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誰說朕在甩鍋

張嵌

崇禎十三年（1640年）二月，清軍鐵騎包圍錦州，關乎明朝國運的寧錦大戰一觸即發。緊急時刻，崇禎忙召集群臣商討對策。本來會議是探討如何增兵添餉的，誰知禮部右侍郎蔣德璟卻一番話雷倒全場，“難道二三百年來并無一兵，到皇上這時才要設兵;本無一餉，到皇上這時才要加餉？”

在蔣德璟看來，只要崇禎能恢復朱元璋時期的衛所制度，明朝的軍事實力轉眼就能大漲。且不論這個觀點放在明末根本不現實，就是放在遼東大戰火燒眉毛的當時，也分明是在亂帶節奏?？蓪@么一個亂帶節奏的大臣，一向壞脾氣的崇禎卻相當沉得住氣，非但沒發火，還猛夸了他一頓。

因為在此前的13年里，崇禎已見識太多官員“不靠譜”的表現，亂帶節奏的蔣德璟競算其中靠譜之人。

當時官員有多不靠譜？早在崇禎登基伊始，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就給崇禎做了個恐怖的統計：全國各級官職都能明碼標價，總督、巡撫級別的官職，五六千兩銀子可以搞到;道臺知府級別的官職，兩三千兩銀子也能拿下;就連國子監的監生資格都能花錢買;每次考察官員，不準備四五千兩銀子休想過關，七品縣令是公認的“行賄之首”，一切都是金錢開路。

韓一良開炮不久，工部又給崇禎上了一課：工部招商采辦撥出一千兩銀子，發到承辦的商戶手里只剩三四百兩，其他全被各級官員吃光。抓出來的三個小蛀蟲，崇禎下旨嚴辦，誰知把清正廉潔掛在嘴邊的內閣與科道眾臣競紛紛妙筆生花，想著法子求情。更有監察御史輕描淡寫地說：“這是老規矩?！睗撆_詞是：皇上您這么較真，我們以后還怎么“扒皮”？

如此“扒皮”成風，理論上肩負監督重任的明朝言官為什么都不發聲？當時的言官早就落了另一個諢名：抹布——自己臟成一坨，惡臭還往別人身上抹。

明朝言官有多“臟”？可以看看西北民變初期的小事。當陜西農民軍殺進山西、北方局勢危急時，京中的山西籍給事中裴君賜就發出神論，疾呼陜西官員立刻行動，把進入山西的農民軍弄回陜西。似乎在裴大人眼里，已成燎原烈火的農民起義就是亂跑的牛羊，想怎么攆就怎么攆。

明末言官的日常表現更連“抹布”都不如，常見套路就是趨炎附勢。明朝設立言官原本是為“以小制大”，監督一二品高官，可到崇禎年間，滿嘴仁義道德的言官眼里只有利益。往往是崇禎剛任命了閣臣，言官就立刻往人家家里奔，以至于閣臣家里人滿為患，來晚了的言官只能在門口臺階上喝茶干等。

就算是擠不進閣臣家門的言官，也各有發財之道。有些言官搖身一變，成了賣官的“經紀人”。比如戶科給事中楊枝起，身為戶科言官，卻成天混跡在吏部，只要有人想買官就為之牽線，手里“正義凜然”的奏折也是明碼標價賣，既吃介紹費又收“稿費”，忙得不亦樂乎。

這樣的言官，操行可想而知，頂著“精英”的名頭，翻臉往往賽過翻書。兵科給事中曾應麟原是寵臣楊嗣昌的心腹，平日吹捧楊嗣昌真是花樣百出。待到楊嗣昌捅了大婁子，在驚懼中一命嗚呼后，曾應麟卻給楊嗣昌總結出多條大罪，高聲疾呼將其開棺剖尸，翻臉之快讓人瞠目結舌。

曾任河南巡撫的名臣范景文形象地總結了崇禎年間的腐敗狀況：凡是敢貪污的官員都是有才的官員，他們不但能貪，更能送禮，所以“必有墻壁可倚者”，關鍵是還能制造輿論，舍得花錢買通言官，借這些“監督者”之口打造自己的“名臣”形象。所以這種人“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充斥晚明官場的盡是這些“不倒翁”。

基層文官爛透了，武將也好不到哪兒去。就以明朝裝備最精良、名號最響亮的“京營”來說，名冊上好幾萬人，平時卻基本沒人。每次遇到校閱檢查，都是找來北京街頭賣菜的攤販湊數，看上去兵甲鮮亮，其實就為騙一份軍餉。待有戰事時，出征士兵基本都是地痞流氓。他們和軍官沆瀣一氣，軍官趁機吃空餉，他們則打著“京營”的名號打家劫舍，各發各的財。所以也就不難理解，李自成攻打北京時，京營為何一擊即潰，活活把北京城讓給了農民軍。

高層更是不堪。崇禎十一年九月，清軍為翻越居庸關天險爬了三天，卻沒遇到一點抵抗——明朝薊遼總督正給鎮守太監做壽，墻子嶺總兵也帶著一群兵將跑來大吃大喝。爛醉如泥時，清軍前鋒抵達密云，把這群人剁成肉醬。

崇禎在位17年里，類似的劇本，無論對內剿農民軍還是對外抗清，總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到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崇禎再度召集官員商議，卻連蔣德璟這樣雷翻全場的人物都沒。大臣或沉默不語，或卷包袱跑路，以至于“大小車輛絡繹而出國門”。每次召對過后，無助的崇禎都是痛哭而回，一直哭到北京城破，上吊煤山。

從這方面來說，那聲“諸臣誤我”還真不是崇禎甩鍋，而是這位亡國之君沉痛的領悟，也值得后人引以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