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對商鞅評價的矛盾性之探析

楊懿

摘要：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商鞅的評價看似有矛盾，但實則包含了司馬遷想要傳遞的信息在其中。本文通過分析《商君列傳》中司馬遷評價之矛盾性的具體體現，試著分析內在矛盾性形成的原因。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

中圖分類號：B2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27-0045-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7.031

一、綜述

商鞅變法為秦之富強打下了基礎，但因為秦帝國過早的衰敗，漢代中期的儒家知識分子對商鞅的評價普遍不甚高，如《鹽鐵論》中賢良文學認為：“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盵1]司馬遷在《商君列傳》中對商鞅的貢獻表示了肯定，但在結尾的“太史公曰”卻對商鞅持批評的態度，造成這種看似矛盾的評價原因為何？目前學界有的研究集中在其變法措施以及變法目的之上，將《商君列傳》作為《商君書》的參照文獻：曾振宇通過分析商鞅的思想，認為他是通過“明刑”達到“去刑”的目的[2];孔毅認為商鞅面對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局面選擇“更禮”而非“復禮”是明智的選擇[3]。也有從《商君列傳》本身文本出發的研究：楊玲和葛光香認為將《仲尼弟子列傳》排在《商君列傳》和《伍子胥列傳》之間是暗含司馬遷的評價在其中的，表達了司馬遷對法家的批判[4];林聰舜認為《商君列傳》是反秦反法家時代的產物，但又不能不承認其貢獻，因此在《商君列傳》中體現儒法二家的對抗[5]。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商君列傳》中司馬遷評價之矛盾性的具體體現，試著分析內在矛盾性形成的原因。

二、矛盾性的具體體現

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呈現出矛盾性，而這矛盾性的具體體現就在于本傳中的褒貶結合及結尾“太史公曰”的批判。

（一）負面的評價

首先看文中表示貶義的評價。史記會注考證提到：“夫子春秋之教，一變為嚴刑苛法，衛鞅之所以次弟子傳也?！盵6]可以看到，就連排序上司馬遷都有其深意在其中。第一次涉及到評價的句子是商鞅和景監交談的時候“：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也?！盵7“]難以比德于殷周”表面上好像沒有什么感情色彩，但這是司馬遷隱晦地批評，變法在一開始就是背離王道。訂了各種刑法之后，太子犯法之后不可以用刑，只能“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8]，“公子虔復犯約，劓之”[9]。商鞅對新法“自上犯之”的解決方法是對太子的師傅進行處罰，這種對知識分子的侮辱，實際上是加強君主集權，只有皇室才能免除刑法。儒家認為的“刑不上大夫”是要知識分子自己請罪，就算賜死也要讓他們維持體面。了解這一點之后，就可以明白司馬遷對商鞅這種侮辱性質刑罰的批判跟司馬遷本人受到的屈辱有一定的關系。

在秦魏交戰的時候“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盵10]賈誼作《過秦論》曾大肆抨擊法家行為為不義：“秦王懷貪鄙之心……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盵11]而董仲舒在談論到越王勾踐在軍事行動上用詭的時候也曾說過：

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后仁誼也。[12]

從當時儒家對法家的批判態度來看，在對法家用詭的看法他們應該是差不多的。

如果說前兩處的批評都比較隱晦，在與趙良的會談和“太史公曰”中，司馬遷的批評意味就顯得明顯了。作為一個儒家精神的代言人，趙良對商鞅進行了勸解，以為他施行的法家路線會讓他惹上殺身之禍。司馬遷借趙良之口對他從三個方面進行了批判：第一，靠寵臣的推薦上位，上位的方式不夠言正名順;第二，大興土木建造宮殿，并不是為了百姓;第三，認為他用了嚴刑會招來很多仇恨，最終引來殺身之禍。趙良將商鞅與百里奚相比較，將百里奚的道德教化與商鞅的嚴刑作為對比，抨擊他的做法是“左建外易”。中井積德認為：“左建，其所建之事陪道理也。外易，其所變之法違道理也?！盵13]與前文的“亦難以比德于殷周也”是相呼應的。最后“太史公曰”中司馬遷寫道：“商君其天性刻薄人也?！敝芯e德說“：刻薄，其無恩情也，言殘忍不仁，出于天質也?！盵14]可見批評已經是顯而易見的。

