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柏拉圖與尼采之間

摘? 要：西方哲學史中，柏拉圖一向被視為理性的追求者，而尼采則是傳統理性的反叛者，柏拉圖與尼采之異代表了西方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的分野。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理查德·羅蒂試圖尋找一種新的邏輯基點，調和柏拉圖與尼采們之間的矛盾，他瓦解了形而上哲學的根基，提出自由與團結乃是尊重偶然而非必然，實現的方式是拋棄理論，轉向敘述。人類的自由與團結無法在形而上的理論追求中實現，只能在重新描述他人和自我之中創造出來。由此，在理論與敘述、必然與偶然、道德與美感的張力之間，理查德·羅蒂提供了一條新的個體生存路徑。

關鍵詞：實用主義哲學;理查德·羅蒂;偶然;自由;團結

作者簡介：付薇，女，漢族，四川樂山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

[中圖分類號]：B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9--02

一、理論與敘述

作為西方哲學肇始者的柏拉圖在混沌世界打開了靈肉二分的對立局面：靈魂是理性的、超越的，而肉體是非理性的、物欲的。柏拉圖將理性設置為共通人性的基礎，并樹立了哲學統治思想界的話語權威。哲學本義為“愛智慧”，在柏拉圖那里，這個“智慧”只有通過理性才能尋得，非理性者與之相去甚遠?？上?，柏拉圖并沒有告訴人們，真理只是形而上哲學的謊言，而智慧被理性穿錯了衣服。當我們試圖在時間與機緣之外，去尋找一個確定的真理，必定徒勞而返。隨后的哲學家緊跟柏拉圖的步伐，為“真理”的口袋裝入了一些看起來很美的終極語匯。如果你承認并追逐這些終極語匯，那么你是一個理性的人，否則，你是一個受動物欲望驅使的非理性者。而非理性總是卑劣于理性的。

直到橫空出世的尼采打破了傳統理性的枷鎖，柏拉圖以來的終極語匯所承載的價值才得到重估。人們開始思考，為什么我要信仰上帝，信仰普遍理性，信仰肉身存在的分裂者？是時候為“真理”的口袋裝上屬于“我”自己的東西了。哲學發明以來，“我”從未這樣頂天立地過。然而遺憾的是，尼采并沒有否定，如柏拉圖所說，存在著一個共通人性。只不過在柏拉圖那里，共通人性的基礎是普遍理性，在尼采那里則是一種名為“權力意志”的神秘物。由此，尼采也被稱為“顛倒的柏拉圖主義者”。

事實上尼采之后，人們已經明白真理并不可信，而將自我創造視為新的目標。然而尼采們仍然無法逃脫永恒與不朽的誘惑，他們盤算著，如果能將個體渺小托付一項偉大事業，或使個體偶然成為普遍信仰，才更令人滿意。借此，由個體到整體，由私人到公共，由不連續性到連續性，人們企圖構建一個理論之網，逃離自身在時間與機緣之中的渺小巧合。哲學利用這一點，塑造了“本質”與“真理”兩位神像，將自己構建成神在人間的最高代言人?？上?，秉持這種觀念的哲學與神學仍然是一種形而上學，它只會使理論家為世界的本原問題爭論不休。是時候，放棄回答“何為人類”的問題，追逐自由，而非真理。

二、必然與偶然

由菲利普·拉金的詩作開始，理查德·羅蒂從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反推人活著意味什么。假如人一生的經歷與追求可以列出一張裝載單，這張裝載單代表了人一生的價值與意義，那我們對死亡的恐懼是源于害怕裝載單的消逝。因為裝載單是證明我存在的證據。喪失這張裝載單，意味著喪失我與他人的差異性。而差異性的喪失是任何令任何詩人恐懼的事情，即“害怕發現自己只是一個復制品或仿造品而已”[1]。然而在詩作的結尾拉金寫道，這張裝載單，“只適用于一人，而斯人將逝”[2]。似乎僅有裝載單的獨特是不夠的。如果這張裝載單上印著的是值得更多人追求的事、被更多人認為具有價值的事，才更令人滿意，“成為一個詩人是不夠的，唯有成為一個哲學家，掌握連續性而非不連續性”[3]。

拉金作為詩人渴望獨特，又期望在自我與歷史的偶然中掌握普遍真理，因為它代表永恒與不朽，即一種超越時間與機緣的模糊印記。這種模糊印記是由外力烙印在我們身上的一種本質的、必然的東西。沒有它我們就是生命短暫的動物;只有認識并掌握了模糊印記，我們才會死得心滿意足?！傲私獗厝?，就等于給予我們一個與宇宙本身共長久的心靈，給我們一張裝載單，而這張裝載單是宇宙本身的裝載單的復印?！盵4]老子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認識了真理，就與永恒合二為一，個體的偶然也就全部地托付于不朽的自然與宇宙中。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家一直致力于發現這張宇宙的裝載單，并將“標準答案”公之于眾供人頂禮膜拜。

尼采是第一個公然反對傳統理性與真理的人，不過他并不否認存在著一個終極的東西。也就是說，尼采并沒有放棄尋找模糊印記，他的策略是否認之前的模糊印記，并聲稱模糊印記是被創造而非被發現的?！耙粋€制造自己裝載單的人，如果運氣好的話（天才與瘋子的差別就在這種運氣），該語言還會流傳到下一代”[5]。每個人都應該重新描述自己，創造一套新的語言，意味著重新創造自己。尼采分別將西方哲學傳統與自己的觀念稱為“真理意志”與“自我超越意志”[6]。

