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到底是不是通過培訓機構可以培養

我們小區東大門那兒進來以后，原本是一排低矮而又平扁的車庫房?？勺源蛐^里有人裝修以后，那排低矮的車庫房便成了門面房。最初是一些做裝潢生意的住在里面，他們在那里出售黃沙、水泥，賣太陽能和各種水暖器材等等。后期，小區里陸續有人家搬進來，那些出售黃沙、水泥的門面房，如同小鴨、小鵝的乳毛蛻變一樣，陸陸續續就被一家一家的理發室、水果店、修車鋪、御足房、快遞公司、鋼琴教館等所代替。其中，有一家是教小孩子們寫作文的，招牌上寫道——王彩霞小博士作家班。

乍一看，王彩霞不但在培養未來的博士，同時還在培養未來的作家呢。

由此，讓我想到，當今大學里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培養作家，被王彩霞（一個可能還沒有教師資格證的小媳婦）給“攻克”了。這種現象，應該不是個例，全國各地可能都會有。

那么，作家到底是不是可以通過培訓機構來培養？作家阿來倒是給出一個答案——他從來沒有進過任何“作家培訓”機構（包括“魯院”）。但他寫出了《塵埃落定》（還很意外地拿到了“茅獎”）。當然，阿來是個例，咱不能聽他的。我們還是按照常規路子走，探討一下“作家是不是可以培養”？如果說，作家是可以“培養”的，那么，時至今日，國內外怎么沒有一所大學招收“作家本科生”。盡管有些文學院開設了“作家班”，包括魯迅文學院，也都是“揪出”各省市嶄露頭角的中青年作家們去做個“短期培訓”而已。

如果說，作家是不可以復制（培養）的，那么，業內的作家培訓機構，包括“王彩霞”式的個人辦班，為何如此之多。而參加作家班學習的學員，似乎又是前赴后繼，一撥又一撥。有好多“作家班”已招收了十幾期、二十幾期了。其中，有一個作家班招收學員時，所打出的廣告詞是——會寫信，就會寫微型小說。而更為簡捷的是，有一年我在鄭州參加微型小說筆會時，有一位新疆來的作家，在會上傳授創作經驗時說——會發電報，就會寫微型小說。

微型小說真是那樣容易創作的嗎？微型小說作家是那樣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培養出來的嗎？為此，我陷入了迷茫。

迷茫之一，我的作家夢。印象中，我二十幾歲時，就已經是個有“本本”的作家了。大學里讀書時，我有幸在河北滄州《無名文學》上發表了一個短篇小說。大學畢業后，我分配到華北油田工作時，很自然地就加入了“油田作協”，可謂是剛出校門，就持“證”上崗——成為作家。

其后，我調到連云港地方政府工作后，就憑“油田作協”發給我的那個“本本”，直接“轉會”——加入了連云港市作家協會。

想想，那時間，我年紀輕輕的就是個有“本本”的作家了，人前人后，如同臉上貼金一樣榮耀。以至于，同學、老鄉聚會時，大家都稱呼“相作家”，多好！

可令我失望的是，連云港市作協的老主席劉安仁老師，偏不說我和我們有“本”的作家是作家。劉老師跟我們稱呼“文友”。譬如，酒桌上他端起酒杯，來給諸位作家敬酒時，他不說諸位作家喝杯酒，他說：“諸位文友們，我們喝一杯！”

好像，他那個作協主席，不是作協主席，而是“文友”主席似的。

劉安仁老師對我們“文友”的這個稱謂，困惑了我很多年。直至2018年冬天，我與省作協副主席葉兆言先生到四川大涼山參加《小說選刊》雙年獎頒獎時，有一天中午，我們在一個叫小菁山的山溝里吃過午飯，我與葉兆言坐在樹底下聊天，聊到作家這個稱謂時，葉先生說：一個寫作者，沒有一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在社會上流傳，別說自己是個作家。

葉先生這話，讓我幡然醒悟，原來作家的門檻如此之高。作家不僅要寫出上百萬字的文學作品，還要讓他那些所謂的文學作品能夠在讀者手中流傳，這可真是難上加難了！

迷茫之二，微型小說創作到底有多大的可塑性。我這里所說的“可塑性”，是想表達微型小說是不是可以通過“作家班”，以及作家、教授們輔導，就可以成為作家。

前些時候，即春節過后，也就是“疫情”一天比一天緊張的時候，我寫了一篇與“疫情”有關的微小說《口罩》，被畫家張洪建用連環畫的形式表現出來以后，被我們市作協推到連云港市政府網，我順手貼到了顧建新教授主導的“《金山》寫作班”（群）里。

幾分鐘后，顧建新教授跟帖，說我那篇《口罩》沒有主題、沒有亮點、很不像是微型小說（大概是這個意思），我知道顧教授是專家型的學者，立馬自下臺階，回復說——原作可能要好讀一些。隨后，我就不敢“招惹”顧教授了，再后來，那篇《口罩》被人“炒作”起來以后，發在深圳的《寶安文學》上了。

我繞來繞去地說《口罩》，其目的是想與顧教授商榷，《口罩》不是微型小說，那么，什么樣的文章才是微型小說？

為此，我翻看了下顧教授在給《金山》寫作班學員授課時的講稿，顧教授說，微型小說要有框架，講立意，結尾還要翻三番等等。是不是每一篇微型小說，都要有相對固定的框架、立意和翻三番？