總之，太史公中對商鞅的批評都是集中在他的為人與變法措施之上。

（二）正面的評價

商鞅在書中的正面評價不多，但足以體現《史記》一書“實錄”的精神。

在變法成效，司馬遷還是不吝贊美的：“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盵15]下文又說“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盵16]在國家的富強方面，商鞅變法的成就是無法抹煞的。商鞅剛開始變法的時候與學者們辯論會上力排眾議，認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盵17]不僅在本傳中，在< 范雎蔡澤列傳>中，蔡澤也說：

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18]

商鞅給秦設置了完善的強國措施，全方位提升了秦國的國力。而且司馬遷將商鞅死后與他有關的功績也給他寫入本傳之中，瀧川資言考證：“秦紀‘惠文王八年，魏納河西地，則事在商鞅死后。史將言其功，故并及后事?！盵19]正是因為秦國依舊沿用了商鞅的新法，才使得秦統一六國?！短饭孕颉罚骸霸器比バl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盵20]司馬遷能夠突破成敗論，以一種透視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商鞅的貢獻，這是他的可貴之處。

三、矛盾性的形成原因

為何會出現這樣看似矛盾的評價？筆者認為正負兩種評價的存在都有各自的原因。

負面評價形成的原因有兩個：司馬遷對法家之反對和他本人因“誣罔”罪的遭遇。司馬遷的思想并不是純粹取自于儒家，而是博覽群書，對各家的學術都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法家“：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盵21]法家有可取之處，但實踐已經證明不能長久地使用它。在< 酷吏列傳> 中，他就談到了嚴刑峻法的弊端：

自張湯死后，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秏廢。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22]

嚴厲的刑法導致官員不敢承擔責任，造成政府運行效率的下降。在他的設想中，賢明的君主和盡職的官員通過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才是最為理想的。葛兆光認為：

法家希望達成一個嚴格、有效的官僚管理系統，形成整齊、規范的社會秩序，以取代早期的基于血緣親情的倫理規范，”?！斑@與儒者理想實在是很不一樣，儒者理想中的社會秩序不是依靠外在的法律約束而是依靠人內在的道德自律意識和外在的禮儀象征形式維持……[23]

法家與儒家的政治理想上的沖突，就在司馬遷筆下表現了出來。其次，他本人所受的誣枉罪也跟他對法家的看法有很大的關系。漢武帝時期使用了許多手段強化了君主集權，這是使用了法家手段。受死刑的時候因太史公的寫作還未完成，他只能選擇受腐刑茍延殘喘。在《報任少卿書》他談到“：最下腐刑極矣?！笨梢娺@種侮辱對于普通士大夫來說是難以忍受的。政治理想上的矛盾和個人所受的屈辱相結合，因此我們可以在太史公中看到他對法家的批判。

正面評價的原因筆者認為可能兩個：漢代政治體系來自與秦以及司馬遷本人寫作中“不虛美，不隱惡”的自我要求。馮樹勛認為：

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漢家仍是宣帝口中“王霸雜用”的基本形態而正統的儒生未必能真正能在政治上具有指導性的地位……不過，他們并不打算通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態度，來改變政治的現實。儒家知識分子不能正面的要求約制皇權，又不能提出激烈的革命可能，他們也不甘理想不能實現，是故在不同的曲折方式中，希望達致一種新的平衡。[24]

儒家的知識分子無法暴力推翻漢朝，只能對承自秦朝的政治體制提出批評但又不能全盤否定，他們的出發點是反對秦朝但又不能反對漢朝，只能通過著書的手段來寄托自己的理想，太史公正面評價法家的成就可能有這點原因隱含其中。同時他寫作中的實錄精神也使他能放下成見客觀評價商鞅的成就。

所以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看似矛盾，實則隱藏了作者的評價與態度等信息在其中。

四、總結

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呈現兩極分化，暗含了司馬遷態度在其中。他在批評法家的嚴刑峻法以及擁護君主集權，但他又承認了法家在社會建設方面的可取之處。這是司馬遷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學者之體現，這種治史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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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馮樹勛.西漢初年的正統性問題[J].人文中國學報，20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