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新媒介技術賦權背景下口語傳播的功能演進

馬蘇蘇

摘 要：新媒介技術高速發展背景下，抖音、快手等音視頻制作軟件火爆應用市場。其中，口語傳播的優勢被最大程度的開發出來。在這個意義上，口語傳播借助新媒介技術的力量，具備了對社會全員重新賦權的權力。文章從新媒介技術賦權的研究現狀、口語傳播與新媒介技術賦權的關系兩方面探討其功能演進，對在新媒介環境下口語傳播研究的價值與方向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新媒介技術;賦權;口語傳播

隨著新媒介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各種音視頻個人應用APP的盛行，用戶生產內容（UGC）已成為當今數字時代一道最具人氣的媒介風景。這其中，由于語言傳播，特別是口語傳播的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發和應用，其所具有的傳播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多重視角的實踐與理論意義正得以逐漸彰顯。對口語傳播在新媒介技術賦權背景下功能演進的考察與思考，將為我們深刻理解媒介技術賦權的圖景與邏輯提供獨特視角。

一、新媒介技術賦權研究現狀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賦權（empowerment）逐漸成為社會科學各領域關注的熱點。近年來，傳播賦權，尤其是新媒介技術帶來的賦權，則成為國內外新聞與傳播學界的熱點。新媒介技術革新了傳播生態，同時悄無聲息地重塑了人們的生活與聯結方式，進而影響了社會個體的權力關系。

隨著數字技術與新媒體的迅猛發展，近幾年，國內基于新媒介技術視角的賦權研究更趨興盛。表現在，研究主題日趨豐富，涵蓋了多個面向，如新媒體應用對于亞文化的促成[1]，新媒體用戶圖像話語權的建構[2]，新媒體幫助實現輿論的“可見性”[3]，也有對新媒體賦權研究的批判反思，提出以關系社會學的視角，視“弱者”為一個動態的結構，有“彌散化、邊界遷移和政治化”的傾向，提倡不要窄化賦權研究的對象[4]。對農民工群體手機使用是否彌合數字鴻溝的調查[5]。內卷化使得農民工的微信群使用既增權又減權，導致群體無積累、低水平重[6]。新媒體賦權對象不只是弱者的增權，也有強者的維權。它不會只偏向某一方，而是會為所有人提供同樣賦權的可能性?！叭跽摺比后w既包括有生理或智力缺陷等邊緣個體，也包括某個社群或組織群體中較少為人關注的對象。關系的動態性和流動性使“弱者”身份轉變和移動有了可能，“強者”與“弱者”的角色會隨網絡輿論發生反轉，新媒介為增權或去權提供了渠道條件[7]。APP本身的“商業文化基因”與“生活指導性”使技術賦權弱化了政治色彩，呈現出較為顯著的“自我賦能”表征，回歸了技術賦權的基本層面[8]。

新媒體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口語傳播獲得并彰顯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為強大的力量。這一力量在廣播電視時代已經得到確認，如今則在新媒介技術突飛猛進的助推下又獲得了巨大的飛躍，從而使得傳播生態與傳播賦權的圖景發生了廣泛與深刻的變化。 在這一變化已得以清晰呈現的當下，研究新媒體技術助力下的口語傳播以何種方式、在何種程度、在何種領域賦予了何種人群以何種權力，特別是，研究這一全新的賦權圖景與傳統媒體時代的傳播賦權有何新異之處，便有了理論與現實的意義。

二、新媒介技術賦權與口語傳播的功能演化

口語傳播（Speech Communication），是人類運用口頭語言進行交流與傳播的活動?？谡Z傳播研究在西方最早可以回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紀古希臘時代的修辭學。其后，則分別經歷了中古世紀、近代時期，最后進入20世紀以美國為代表的口語傳播學科的建制與研究[9]。在當代美國，口語傳播研究主要來自于應用領域。

對于口語傳播與新媒介技術賦權的關系，國內外學者主要從文化與文明發展的視角。盡管沒有直接使用相關的表述，但國內外學者早已關注到口語傳播活動的政治、文化意義。一些相關研究已經直接指向特定背景下口語傳播與文明演進與特定人群生活命運的關聯。這確證了口語傳播具有推動文明進程和賦予民眾權力的基本事實。不過，由于大眾傳播時代，民眾往往只是口語傳播活動的受眾與消費者，因而其時的口語傳播與技術賦權的關系并未引起太多關注。但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特別是社交媒介與自媒體的迅猛發展，不僅令民眾可以消費到極其豐富的口語傳播產品，更是可以成為形形色色口語傳播活動的發起人，因而，口語傳播已具備了多層面的技術賦權功能。

