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稅的收入分配效應研究及未來改革設想

彭采婧

(浙江財經大學 浙江 杭州 310000)

一、前言

根據理論研究，本文將要研究的直接稅范圍包括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財產稅以及社會保險費。針對直接稅對收入分配效應的研究各位學者前輩多是進行單個稅種的效應分析，比較少的關注整體直接稅比重變化所帶來得收入分配效應。另外，少數研究直接稅整體收入分配效應的學者多是用基尼系數等方法。因此，本文從收入不良指數角度研究近些年的直接稅收入分配效應具有借鑒性意義。

二、實證分析

直接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從2013年的52.32%，提高到2018 年的61.58%(見表1)。直接稅比重單單從總量上來說，逐年在增加且已經占到總稅收的一半以上。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縮小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效調節了收入分配呢？以下根據2013-2018各年的收入不良指數估計值和稅收收入中各項直接稅所占比重的時間序列數據，運用SPSS25.0計量分析軟件，分析直接稅的比重變動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表1 2013-2018年直接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含社保費)比重

(一)變量引入說明

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是直接稅收入占總所得稅(包括社會保障繳款)的份額和收入不良指數。為什么我們用收入不良指數指數來衡量收入差距而不是更常見的基尼系數，主要是因為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因學生和基礎數據來源而異。因此，我們本文考慮使用收入不良指數，即高收入人口前20%人口的收入份額與低收入后20%人口的收入份額之比。這一指標的一般標準是：3以下為絕對平等，3～6為相對平等，6～9為合理，9～12為不良，12～15為差距較大，15以上為嚴重貧富不均。表2未我國2013-2018年收入不良指數的估計值。

表2 2013-2018年全國居民收入不良指數估計值

(二)方程的回歸估計

分別以稅比重、個稅比重、社保費比重、財產稅比重和直接稅比重為自變量，以收入不良指數為因變量建立一元回歸方程，結果見表3。

表3 收入不良指數與直接稅收入比重的回歸系數

顯而易見，企稅、財產稅的回歸系數是負的，而總的直接稅比重、個人所得稅及社保費比重雖然與收入差距呈正相關關系，但調節作用十分微小。這意味著：之前增加所得稅和財產稅在稅收收入中的比例被認為不是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當然，將來需要進一步檢驗經驗分析的結果，但至少可以從中得出結論：雖然諸如所得稅等直接稅收以及財產稅和社會保障稅在我國總的稅收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并沒有如理論上預期的那樣起到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三、問題分析

首先是財產稅，不動產稅收大多數相關稅收主要來自購買和轉讓不動產，但不太多來自所有權。此外，絕大多數的財產稅的收入不是來自高收入者，而是來自單位和其他低收入群體收入。其次是個人所得稅，據估計，所得稅收入結構大約60%來自工資，20%至30%來自家庭生產和經營收入以及儲蓄存款利息，還有比例極低的財產轉讓和股息。此外，如果考慮到已經報告但不準確的數字，80%以上的高收入人口沒有稅收信息登記，也就是說，我國高收入人口不繳納稅款的情況非常嚴重。第三，在城市和農村二元結構中，社會保障繳款占城市單位的很大一部分，與城市相比，農村養老金、保健、農村社會保障“補貼”的作用遠遠沒有實現。

四、建議

(一)繼續加快完善個人所得稅改革

我國個稅改革邁出了重要一步，但今后改革應繼續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我們要有更廣闊的稅基，擴大個人納稅人數量和所得稅征收范圍，應逐漸將個人所有收入納入征收范圍。其次是進一步完善費用扣除，研究費用扣除細則，將地區經濟發展差異考慮到費用扣除標準中，使費用扣除標準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第三，要實現實現專項扣除的最終落實，與我國實行的所得稅和減稅相適應，有助于減輕中低收入者的個人負擔，并繼續發揮個稅控制收入分配的作用。

(二)加快實施房產稅改革

首先，加快房地產稅改革，加快房地產稅立法流程，探討適當擴大房地產稅征收范圍，將非商品的不動產面積納入房地產稅征收范圍。其次，制定適當的房地產稅稅率，實施差異化的房產稅率政策，對個人住宅實施低稅率，對豪華住宅實施高稅率。另外，區分一般住宿和豪華住宿的評價基準，擁有多個住宅也必須適用更高的稅率。第三，根據當地稅收情況，制定具體的房地產稅實施方案，階段性地調整征稅政策，并給予中低收入者一定的房地產稅減免。

(三)加強直接稅的征管

實現稅務機關與銀行、證券、海關等機構涉稅信息共享，建立各部門各機構涉稅信息共享平臺；提高征稅服務效率和質量，增強群眾對征稅工作的認同感，提高居民的納稅遵從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