滿;橫幅是游行活動和示威者立場的主旨陳述;而旗幟則是忠誠的象征;呼喊和音樂等聽覺手段可以吸引人們的關注（Messekher 2015）。游行標語體現公眾在社會政治事務決策中的存在感和參與感，它們既反映示威群體的心聲，又具有強烈的政治動機。這種由游行參與者利用某個場所空間而臨時構建的語言景觀，能讓人們有機會了解游行活動本身的緣由和目標，同時也了解當地社會的語言實踐。

（二）車體及動態廣告

在都市空間中，公共標牌和私人標牌大多出現在固定的載體之上，供讀者閱讀。而固定的標牌在信息傳播方面有明顯的局限性：人們經過標牌所在場所時才有可能成為讀者，因此讀者覆蓋面較有限，信息傳播較被動。相對來說，移動的標牌則優勢明顯：信息隨著標牌載體的移動可以傳播到更廣的范圍，吸引更多的潛在顧客群。鑒于此，移動的車體成為現代商業廣告的一種重要的傳播載體。在城市街道上，公共汽車、貨車、出租車等車體表面常常成為商家和公益廣告的投放平臺，通過車體的移動性來增加廣告信息的傳播和影響。公司和產品的名稱、商標、標語等印刷在車身之上，生動的圖畫和簡短的文字共同構成一個巨型的廣告牌。隨著車體在市區街道來回穿梭，所經之處都可能引起人們（當地居民、行人和游客等）的關注，甚至能吸引其他交通工具上的乘客和司機的注意（Sculle & Jakle 2008）。除此之外，在電子科技時代，液晶屏幕上滾動式播放的廣告、互動式電子屏上的廣告、網頁或手機應用中的彈出廣告等新型廣告形式層出不窮。這種框架相對固定而內容不停變換的廣告牌與普通廣告牌相比更容易吸引人們的關注，從而起到較好的宣傳和營銷效果。

（三）涂鴉

涂鴉指的是在公共建筑的墻壁或設施表面所噴涂或刻印的文字或圖案，其內容多是政治主張表達、亞文化宣傳、非法廣告等。涂鴉大多是未經主管部門或設施所有者允許而書寫在街道或建筑墻壁上，屬于越界式置放的標牌（Scollon & Scollon 2003）。城市主管部門作為城市空間使用權的監管者，常將涂鴉等同于破壞市容;而涂鴉者挑戰城市主管部門建構的城市話語秩序，強行進入城市空間爭奪空間話語權，傳達某種信息或意識形態。尤其在多語、多文化或存有語言沖突的地區，街頭涂鴉常常成為少數族群宣泄不滿的工具，對本族群語言在當地語言政策和實踐中被邊緣化的現實表達憤怒和抗議。例如，在摩爾多瓦首都基希訥烏，官方街牌用羅馬尼亞語（拉丁文字）呈現，而在它旁邊，俄語（西里爾文字）街名以涂鴉的形式粉刷在墻壁上，這一方面可以方便不懂羅馬尼亞語卻通曉俄語的讀者，從而給街道上的商鋪帶來商業利益;另一方面，這種涂鴉表達了書寫者對俄語被邊緣化、羅馬尼亞語作為唯一國語的官方政策的不滿（Muth 2014）?？梢?，涂鴉是個人或群體挑戰既有的話語秩序、表達政治和權利主張的手段，往往具有強烈的政治動機。

（四）街頭藝術

藝術創作者在城市公共空間所創作的視覺作品屬于高級形式的涂鴉，常被視作一種街頭藝術。與一般涂鴉不同的是，街頭藝術主要以圖畫為主，有時也會配上少許文字，供讀者觀賞。街頭藝術以街道兩側的墻體作為畫廊，以非傳統的方式與公眾交流，傳達創作者對于社會議題、審美價值等的觀點，引起人們的思考（Pennycook 2009）。很多街頭藝術是未經有關部門批準的創作，從而遭到城市管理部門的管制和清理。但街頭藝術并非總是以挑戰或對抗政府的立場或政策為目的，有時則是為了增加城市的美感。Papen（2012）對德國柏林普林茨勞貝格（Prenzlauer Berg）街頭藝術考察發現，街頭藝術的創作目的除了反商業化之外，有些是為了對城市的空間生活發揮積極影響，融入并美化城市環境。由于街頭藝術和涂鴉能讓城市空間更具吸引力，這種以繪畫和書法為主體的邊緣藝術形式有時也會被商品化，成為當地旅游景觀的一個賣點。不過，這種具有亞文化資本的景觀常常具有排外性，一般只有該文化圈內的人員才能夠讀懂（Pennycook 2010）。

