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抗JO-1抗體檢測的回顧性分析與臨床價值探討*

廖云鳳，何一帆，唐翌姝，夏 云，史 靜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檢驗科，重慶 400016)

抗JO-1抗體又稱抗組氨酰tRNA合成酶(HRS)抗體，1980年NISHIKAI等[1]從1例叫JOHN的多發性肌炎(PM)患者血清中發現抗JO-1抗體，由此命名為抗JO-1抗體[1]。有研究表明，抗JO-1抗體主要參與PM/皮肌炎(DM)整個疾病免疫病理過程的發生與發展[2]?？笿O-1抗體的產生是特異性的、抗原驅動的過程，而不是肌肉損傷的伴隨現象[3]。由于抗JO-1抗體陽性患者常出現發熱、關節炎、雷諾現象、技工手及間質性肺炎(ILD)等，臨床上將這類患者統稱為抗合成酶綜合征(ASS)。由于患者臨床表現的多樣化，臨床醫生對疾病的診斷難度大大增加。關于抗JO-1抗體與疾病的相關性，國外相關報道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歐美人群，目前對于抗JO-1抗體相關性疾病的聯合檢測診斷指標也不明確。本研究主要通過回顧性資料分析，探討中國西部地區人群抗JO-1抗體陽性在臨床疾病診斷中的價值，同時研究該抗體在聯合其他自身抗體及實驗室免疫生化檢測指標時，是否有助于臨床對疾病做出快速準確的診斷，避免誤診及漏診。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6-2018年在本院進行抗核抗體(ANA)和抗可溶性抗原(ENA)抗體譜檢測的26 402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篩選出抗JO-1抗體陽性患者111例作為抗JO-1抗體(+)組，選取400例抗JO-1抗體陰性患者作為抗JO-1抗體(-)組。就兩組患者的基本信息、疾病診斷、ANA核型與滴度、其他相關自身抗體條帶陽性比例及白細胞計數(WBC)、紅細胞計數(RBC)、血小板計數(PLT)、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血清尿酸(UA)、血清肌酐(Cr)、肌酸激酶(CK)、肌紅蛋白(MYO)、B型利鈉肽(BNP)、C反應蛋白(CRP)、補體C3、補體C4、IgA、IgG、IgM等檢測結果進行統計分析。

1.2檢測方法 ANA采用間接免疫熒光法，抗ENA抗體譜分析采用蛋白質免疫印跡法，試劑均由德國歐蒙醫學實驗診斷有限公司生產；血常規采用Sysmex XE-2100全血細胞分析儀檢測；IgG、IgA、IgM、補體C3、補體C4采用速率散射濁度法，由IMMAGE800特種蛋白分析儀檢測；肝腎功能及心肌損傷標志物均采用Roche cobas e602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及配套試劑進行檢測。

2 結 果

2.1抗JO-1抗體陽性患者性別及年齡情況 2016-2018年在本院進行ENA譜檢測的共有26 402例，陽性指標共11 787例，抗JO-1抗體結果為陽性的患者共111例，占0.94%，見表1。其中男40例，女71例，男女比例為1∶1.78，抗JO-1抗體(-)與抗JO-1抗體(+)之間男女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颊吣挲g23～96歲，平均55歲，抗JO-1抗體(-)組年齡49(32，64)歲，抗JO-1抗體(+)組55(47，68)歲，兩組年齡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ANA(+)抗JO-1抗體(+)組年齡55(49，66)歲，ANA(-)抗JO-1抗體(+)組年齡55(45，70)歲，兩組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894)。

表1 2016-2018年ANA譜各項目檢測陽性分布情況

表2 抗JO-1抗體與患者性別的關系[n(%)]