在理查德·羅蒂看來，柏拉圖與尼采的觀念看似南轅北轍，實際上殊途同歸，都與真實生命個體相去甚遠。追求模糊印記的哲學仍然是一種形而上學，是一種將自身偶然與有限托付到永恒與普遍之中的嘗試。而這永恒與普遍因為僅僅是偶然的、模糊的，這種嘗試也終將以失敗告終。在詩與哲學的古老爭辯中，理查德·羅蒂選擇了成為一個詩人。因為在他看來，自由并非追求真理，而來自于尊重偶然。

三、道德與美感

沿著柏拉圖的道路，康德發展了理性的觀念，認為理性就是良知，良知作為一種“普遍道德意識”，是自我的中心。自此，將理性與道德等同到了一起。而美感，作為個人獨特詩的想象力，便成為道德的對立面?？档碌牧贾拍钌窕俗晕?，因此對于浪漫主義者企圖使個人獨特的想象力成為自我的中心，他感到不寒而栗。自康德以后，“堅持個人的自發性與自身完美的浪漫主義，與堅持普遍共有社會責任的道德主義”成為一對水火不容的宿敵。

弗洛依德平息了道德與美感對立的爭論，將兩者都看作個體的偶然。弗洛伊德認為“道德感”來自個人早期經歷，道德不是一個抽象的、先驗的、外在于個個體的“人類良知”，而是由一些非常具體的事物與行為引起。弗洛伊德為人們道德感的來源與情境提供了具體的細節與解釋，盡管這些細節在他的反對者看來不夠“科學”，但這仍然打破了道德的罪惡與實際的不明智的分野。弗洛伊德重新將理性定義為“偶然與偶然之間的相互調節的機構”，也就是說，理性是一種調節、平衡與傾聽他者的能力，而非是一個超越個體的普遍概念“良知”。

弗洛伊德將道德與美感都看作個人的幻想，這種幻想由一些帶有個人早期痕跡的隱喻組成。因此，理性就是在自己的幻想與隱喻之外，也尊重讓他人的幻想與隱喻。理查德·羅蒂沿著弗洛伊德的路線，將理性實現的關鍵因素視為想象力，他寫道，“想象力與一個外在于我們的東西有關，證明我們有別于另一個世界，想象力是一種表現的機能?！盵7]

四、生活在柏拉圖與尼采之間

理查德·羅蒂將語言、自我、社會重新描述為歷史偶然的產物，否定了柏拉圖以來的先驗理性基礎，也否定了尼采的超人哲學。在西方哲學傳統的柏拉圖與尼采之間，他為人類生存找到一個新的路徑。他并不否定游戲，但在他的思想里，作為奠基性的游戲只能玩一次，這個次數的限制導致了“偶然”，游戲作為游戲本身即為反諷，尊重他人游戲的奠基性即為團結。形而上哲學的弊病在于將偶然的歷史當作事物的本質與必然，并試圖從中提煉出一種理論真諦。但我們的身體不是在理論上“可能的身體”，而是“現實的身體”，是與其他“現時的、在現場的、唯一的存在打交道”[8]的身體。那么所謂的科學哲學，也就不攻自破了。

西方傳統上一直想要利用超歷史的普遍人性的觀念，將公共的正義和私人的完美統合起來。然而，“自我創造的語匯必然是私人的，無法與他人共享;正義的語匯必定是公共的，并且是論證交往的一種媒介?！盵9]公共與私人之間的緊張關系何解？理查德·羅蒂認為公私問題并非無法調和，然而這種調和不是在理論學科中完成。羅蒂為我們勾勒了一位自由主義反諷者，以及一個自由主義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中，人們默認兩件事：第一，承認殘酷是最壞的事;第二，放棄尋找公共與私人的邊界。理查德·羅蒂認為“為什么不要殘酷？”這樣的問題是無法回答的，因為無論怎樣回答都會落入形而上循環論證的圈套，本文不妨將“殘酷”解釋為“導致不自由”，或“忽視他人對自由的追求”。

在這兩個前提下，理查德·羅蒂勾勒出一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1.這個烏托邦社會的目標：團結（而非團結是人類理性的基礎）。2.達到這個目標的方式：想象力。3.想象力的作用：他者同情，對他人痛苦的感受力。4.想象力的載體：敘述性文本而非理論文字。5.敘述性文本有兩種：敏感與說教。兩種言說方式導向共同的目標：減少人類殘酷促進團結。

在這個自由主義烏托邦中，理查德·羅蒂勾勒了一位自由主義反諷者的形象?！白鳛樽杂芍髁x者，他除了堅持自由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之外，還相信‘殘酷是我們所為最惡劣的事……作為反諷主義者，他承認自己所堅持的信仰、欲望和價值，以及自己用來描述理想自我的終極語匯，都是偶然歷史和環境的產物，背后沒有任何超越時間和機緣的基礎?！盵10]

偶然、反諷與團結的目標無法最終實現，這也是烏托邦之為烏托邦的理由。但在這個烏托邦中，人們已經不再相信一個共同的理性基礎，不再試圖去尋找一個最完美的自我并以此脅迫自我和他人，因為人類的自由與團結無法在形而上的理論追求中實現，只能在重新描述他人和自我之中創造出來。

注釋：

[1]（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0頁。

[2]（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8頁。

[3]（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8頁。

[4]（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2頁。

[5]（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5頁。

[6]（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5頁。

[7]（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55頁。

[8]（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眼與心》，劉韻涵譯，載《面對事實本身：現象學經典文選》，倪梁康主編，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760頁。

[9]（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5頁。

[10]（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頁。

參考文獻：

[1]（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2]（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文學講稿》，申慧輝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

[3]（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眼與心》，劉韻涵譯，載《面對事實本身：現象學經典文選》，倪梁康主編，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