（五）T恤文化衫

T恤衫上的圖畫和文字在城市語言景觀中也很常見，如大型活動文化衫、旅游文化衫、機構或公司文化衫等。身穿文化衫行走在路上，當事人本身便成為移動的標牌，其身體成為語言景觀中的一部分，參與意義潛勢的構建（Caldwell 2017）。T恤衫文字作為移動的標語可以引起讀者情感或心理上的某種反應，從而幫助當事人達到宣揚個性、宣傳或營銷等目的。例如，男士身著印有“I love SWEDISH GIRLS”（我愛瑞典姑娘）的T恤衫在街上行走，其異性戀價值取向便通過物化符號的形式展現出來（Milani 2014）。文化衫有時也可成為增進少數族群文化認同的工具。例如，Coupland（2010）發現，在英國威爾士地區，英語是主導語言，威爾士語是少數語言，而官方部門推行英語和威爾士語的平行雙語政策。當地商家推出以威爾士語書寫的T恤文化衫，借助威爾士語文字的象征意義來激起民眾的元文化意識及歷史價值觀，吸引本民族的顧客，從而為商家帶來經濟利益。而在示威活動中，胸前或背后印有標語的文化衫，則能通過自由主義的方式表達對權威和社會不公的反抗（Sculle & Jakle 2008）?？梢?，文化衫具有表達個性主張、身份認同、政治訴求以及商業營銷等眾多社會功能。

（六）網絡界面

網絡空間中的多語現象常被稱作網絡語言景觀或虛擬語言景觀（Ivkovi? & Lotherington 2009; Troyer 2012）。例如，網頁上提供多種語言界面的接入按鈕，讓讀者選擇熟悉的語言進行閱讀和操作;使用多種語言形式對同一信息進行并列呈現;某種語言的網頁中嵌入其他語言形式呈現的廣告、宣傳圖片等。在當今的網絡科技時代，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上網者可使用自己的本族語參與多種網上互動（如上傳、分享、編輯、評論等），形成在同一個頁面上多語共同交際的場面。網絡平臺是現實公共空間的延伸，其多語呈現也具有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Troyer 2012）。一方面，多種語言并存的話語實踐為世界各地持不同語言的讀者提供信息服務;另一方面，網絡界面中不同語言的分布比例也可反映當地的語言結構和語言意識形態。Ivkovi? & Lotherington（2009）考察俄羅斯聯邦政府的網站發現，俄語是網站的主要語言，網頁上雖有英語，但英語只出現在邊緣位置，簡單標題之外并無英文內容，這顯示非俄語讀者的需求基本不在網站設計者的考慮范圍之內。這種網絡語言景觀充分說明俄語作為主導語言的官方定位?？梢?，網絡界面的語碼選擇和內容呈現形式能夠反映某些具體語言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

（七）語音播報

在公共空間中，語言除了以視覺符號形式出現之外，也常常以語音形式在交際者之間傳播。這種口頭形式的語言在城市空間中的選擇和應用可稱為聽覺語言景觀或簡稱語聲景觀。目前語聲景觀的研究主要側重對公共交通上語音廣播的考察，揭示語言及其使用者的權勢和地位（Sifianou 2010;Backhaus 2015;Hu 2019）。比如，Sifianou（2010）和Backhaus（2015）分別對希臘首都雅典和日本東京地鐵上的語音播報進行了收集和分析，以探究作為共通語的英語在語聲景觀中的特征。雅典地鐵站的廣播使用希臘語和英語兩種語言，而東京地鐵上則使用日語和英語雙語廣播，為本地人和國際游客提供信息服務。Sifianou（2010）發現，希臘地鐵廣播中使用的英語受希臘語結構的影響，在語音、詞匯語法以及語用方面與內圈英語（英國英語）相比都有一定的不同，說明當地不刻意遵從內圈英語的規范。而Backhaus（2015）對東京山手線地鐵車廂內的語音廣播進行分析后發現，英語都是以內圈英語（美式英語）為標準的，除了語音上受日本發音習慣的影響與美音有所差別外，其詞匯語法和語用都是遵循內圈英語的規范，本土化的程度很弱?？傊?，城市環境中的語音播報、宣傳廣播、叫賣、人際交談等都屬于當地的語聲景觀，其語言選擇和使用都屬于廣義語言景觀研究的范疇。

