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賈可卿

[關鍵詞]陳獨秀 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

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他在領導、參與以及思考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基于對中國國情的分析和實際斗爭經驗的總結，對中國革命的政治前途、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初步探索，提出并闡述了許多具有個性和預見性的見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驅。

一、中國革命的政治前途

陳獨秀對于國民革命前途的思考是建立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上的。陳獨秀認識到：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已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同時，中國革命又有其特殊性。由于中國經濟文化落后，社會各階級是一體幼稚的，具有政治覺悟和革命要求的部分在各階級中都只占少數，因此，任何階級單獨革命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才是現實的需要和唯一的選擇。中國的經濟及政治狀況決定了“中國的階級爭斗不得不分為兩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資產階級對于封建軍閥之民主主義的爭斗，第二段是新起的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爭斗”。針對當時所處的第一階段，陳獨秀提出進行國民革命的主張。這是因為“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只有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為推動國共合作，陳獨秀多次論述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的必要性，強調國民革命這一階段是不可超越的，并批評了那種急于進行社會革命的思想。他強調，產業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國，目前也只有“各階級群起的國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貪圖超越可能的空想，實際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動豐富起來，以應目前的需要，就“不但在本國的革命事業上是怠工，而且阻礙了世界革命之機運”。當然，陳獨秀在為當時的國民革命鼓吹吶喊的同時，并沒有否定未來社會革命的必要性。1923年6月，陳獨秀在廣東高師的演講中表示：“社會主義者是為勞動階級謀利益而奮斗的……于國民運動以外，同時須特別注意勞動的宣傳及組織，盡量促進其革命的精神與階級的意識，以預備社會革命的基礎?！笨梢?，作為共產黨人的陳獨秀并沒有忘記自己的最終使命。在他看來，推動國民革命是共產黨人目前必須全力以赴的工作，但這只是為未來的社會革命準備基礎，而非共產黨人的全部事業。

在共產國際的一再要求和催促下，陳獨秀最終同意實行國共合作，幫助國民黨改組，希望把國民黨改造成為“四個階級聯盟”的革命政黨。1923年4月，陳獨秀就中國國民黨與資產階級和國民革命的關系問題發表文章，提出：“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标惇毿闼f的這句話的主語是中國國民黨，而非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其所說“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是指國民黨與其中“革命的資產階級”那部分之間的關系是“統率與被統率”的關系。在這一時期，陳獨秀的有關論述都是建立在推動國共合作的前提下，并將國民黨作為一個（潛在的）階級聯盟來對待的。陳獨秀的意思顯然是說：國民黨首先應當經過階級性改造和重組，成為各階級聯盟性質的政黨，然后才能領導各革命階級的民眾進行國民革命。透視其中，并沒有“國民革命要由資產階級領導，在革命后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意思。

對于在革命過程中乃至未來政權中的領導權問題，陳獨秀的認識隨著中國革命實踐特別是社會各階級“力量之發展”而變化，同時也受共產國際指示的影響而變化，但是他的總體路向還是日漸清晰的。特別是進入1925年后，中國共產黨已發展成為一個開始對國民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組織，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認為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對中國革命起到支柱和領導作用。1925年1月，由共產國際代表指導召開的中共四大提出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在探索中國民主革命問題上邁出重要一步。1925年5月的五卅運動使陳獨秀看到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并對之產生失望情緒，他認為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不革命”這一公例的上演。處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地位，是絕不會有歐洲式的資產階級革命的。1926年，蔣介石發動“三二0事變”及整理黨務案，開始向中共進行試探性的挑戰，這種形勢也迫切需要共產黨人對民主革命的前途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在上述歷史背景和條件下，陳獨秀逐漸形成了他對民主革命前途的理論建構。

