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瑪托娃詩歌中的國家、女性與自我

張智媛

摘? ? 要：阿赫瑪托娃——“俄羅斯詩歌的月亮”，以其鮮明的個性與詩歌中獨特的女性視角和敘述風格在俄羅斯詩壇中占據著無法取代的地位。這位耀眼的女詩人一生坎坷。她飽經戰火蹂躪，承受著當局對其文學創作“閨閣”化的偏見。但縱觀其一生的經歷與創作就能發現，其詩歌內容遠不止男歡女愛。詩人開闊的格局與蒼涼的文風在1940年創作的《安魂曲》中達到極致，她用自己的創作為苦難與戰火中的蘇聯，為堅韌而慈悲的俄羅斯女性，也為自己樹立了一座恒久的紀念碑。

關鍵詞：阿赫瑪托娃;《安魂曲》;俄羅斯女性文學

阿赫瑪托娃，俄羅斯文學白銀時代阿克梅派的代表詩人，也是俄羅斯詩壇中現象級的人物。她出生于黑海旁，成長在“普希金城”——皇村。溫柔的海水與熱烈的海風雕琢出她浪漫瀟灑的個性，詩情畫意的皇村孕育出她的文學才情。她是丈夫古米廖夫眼中“海上的美人魚”，是與普希金交相輝映的“俄羅斯詩歌的月亮”，是睿智優雅的“俄羅斯的薩?！?。

阿赫瑪托娃對于情感有著細膩而敏銳的感知力，并通過詩歌的形式用女性特有的視角與文風將愛情的甜蜜與苦澀，酣暢與拘束娓娓道來。但也因為她詩歌中占據主要地位的愛情主題，她遭受了反對者的攻擊、偏見乃至詆毀，日丹諾夫評價她：“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蕩婦，說的確切些，是混合著淫穢和禱告的蕩婦和修女?！?也有諸多評論家委婉地將其詩作局限在“室內詩”的概念中。雖然阿赫瑪托娃早年間的作品確實以描寫戀愛中人物的心理活動見長，但是正如《阿赫瑪托娃詩文集》的譯者馬海甸、徐振亞所言，倘若用“室內詩”、“閨閣詩”一類的標簽定義阿赫瑪托娃的詩作，一定是以偏概全的?？v觀其詩集，《黃昏》中將愛情描繪作“蜷伏的小蛇”、“紫羅蘭的酣夢”的少女，在《白色的群鳥》中變得愈發堅韌：“聲音柔弱，但意志不減，失卻了愛，我甚至更輕松2”;到《耶穌紀元》中成長為不依附不服從的女性形象——“要我服從你？你實在太糊涂！我僅僅服從上帝一個人的意志...對于我，丈夫是屠夫，家庭如監獄3”。在隨后出版的《蘆葦集》、《第七本書》等詩作中，經歷了離異與戰爭的詩人不斷成熟，也在不斷承受苦難與非議，但是這些苦痛沒有壓垮她，反而造就了其作品中愈加豐滿的人物形象與愈加開闊的詩歌意境。

阿赫瑪托娃說自己“從未停止過寫詩”，事實上她也是這么做的。任何與創作相左的事物最終都會被她舍棄，包括愛情與婚姻，“她最后一次放棄自己的詩才的嘗試，即與希列伊科短暫而充滿風波的婚姻生活，在實際上只鍛煉出了她面對一切不幸的勇氣4?！毕Ａ幸量菩枰氖且晃黄拮?，而不是“女詩人”，他對阿赫瑪托娃創作的漫不經心乃至“黑色的嫉妒”使得阿赫瑪托娃飽受精神上的折磨。最終兩人的婚姻走向墳墓。