（八）其他非典型語言標牌

除了上述非主流的語言標牌之外，其他一些邊緣性的語言標牌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如標簽、宣傳冊、傳單、鈔票、郵票、車票、賬單、報紙、書籍、明信片、菜單、紋身、雕塑文字、熱氣球、汽車貼紙等（Reh 2004; Sculle & Jakle 2008; Sebba 2010）。例如，紋身者將人體皮膚作為意義構建的場所，通過人體皮膚上刺繪的文字、符號或圖案向閱讀者傳達身份認同、信仰等信息，Peck & Stroud（2015）稱之為體膚景觀（skinscape）。汽車貼紙常使用一些簡短的文字或圖案，用以表明自我身份、生活態度、理想追求等，甚至純粹是為了娛樂、自嘲或幽默。刺繡樣板、冰箱貼、木質或金屬雕塑等含有文字元素的“語言實體”并不具有明顯的信息或實用功能，它們在城市空間中主要發揮詩學功能（Jaworski 2015）。此外，Pennycook & Otsuji（2015）指出，城市空間中的氣味可以幫助人們概念化各類場所，并與人群、活動、情感、語言等產生聯系，因此城市的氣味景觀（smellscape）也屬于符號景觀的研究范疇。我們相信，隨著語言景觀研究的日益深入，將來會有更多的非典型標牌進入研究者的考察范圍。

三、非典型語言景觀與典型語言景觀的異同

非典型語言景觀中的語言呈現在城市空間中屬于邊緣化的環境文字，與普通路牌、街牌、商鋪招牌等所構成的主流語言景觀相比，至少具有以下顯著特征：（1）移動性。動態的語言和移動的標牌在現代都市空間中日益常見，如車身廣告、屏幕廣告、文化衫等借助移動的載體將信息的傳播范圍無限擴大，從而起到更廣泛的營銷和傳播效果。而在游行活動中，移動的載體常成為游行者的宣傳陣地，以吸引更多人關注社會問題及示威者的立場。（2）臨時性。由于城市主管部門的管制和清理，游行標語、臨時海報、標簽貼紙、小廣告、涂鴉等在城市環境中的存在時間往往都是很短暫的，語音信息一般也是瞬時消逝的。這種臨時性的語言景觀往往需要采用較特殊的呈現方式（如反復張貼、重復播放等）來達成信息傳播的目的。（3）多模態性。與傳統語言景觀相比，非典型語言景觀的構成更加多元化，標牌常常包含多種模態形式：語音播報及游行口號屬于聲音模態，街頭藝術以圖畫形式為主，而戶外電子顯示屏上的廣告則往往結合文字、圖片、動畫、聲音等多種模態形式。多模態的標牌使得都市的語言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不過，由于語音播報、口頭交際、音樂及口號等形式在語言景觀中沒有實體框架，這就為“語言標牌”的界定帶來挑戰。（4）越界性。有些非典型語言景觀是未經政府部門批準的語言實踐，因此常常遭到當局管控。例如，涂鴉在官方話語中常常被看作亂涂亂畫、破壞公物，屬于違法行為。示威游行參與者通過標語和口號表達政治主張或宣泄情緒，這在很多威權主義國家也是不允許的。

需要指出的是，典型與非典型語言景觀是相對而言的，許多非典型語言標牌雖歸為非典型語言景觀之列，但在現代都市語言生活中卻是非常常見或普遍的標牌類型，如車體廣告、電子顯示屏、語音播報等。雖然非典型語言標牌與普通標牌在語言呈現方式上有諸多不同，但二者又有不少共性，比如它們都是創設者交際意圖和意識形態作用下的產物，都能體現突顯自我、充分理性、身份認同、權勢關系等語言景觀構建原則（Ben-Raphel 2009），在城市生活中投射標牌創設者與官方部門及其語言政策之間或團結或對立的關系。例如，車身廣告常使用亮麗的人物肖像或圖畫以及少量的文字，這種宣傳策略與一般廣告牌相比顯得與眾不同，從而更容易吸引過路人的注意。游行標語使用目標讀者能理解的語言來表達訴求，就是示威者理性分析目標讀者語言能力的體現。T恤文化衫、紋身等常?？梢苑从钞斒氯说膫€性和身份認同，而語音播報中所選擇的語言通常能體現它在當地語言生活中具有較高的權勢和社會地位?？傊?，非典型語言標牌與街牌、路牌、商鋪招牌等普通標牌同屬于現代都市空間的語言景觀，它們雖然具有不同的語言呈現方式，但其語言選擇都能反映當地的多語生態和交際秩序（Scollon & Scollon 2003）。