在政治方面，建立工農階級領導的包括各被壓迫剝削階級在內的民主專政。他在1926年7月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指出：“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前途，我們可以看見有兩條路：一是由工農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推動資產階級，以革命手段達到民族的資本主義之建設：一是由買辦性的資產階級拿住小資產階級，并結合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妥協，撲滅革命運動，實現道威士的資本主義之侵略?！蔽阌怪靡?，陳獨秀等共產黨人所主張爭取的乃是第一條路的可能，使工農階級取得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在1927年的一封公開信中，陳獨秀對此做了進一步說明：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處于國際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統治之下，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大都具有買辦性質而不能始終忠于革命。如果由他們代替軍閥統治國家，仍舊是一種變相的帝國主義統治。只有“工農及其他被壓迫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才能夠真正脫離帝國主義之統治，才能夠力圖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才能夠不一定經過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會主義的社會”。陳獨秀從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和階級力量分析出發，認為在國民革命后應建立一個“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這個政權完全不同于二次革命論者所承認的資產階級專政，但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同1949年新中國政權的性質——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極為相似。陳獨秀認為，在國民革命時期不會是完全由共產黨人取得政權，“即國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設時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如果這樣一個工農及其他被壓迫剝削階級統治的“民主獨裁的革命國家”能夠建立，能夠由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那便自然沒有一定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了”，因為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也不過是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方法”而非“目的”。陳獨秀指出國民革命的結局不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權，而是工農及被壓迫剝削階級的政權，并且提出不一定再進行一次奪取政權的革命就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從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權性質和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而未經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歷史來看，陳獨秀的這一設想是很有預見性的。在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和同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學說進行了理論概括，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后的國家政權性質，既不可能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只能是無產階級領導下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這些組成政權的階級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是一種過渡性質的政權，卻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這種政權建構同陳獨秀在國民革命時期提出的設想十分相似，只是陳獨秀當時尚未明確界定工人階級領導與工農聯盟以及與其他階級聯盟之間的關系。

二、以“資本主義”的方式發展經濟

要在生產力水平較為落后的中國進行革命和建設，就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對待資本主義。鑒于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及其不可跳躍性，陳獨秀認識到在中國國民革命勝利后必不可少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

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發，陳獨秀在剖析資本主義以及論述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把生產力的發展放在首要地位。他說：“聰明的人類，乃企圖設法再修改自己的缺點，即是廢除束縛生產力的財產私有制，以國家計劃的生產代替私人自由競爭，使社會的生產力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這便是社會主義制的根本意義?！痹谶@里，陳獨秀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意義，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提了出來。只有在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實現最大多數民眾的共同富裕和最大幸福，由此才能真正顯示出社會主義相較于資本主義的優勢：也只有在高度發達的物質生產力基礎上，高度發達的民主政治才能得以實現和鞏固。陳獨秀從中國落后的經濟基礎出發，認同列寧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的觀點：“資本主義在歐美雖功過參半，而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卻不是受了資本主義發達的害，正是受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害?！敝袊洕浜?，文化幼稚，因而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勝利后，不能急于轉向社會主義，而必須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等生產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有了充足的物質基礎之后，才能走向社會主義，否則就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吸取現實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陳獨秀將發展生產力放到至關重要的地位，不再形而上學地對資本主義一味否定，而是主張在民主革命勝利后，實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包括家庭手工業與農業小生產制、私人資本主義大生產制在內的經濟制度。陳獨秀認識到中國的資本主義將會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會走歐美的老路，但中國社會超越不了這一經濟發展的階段。沒有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經濟成熟，新的社會制度就不能真正確立。在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看來，社會主義制度當然要好過資本主義制度，但由于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使然，資本主義的出現要先于社會主義，而并非人類主觀上故意要先采用較壞的資本主義制度，后采用較好的社會主義制度。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小有產者的社會便沒有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集中之可能。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科學的而不是空想的，正是因為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的見解，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之所以成立、發達、崩壞，都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是能夠在客觀上予以說明必然的因果，而不是在主觀上想當然的理想。資本主義如此，社會主義亦如此?！百Y本主義決不能因為人們厭惡它而不來，社會主義也不能因為人們愛好它而來。這是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而決定的，人們的努力，只能使可來者快點來而已”。