反對與詆毀也不能束縛阿赫瑪托娃創作的手腳。20世紀20年代，評論界開始明確反對阿赫瑪托娃，當時她的諸多同行友人也都選擇僑居國外，并勸說阿赫瑪托娃加入僑居他國的行列，但都被她義正言辭地拒絕了。阿赫瑪托娃在1921年的詩歌《我們不會相逢》中將那些誘勸她離開故土的人視為叛徒，此時阿赫瑪托娃詩歌中的國家情懷已經初見端倪，這位女詩人將雖然厭惡國內的戰火與政治斗爭，但對于祖國本身她卻有一種強烈的連結感與使命感。正如阿赫瑪托娃的友人阿曼達·海特在《阿赫瑪托娃傳》中所言：“漸漸地她確信，她與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不可分割的聯系?！卑⒑宅斖型蘖粝铝?，帶著詩人記錄時代、表達時代的使命，將她后半生與祖國徹底融為一體。她的詩歌主題也從愛情的甜蜜或憂愁走向了家國興衰、人世沉浮。她的詩歌變得愈發厚重深沉、蒼茫開闊，同時又獨具女性視角的堅韌與慈悲，這種風格在其1940年創作的組詩《安魂曲》中被發揮到極致。

《安魂曲》是詩人在唯一的兒子列夫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入獄后創作的。20世紀30年代，蘇聯處在可怖的“大清洗”時期，大量無辜的知識分子、干部群眾被冠以各種罪名進入監獄，遭受殘酷的迫害和鎮壓，列夫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時阿赫瑪托娃的詩文被禁止出版，這幾乎斷絕了她的生活來源。每日的探監成了她生活的全部，監獄外等待探視的長隊成了她停留最久的地方。阿赫瑪托娃是彼時蘇聯萬千苦難母親中的一個，日夜被思念和恐懼折磨;同時她又成為了萬千苦難母親的代名詞，在那個沉默的恐怖年代里，用詩人的方式替所有飽受折磨的母親發出哀號;她更是整個蘇聯苦難歷史的見證者與記錄者，她創作的《安魂曲》被寫在一張張小紙片上，存放進無數母親的腦海。紙片化為灰燼，而《安魂曲》成為被傳唱的永恒。國家、女性與自我三重角度在《安魂曲》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一、阿赫瑪托娃詩歌中的蘇聯：苦難與恐懼中的國度

阿赫瑪托娃一生命途多舛，這與其所處的時代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從詩人發表第一部詩集《黃昏》（1912）時開始，動蕩的國家形勢一直伴隨著詩人的創作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清洗......這些戰爭、革命與政治斗爭令蘇聯千瘡百孔，也注定了阿赫瑪托娃的悲劇式命運與后期創作中苦難的基調。

《安魂曲》的創作背景是蘇聯政治歷史上的“大清洗”時期。由于詩歌更多展現出的是詩歌主人公的內心活動，因而在《安魂曲》中并沒有太多對時代背景的平鋪直敘，但是從詩文的字里行間讀者依然能捕捉到當時蘇聯社會環境的動蕩和統治階級的殘暴。

蘇聯“大清洗”是其歷史上最恐怖、最黑暗也是最恥辱的一頁。彼時整個文壇陷入沉默，文人們人人自危、噤若寒蟬，敢于站出來主持正義的文人鳳毛麟角。整個蘇聯社會也被籠罩在死一般的寂靜中，蘇聯民眾沒有一個人信服所謂的“逮捕”與“判決”，但也沒有一個人敢于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這或許是一種更深層的恐怖：恐懼得近乎發狂，痛苦得心如刀絞，但是不能悲號，不能反抗。

而阿赫瑪托娃卻用寥寥數語撕開了沉默：

Тогда стоящая за мной женщина， которая， конечно，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ыхала моего имени， очнулась от свойственного нам всем оцепенения и спросила меня на ухо （там все говорили шепотом）：

- А это вы можете описать？

И я сказала：

-- Могу.

那時，一個站在我背后嘴唇發青的女人，她當然從來不曾聽說過我，從我們都習以為常的麻木中驚醒，在我的耳邊問（那里所有的人都悄悄地說話）：

“您能把這寫下來嗎？”

我說：“能?！?