四、非典型語言景觀的研究視角

非典型語言景觀具有移動性、臨時性和多模態性等特征，與典型標牌相比，使用民族志方法采集語料要困難許多。對于非典型語言景觀的語料，目前的研究常采用質性研究方法，而對話性、城市政治、語碼優選、語言權勢、場所符號學等是比較常見的研究視角或分析框架。下面我們對這些研究范式分別加以簡述。

（一）對話性視角

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Bakhtin）認為，對話性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方式，所有的言語活動都是以對話為目的的，這種對話關系貫穿于整個人類語言（巴赫金1998）。如他所言，“語言的整個生命，不論是在哪一個運用領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學、文藝等）無不滲透著對話關系”（巴赫金1998：242），“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巴赫金1998：340）。

從巴赫金的話語理論來看，城市空間的語言文字使用本質上也都是對話性的：標牌制作者和所有者向讀者傳遞一定的信息，從而引起讀者言語、心理或情感上的某種反應。拿示威游行來說，各種模態的標牌上的語言文字及內容都不盡相同，但各種聲音匯聚在一起，共同構建成一個眾聲喧嘩和多聲部（polyphonic）的語言景觀（Shiri 2015）。標語、旗幟、T恤衫，包括呼喊的口號等多種模態同時運用，沖擊和顛覆既有的語言生活秩序和規范;每一種形式都會成為表達異見的手段，以引起周圍民眾及當權者的注意，對其態度施加影響，從而實現示威游行的勸說目的（Seals 2011）。示威標語/口號可以通過喊話的形式與當權者構建直接對話（Shiri 2015），也可以使用祈使和問句等形式向當局發問或表達訴求，喚起旁觀民眾的某種意識和情緒。只要示威標語和標牌具有可見性，這種潛在的對話性就會一直延續下去，而且話語占據公共空間的時間越久，對話性形成的影響就越大（Shiri 2015）。

在游行示威中，這些臨時性語言景觀主要是為了表達政治訴求，以對話性促成事態的解決。而不同語言書寫的標語往往承載著不同的對話功能。例如，Shiri（2015）發現，在突尼斯2010年底開始的示威游行中，絕大多數標語都是單語標牌，用阿拉伯語、法語或英語書寫，這些單語標牌構成的多語景觀反映了參與者身份的廣泛性和多元性。不過，不同語言在游行活動中所發揮的功能也不一樣：游行標語使用官方的阿拉伯語與當權者對話，而使用法語和英語向國際社會傳達參與者的主張和訴求，以尋求國際輿論的理解和支持（Shiri 2015）。盡管這些語言地位不同，甚至在社會語言生活中偶有沖突，但為了共同的目標臨時組合在一起，各盡其用，成為示威活動中和而不同的聲音。又例如，在意大利，每年3月1日的移民大游行基本都使用意大利語書寫的標語，使用移民群體自己族群語言的標語則非常少。Barni & Bagna（2016）認為，使用意大利語一方面向政黨、當地社會及大眾傳媒“喊話”，使自己的主張更可能被聽到、看到或讀到;另一方面，使用意大利的主體語言來表達問題和訴求，示威者旨在傳達一種身份認同的意義：“不要拿我們當外國人，我們屬于意大利?！?/p>

總之，非典型語言景觀本身具有內在的對話性，創建者使用哪些手段與閱讀者構建對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二）城市政治學視角

語言使用者常常把城市空間作為一個媒介，通過標語、涂鴉等語言行為來爭取或實現個人或群體的利益，而這些行為常常遭到當權者的阻撓和管制。語言行為者的主張及反抗與當權者的壓制之間的交互過程，可看作城市政治學^[1]的一部分（Davidson & Martin 2014;Mossberger et al. 2015）。標語屬于典型的政治話語，而越界式標牌對當權者制定的空間話語規則進行沖擊，這本身也是城市語言政治的表現方式。