陳獨秀一直是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經濟范疇的概念、作為經濟發展的過程和方法來使用的，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而不能不采取的方法。它是指在一個特定時期內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作用來發展生產力，改變小生產的經濟狀況，為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創造條件，最終走向社會主義。在工農及其他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有力保障下，資本主義作為發展經濟的手段，是可以為我所用的，它的目的和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在國民革命勝利后，在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之下，“那時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經過國民革命的洗禮，已經是民族的民主的資本主義，他的發展影響到全民族的經濟生活”，與那種“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經過國民革命的洗禮，只由半封建勢力下之軍閥官僚買辦，結托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道威斯式的資本主義”——相差甚大。陳獨秀認為，中國國民革命成功后的經濟建設，在主觀上在客觀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全社會主要的生產制度，而可以采用“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工業，即是“行向社會主義的社會”。而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性質如何，乃依“政治上的構造如何”而定，即是依所謂“國家資本主義之國家的構造如何”而定?！霸谫Y產階級的國家而采用國家資本主義，則不過是私人資本更集中高度發展之一種形式：只有在工農及其他被壓迫剝削階級革命的國家而采用國家資本主義，才能夠由此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陳獨秀在中共歷史上最早提出由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他把“國家資本主義”作為一種過渡性的經濟形式和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銜接起來，并且主張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經濟形式，是符合中國經濟落后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平衡這種客觀實際的，與后來中共中央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論述也有很多類似之處。比如：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應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扶助小生產者，普遍建立合作社經濟，組織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容許私人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的國計民生范圍內發展。對于帶有壟斷性質的經濟，則逐步地收歸國有，或在國家監督之下采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在可能的條件下，逐步增加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成分，以便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等等。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的設想，用和平的手段成功改造了民族資產階級。這種有償贖買的做法得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擁護，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陳獨秀于國民革命時期提出的可以不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的暴力方式，而由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初步設想。

陳獨秀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論述是對傳統根基深厚的民粹主義的反對和批判。中國是一個幾千年來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很容易產生類似于俄國民粹主義的傾向。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很多“左”傾錯誤的發生都同這種民粹主義的環境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因此，如何對待民粹主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陳獨秀關于在中國利用資本主義手段發展生產力的論斷，與民粹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在客觀上形成了對民粹主義思潮的有力阻擊。他提倡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但并非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而只是想由此增強生產力，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準備物質基礎。實際上，陳獨秀所說的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基本是同義語，只不過當時他還不能從理論表述上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徹底分離開來。從毛澤東關于民粹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論述來看，他同陳獨秀關于利用資本主義以發展社會主義的思想是有相似性的。當然，后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更是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理論。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站在歷史的高度，認識到商品經濟的不可逾越性，根據中國整體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現實狀況，把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從資本主義體系中抽取出來，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成功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的揚棄，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如何正確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

三、實現社會主義的大眾民主與黨內民主

一是陳獨秀探討了民主與階級的關系。他從民主發展史的角度出發，指出民主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在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民主隨之而形成各階段的內容與形態?！耙驗榻琴Y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也就是說，雖然在階級社會里不會有超階級的民主存在，但也不能僵化地理解階級民主，把民主當作某一階級的專有物。所謂民主的階級性是指現實中哪個階級居于國家政權的統治地位，從而使現實的民主為哪一個階級所擁有，并不是說民主制本身具有某一先天的、固定的階級性。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有其局限性，所謂自由、平等、博愛多限于資產階級范圍以內，廣大的無產者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受到種種限制，但這并非民主之罪，而是資本統治制度之罪。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表現在資產階級以民主為幌子掩蓋其階級統治的本質，而并非指民主本身是虛偽的，因此，應該把資產階級的階級虛偽性同民主內容的真實性區分開來。民主內容本身具有真實性，是現代社會的政治規則，是人類政治智慧和制度文明的結晶，是人類共有的精神文明財富，其實現形式和運作機制反映了一定時期人類認識社會、管理國家的規律，任何階級都不能鄙視和厭棄它。