“習以為常的麻木”、“那里所有的人都悄悄地說話”是當時社會背景下蘇聯人民的精神狀態的寫照，苦難的國家注定了它孕育出的只能是苦難的人民。面對政府的暴行，他們沉默、“麻木”，并且“習以為?！?，并非甘于任人宰割，而是無力抗爭。

而阿赫瑪托娃的一句“我能?！保ě唰鸳澹┆q如劃破濃霧的一道陽光，照亮了這個“嘴唇發青”的女人的臉龐，也讓在這段黑暗歷史中飽受恥辱的蘇聯在多年之后得以昭雪。而眾人都心知肚明的是，說出這一個“能”字或許需要詩人付出生命的代價。但詩人并沒有打算停下，在《安魂曲》中，她或是通過用典的隱喻方式，或是直接指名道姓，無情地揭露和批判當局者的暴行。

如阿赫瑪托娃在代序（Вместо предисловия ）中所寫：

В страшные годы ежовщины я провела сем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 в тюремных очередях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在葉若夫恐怖的痛苦歲月里，我在列寧格勒監獄的隊列中度過了十七個月。6

開篇“恐怖”（страшные）一詞，直截了當地揭露了當時蘇聯社會的政治斗爭的殘酷，更是對宣稱“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的所謂社會主義執政者的無情諷刺。最大快人心又叫人畏懼的是，阿赫瑪托娃竟然在代序中直接點出了克格勃的總頭目葉若夫的名字。要知道葉若夫在1936-1938年正擔任蘇聯內務部人民委員，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在詩文中對其進行點名道姓的控訴，這需要何等的勇氣！7

更讓人為阿赫瑪托娃捏一把汗的是，她在詩歌中將社會主義領袖斯大林直接與殘酷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聯系在一起：

Но крепки тюремные затворы，

А за ними "каторжные норы"

可監獄的大門鎖得牢牢，

它后面就是“服苦役的小洞”......9

該句中“服苦役的小洞”（каторжные норы）引自普希金的《至西伯利亞的囚徒》，在該詩中普希金為被尼古拉一世政權所迫害的十二月黨人送去了最真摯的感佩和祝福：“愛情和友誼會穿過陰暗的牢門，來到你們身旁，正如我這自由的歌聲，已傳進你們服苦役的小洞一樣?！?0而在《安魂曲》中，阿赫瑪托娃竟將大清洗中被判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等同于追求自由的、高尚的十二月黨人，而將斯大林政府與尼古拉政權類比。在當局看來，這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歷史證明了這是對苦難和恐懼中的蘇聯的忠誠表達：

據史料記載，肅反運動（即大清洗）中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逮捕、流放或處決的知識分子、機關干部以及普通民眾人數高達500萬以上，僅1937-1938年被處死的就有681692人11。整個“大清洗”時期被處死的人數達140萬以上12反映這段黑暗歷史的《安魂曲》在1961年正式完成后，卻一直等到戈爾巴喬夫上臺實行經濟改革才得以見天日?？梢娞K聯政府有多么懼怕這部真實得鮮血淋漓的作品，它揭露了當局曾極力掩蓋的一切，讓世人聽見了國家的哀號，看見了民族的苦難。阿赫瑪托娃詩歌中的國家與政治無關，她只是用一片赤誠之心，深切地愛著祖國的土地和人民。

二、阿赫瑪托娃詩歌中的蘇聯女性：堅韌慈悲的女性視角

阿赫瑪托娃的詩歌之所以能夠在俄羅斯詩壇占據一席之地，時至今日仍作為俄羅斯詩壇典型人物為人所研究，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詩歌具有獨特的女性視角與文風。她所經歷的苦難構成了詩歌中人物的堅韌性，而她的女性特質又使她的作品不同于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男性詩歌作品，而更富有兼濟天下的慈悲性。

但由于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大多描述愛情中個體的心理活動，她的作品曾被評價為“除了自己什么也沒有”。就連索爾仁尼琴在評價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時也說：“可惜，詩中只寫了一個人的命運?！?/p>