公共空間中的涂鴉是人們對于社會、政治等問題表達意見的一種途徑。Pennycook（2010）指出，作為城市居民，涂鴉者意在通過涂畫的方式挑戰那些既有的認定，如“公共文化為誰服務”“公共空間由誰控制”“公共意象和文字由誰許可”“城市面貌由誰主導”等。人們常常對社會不公、現實殘酷、政策失當等心懷不滿，然而又無力改變龐大的社會體制，涂鴉就成為人們發泄不滿情緒的一種方式。以德國柏林的普林茨勞貝格來說，這里曾是民主德國（東德）統治下的一個落后的城鎮，從1990年東西德統一后開始，由一個工人階層為主的城區改造成一個現代化住宅高聳、商業店鋪林立的中產階級社區，曾經蕭條破落的街道景觀也迅速由色彩繽紛的商業廣告牌所占據（Papen 2012）。語言景觀的變化反映了當地所經歷的廣泛的社會變革，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歡迎這樣的改變。Papen（2012）研究發現，當地居民利用涂鴉表達對現代化開發的不滿。例如在新居民為消費主體的高檔飯店，墻面被噴涂“斯瓦比亞人滾出去”的標語，表達當地人反對外來新居民的聲音，維護地域主人的權利。因此，涂鴉者強行介入城市空間，通過打破景觀格局的方式聲索空間使用權，從而演繹城市政治中的權力與反抗。

游行標語和涂鴉等城市語言為政府的治理（Foucault 2007）帶來了挑戰。從城市政治的視角來考察非典型語言景觀所涉及的語言異見、沖突和對抗，可以幫助人們了解當地社會的語言環境及意識形態。

（三）語碼優選視角

在多語社會中，不同的語言常被用來發揮不同的交際功能。語言景觀中的語碼選擇是個核心議題，這在非典型語言景觀研究中同樣值得考察。例如，Pappenhagen et al.（2016）以錄音形式對德國漢堡圣喬治區21家百貨店內人員（包括店員和顧客）的口頭交際進行考察后發現，德語是主導交際語言，主要用于店員與顧客的交易對話;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是移民語言，主要用作閑聊、談論商品等，從而構建群體身份;而學校教授的外語（英語和法語）在語聲景觀中則非常少見，說明在當地不具有符號流通價值。

在語言景觀中，選擇讀者能理解的語言來書寫標牌是標牌語言選擇的一個重要原則（Spolsky 2009）。游行標語的語碼選擇通常都與預期讀者的語言背景有關（Kasanga 2014）：（1）使用英語，借助英語作為全球語言的地位，把標牌信息傳遞給全世界的讀者;（2）使用當地或區域語言，其目標讀者是當權者和當地民眾;（3）游行標語中出現多種語言，目的是把主張和訴求信息傳播給這些語言的使用者。這里標牌持有者是否懂得標牌上的語言內容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不會講英語的抗議者手持英語標牌呼喊口號也是常見現象?？傮w來說，英語所具有的交際潛勢使得示威者的訴求能夠被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所了解，英語標語/口號能影響閱讀者的認知和心理，從而使運動產生更深遠的國際影響。

