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幾點思考

劉永福 高苗苗

【內容提要】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特色鮮明、內涵豐富，既包括“理論體系”又包括“話語體系”。堅持歷史性、繼承性、創新性相統一，堅持民族性、主體性、實踐性相統一，堅持系統性、邏輯性、普適性相統一，力求做到“理論話語”的整體把握，“學術內涵”的深入挖掘，“研究范式”的理性表達，是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基本保證。

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時代高度有針對性地提出的一項戰略任務，是國家在新時期，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有前瞻性地展開的一項頂層設計，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義[1]。近年來，圍繞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的研究成果不斷推出，引發學界的高度關注。在此大背景下，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家協會理論委員會等機構共同主辦的“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首屆學術研討會”（2017）和“第二屆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表演理論）學術研討會”（2018）相繼召開，由此拉開了新時期探討如何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序幕，標志著中國音樂理論研究及話語體系建設進入了新的歷史起點，開啟了新的時代征程。

“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是一個既具象又抽象、既有多類型又有多層次、既有實踐又有理念提升復雜的綜合體，需要學界從多視角、多層面進行辨析，以把握中國樂文化理論話語體系的整體?！盵2]這一表述，不僅揭示了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本質特征，也提出了如何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基本方略和路徑。據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點思考。

一、歷史性、繼承性、創新性相統一

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以其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歷史風貌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中國傳統音樂的強大生命力和文化創造力?！爸袊魳防碚撛捳Z是中國先民在數千載不斷實踐過程中的積淀總結與提升，是在歷史長河中特別是專業樂人與之相關人士互動過程中以成?！盵3]它不是人們隨意創造的，而是歷史的人歷史地創造的[4]。要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必須了解歷史、熟悉歷史、尊重歷史，要以歷史上已經形成的理論話語為主導，對其進行客觀、理性的整理和研究。必須承認，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體系歷史上曾經形成，否則，中國傳統音樂也不會傳承發展至今，并形成“移步不換形”的文化傳統。當然，歷史上曾經形成的“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不同于我們今天所要構建的“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體系”的構建不僅要有深厚的歷史積淀，而且要隨著時代的變遷增加新的內涵。

近百年來，我們之所以對歷史上曾經形成的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難以認知，甚至對此產生懷疑，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具體講來，由于歷史漫長，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在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各種意識形態的干擾和制約，由此產生了很多有悖于音樂藝術自身規律的理論話語，對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傳承與發展造成一定影響。比如，有關“均”與“宮”的問題，古人起初是把它們區別得清清楚楚的，后來由于歷代官方音樂理論只承認一種音階，就把均與宮的區別抹殺掉了[5]；又如，有關音樂技術理論問題，歷代文人論樂或因“不為”、或因“不能”，對技術問題一般都采取忽略態度，這是傳統樂律學問題不斷散佚、失傳、受到誤解的基本原因之一[6]；再如，有關“旋宮轉調”問題，“唐代的旋宮理論失傳以后，特別在北宋間，死解《月令》，把陰陽五行之說混入旋宮理論，并且發展到極端，在旋宮理論及其‘依月用律’的應用上，都制造了許多混亂”[7]。無需否認，類似的現象和影響，如今仍在發生，這不僅是今天為什么要探討重構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原因之一，也是在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過程中，所要面臨、避免和解決的主要問題。而且，由于文化語境發生了變化，現代人對古代人創造的一些理論、話語難以把握，以致在理解過程中產生歧義和偏差。另外，進入20世紀以來，由于西方音樂理論話語體系被普遍接受，致使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構建和傳承受到了沖擊，無形中削弱了國人對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的認知能力。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探討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過程中所必須思考的問題。同時也應該看到，歷史上形成的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雖然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和沖擊，但主導話語并未完全消失，歷史上形成的很多理論話語至今仍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等“旋宮”理論；“五聲、十二律、六十調”等律聲系統關系；秦漢以來形成的相和三調、清商三調、笛上三調、琴五調等調關系原理，等等。這些歷史上曾經形成的理論話語，是當下我們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重要資源，只有以此為參照，才能實現歷史與現實的高度契合、完美統一。