阿赫瑪托娃當即反駁：“難道通過一個人的命運，不能表現千百萬人的命運嗎？”12

在《安魂曲》中，阿赫瑪托娃書寫的是自己的命運，也是千萬如她一般的母親的命運，蘇聯女性的命運。與其說她是這首詩的創作者，不如說是記錄者。真正的創造者——生活在動蕩社會中的蘇聯女性，她們請求阿赫瑪托娃履行自己文人的使命，她們哀求阿赫瑪托娃不要讓這段包含血與淚的悲歌被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她們懇求阿赫瑪托娃為他們黑暗人生中熠熠閃光的、堅毅與不屈的精神樹立一座永恒的紀念碑。而阿赫瑪托娃本人也一直都深知，自己從來就是這樣的蘇聯女性的一部分：

Нет， и не под чуждым небосводом，

И не под защитой чуждых крыл，-

Я была тогда с моим народом，

Там， где мой народ， к несчастью， был.

不，我不曾在異國的天空下，

也不曾俯伏于他人的羽翼，——

在我的人民蒙受不幸的國家，

我與他們并肩站在一起。13

這段詩文不僅表達出詩人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全民族受苦受難者發聲的創作初衷，而且從字里行間也可看到女性特有的文風：溫柔慈悲卻堅定不移。詩人將人民稱作“我的人民”（мой народ），面對不幸時，她不逃避、不屈服，而是選擇與“我的人民”站在一起。

這樣堅毅頑強的個性在《安魂曲》中隨處可見：

除了阿赫瑪托娃的兒子列夫之外，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也是肅反運動中的犧牲品。這一信息在《安魂曲》中也有體現：

Муж в могиле， сын в тюрьме，

Помолитесь обо мне.

丈夫死了，兒子又坐牢，請你們為我去祈禱！21

總而言之，作為詩人，《安魂曲》中的阿赫瑪托娃忠誠于詩人的身份和使命。作為母親，阿赫瑪托娃則與當時蘇聯千萬受苦受難的母親一樣，備受折磨卻依然頑強抗爭。

結語：阿赫瑪托娃的一生本就是一部悲壯的長詩，從中既可看出詩人的榮辱浮沉，又可領略蘇聯近半個世紀的社會動蕩與文壇風云。她的詩作既體現女性特有的悲憫情懷，也具有蒼茫開闊的格局——集國家、女性群體與自我為一體。

歷史告訴我們，如果苦難從記憶中被抹去，那么其必將重演。因此在苦難中生活著這樣一群人：他們唯一的創作是生活本身，為了將自己的痛苦經歷告訴另一代人，他們委托具有克服時間障礙天賦的藝術家用真理之光照亮他們的生活。而此時若被委托的人用語不當、不說真話、閃爍其詞、避而不談——這都是一種反人類的犯罪。22《安魂曲》就是緘默的時代賦予阿赫瑪托娃的使命，是一座苦難的紀念碑。這座紀念碑無聲而堅定地宣告：苦難不會被遺忘，也不允許被遺忘。

參考文獻：

[1]（俄）阿赫瑪托娃.《阿赫瑪托娃詩文集》[M].馬海甸，徐振亞，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2]（英）阿曼達·海特.《阿赫瑪托娃傳》[M].蔣勇敏等，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

[3]辛守魁，阮可之.《偉大詩人的驚人勇氣——初讀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J].沈陽教育學院學報，2008，11（4）.

[4]《蘇聯共產黨最后一個“反黨”集團》[M].趙永穆，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

[5]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Лидия Чуковская.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 1938-1940： Том 2[M]. Москва： Согласие，1997

[7]施素素.《三重聲音下苦難意識的表達——談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J].廣東開放大學學報，2019，1

[8]董春春.《一座女人的“紀念碑”——阿赫瑪托娃<安魂曲>與俄羅斯古典“紀念碑”詩歌傳統》[J].邵陽學院學報，2016，16（3）

[9]金潔.《阿赫瑪托娃組詩<安魂曲>中的東正教思想》[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7，36（6）

[10]林泳.《俄羅斯悲劇命運的承擔著——幸福的阿赫瑪托娃》[J]. 宜賓學院學報，2005（5）

[11]谷羽.《古墓廖夫與阿赫瑪托娃的婚戀和離異》[J].中華讀書報，202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