從個體角度看，語言溝通能力與人的權力獲得密切相關。表達能力強的人，在心理效能、人際關系、社會參與等方面均有優勢，這是不言而喻的常識。不過，從傳播生態學的角度看，在以傳播工具劃分的不同歷史時代，文字語言與口頭語言能力各有自己占據優勢的時代與領域。春秋戰國時期，能言善辯的策士具有一言九鼎的能力，而在印刷時代，能寫得一手錦繡文章的人則能拿到政治文化的優先權。在報紙時代，自然是擅長文字語言的人掌握更多的話語權，而在廣播電視時代，擅長口語傳播的則成了大眾明星與意見領袖。媒介生態的演進顯然直接影響了口語與文字語言各自的角色與能量。

新媒介技術的賦權部分地依賴于語言能力，基于讀寫能力的信息傳播與基于聽說能力的信息傳播，依托的是不同的通道，因而就有著完全不同的旨趣。如果說微博的興起是民間話語權的一次大解放（主要依托于文字語言傳播的賦權），那么以音視頻應用APP的興起則是民眾權力的又一次大的釋放。這一釋放的主體、權力內容、微觀與宏觀的意義均有著很大的不同。由于聽說渠道的親近性、便捷性、娛樂性，它對于促進人際關系有普遍意義，對不擅長文字語言的人群提高自我效能，以及對擅長口語傳播的個體參與互聯網經濟、互聯網文化均有促進作用。此外，從信息接收角度看，則能對不善于、不樂于、不便于通過閱讀接收信息與知識的人群而言，則提供了救濟途徑，這對于民眾的再教育權、新聞知情權無疑是極大利好。

三、新媒介技術賦權背景下口語傳播的未來展望

在如今的新媒體時代，由于音視頻制作技術已經可以簡易到伸手可及的程度，口語傳播的優勢被最大程度開發出來了，在這個意義上，口語傳播借助新媒介技術的力量，具有了對社會全員重新賦權的潛力。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基于新媒體應用的口語傳播，將重塑傳播賦權的面貌，從而深刻影響每一個社會個體的心理與生活。

盡管理論邏輯和鮮活事實都指向口語傳播能夠產生新的賦權這一趨勢，但是，除了這一籠統的認識之外，現有研究并沒有告訴我們基于新媒體應用的口語傳播在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不同場域會有著怎樣具體的情形，會實際起到怎樣的作用，以及會受到哪些因素的推動與制約。新媒體技術既有可能幫助用戶開拓新的社會資源，結成新的社會關系，也可能新瓶裝舊酒，新技術也可能只是起到維系、加固原有社會關系的作用[10]，基于新媒體應用的口語傳播是否在某些層面存在這種維系加固的功效，也是值得關注的。

傳播賦權離不開語言的使用，傳播賦權的研究不能忽略對語言角色的分析。語言的駕馭能力直接影響了傳播賦權的實現程度，因而新媒介技術對口語傳播的賦能，實際上會對傳播賦權的性質與面貌帶來深刻影響，這是“媒介即訊息”思路的題中之義，卻容易被人忽視或輕視。沿著媒介生態學的分析邏輯，技術塑造的新權力關系與其演變路線值得結合最新的現實予以觀察、梳理和回應。

參考文獻

[1]蔡騏.從窮游亞文化看場景時代的新媒體賦權[J].現代傳播，2016（12）

[2]嚴峰.“技術賦權”范式下新媒體用戶圖像話語權的建構[J].當代傳播，2017（03）

[3]姜紅.開薪悅：“可見性”賦權——輿論是如何“可見”的[J].蘇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03）

[4]黃月琴.“弱者”與新媒介賦權研究——基于關系維度的述評[J].新聞記者，2015（07）

[5]宋紅巖.“數字鴻溝”抑或“信息賦權”——基于長三角農民工手機使用的調研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06）

[6]高傳智.共同體與“內卷化”悖論：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交媒體賦權[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8（08）

[7]尹金鳳、胡文昭.如何提升中國學術的話語權——兼論學術期刊編輯的問題意識與學術使命[J].中國編輯，2018（07）

[8]王建磊.APP：技術賦權的回歸[J].新聞大學，2016（06）

[9]秦莉莉.語言嬗變之節點——網絡語言現象透視[J].焦作大學學報，2011（04）

[10]丁未.新媒體與賦權：一種實踐性的新聞研究[J].國際新聞界，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