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沒有那個必要，還是讓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任性情發展為好，或稱之為自由流淌比較合適一些。

汪曾祺先生在小說創作中，有過一個挺不錯的比喻，汪老說，文學創作不是蓋大樓，而是要像一棵樹一樣，去自由生長。想想汪先生的話，還是有道理的。如果我們寫小說跟建大樓一樣，建筑工人們拿到圖紙以后，立馬就知道地基需要挖多深，鋼筋水泥用多少，以至后期起墻以后，何處留門窗，何處是下水道的管線，都一一列表出來。那就不用“創作”什么了。而一棵樹的生長呢？何處生枝椏，何處長葉片？都是事先所不知道的。再者，我寫小說時感覺有些情節，根本不是自己所能把控的，寫著寫著就“走樣”了。如同孕婦懷上寶寶以后，父母是不知道孩子在胎盤里如何成長的，更不會料定是男是女（在沒有B超的時代），萬一那孩子在胎盤中長個六指、拴馬樁，都不是父母安排的，完全是胎兒自由生長。微型小說創作也是如此。

迷茫之三，閱讀，應該是創作者比較好的老師。在印度，性犯罪的判罰尺度是比較寬松的。原因是印度只有夏季，沒有四季。而性犯罪學的研究表明，夏季里，男士的荷爾蒙呈上升態勢。因為，夏季里女性穿著過于單薄，而女性的肢體美，很容易刺激到男性荷爾蒙的驟然上升，導致男性產生了性渴望、性沖動。

而閱讀，對于我們創作者來說，同樣會產生創作的荷爾蒙。我身邊就有那樣的作家，看了莫言的《紅高粱》，直接就說莫言那樣的小說，他也能寫得很好！只不過他沒有那個機會去摘得諾貝爾獎。這不就是創作的荷爾蒙嗎？

舉個與我自己有關的例子，我寫《鹽河舊事》，承德的孟憲歧大哥，直接打電話找到我，說他要寫《熱河舊事》。

我在電話里回復他說：“好呀！”并讓他寫好以后，發過來我學習。

孟大哥不食言，寫好以后，還真是發給我看了，我還在我們《連云港文學》上給他發表過呢。

當時，孟大哥直言不諱地跟我講，他寫《熱河舊事》就是受了我的《鹽河舊事》的啟發與影響，以此迸發出他要創作《熱河舊事》的“荷爾蒙”。

再者，就是河南的趙長春，是位大學教授，挺講究教書育人呢，同樣是寫一條河里的故事，可他避開“舊事”，說“筆記”，把他故鄉里的那條“袁店河”抖摟到國內各家報刊雜志上，即《袁店河筆記》。

還有一位同仁（我忘了作者名字），人家來得更為直接，緊貼著我那《鹽河舊事》，來了個《鹽場舊事》《鹽都舊事》，一家伙把咱老“鹽”家的那點事，給折騰熱乎了。

河南駐馬店的胡天翔從我的《舊事》中看出“學問”來，問我《舊事》中的微型小說名字為何都是兩個字（如《威風》《忙年》《大廚》《趕腳》《看座》等）？我跟他戲言，說：“創個品牌！”

他說：“好！”并說他的鄉村系列，干脆也來個“品牌”，全都是一個字，如《?！贰堆颉贰独纭贰堵e》等等。

上面，我說的僅僅是題目上的靠近。還有文章內容靠近的，咱不妨稱之為模仿吧。

淮安那邊有我一個不錯的兄弟，他在一次筆會上見到我時，夸贊我的《忙年》寫得如何如何好時，說他模仿著我的《忙年》，也寫了一個。

他寫了一個什么，我不知道。

我說：“有機會你發給我看看?！?/p>

可惜的是，后來我一直沒有看到那兄弟是怎樣模仿《忙年》的。

不過，沒有關系，我那篇《忙年》，可能也是模仿了別人的，誰？說出來可能全國人民都知道——魯迅。

原因是，很多人看了我的《忙年》以后，都說我《忙年》中的女主人有點祥林嫂的味道?？晌覍憽睹δ辍窌r，確實沒有模仿《祝?！防锏哪莻€女主人（但我承認自己熟讀了魯迅的好些文章）。外人看了我的《忙年》后，硬說我的《忙年》中的田嫂像是魯迅筆下的祥林嫂。譬如，中國計量大學教授李驚濤說：“讀了相裕亭的《忙年》，讓我油然想起魯迅先生的《祝?！?。祥林嫂被魯四老爺摧毀精神希冀后，在生存與死亡的雙重恐懼中凍餒而死，當然深刻;而相裕亭通過《忙年》中的田嫂，于不動聲色中揭示的吳家大太太的人性冷酷，同樣力透紙背?！?/p>

看看，這不就是在變相地說我的《忙年》，模仿了魯迅的《祝?！穯?。同樣會模仿的，還有莫言。莫言說他早期的《春夜雨霏霏》，就是模仿了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摘自莫言在北京十一中講演稿）。

上面所說的模仿，自然都是來自于閱讀，而且是來自于深入血液的閱讀。但模仿不是簡單的抄襲（《著作法》中，對抄襲有明文規定）。模仿，在一定程度上是“再生”。

這個“再生”的過程，如炊煙源自于柴草，而不再是柴草;佳釀出自五谷，又見不到五谷的存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