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的性別缺口

文/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 斯特凡尼亞·法布里齊奧 鄭煥林 瑪麗娜·塔瓦雷斯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可能使賦予女性經濟機會的進展出現倒退，并擴大性別缺口；盡管我們在過去三十年中不斷取得進展，這一問題依然存在。

設計完善旨在促進經濟復蘇的政策能緩解危機對女性的不利影響，防止性別平等進一步遭受挫折。對女性有利的措施最終也會有利于應對收入不平等、經濟增長和構建韌性等問題。

為什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女性及其經濟地位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原因有幾個。

第一，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社會部門就業，例如服務行業、零售、旅游和酒店業——這些行業需要與人面對面接觸。在實行保持社交距離和減緩措施的背景下，這些部門受到的打擊最為沉重。2020年4～6月，美國女性的失業率比男性高出兩個百分點?？紤]到工作性質，遠程辦公對很多女性來說并不可行。在美國，約54%的社會部門從業女性無法遠程辦公。在巴西，這一比例為67%。在低收入國家，有條件遠程辦公人口的占比最高僅為12%。

第二，在低收入國家，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就業于非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通常以現金形式支付報酬且不受官方監督——導致女性薪酬較低，不受勞動法保護，也無法享受養老金或醫療保險等各項福利。非正規部門勞動者的生計受到了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的嚴重影響。在哥倫比亞，由于當局封鎖經濟活動，女性貧困率上升了3.3%。聯合國的估計顯示，疫情將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貧窮人口數量增加1590萬，使貧困人口總數達到2.14億人，其中多數是女性和女孩。

第三，女性往往比男性承擔更多無償家務勞動，準確地說每天約2.7個小時。受封鎖措施影響，例如學校停課和針對脆弱高齡父母的預防性措施，女性要承擔照顧家庭的主要責任。封鎖措施取消后，女性恢復充分就業的速度也更緩慢。在加拿大，5月的就業報告顯示，由于保育問題依然存在，女性就業率上升了1.1%，而男性就業率相比之下上升了2.4%。此外，對于育有至少一名6歲以下子女的父母，男性重返工作崗位的幾率比女性約高出2倍。

第四，疫情使女性面臨更嚴峻的喪失人力資本的風險。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年輕女孩被迫輟學，開始工作以補貼家庭收入。根據馬拉拉基金報告，埃博拉危機之后，利比里亞女孩不上學的比例幾乎增加了兩倍；在幾內亞，女孩重新入學的比例比男孩低25%。在印度，自新型冠狀病毒封鎖措施實施以來，主要婚介網站報道婚姻登記激增了30%，因為很多家庭通過安排婚姻為女兒未來的生活尋求保障。由于未接受教育，這些女孩遭受了人力資本的永久損失，從而犧牲了提高生產率的機會，并使女性的貧窮循環永久化。

關鍵在于，政策制定者必須采取措施，限制疫情對女性的“創傷”效應。這可能包括重點關注為脆弱群體提供收入支持，維持就業聯系，提供激勵以平衡工作和照顧家庭的責任，加強醫療和計劃生育服務的可得性，以及擴大對小企業和個體戶的支持。消除賦予女性經濟權能面臨的法律障礙也是一個工作重點。一些國家已迅速行動，采納了部分上述政策。

奧地利、意大利、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亞引入了一項法定權利，允許子女低于特定年齡的父母享受帶薪休假；法國已將病假范圍擴大到因學校停課受到影響、無法獲取替代保育服務或工作安排的父母。拉丁美洲女性領袖建立了“女性經濟賦權行動聯盟”，作為整個政府在疫情后經濟復蘇中提高女性參與度的更廣泛工作的一部分。在多哥，新的移動現金轉移支付計劃有65%的參與者是女性。該計劃為非正規部門勞動者提供相當于最低工資30%的贈款。

從更長期來看，可通過為女性工作創造條件和提供激勵，設計相關政策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正如近期一篇博客所討論的，響應性別問題的財政政策尤為有效，例如投資發展教育和基礎設施，補貼保育以及提供產假。這些政策不僅對于解除女性經濟賦權的限制至關重要，而且對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后促進包容性經濟復蘇也十分必要。

（本文于2020年7月21日首發于IMF Blog，經IMF授權在《陸家嘴》及其數字平臺上刊發本文的中文版。）

斯特凡尼亞·法布里齊奧

斯特凡尼亞·法布里齊奧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戰略、政策及檢查部副組長。

在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前，她是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的客座教授。

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宏觀經濟、公共財政和財政機構，同時，她就宏觀經濟政策和改革對分配影響的相關政策問題開展了廣泛研究。她的研究成果已在知名經濟期刊上發表。她擁有歐洲大學研究所的經濟學博士學位。

鄭煥林

鄭煥林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西半球部助理主任。

她對新興市場和發達經濟體開展了大量監督工作，就一系列廣泛主題發表了文章，包括擔任幾本出版物的聯合編輯 。

她以優異成績從史密斯學院獲得學士學位，成為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會員，并于1994年獲得了劍橋大學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