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口貿易對我國技能工資差距的影響
——基于替代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的實證研究

申 樸 劉康兵 朱雨靜

(華東理工大學 商學院，上海 200237；上海大學 經濟學院，上海 200444)

一、 問題的提出及相關文獻綜述

近30年來，經濟全球化有力地推動了各國和地區的貿易與經濟發展，并影響了各經濟體內部勞動力的就業結構和技能工資水平(1)本文的技能工資差距指高、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與此同時，貿易深化引發的技能工資差距問題也日益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研究話題。根據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即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下面簡稱S-S定理)，貿易開放將在發達國家引發技能溢價，在發展中國家則可能導致技能工資差距縮小。貿易引致發達國家技能工資差距擴大這一預測，已從大量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驗證(Falm和Helpman，1987(2)H. Flam, and E. Helpman, “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North-South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5 (1987): 810-822.；Wood，1994(3)A. Wood,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Feenstra和Hanson，1999(4)R. Feenstra, G. Hanson,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and High-Technology Capital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979-1990,”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1999): 907-940.；Leamer，2000(5)E. Leamer, C. Thornberg, Effort and Wages: A New Look at the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37-84.)。然而，與S-S定理相悖的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發展中國家的技能工資差距不僅未出現縮小的趨勢，而且產生了技能溢價(Xu和 Li，2008(6)Xu B. and W. Li, “Trade, Technology, and China’s Rising Skill Demand 1,”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6.1 (2008): 59-84.；Helpman等，2016(7)E. Helpman, O. Itskhoki, and M. Muendler, “Trade and Inequality: From Theory to Estim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4.1 (2017): 357-405.)。這一現象在我國也得到了數據支持。根據海關總署數據，以美元計價，2018年我國出口2.48萬億美元，同比增長9.9%；進口2.1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5.8%。與開放程度同時增大的是我國的勞動力工資差距，喻美辭(2010)測算，從1996年到2008年，我國制造業熟練勞動力占比從2.08%上升至6.02%，相對工資差距從1.58擴大至3.26。(8)喻美辭：《進口貿易、R&D溢出與相對工資差距:基于我國制造業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10年第7期。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會隨著貿易深化而出現技能工資差距擴大的趨勢？對此，一個重要的理論解釋是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Acemoglu，2003(9)D. Acemoglu, “Patterns of Skill Premi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0.2 (2003): 199-230.)，即偏向高技能勞動要素的技術進步，通過增加對高技能勞動要素的需求而引致了發展中國家高技能工資增長遠遠快于低技能工資。Pissaride(1997)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指出，國際貿易所帶來的R&D溢出具有熟練勞動偏向性。(10)C. Pissarides, “Learning by Trading and the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1 (1997): 17-32.Acemoglu(2003)的研究表明，進口海外設備及資本流入與本土高技術勞動力的結合更為緊密，從而引發了對高技能勞動要素相對需求的上升。與此異曲同工的是，Harrison和Hanson(1999)基于墨西哥的數據，發現貿易使白領工人的相對需求增加，并且在技術密集部門，白領工人的相對雇傭率更高。(11)A. Harrison, G. Hanson, “Who Gains from Trade Reform? Some Remaining Puzzl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9.1 (1999): 125-154.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的研究表明，南北貿易使北方和南方各自實現了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分別體現在北方中間產品的質量提升及南方中間產品的種類增加，從而加劇了它們各自的技能工資差異化程度(12)殷德生、唐海燕：《技能型技術進步、南北貿易與工資不平衡》，《經濟研究》2006年第5期。。邵敏和劉重力(2010)的實證分析也顯示我國技能工資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技術進步；當引入出口變量時，這種技術進步的高技能偏向性增強，進一步拉大了技能工資差距。(13)邵敏、劉重力：《出口貿易、技術進步的偏向性與我國工資不平等》，《經濟評論》2010年第4期。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基于微觀數據研究了這一問題，例如，曾國彪和姜凌(2014)證明，盡管貿易開放同時提高了技術和非技術勞動者的平均工資，但卻拉大了兩者間的差距。(14)曾國彪、姜凌：《貿易開放、技能溢價與工資差距——基于CGSS數據的經驗研究》，《世界經濟文匯》2014年第6期。如果區分進出口貿易，則由于進口貿易帶來了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擴大了高、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而出口貿易則起到了抑制差距的作用(趙春明和王春暉，2014(15)趙春明、王春暉：《國際貿易對中國工資差距的影響研究》，《經濟與管理研究》2014年第11期。；喻美辭和喻春嬌，2016(16)喻美辭、喻春嬌：《國際貿易、技術創新與中國城鎮勞動力的技能工資差距:基于勞動力個體微觀數據的實證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16年第5期。)。