交通工具的移動性為語言景觀的研究帶來極大困難（Jugenheimer & White 1991; Gorter 2006）。在目前關于車身標牌的研究中，研究者的關注焦點是車站廣告及車廂內部廣告中的語碼選擇。例如，Lock（2003）對香港港鐵炮臺山站至九龍塘站之間站臺和車廂內廣告牌及告示牌上的語言選擇進行了考察，發現中文和英語在官方和私人領域的地位并不一致。其中在地鐵車廂內的告示牌上，信息都是以中英雙語形式出現，中文在前、英文在后;而在私人廣告牌上，中英雙語則沒有這樣顯著的優先次序，大多數廣告牌上的品牌名稱使用英語書寫，而產品相關的其他主要信息則由中文提供。這說明雖然中文和英語在法理上在香港是地位平等的兩種官方語言，但在當地的地鐵語言景觀中，英語主要發揮象征功能，而中文承擔表意功能，二者的實際地位并不相同。而在泰國， Sutthinaraphan（2016）考察了曼谷輕軌捷運轉換站內的廣告標牌，發現雖然泰語是泰國唯一的官方語言，但87%的標牌使用了英語（英語單語或泰英雙語），只有13%的標牌使用全泰文。英語的使用一方面吸引外國游客及本地懂英語的人群對營銷品牌的關注，另一方面也為產品或服務增加了國際化、高端、時尚等符號意義。由于乘客在轉換站內停留的時間較短，閱讀信息的時間有限，廣告大多只包括標題、品牌名和廣告語（宣傳口號）等簡要信息，其中品牌名多使用英語，而其余重要信息則用泰語，這也體現出泰語和英語在語言景觀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工?？梢?，地鐵廣告的語言使用體現了英語在當地旅游業中的地位（Huebner 2006）：考慮到地鐵站乘客眾多、攝取信息時間短的特點，英語主要用于提高產品知名度和形象的營銷，而當地語言用來提供實質性信息。

由此可見，多語社會中的非典型標牌如何在不同語碼之間做出最優選擇，是非典型語言景觀研究的一個主要課題。

（四）語言權勢視角

在多種族混居的地區，政府為了照顧少數族群的利益，少數族群語言往往會被塑造成一種與主導語言地位平等的語言形式（如公共標牌上，主導語言和少數族群語言并行使用）。這種被構建出來的平等性往往并非真正體現語言在社會中的地位。那些未受官方操控的語言呈現可能會更真實地體現語言權勢。通過非典型語言景觀來看語言實質上的權勢和地位可看作語言權勢視角。下面我們以馬恩島和東歐城市基希訥烏的非典型語言景觀的情況加以說明。

馬恩島作為英國的皇家屬地，是一個獨立自治地區，以英語和當地語言——馬恩語作為官方語言。當地政府從1985年開始致力于復興馬恩語，將其作為當地民族身份的象征，構建英語和馬恩語雙語并駕齊驅的語言景觀（Sebba 2010）。Sebba（2010）對當地的語言景觀實踐進行調查后發現，在樓牌、街牌等官方標牌上，英語和馬恩語并用且凸顯程度相當，而在非典型標牌上，馬恩語則往往只是一個象征性符號。例如，在介紹緊急醫生服務的宣傳單和牛奶產品的外包裝盒上，主要信息以英語來表達，而馬恩語字符只在政府標志下方、英語標題下方以及頁面的邊緣位置出現，數量少且字號非常小;當地報紙報頭的顯眼位置都使用了英語和馬恩語名稱，但馬恩語字號明顯比英語小，而且除報刊名稱外，其他內容基本都以英語呈現?？傊?，普通標牌顯示馬恩語和英語表面上具有同等地位，但非典型標牌上的語言實踐說明當地真正的語言現實是英語占主導地位，而馬恩語屬于次要語言。

在摩爾多瓦首都基希訥烏，Muth（2014）調查發現，作為國語的羅馬尼亞語在普通標牌上是主導語言和優先語碼，而在非典型標牌上（如貼在樹干和燈柱上的招貼和小廣告、墻上的涂鴉等），俄語的使用量則明顯比羅馬尼亞語多，大多數制作者只使用俄語來傳達實質性信息。這說明雖然摩爾多瓦官方采用去俄化的語言政策，但由于在媒體和經濟領域中的使用及其曾作為族際共同語的歷史地位，俄語在這個蘇聯國家仍然是最有權勢的語言。因此，非典型語言景觀中的語言選擇與典型標牌有時會表現出很大差異，而這種差異恰恰體現了語言在多語社會中真實的權勢和社會地位。

