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系統論視域下的中國近代史變遷
——評《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祝伶俐

（上海師范大學 上海 200000）

20世紀80年代，金觀濤、劉青峰兩位學者利用自身學科背景，運用系統論方法重新解讀中國近代史。兩位學者將自然科學方法運用到具有復雜性和動態性的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注重史論和史實的史學領域這一過程是否正確地把握住人類社會歷史前進的方向尚且值得進一步探討。本文無意著重探討這一問題，僅以此問題為引，嘗試對《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一書作簡要評說，力求更加辯證地、客觀地探討其思想意義。

內容概述

本書的主題是把超穩定結構放在對外開放條件下觀察，探究超穩定結構在受到西方工業文明沖擊后的行為模式。作者認為，“傳統一體化結構解體—意識形態更替—新一體化結構建立”是對外開放條件下超穩定系統的典型行為模式。[1]在中國傳統社會組織中，大一統官僚機構居于上層組織；鄉紳自治居于中層組織；宗法家族組織位于基層組織，這三層組織層次統一于儒家意識形態之中，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整合方式，也是在相對孤立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

超穩定系統及其局限性

金先生的超穩定結構概念來源于阿希貝的論著。根據阿西貝的概念，超穩定系統具有兩大要素：通常穩定性以及在此之上的自我修復能力。盡管金先生的超穩定結構概念來源于阿希貝，但其所用的超穩定系統概念卻是專為中國封建社會定做的。金先生認為，超穩定系統“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穩定性，另一方面表現出周期性振蕩?！奔催@種系統的巨大穩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固有的周期性振蕩的調節機制而得以實現。這種概念上的演變早已遠離阿希貝最初的定義內涵。金先生所重新定義的超穩定性尚缺乏一種科學性，仍需進一步探討，這主要表現兩方面，首先，在系統論理論中，“穩定性”是屬于定性而非定量式概念，無法用具體量詞進行限制性定義。在此，金先生所運用的“巨大的穩定性”這一鮮明的定性化語言不符合控制論原則，無法精確定義“穩定性”概念。其次，周期性振蕩是系統論的一類運動體制而非調節機制。而金先生所認為的可以“系統”通過周期性振蕩來實現自修復的觀點很難在控制論的代表著作中找到。只能說這是一個未經論證的假設，其科學價值有待進一步深究。這對于缺乏相關學科知識儲備的讀者來說，不僅很難發現其理論破綻，相反，一旦接受變異的“超穩定系統”內涵，那么就很自然地把其結論當作經過嚴密邏輯推導所得到的科學命題，導致無法看清理論的另層深意。同時，金先生在對中國封建社會定性時，把“相對穩定”歪曲為“超穩定”，這是一種大前提的錯誤。主要原因在于其并未恰當運用將系統論中的一個限定性極強的非基本概念，而是將其作為立論的基點試圖為長達數千年的社會結構定性，如此輕率可謂有悖于科學精神。此外，超穩定系統理論無法從根本上揭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緩慢的原因。社會結構處在動態變化之中，若把相對穩定理解為“超穩定”，把發展緩慢看成“長期不變”，那么不乏出現以偏概全，自相矛盾的情況，凸顯局部性概念的局限性。而唯有在更為廣闊的時空背景下重視中國社會內部三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并且將系統內部因素與地理環境、對外交往等多種因素加以考察，才能科學地揭示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發展緩慢的原因。

史學研究中的系統方法論窺探

在《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一書中，社會結構的演變是其內部三個子系統相互作用、相互調節的結果，在此過程中會釋放出一種瓦解社會結構本身的破壞性力量，即無組織力量。這是一種起破壞性作用但不代表新的社會形態的客觀力量。恰恰在這一點上金先生找到突破口，即從人的主觀意志方面去尋找建設性力量，將社會結構的變遷歸結農民戰爭，從而促成其封閉系統式的研究方法。金先生所運用的系統論的研究方法具有封閉系統的典型特征。從廣義的角度來看，現代系統理論包含系統論和控制論，按系統與環境的關系可區分為封閉系統和開放系統。而現代系統理論最大的價值在于把客觀事物看作是開放系統而非封閉系統，其注重從事物的普遍聯系來考察事物的發展演變?？紤]事物內外部信息流交叉等多種因素。由此可見，開放性是系統論中的精髓?？刂普搫撌既司S納認為，一個控制系統是一個與周圍環境密切聯系的系統。它通過自己的反饋機構可以減少系統的嫡。據此，無組織力量等同于嫡。不同的是，它并非金先生所表達的狹隘而又兼具封閉特質的嫡。盡管書中多次使用了系統論相關的術語，但也無法改變其非系統論的實質。

系統論所展現出的動態性表明一個共同體或有機體的存續需要的是開放而非封閉系統?？v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我們無法否認的是不同社會在開放的程度和水平上都有所不同。真正對人類社會歷史把脈清晰的莫過于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其可以解釋開放系統下人類社會共同體內外部共同作用所推動的社會前進的方向。在本書中，無組織力量是系統內部產生的起破壞作用的力量，其“崩潰一修復”的循環演化模式屏蔽了外界的干擾，系統則承擔著自行修復的功能。盡管如此，我們也會發現歷史上社會的自我運行與向前發展都會展露在開放壞境之中。此外，歷史唯物主義從全部歷史發展過程著眼的而非對任何一個具體歷史都要找出經濟上的“終極原因”具有科學性。以此為標準，本書運用系統論方法將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平等相待具有片面性。唯物史觀在承認相互作用的同時又對其終極原因加以揭示是向前邁出決定性一步的表現。而本書討論僅從相互作用角度考察歷史進程而忽略探討支配歷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物質終極原因，對于史學研究而言，難免有些退步。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關于《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這本書中所論述的內容，提出的觀點可從兩種不同的視域看待它，在此，或許對讀者產生某種困惑，即到底應該怎樣看待這本書以及其中所提出的觀點？“在尋求宏觀解釋模式時不能脫離歷史語境本身”。多維度的視野會讓我們更加透徹地理解這本書，使我們對歷史的發展、社會的演進擁有更深層次的認知，而正是本書所帶來的爭議性從側面體現出其價值所在，里面所包含的關于歷史和社會的思考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這也是本書值得我們深刻閱讀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