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的公共安全治理

袁園

摘要：以“數據分析”“數據挖掘”為特征的大數據革命席卷全球，開啟了人類“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新時代。傳統“條塊分割、信息不暢、協作困難”等應急機制弊端日益凸顯，“重權力、輕科學”問題亦成為魚待突破的瓶頸[1]?！?·21”北京特大暴雨事件;“4·10”蘭州水污染事件;“12·31”上海外灘踩踏事件;“8·12”天津濱海新區特大爆炸事故;2016年寧夏公交車縱火事件等都對大數據時代公共安全治理提出了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關鍵詞：大數據時代;公共安全;治理

一、大數據時代公共安全治理的特質

大數據時代的公共安全治理呈現以下新特質。第一，將事前的風險預防視為公共安全治理的起點。傳統的事后補救的“治療式管理”模式雖然也強調預防為主，但實際只是更多側重于發現安全隱患發生的先兆，盡力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第二，遵循公共安全治理的正向思維模式。傳統模式遵循的是“由果尋因”的逆向思維，即從突發事件倒推，進行邏輯分析，尋找因果關系，作出應急決策。大數據支持下的“預防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則是從風險預測開始，進行數據挖掘和量化分析，尋找相關關系，最后作出行動決策，這即是一種“從因預果”的正向思維模式。第三，運行的是一種“謀定而動”的戰略。傳統模式以事件為中心，是一種相對被動的應急式行動策略，重在事后補救，但很難做到資源的優化配置，容易形成資源短缺或資源浪費。大數據支持下的“預防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則是主動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預防風險，這是一種基于預見性的智慧策略，意味著警務戰略的深刻變革，即從戰略層面利用情報預警實現實時定位，精準打擊，而不僅僅是在案發之后行動層面的快速反應。

二、大數據時代公共安全治理的挑戰

傳統公共安全治理己建立一套較為完善的系統，但在大數據時代來臨后暴露出傳統公共安全治理的一些問題和挑戰。

（一）治理主體單一，社會參與匱乏

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大數據技術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只依靠政府自己的力量，己經無法適應日益復雜化、多元化、專業化的公共安全事件，政府單一主體很難獨立解決日益復雜化的威脅。政府作為城市安全公共物品唯一的提供者，政府包攬了公共服務，導致財政危機，資源浪費。隨著城市發展加快，個體的利益和需求呈現出很大的不同，由此導致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發生的概率增加。反之，差異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促使個體之間形成了共同的利益，那就是有效應對城市公共安全問題。治理的理論體系對整個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實際意義是不容置疑的，但須屬性的理論對實際操作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F階段我國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主要由政府負責，缺乏有效的社會動員機制，治理主體單一，沒有形成多元主體治理模式。

（二）重應急輕預防，治理機制不健全

在公共安全事件發生前，做好危機預防工作，防患于未燃，將公共安全事件所帶來損失控制在最小范圍內。當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發生時，迅速、及時、高效的做好應急處理工作，將公共安全事件對城市造成的破壞控制在較低的程度。我國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偏重于危機爆發后的應急處置與恢復重建。事實上，預防、避免危機發生是公共安全管理的起點與立足點，也是最理想、最高明、最有效的管理。我國城市公共安全預防管理機制存在不足。缺乏危機預警機制，現階段我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危機預測預警機制，缺乏科學系統的預警預測信息和決策網絡。缺乏物質保障機制，目前我國的救災物資儲備實行的是多部門管理制度，這種救災物資分散儲備的管理機制，不僅導致救災物資不能適時、合理地儲備，就造成救災物資儲備失衡，應急資源得不到優化配置。

（三）法律體制不健全，缺乏法律法規約束

依法管理各種公共安全事件，對預防和減少安全事件的發生，盡快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都具有重要意義。受危機管理“重治輕防”觀念的影響，無論是法學界還是實務界，都忽略了公共危機預防管理法律應有的地位和作用，相對于公共安全應急處置法律而言，我國在危機預防管理方面的法制建設還比較滯后，危機預防缺少相應的政策和法律支撐，更缺乏法律的貫徹執行。我們不能忽略的問題是這些法律多是針對特定方面、特定部門所制定的，缺乏統一的規劃?，F有的公共安全危機預防管理方面的法律，對危機預防管理中地方政府及其部門的職責，以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等也缺乏明確的規定。

三、大數據時代公共安全治理政策建議

大數據是一場革命，將對各行各業帶來深刻影響，甚至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2]。要改變我國公共安全治理以安全事件或危機應急處置為起點的管理模式，轉向常態的公共安全風險治理，當前大數據浪潮為此轉型提供了良好機遇。

（一）遵循正向思維，建立全流程整體治理模式

大數據思維支持下的“預防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則是從風險預測開始，進行數據挖掘、相關性分析、歸納模擬，再現從風險到危機的整個流程周期，并以此作出相應的行動決策，這是一種“從因預果”的正向思維模式，講究的是源頭治理，預防為先，全程把控。顯然，這種正向思維模式是主動式的也是整體式的治理方式，能較好地解決前述問題，讓治理擁有“防微杜漸”“一葉知秋”能力，成功達到防范于未然的目的，因而更加科學合理。

（二）重視科技話語，實現科學治理機制

長期以來，國人普遍缺乏數據意識，輕視科技話語，政府管理也多采用定性分析、主觀推斷和原則性表達等粗放決策方式，這與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形成的科學與實證主義管理傳統，重視數據定量分析的精確決策方式形成鮮明對比，這樣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存在很大風險，不僅會使資源得不到最優配置，容易造成資源浪費，重要的是決策易受外界干擾，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大數據思維中，決策是基于數據分析的結果做出，而非基于經驗和直覺，數據驅動決策是主要決策模式[3]。大數據時代，公共安全治理要包容大數據，培育以尊重科學、推崇理性、強調精確、注重技術為主要特征的數據文化，把精細化、專業化、科學化貫穿于公共安全治理的全流程，實現決策主要由主觀經驗驅動向數據科技驅動轉變，“人治”和“技治”雙管齊下，實現科學治理，共建安全中國[4]。

（三）重塑治理過程，實現多元協同治理格局

現代社會更多公共安全事務體現在民眾日常生活中，需要“通過公民民主參與方式實現社會的自我治理[5]”。首先大數據的來源是多元主體。除了政府依然是重要的數據源外，當前的移動互聯網、各類手機APP客戶端、微博和微信使得每一個民眾都成為可觀的信息數據庫。社會組織和企業特別是互聯網、信息行業組織、企業，它們不僅擁有大數據，還擁有大數據處理技術，因而是大數據思維和技術的重要代言人。其次大數據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大數據時代是“人人時代”，是自媒體社會，人人皆可能將個人問題演變成公眾議題。信息和互聯網企業可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協同政府進行數據挖掘和分析，參與公共安全事件處置。最后建構以政府為主導，個體、企業、社會組織等非政府主體協同的治理機制。

參考文獻：

[1]?? 周芳檢，何振.大數據時代城市公共安全應急管理面臨的挑戰與應對[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

[2]?? 維克托？邁爾- 舍恩伯格，肯尼斯？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M].盛楊燕，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 傅中力，張煌，李坡.大數據時代的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選擇[J].國防科技.2013（2）.

[4]?? 李志剛.大數據：大價值、大機遇、大變革[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2.

[5]?? 朱武雄.轉型社會的公共安全治理——從公民社會的維度分析[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