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改增”對部分現代服務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黃珊 劉順佳 李叢竹

摘要：“營改增”是我國稅制改革的重要一環，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有重要影響。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選取了 165家上市公司2009-2018年的面板數據，通過雙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營改增”對部分現代服務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結果表明，“營改增”政策下，現代服務業企業研發支出明顯增加，技術創新能力顯著增強。行業差異方面，“營改增”對信息技術服務業的促進效果較其余兩者更為顯著。產權屬性方面，非國有企業對“營改增”的政策效應較國有企業更為敏感。

關鍵詞：“營改增”;技術創新;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2.4?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20）08-0104-04

一、引文

隨著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由傳統的生產要素逐漸向技術創新驅動過渡，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經濟發展的技術創新力量。2012年1月1日，上海的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率先進行“營改增”試點。2012年9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試點分批次擴大至北京等八個?。ㄖ陛犑校?。2013年8月1日，“營改增”在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全國試點。2016年5月1日全面推進“營改增”政策?！盃I改增”根據目前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減輕企業賦稅，促進高端服務業發展，提高企業科技創新積極性。

二、文獻回顧

“營改增”從全額征稅到對增值額征稅，“營改增”政策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重復征稅的問題，[1]降低了企業稅收負擔，[2][4]且長期效果比短期更加明顯。[5]由于進項稅額抵扣環節，稅改后企業負債水平顯著下降，[6]投資水平顯著增加，[7][8]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9]和創新型無形資產投資。[10]由于“營改增”的減稅效果，企業人均銷售額增加，未來盈利能力增強?！盃I改增”使企業擁有更多的現金流量和更少的稅收及債務負擔，為企業合理配置資源[11]和規模擴張提供空間，有利于促進產業升級和融合發展。

大部分研究表明“營改增”對企業技術創新行為有促進作用。企業創新數量增加與創新質量增加，且隨時間推移政策效應更加明顯。[13]相反，部分研究認為稅負降低時企業在較低的創新水平上也能很好的生存，故缺乏技術創新動力。[14][15]對于行業屬性差異，苗好鑫和申尊煥（2014）研究顯示，“營改增”對非國有企業的政策效果強于國有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的政策敏感性強于非高新技術企業，袁建國（2018）、王珮等（2018）等同樣證明了這一點。對于行業差異，李成和張玉霞（2015）認為不同行業間“稅負轉嫁”難易水平導致試點企業間投資上升幅度存在顯著差異，王夢月和強國令（2018）認為“營改增”提高績效的方法——專業化分工的不同使企業自主創新意愿的提升程度也不同。方法上，眾多學者采用了模糊斷點回歸法、[12][18]雙重差分法[10][9]和傾向得分匹配法[4][15]等方法，效果顯著。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一是本文選取了三類現代服務業子行業，針對其不同行業特點對比研究，豐富了營改增政策評估的研究成果;二是本文分別考察了行業性質和產權屬性對政策效果的影響，全面評估了“營改增”政策對部分現代服務業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三是區別于以往文獻單一地將2012年設定為事件年度，本文根據“營改增”政策的推進過程分三個階段定義事件年度，實證過程更加嚴謹。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三部分為“營改增”作用機制的理論推演;第四部分闡述研究設計;第五部分為實證結果與分析;第六部分為穩健性檢驗;最后給出結論及政策建議。

三、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內生增長理論認為，內生變量決定一國的長期經濟增長，且受政策影響。[20]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積累會推動技術創新要素內生化，使其在政策影響下向不同方向發展。由于技術創新具有正外部性，[22]僅僅通過市場調節實現的均衡研發水平過低，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來達到最優水平?！盃I改增”政策將企業外購無形資產的支出納入進項稅額抵扣環節，對一般納稅人整體上由營業收入全額征稅改為對增值額征稅。以上方法大大減輕了企業的稅負負擔，對企業進行技術研發活動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

故提出假設H1：

H1：受“營改增”政策影響，部分現代服務業企業研發投入增加。

研發和技術服務業科技含量高，對科技創新的質量和速度要求高，但對研發使用的固定資產投資巨大?！盃I改增”對企業購置的直接用于科學研究的儀器免征增值稅，大大減輕了企業研發投入的壓力。文化創意服務業對無形資產和人力資本的需求較大，“營改增”將無形資產的進項稅額納入抵扣環節，從另一方面促進技術創新。而信息技術服務業具有技術更新快、產品附加值高等特點，[18]其技術創新能力由于受“營改增”影響時間較長，政策效果更加明顯。

故提出假設H2：

H2：營改增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程度存在行業差異。

由于企業異質性的存在，[18]營改增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果可能會存在差異。國有企業大多經營涉及國家大政方針的業務，對宏觀經濟有重要影響，故對投資風險大、回收期長的技術研發項目有更多的考慮，同時政府會更多的給予政策支持。而非國有企業，隨時面臨被市場淘汰的風險，資金供應并不充裕，競爭壓力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非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發展。