2.2抗JO-1抗體與相關臨床診斷的關系 111例抗JO-1抗體陽性患者中診斷最多病例為ILD，占31.53%，其次為PM/DM，占13.51%，ASS與肺部感染比例相同，均為11.71%，與抗JO-1抗體(-)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56例單獨抗JO-1抗體陽性患者的疾病構成診斷中，ILD占17.86%，肺部感染占16.07%，PM/DM、ASS均占7.14%，與抗JO-1抗體(-)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2.3抗JO-1抗體與ANA核型和滴度的關系 為避免其他ENA抗體ANA核型的干擾，在111例抗JO-1抗體陽性患者中選取單獨抗JO-1抗體(+) ANA(+)(24例)進行ANA核型和滴度分析，同時選取抗JO-1抗體(-)ANA(+)、抗JO-1抗體(+)RO52(+)ANA(+)進行對照分析，結果顯示，單獨抗JO-1抗體(+)，ANA核型以細胞質顆粒型為主，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ANA滴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其他核型例數<5，因數據太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將其刪除。其他核型包括：高爾基體型、高爾基體型+顆粒型、紡錘體+顆粒型、肌動蛋白型、抗染色體相關抗原型、線粒體型、顆粒+核膜型、顆粒+核仁型、著絲點+細胞質型、著絲點+膽管型、細胞質+核仁型、著絲點+顆粒型、細胞質+均質型、細胞質棒狀型、核點型、紡錘體型。

表3 抗JO-1抗體陽性患者的疾病構成[n(%)]

表4 單獨抗JO-1抗體陽性患者的疾病構成[n(%)]

表5 抗JO-1抗體(+)患者ANA核型與滴度的關系[n(%)]

續表5 抗JO-1抗體(+)患者ANA核型與滴度的關系[n(%)]

2.4抗JO-1抗體與ENA譜中其他自身抗體的關系 對111例抗JO-1抗體陽性患者ENA結果進行統計，與抗JO-1抗體(-)組比較，JO-1抗體陽性患者ENA譜中陽性比例最高的是抗RO-52抗體,占43.2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6。

2.5抗JO-1抗體與其他自身抗體陽性時的灰度值與疾病的相關性 抗JO-1抗體陽性患者分別診斷為ILD、PM/DM與ASS時，抗JO-1抗體、抗RO-52抗體、抗SSA抗體陽性的灰度值均高于臨界值，但各組間結果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7。

2.6抗JO-1抗體與相關實驗室檢測結果的關系 抗JO-1抗體(+)組CK中位數為2.6(1.0,85.5) U/L，PLT為210.0(158.0,277.0)×109/L，CRP為18.9(6.2,67.4)mg/L，細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CYFRA21-1)為4.8(4.0,7.2)ng/mL，均明顯高于抗JO-1抗體(-)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IgG為12.0(10.1,14.6)g/L，低于抗JO-1抗體(-)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8。

表6 抗JO-1抗體(+)患者ENA陽性率[n(%)]

表7 抗JO-1抗體(+)患者ENA(+)抗體灰度值與相關疾病的關系

表8 抗JO-1抗體(+)患者相關實驗室指標檢測結果的關系[M(P25，P75)]

續表8 抗JO-1抗體(+)患者相關實驗室指標檢測結果的關系[M(P25，P75)]

3 討 論

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111例抗JO-1抗體陽性患者病例數據發現，抗JO-1抗體陽性患者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平均年齡55(47,68)歲，高于抗JO-1抗體(-)組，均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特征相符合。有報道顯示，抗JO-1抗體陽性的檢出率有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的趨勢，其研究的主要檢出年齡為61～90歲，占65.63%[4]。本研究中61～90歲僅檢出43例，占38.74%，而主要檢出年齡為41～70歲，占72.97%。同時，60歲之前，抗JO-1抗體陽性的檢出率有增加趨勢，60歲之后，檢出率逐漸降低，這可能與患者地域差異有一定關系。