總之，聚焦非典型標牌上的語言使用，研究者常?？梢园l現語言（尤其是少數族群語言）在多語社會中真實的語言權勢和地位，而這在普通標牌上往往是難以觀察到的。

（五）場所符號學視角

地理符號學（Geosemiotics）是Scollon & Scollon（2003）提出的研究“場所中的話語”的理論體系，主要關注現實空間中呈現的標牌、話語和行為所表達的社會意義。其中，標牌的置放方式所體現的意義屬于場所符號學的范疇。從場所符號學的視角來看，出現在具體場所中的任何形式的標牌和符號都具有意義潛勢，都是某種選擇的結果，而每一種選擇都能傳達獨特的社會意義（Scollon & Scollon 2003）。例如，有些T恤衫只印有某個地名，但出現在城市街道時仍能傳達一定的符號意義：身著印有“Bankok”的T恤衫，說明著裝人很可能曾有過曼谷旅游的經歷，也可能意味著此人對曼谷生活方式的認同或向往。即使遺棄在街道空間中的語言物品（如車票、傳單、煙盒），看似沒有什么語言意圖，但仍具有一定的符號意義。比如在巴黎街頭角落里，丟棄在地上的寫有羅馬尼亞文字的煙盒，從置放方式來說屬于越界式的存在，但它至少能說明巴黎和羅馬尼亞之間有人員流動（Kallen 2009）。Milani（2014）在美國華盛頓特區機場的一家報攤發現，面向女性讀者的時尚生活類雜志與面向男性讀者的政治、體育類雜志在貨架上擺放的位置以及空間排列很不一樣：女性雜志居中，男性雜志則置于外圍。這種置放方式說明，攤主在顧客的視覺消費過程中具有區別性別角色的觀念和價值。對于非典型標牌來說，其話語內容、置放方式、與讀者的交互形式等所體現的意圖和符號意義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

綜上所述，非典型語言景觀也是城市語言景觀的一部分，其語言選擇和使用并非完全按照官方語言政策來運行，甚至打破官方所建構的話語規則和秩序，以一種自由主義的形式呈現出來。從多種視角對非典型語言景觀進行解讀和分析，常常能揭示一些典型語言景觀所無法透視的社會語言現實。

五、結 語

語言景觀研究不太關注語言結構本身，而是從語言標牌上的語言選擇和呈現（單語或多語、強勢語或弱勢語、本地語或國際語）入手，考察公共空間中的語言使用所映射的社會問題。通過標牌語言來探究社會本質，這說明語言景觀歸根結底屬于費什曼所謂的“語言社會學”（Fishman 1968，1972）研究的范疇。與路牌、街牌、商鋪招牌等典型標牌一樣，游行標語、車身廣告、涂鴉、T恤文化衫、網絡界面、語音播報等眾多非典型語言標牌也是城市環境中的話語形式，其語言選擇和呈現也是標牌創設者在語言政策、讀者需求、經濟效益、歷史文化、情感等眾多因素之間權衡抉擇的結果，大都包含了標牌創設者的意圖和意識形態。從?？碌脑捳Z理論（Foulcault 1987）來看，非典型標牌上的城市邊緣話語也是語言與權力和體制相結合，通過控制和反控制等方式在社會空間中發揮作用，對讀者的思想和行為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Shohamy & Waksman（2009）強調，公共空間是個動態的概念，書面文字、流動的文本、聲音、圖像、標志物等多模態、多語言的空間符號資源都應納入語言景觀研究的考察范圍。然而，非典型標牌在城市語言生活中處于邊緣地位，而且語料收集和數據分析常常遭遇困難，因此它們長期以來游離在主流語言景觀研究之外，但近年來已開始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本文的分析顯示，當前的非典型語言景觀研究仍以民族志方法收集語料，而在分析中多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對標牌上的語言行為和話語策略進行批判和解讀，探討政策制定者、語言使用者、標牌創設者、讀者等利益相關方之間的關系和相互影響。具體來說，非典型語言景觀可以從對話性、城市政治、語碼優選、語言權勢、場所符號學等視角進行研究，闡釋標牌話語在城市空間中的社會意義和功能。發掘非典型語言景觀的語言使用規律和社會政治意義，是傳統語言景觀研究的一個必要補充，也會有助于人們了解城市空間中全局性的語言資源分布景象以及真實的社會語言生態。在以后的研究中，除了非典型語言景觀中的語言多樣性、多模態表征以及身份協商等核心主題之外，后現代思潮的興起以及全球化所引起的移動性和超多元性（Blommaert 2013）如何影響非典型語言景觀的構建，也需要進行更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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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政治學是以城市場域內的政治現象和政治活動為研究對象的交叉學科，研究主題涉及城市政治的權力結構、城市領導與地方政府機構、城市社會運動、城市公共空間與城郊關系、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發展等（曹海軍2013;周楊2015）。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沿海開放區的語言景觀研究”（15BYY050）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