二是陳獨秀把民主與大眾政權、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民主的普遍性使他認識到：不能把民主主義的要求當作僅僅是推翻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統治的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后，不應拋棄民主主義而應擴大民主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與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如果無產階級政黨因反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而連民主主義也一起反對，那么，“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決不能創造甚么社會主義”。陳獨秀主張實現大眾政權民主化，實行無產階級民主制并最終走向全民民主，但同時他也認識到：理想中的民主并不會因其主體階級屬性的改變而自動實現，民主自身有其制度化的內容規定?！疤K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陳獨秀從民主的角度出發，較早地批判了斯大林式無產階級專政的缺陷，但他未把一切問題歸咎于斯大林個人，而是從制度上找原因，認為“英法美不徹底的民主制也有保護的價值”，大眾政權應該借鑒、吸取資產階級民主在制度程序方面的合理部分，才不致使民主成為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梢?，此時陳獨秀摒棄了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二元絕對對立的僵化意識形態，對于民主建設的思路已不再是以往那種理想主義的、非此即彼的模型建構，而是轉變為經驗主義的、不斷融合改進的動態方式。畢竟，沒有哪一種民主模型完美無缺而包治百病，也沒有哪一種模型在初始設計后不經改進而萬古長青。

在陳獨秀看來，理想中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大眾民主政治自然是高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從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到無產階級的實質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資產階級民主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民主，而無產階級大眾民主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民主，后者比前者廣泛得多、擴大得多。在無產階級大眾民主政權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廣大的人民群眾可以直接介入國家經濟的管理：消除了以官吏為職業的特權階層，也沒有資產階級所控制的國會、議會，選舉權和罷免權都掌握在勞動大眾手中：一切國家公職人員由全體民眾選舉產生，對于不合格的公職人員，民眾有權利隨時對他們進行撤換。在這樣的大眾民主政權下，包括工人和農民在內的勞動大眾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斑@樣的民主政治，是民主主義在歷史上發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階段，也是一切政制在歷史上發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后形式。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共產主義者，本是最忠誠最徹底的民主主義者”。顯然，晚年陳獨秀所追求的民主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大眾民主，而不是無原則、無條件地擁抱自由主義民主。將民主的合理內核從資本主義中取出，并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是晚年陳獨秀在理論上的著力點所在。

三是陳獨秀對黨內民主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索。在革命斗爭形勢錯綜復雜、各種思潮交互作用的條件下，很容易在黨內形成兩種極端傾向，一種是家長集權制傾向，另一種是極端民主化傾向，這兩種傾向在黨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在不同時期對黨的發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害。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加強黨的建設，增強黨的戰斗力，陳獨秀對黨內民主問題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探索，對黨內民主的價值進行了一系列論述。陳獨秀主張：要真正使黨的上下級組織的關系正?；?，保障黨的組織健康有力，從中央到基層，黨的各級組織必須實行選舉制。從上至下，各級組織的領導機關由選舉產生，這是黨內民主的一個基本原則。他說：“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原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币虼?，不能以委派制度與絕對的命令主義消滅黨內德謨克拉西，不能置領導機關少數人的威信于全黨全階級的利益之上，以借口時局緊張、秘密工作、鐵的紀律等，限制黨員對于政治問題的討論，變布爾什維克熱烈爭辯的精神為官僚的盲目服從。對黨的重大理論、重大決策、基本路線等重大問題，陳獨秀主張每個黨員都有權在黨內進行公開的討論，提出自己的意見。只要不離開革命的立場和黨的立場，有不同的意見而公然出來爭辯，都是黨內德謨克拉西所容許的，這是黨的進步的現象，絕不是壞現象?！盃庌q之結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會為大眾所公認;錯誤的意見，一經公開的被大眾批駁下去，以后才不至隱藏在黨內，遇著機會便要發作出來”。對于有人認為普通黨員理論水平較低，未必能夠提出合理的意見和建議，陳獨秀反駁道：“我們同志政治水平線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見的相互爭辯中增高起來，決不能拿出陳套話什么‘程度不夠的理由，以為必須他們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賜他們發表意見的理由。你們主張：黨內民主化是要依著黨員政治水平提高而擴大，黨員政治水平低便應縮小;這正是因果倒置了?！比说拿裰魉刭|不是天賦的，而是來源于民主實踐的鍛煉和學習。就這一點而言，陳獨秀的認識無疑是具有合理性和進步性的。他號召每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不要害怕在群眾面前公開地進行自我批評，因為黨只有勇敢地實行自我批評，才能獲得群眾;反之，一味掩護自己的錯誤才會最終失掉群眾。