有研究表明，抗JO-1抗體是PM的特異性抗體，其陽性表達常提示有臟器損害，可能導致患者病死率增加，以及疾病預后不理想[5-6]?？笿O-1抗體在肺泡上皮細胞存在高表達，通過針對JO-1的自身免疫對肺造成的免疫損傷，其陽性患者的臨床表現中，呼吸系統損害率高達96%[7]；另有學者曾報道，抗JO-1抗體陽性的DM患者ILD的發生率可高達50%～75%[8]，而ILD又是ASS最常見的癥狀之一，由此可見，抗JO-1抗體與肺損害的關系十分密切。本研究同樣證實了這一點，在抗JO-1抗體陽性病例中，與肺損害密切相關的4種疾病(包括ILD、PM/DM、ASS及肺部感染)總和高達76%，且無論是總的抗JO-1抗體陽性還是單獨抗JO-1抗體陽性分別與抗JO-1抗體(-)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值得注意的是，PM/DM的診斷率只有13.51%，不足ILD的1/2；而ASS占11.71%，比例稍低；發熱、關節炎/關節痛占疾病診斷總和的6.3%。許多學者將ASS作為PM/DM合并ILD的重要預測因素，其中發熱、關節炎/關節痛更是被當作PM/DM的預測指標及預后判斷因素[9-10]。吳秀琳等[11]研究表明，抗JO-1抗體與PM/DM合并ILD密切相關，其陽性患者中呼吸道癥狀首發者高達52.8%，多關節炎達33.3%，而PM僅占11.1%，且前二者比PM癥狀早出現，時間最長可達2～5年，因此，不排除疾病漏診和誤診的可能。另外，以肺部感染為主要診斷的病例達11.71%～16.07%，且無論是總的抗JO-1抗體陽性還是單獨抗JO-1抗體陽性分別與抗JO-1抗體(-)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究其原因可能是隨著疾病的深入研究，更多的藥物得到應用，這雖然有助于延長患者的生存期限，但不可避免地會損傷宿主的防御和免疫功能，從而導致更多合并癥，感染就是其中最常見的合并癥之一。因此，如何合理運用藥物，如何在控制疾病發生、發展的同時，盡量減少患者的免疫損傷及減少感染發生，成為目前亟待研究和解決的重要問題，需要臨床醫生引起高度重視。

對于JO-1在細胞內的分布，比較一致的觀點是其主要存在于細胞質中。KAMEI[12]曾利用綠色熒光標記蛋白研究JO-1在細胞中的確切定位，發現JO-1可以以單獨或彌散的形式存在于幾乎所有細胞的細胞質中；同時還發現細胞核內或周圍有一些小的斑點樣物質，推測是JO-1在核膜上凹陷所致。本研究對111例抗JO-1抗體陽性患者均進行了ANA檢測，分析發現，無論是單獨抗JO-1抗體陽性還是抗JO-1抗體合并抗RO-52抗體陽性，ANA核型均以細胞質顆粒型為主，與抗JO-1抗體(-)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另外，ANA為陰性的患者高達39.6%，需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視。至于為何會出現ANA陰性而ENA陽性的情況，學者們的研究大致分為以下兩種觀點：一是由于疾病在初期或者在發展過程中得到緩解，導致ANA水平不足，未能檢出；二是方法學因素，由于ANA的抗體類型主要是IgG、IgE及IgD，而ANA檢測時采用的二抗均為IgG，從而使ANA陽性率降低[13-14]。無論是以上哪種情況，均會導致疾病在診療過程中出現漏診和誤診，因此，建議臨床醫生在懷疑患者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時，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患者，應同時檢測ANA和ENA，爭取及早發現病因，以免延誤治療。

本研究對111例抗JO-1抗體陽性患者進行ENA分析發現，抗JO-1抗體合并抗RO-52抗體陽性率達43.24%，其次是抗SSA抗體，達10.81%，與抗JO-1抗體(-)組比較，前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覃仕鋒等[15]指出，抗RO-52抗體在PM/DM的診斷中具有非常高的診斷價值；也有研究顯示，DM患者抗RO-52抗體和抗JO-1抗體陽性提示并發ILD、心臟損害、惡性腫瘤及高病死率[16]；本研究中ILD比例最高，不排除存在DM漏診情況；本研究比較了患者分別診斷為ILD、PM/DM和ASS時抗JO-1抗體和抗RO-52抗體陽性的灰度值，結果顯示3種疾病之間的灰度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診斷為ILD時，抗JO-1抗體和抗RO-52抗體的灰度值與其他兩種疾病比較均較高，值得關注。另有文獻指出，抗RO-52抗體在系統性紅斑狼瘡(SLE)中出現的時間比其他自身抗體(如抗dsDNA抗體、抗Sm抗體等)早3～4年[17]，結合本研究的抗JO-1抗體陽性與疾病的關系及抗RO-52抗體的高陽性率分析表明，同時檢測抗JO-1抗體和抗RO-52抗體，可作為PM/DM、ILD及SLE的輔助診斷指標，對于疾病的早期診斷及鑒別診斷具有重要意義。