堅持歷史性、繼承性、創新性相統一，是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之一?，F存的中國民族音樂中所具有的各種形態特征，就是歷史上形成的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最直接體現，“關鍵是我們怎樣去認知這樣的體系”[8]。強調繼承性，必須堅持理論自信和話語自信，充分挖掘歷史上已有的理論話語及其內涵，以此彰顯中國傳統音樂厚重的歷史根基和文化脈絡，保持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相對穩定性。同時還應該明白，歷史上的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也不是隨意產生的，是在對此前理論話語繼承和超越的基礎上形成的。而所謂繼承，不是對原始理論話語的一味照抄照搬，而是接通“原始”與“現實”的橋梁和紐帶。繼承與創新永遠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過程，要繼承必須有創新。因此，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是新時期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最顯著特征。

新時期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創新性可以用三個關鍵詞來概括，即“改用”“借用”和“創用”。所謂“改用”，就是對歷史上一些不適應現代文化語境的名詞、術語通過“改造”，轉換成新的理論話語，努力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所謂“借用”，就是“洋為中用”，即“借鑒”西方音樂理論話語體系中的一些名詞、術語以及理論范式為我所用，特別是一些有關音樂形態方面的概念、術語，完全可以借用，但前提是不應產生歧義。試圖徹底規避西方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觀念和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謂“創用”，就是現當代人結合文獻研究、曲調考證、音樂實踐所創設的一些具有可行性且得到普遍認可的理論話語。近百年來，老一輩音樂學家通過對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以及現實需要，“改用”和“借用”了很多符合中國傳統音樂本質特征的創新性理論話語，同時也創設了一些新的理論話語，這是新時期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寶貴資源，應該加以重視和利用。

總之，創新性是歷史性和繼承性的最終體現，而觀照歷史話語、凸顯時代特征、秉承發展理念，是形成歷史性、繼承性、創新性相統一的基本路徑和主導原則。通過新的名詞、術語以及范式——即新的理論話語——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是新時期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必然要求。在實施過程中，既要反對盲目濫用，又要避免全盤否定；既要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又要做到合理論證、準確把握。

二、民族性、主體性、實踐性相統一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土壤中的傳統音樂文化由五十六個民族共同創造，并在長期的歷史流變中不斷得到豐富、發展和壯大，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論話語。強調民族性，旨在為更好地理解延續中華民族數千年音樂本體的“血脈”——基因意義[9]，以增強民族自信心和使命感。也就是說，“任何話語體系的建設都不能脫離主體性的民族文化而任意表征。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同民族和國家可能會選擇相似的經濟方式和政治方式，與相似的經濟方式和政治方式相適應的文化形態也可能會日趨相似，但文化傳統作為民族的基因和命脈始終一脈相承，永遠是主體性的”[10]。這也是民族性和主體性密切關聯的重要原因。

中國傳統音樂與中國民族音樂雖然“話語”不同，觀測點不一樣，但其本質屬性是一致的。所謂“傳統”就是“民族”意義上的“傳統”，丟掉了“民族性”這一根脈，中國傳統音樂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所以，“傳統性”是以“民族性”為前提的，人們平時所說的繼承“傳統”，也就是繼承“民族傳統”，而不是其他意義上的“傳統”。進而言之，在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過程中，所挖掘、整理、借鑒以及所闡發的一切理論話語，都必須與中國民族音樂的本質內涵相適應，以體現民族特色、民族風格以及中國精神和中國氣派，背離了“民族性”這個“主根脈”，無論是理論體系還是話語體系，都將失去意義。

如果說強調“民族性”是為了延續數千年的民族音樂文化“基因”和“根脈”，而突出“主體性”，就是為了確保這種“延續”能夠得以實現。就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而言，其“主體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中國傳統音樂中的理論話語是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主體和主導?！氨娝苤?，中國音樂文化淵源有自、歷史悠久、特色鮮明、內涵豐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系統?！盵11]要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必須樹立文化自信，堅定民族音樂文化中特有的理論自信和話語自信，要充分挖掘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的理論話語（包括民間性的理論話語），并對其進行必要的整理和研究，使之成為新時期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主體內容。其次，新時期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新的”或“外來的”理論話語。如上所述，這些“新的”和“外來的”理論話語，必須與中國傳統音樂相適應，必須以能夠反映中國傳統音樂或中國民族音樂的本質特征為前提，必須以能夠體現民族音樂文化的主體性為原則，使之真正成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中的一部分。再次，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主體性”還體現在“民族性”上，也就是說，新時期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構建，應該以能夠反映五十六個民族的音樂文化特征為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應成為某個單一民族（漢族）的理論話語體系。在探討如何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過程中，必須將各民族的音樂屬性都考慮進去，尤其要重視對各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整體認識和研究，使其理論話語真正成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音樂就其“本體”來說，依賴于物理（聲）學而存在，由此生成的“音響性”“時間性”是音樂藝術有別于其他藝術形式的最顯著標志。因此，以“實踐性”為依托，是構建理論話語體系的決定性因素。不論理論、話語、體系多么豐富、嚴謹、規范，但最終都必須通過“聲音”來說話，必須經得起各種實踐環節的檢驗，以達到為音樂實踐服務的目的，無聲的“啞巴音樂話語體系”，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皩嵺`性”是“民族性”和“主體性”的最直接體現，主要包括作品實踐、創作實踐、舞臺實踐以及田野考察等內容，是理論話語形成的“元資源”。