陳獨秀對黨內民主問題的探索涉及一些非常尖銳的問題，比如，如何處理黨員個人和黨組織之間的關系問題、如何處理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反對派的問題以及在黨內如何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問題等。陳獨秀關于發揚黨內民主，尊重黨內不同意見以調動黨員工作積極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向心力、戰斗力的論述和見解也是有針對性的和意義深刻的。由于受蘇聯黨內斗爭的作風影響，對于中國黨內存在的不同意見，中央在一段時期內沒有找到恰當對待的方法，有時采用主觀武斷的、形而上學的方式來處理，從而加劇了持有異見的黨員與組織的沖突。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一再堅持“左”傾盲動乃至冒險的錯誤，排斥和打擊持有異議者，致使革命形勢不斷惡化，革命力量不斷削弱，直到遵義會議召開才使得這一危險趨勢得以扭轉。實踐表明，黨內民主建設對于避免少數領導人“一言堂”，對于發揮黨員集體智慧，促進黨的決策科學化，推動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都有極大價值。長期忽視黨內民主問題，就會給革命和建設帶來巨大的災難和損失。當然，陳獨秀當時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陳述的意見中并非沒有錯誤，他對中央的一些情緒化批評也并不是完全符合實際的，特別是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重要理論家，公開發表不同意見，并與蘇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論辯，在客觀上損害了黨的聲譽，削弱了黨的戰斗力，不利于當時黨對革命的集中統一領導。而在革命低潮時，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又無疑是十分必然和極端必要的，否則就不能維持新生的革命政權，穩固自己的地位。在當時十分危急的革命斗爭環境中，中央為了迅速而有效地實施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制定的路線方針，對于一個不斷挑戰中央權威、不斷提出反對意見的黨員，對其實施強制措施并將其開除出黨也許是迫不得已之舉。不能因為陳獨秀所提出的黨內民主問題具有合理性，而忽視當時歷史條件下實施民主的確存在諸多限制——這種客觀條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愿為轉移的。

經過社會主義建設長期艱難的探索和曲折經歷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逐步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上，鄧小平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這是確定無疑的?！鄙鐣髁x現代化建設在政治上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鄧小平在談到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時，并未把原因歸咎于個人，而是從制度、體制的高度進行分析，指出了官僚主義、過分集權、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特權和弊端。這些關于社會主義制度民主化的論述，同陳獨秀在20世紀40年代初針對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弊端而形成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只是陳獨秀由于時代的局限，還沒有能夠把民主的普遍性與中國國情很好地結合起來并進行創造性發展，在如何實現民主問題上還是傾向于借鑒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

總體而言，陳獨秀在領導、參與以及思考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提出許多很有個性和預見性的見解，在歷史和邏輯上為新民主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路線方針做了最初的鋪墊，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驅。誠然，陳獨秀對未來國家建構的設想不很完整，存在不夠準確和具體的缺陷，甚至存在某些認識上的偏頗，但考慮到當時復雜緊張的局勢，共產黨人參加革命斗爭又為時尚短，這些不足之處是難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