CK主要存在于骨骼肌、心肌和大腦組織中，絕大多數CK位于肌細胞內，CK及其同工酶是目前世界上臨床測定最多的酶。血液中CK水平升高一般提示已有肌肉損害或正在發生肌肉損害，因其在疾病初期就可升高，所以被認為是PM中最常見且是所有肌酶中最敏感的指標，其水平升高與DM的診斷、疾病活動及預后相關。鄭文潔等[18]曾報道，肌酶的升高可作為ASS的首發癥狀，其中以CK-C及羥丁酸脫氫酶水平升高最明顯。本研究中抗JO-1抗體陽性患者CK水平明顯增高，與抗JO-1抗體(-)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與曹麗萍等[19]的報道一致。推測CK與抗JO-1抗體可能共同參與PM、ASS等疾病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二者同時陽性對疾病具有重要診斷價值。本研究還發現，抗JO-1抗體陽性患者CRP水平也明顯增高，與抗JO-1抗體(-)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CRP作為炎性反應的重要指標之一，因其通常被用來衡量炎性反應的活躍性，而并非作為某種疾病的診斷指標，所以缺乏特異性；由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往往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等藥物，所以免疫力較低，容易合并其他感染，也會導致CRP水平升高，因此，其結果的準確性及其與抗JO-1抗體的相關性需進一步論證。本研究發現，抗JO-1抗體陽性患者CYFRA21-1水平明顯增高，與抗JO-1抗體(-)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CYFRA21-1作為肺癌腫瘤標志物之一，對于小細胞肺癌及鱗癌的診斷靈敏度均較高，在疾病治療過程中其水平下降是預后的可靠預測因子[20]，其主要存在于肺、食管部上皮起源的腫瘤細胞細胞質中，伴隨細胞溶解壞死而釋放出來。本研究中，抗JO-1抗體陽性患者CYFRA21-1水平明顯增高，高度提示患者肺部組織可能存在損傷或病變。

本研究對抗JO-1抗體陽性患者的補體及免疫球蛋白進行統計時發現,IgG有升高趨勢，但與抗JO-1抗體(-)組比較，結果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他結果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由于不同的病因和病程發展患者的免疫球蛋白水平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21]，因此，臨床上常常把免疫球蛋白作為疾病(如RA、支原體肺炎等)診斷、療效觀察及預后評定的重要指標。免疫球蛋白根據重鏈不同分為IgA、IgG、IgM、IgD、IgE 5種，血漿中IgG水平最高，且IgG分為IgG1、IgG2、IgG3、IgG4 4個亞型，各個亞型功能各異，又互相關聯。其中IgG4相關性疾病譜較寬，包括ILD、自身免疫性胰腺炎、Riedel甲狀腺炎、間質性腎炎等[22]。結合本研究的抗JO-1抗體陽性與ILD的相關性可以推測，IgG4與抗JO-1抗體可能共同參與了ILD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同時對二者進行檢測，能更了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病機制，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意義更大。下一步將進行患者抗JO-1抗體陽性與血清IgG亞型的相關性研究。

目前，臨床上檢測抗JO-1抗體的方法大多是酶聯免疫吸附試驗、免疫擴散法、蛋白質免疫印跡法和流式熒光法。本研究的病例為自身抗體的聯合檢測與分析，采用的是蛋白質免疫印跡法，后續將采用靈敏度和特異度更高的流式熒光法對抗JO-1抗體陽性標本進一步進行相關研究。另外，本研究的抗JO-1抗體陽性病例數不是很多，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下一步將增加病例，深入進行疾病相關性探討，為臨床疾病的診斷提供更加有利的依據。

4 結 論

抗JO-1抗體作為PM的特異性抗體之一，陽性病例診斷為ILD的比例較PM/DM和ASS高，聯合ANA、抗RO-52抗體、CK、CYFRA21-1及免疫球蛋白(尤其是血清IgG亞型)等檢測，可作為PM/DM、ILD、ASS及SLE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輔助診斷指標，對于疾病的早期與鑒別診斷及了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病機制等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