20世紀以來，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建設雖然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音樂理論話語的沖擊，但是，“中國傳統音樂不僅仍基本保存，甚至還出現許多非常重要的發展。比如中國‘五大類’傳統音樂，各地民間眾多樂種、歌種、曲種、劇種，不僅繼續保存，還有許多創新或拓展；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音樂，也仍然完好傳承，沒有受到外來音樂和西方音樂的強烈干擾”[12]。關于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的實踐性研究，眾多前輩學者都做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特別是在體現民族性、主體性、實踐性等方面，都有很好的作為，并取得了很多令人矚目的學術成果。比如，黎英海的《漢族調式及其和聲》、黃翔鵬的《宮調淺說》等成果，為中國傳統宮調理論體系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及話語基礎；20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民族音樂概論》，以“體裁”為劃分標準，提出的民歌和古代歌曲、歌舞與舞蹈音樂、說唱音樂、戲曲音樂、民族器樂的“五大類”分類法，為中國傳統音樂的進一步整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論規范；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創編的各類民族音樂作品，以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陸續推出的各類“音樂集成”，為構建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體系，提供了必要創作經驗和資料準備。另外，以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為主體的民族民間音樂調查、采錄、曲調考證等田野工作經驗，以及所積累的十分豐厚、珍貴的民族民間音樂資料，都將在理論話語體系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總之，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是一個浩瀚無比的系統工程，需要音樂界各領域的凝心聚力、通力合作。從“實踐性”的角度講，除了理論家們的辛勤工作外，還要特別重視民族音樂作曲家、演奏家以及戲曲創作、表演藝術家們的積極參與。只有這樣，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這一宏偉目標，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三、系統性、邏輯性、普適性相統一

眾所周知，“體系”是由“若干有關事物或某些意識互相聯系而構成的一個整體”[13]。換言之，體系不是單一事物的孤立存在，而是各類事物結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總體性架構。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作為一個整體性概念，其內涵豐富、外延復雜，其中，既包括理論體系又包括話語體系，而且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理論是系統化的知識，話語則是理論的外化，理論可以轉化為話語，但理論并非直接地等同于話語，成熟的理論體系是學術話語的主體支撐，是話語體系的核心構件[14]。要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首先應該對理論與話語之間的內涵關系有所了解和掌握，必須經歷一個對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進行系統梳理的過程。注重系統性、邏輯性、普適性是實現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無縫對接的前提，也是檢驗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能否成立和是否成熟的重要標準。

通俗地講，要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必須堅持內容和形式的高度統一，不僅在內容上要體現出歷史性、繼承性、創新性以及民族性、主體性、實踐性，而且還要在形式上創設符合中國傳統音樂特點的名詞、概念以及邏輯結構，以增強其學術話語的普適性和傳承性。這就要求我們在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過程中，既要強調“內涵”的挖掘整理，更要注重“研究范式”的理性探討，不論何種理論話語，如果缺失了良好的研究范式，也就無法形成“體系”。因為，“普遍遵循的研究范式和解釋框架構成學術話語體系的在場方式，成熟的理論必須具有為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相對穩定的研究范式，包括話語語匯、核心概念、語法邏輯、話語規則以及價值立場等等”[15]。系統性、邏輯性、普適性是研究范式的直接體現。注重系統性、邏輯性、普適性，就是為了在研究范式上追求結構和體系的科學合理。近百年的研究實踐證明，中國傳統音樂并不缺少理論話語，所缺少的恰恰是對理論話語的系統梳理。正是由于“沒有來得及像歐洲那樣經歷過一個長期的、對傳統音樂文化采取現代方法進行系統整理的階段。因此，近百年間，我們的傳統音樂也就在西方理論的術語解釋下削足適履”[16]。系統性、邏輯性、普適性應該成為我們整理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所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