故提出假設H3：

H3：與國有企業相比，營改增對非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

四、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本文選取經濟政策分析的常用模型——雙重差分模型進行研究。國際上Feldstein（ 1995） 利用該雙重差分法就美國稅制改革對個人應稅所得的影響進行研究。袁從帥等（2015）最早使用該方法研究“營改增”政策對研發支出的影響?！盃I改增”由上海地區試點而后推廣至全國，整體推進過程可認為是“準自然實驗”。上市公司的地區差異不足以導致內生性問題，符合雙重差分檢驗的基本設定。[10]

參考袁從帥等（2015）的模型構建，本文將實施“營改增”政策的上市公司作為實驗組，未實施的上市公司作為對照組。上海地區2012年開始實施“營改增”政策，故2012年起上海地區的上市公司作為實驗組。2012年9月1日推廣至北京等八?。ㄖ陛犑校嵤?，考慮政策作用的滯后性，“營改增”的激勵效應難以在短時間內反映出來，故2012年以上省市仍為對照組，[6]2013年與上海市上市公司共同作為實驗組。2014年及以后本文樣本中的上市公司均作為實驗組。具體模型如下：

y=β0+β1time+β2treat+β3industry+β4enterprise+β5controls

其中，y為被解釋變量，Time為是否屬于“營改增”年度，屬于則取1，不屬于則取0;Treat表示是否是實驗組，treat=1為實驗組，treat=0為對照組;Industry表示企業所屬行業;Enterprise表示企業所屬產權性質。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

（二）變量定義

本文以研發支出自然對數作為被解釋變量，用于衡量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支出的變化情況，[4][13]數據取自財務報表附注中長期資產的“研發支出”科目。解釋變量包括time和treat以及行業屬性和產權屬性。對于行業類別，針對某個行業研究時此行業的上市公司為實驗組，其余為對照組。對于產權屬性，國有企業的產權屬性取1，非國有企業的產權屬性取0。變量定義如表1。

（三）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研發和技術服務業、文化創意服務業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ST、PT類型公司，通過Winsor處理剔除異常值，最終獲得165家上市公司2009～2018年共1280個觀測值。本次數據全部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研發支出自然對數標準差為1.417，個體樣本間存在較大差異，數據結構較穩定。相關性檢驗結果表明，time和treat與被解釋變量相關系數為0.2956和0.3767，且在5%水平上顯著。初步表明“營改增”對部分現代服務業技術創新有促進作用。

（一）對部分現代服務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表2所示，以三類現代服務業為樣本的模型（1）中time和treat系數為正，且treat在1%水平上顯著。對于time正相關而不顯著的問題，可能的原因是技術創新具有延遲性，[17]長期連續效應比短期沖擊效應更顯著。[13]模型（2）（3）（4）分別研究了“營改增”對三類現代服務業技術創新的影響，treat顯著正相關?！盃I改增”緩解了企業的稅收負擔，企業可持續再生產資金和未來預期可使用資金增加，研發投入有了更多增長空間。以上所有變量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10。結果符合假設H1。

（二）行業差異的影響

表3所示，模型（2）（3）（4）中time和treat與研發支出自然對數正相關，且treat在1%水平上顯著，“營改增”政策均促進了三類服務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模型（4）中，“營改增”對信息技術服務業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果較強，可能的原因是信息技術服務業受“營改增”政策影響時間較長，[18]在長期積累下技術創新活力得到了充分地釋放。而“營改增”對企業購置的直接用于科學研究的儀器免征增值稅，使研發和技術服務業創新動力略高于文化創意服務業。結果符合假設H2。

（三）產權屬性差異的影響

表2所示，模型中time和treat與研發支出自然對數正相關且通過顯著性檢驗，enterprise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即“營改增”政策下國有企業的技術創新動力弱于非國有企業。由此說明，非國有企業受市場競爭和技術發展的影響，更有動力借助稅改契機調整企業策略，大量投資于研發活動。結果符合假設H3。

六、穩健性檢驗

本文用研發支出占營業收入比例對技術創新強度進行重新度量，數據取自利潤表中“營業收入”科目。結果表明，time和treat的符號和顯著性沒有明顯變化，控制變量效果基本一致。而后本文將政策發生時間分別提前一年和滯后一年進行回歸，檢驗被解釋變量的變化是否由“營改增”引起。安慰劑檢驗中time變量呈負相關，滯后性檢驗中time變量呈負相關，treat在1%顯著水平上呈正相關。最后通過PSM-DID模型克服內生性影響，[19]結果均符合假設。檢驗表明，企業研發支出增加確由“營改增”政策引起。

七、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考察“營改增”對部分現代服務業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果，得出如下結論：“營改增”政策下，現代服務業企業研發支出明顯增加，技術創新能力顯著增強。行業差異方面，“營改增”對信息技術服務業的促進效果較其余兩者更為顯著。產權屬性方面，非國有企業對“營改增”的政策效應較國有企業更為敏感。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一是繼續發揮“營改增”對部分現代服務業技術創新投入的激勵作用，促進產業升級。二是“營改增”等稅制改革應針對行業特性實施。三是“營改增”等稅改政策應針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特性制定，進而提升我國整體的技術創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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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譚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