如上所述，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既包括理論體系又包括話語體系，其成立（熟）與否的關鍵在于“系統性”，其中包括學科系統、學術系統、學理系統等，而對系統性起主要支撐作用的是邏輯性。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宮調理論話語體系”的構建，始終受到陰陽五行、周易八卦、天文星象等各種讖緯之學的影響，致使原本十分單純、明了的理論話語變得玄而又玄、無以言表。由于缺乏縝密規范的語法邏輯和話語規則，我們的傳統音樂也就只能在西方理論的術語解釋下削足適履了。以往的研究經驗表明，強調系統性以及深入挖掘理論話語的邏輯蘊涵，是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重中之重。必須明白，任何事物和相關事物構成的類整體都有自身的內在結構，結構的內在邏輯是事物的構成規則，從而形成事物的主導結構，如果主導結構發生了改變，事物的整體結構就會發生變化[17]。對于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而言，其中的內在邏輯包括數理邏輯、形式邏輯和語言邏輯等?？傊?，系統性、邏輯性是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乃至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形成、建立的基礎和保證。

此外，理論話語必須能夠體現出文化傳承性。前面所提到的歷史性、繼承性、創新性等各種內涵因素，都與傳承性有密切關系，而理論話語的普適性則是體現傳承性的最顯著標志，也是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能夠得以傳承的基本路徑。普適性不僅體現在理論話語的縝密規范、邏輯清晰上，而且更體現在名詞、概念的通俗易懂上。比如，構建“中國傳統宮調理論話語體系”應該徹底避免諸如陰陽八卦附會律呂帶來的干擾和誤導，使學術話語轉化為符合當下語境的通俗性音樂語言。再者，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不應該僅成為少數學者之間進行學術討論的話題的由頭，而應該成為“接通”理論與大眾之間的紐帶，讓中國音樂理論話語成為大眾學習音樂、理解音樂、詮釋音樂、創作音樂的理性工具。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如果僅僅為少數音樂理論家所擁有，也就根本無“理論”“話語”“體系”可言，更失去了構建的價值和意義。所以，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構建，應該與普通大眾的音樂思維方式相適應，必須得到廣大從業者的普遍認可?？傊?，普適性是檢驗理論話語真實性、可行性的有效方法，是衡量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話語成熟度的重要標志。

綜上，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理論”“話語”豐富、厚重，雖歷經千百年的時代變遷，卻始終一脈相承。堅定文化自信、理論自信、話語自信，是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基本原則；堅持歷史性、繼承性、創新性相統一，堅持民族性、主體性、實踐性相統一，堅持系統性、邏輯性、普適性相統一，是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基本保證。構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既要深入挖掘歷史，又要努力把握當代；既要做到內容與形式的高度一致，又要追求理論話語的縝密規范、邏輯清晰；既要大膽吸收老一輩音樂家的研究成果，又要注意汲取近百年來的經驗教訓。民間音樂的豐富多彩、民族音樂創作的累累碩果，都為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構建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礎、理論基礎和話語基礎。我們有理由堅信，只要有“音樂”存在，“理論”就不會中斷，“話語”也不會消失，“體系”的建立將指日可待。

【注 釋】

[1]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協調會議辦公室.第二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理論研討會論文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1.

[2][3][8][9]項陽.建立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的自覺、自信與自省[J].中國音樂學，2018（1）：6，8，12，9.

[4][10]郭湛，桑明旭.話語體系的本質屬性、發展趨勢與內在張力——兼論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的立場和原則[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6（3）：33，34.

[5][6][7]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黃翔鵬文存[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68，263，271.

[11][12]秦序.中國傳統音樂“第三次斷層”與理論話語體系重建[J].中國音樂學，2018（2）：5，10.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Z].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281.

[14][15]陳曙光.論中國話語的生成邏輯及演化趨勢[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10）：95，96.

[16]喬建中，張振濤.燃犀——音樂學家黃翔鵬和他的學術人生[J].人民音樂，1997（9）：4.

[17]馮憲光.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建構的主導結構[J].中國文學批評，201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