雖然上述文獻衡量技術進步的方法各不相同，但這些基于技術進步視角的分析大多得到了相似的結論。然而考慮到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對技能工資差距的總體影響(17)此處總體影響包括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影響及其他影響。，針對中國的情形，還有不同的看法。唐東波(2012)(18)唐東波：《垂直專業化貿易如何影響了中國的就業結構?》，《經濟研究》2012年第8期。、程盈瑩和趙素萍(2013)(19)程盈瑩、趙素萍：《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中國勞動力就業結構的影響》，《經濟經緯》2016年第2期。應用中國工業數據進行的實證分析發現，進口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需要高技能勞動力與之匹配，來自OECD國家的中間品進口份額提升會提高中國高技能勞動力的就業比重，而從低收入國家進口則會降低這一比重。薛飛和王奎倩(2017)發現，高質量中間產品的進口對中國高技能勞動力存在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對高技能勞動力相對就業的最終影響方向則取決于兩者的合力。(20)薛飛、王奎倩：《中間產品進口對我國技能結構需求的影響》，《經濟經緯》2017年第6期。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在考察貿易開放水平的提高所引起的就業結構變化或是技能工資差距變化時，即使區分了進口和出口，也很少考慮進口來源地類型對技能工資差距的影響。在我國已經成為貿易大國的背景下，探究進口來源地對技能工資差距的影響，將進口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結構及工資變動聯系起來，探究其中的作用機制，更便于從進口的視角解釋中國技能工資差距及未來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變化的原因和規律。

本文嘗試從進口貿易角度，研究源自不同發展程度經濟體的進口如何影響技能溢價。為此，本文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基于我國全行業整體進口前十位的省級面板數據，將勞動要素的異質性引入分析，從進口的替代效應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考察進口來源地類型對技能工資差距的影響。其中，勞動力異質性主要反映在勞動力的個體特征上，如性別、年齡、職業、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因此本文實際上是一個將微觀變量與宏觀變量相結合的實證研究。全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了我國不同技術含量產品在進口中的比重和勞動力工資差距現狀，然后從進口的替代效應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兩方面，討論了進口來源地類型對我國技能工資差異影響的機制，并提出相關待檢驗假說；第三部分則基于上述機制，構建計量模型，對假說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是文章的結論及政策含義。

二、 中國進口品來源地技術特征和技能工資差距現狀

(一) 我國進口產品來源地的技術特征

根據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來自30個國家和地區的進口覆蓋了我國進口總額的85.48%，成為中國進口的重要貿易伙伴，其中包括13個發達經濟體和17個發展中經濟體。(21)13個發達經濟體為：美國、德國、瑞士、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17個發展中經濟體為：馬來西亞、巴西、沙特阿拉伯、南非、俄羅斯、泰國、安哥拉、印度尼西亞、伊朗、阿曼、智利、菲律賓、伊拉克、印度、越南、阿聯酋、緬甸。

從技術層面進行產品類別劃分，其方法多樣，但大多過于籠統，在實證中尤其難以界定。Lall(2000)(22)Lall, S.,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 1985‐1998,”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8.3 (2000): 337-369.參考經合組織(OECD，1994)提出的基于技術活動的定義，將SITC2.0三位數的所有出口產品劃分為五大類，分別是初級產品(23)初級產品包含農作物、木材、煤炭等；資源型產品包含加工肉類或水果、飲料、橡膠制品、玻璃等；低技術制成品包含紡織產品、簡單的零件、家具玩具等；中技術制成品包含商用車輛、化學品、工業機械等；高技術制成品包含電信、發電、數據處理設備，以及制藥、航空航天、光學儀器等。、資源型制成品、低技術制成品、中技術制成品和高技術制成品。上述五類產品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十小類(24)有個別產品無法分類，標為其他交易品。，從1到10技術水平遞增。這一分類為實證研究貿易結構提供了便利。這一分類將理論與具體的產品分類進行了結合，便于從實證角度進行研究，因此本文選取這種分類方法。按照Lall(2000)的分類，表1顯示了中國2007年和2017年從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進口不同技術水平產品的占比。

表1 2007年、2017年我國進口品分五大類、十小類占比(25)從1到10技術含量逐漸升高，初級產品包含農作物、木材煤炭等；其他資源型產品包含礦產、石油橡膠等；其他低技術產品包含陶器、簡單零件、家具玩具等；中技術制造業產品包含合成纖維、化學品、鐵、管道等；中技術工程業產品包含發電機、工業機械、手表等；其他高技術產品包含制藥、航空航天、測量儀器、照相機等。

根據2017年UN Comtrade數據，中國從主要的30個貿易伙伴國和地區進口了大量貨物，其中發達經濟體為2143億美元，發展中經濟體為4714億美元。表1顯示，我國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產品中，初級產品和資源型產品約占進口額的68%左右，這類產品技術含量較低，對企業創新影響極??；同時，我國也從發展中國家進口了一定比例的高技術制成品。按照十類細分產品來看，其中主要是電子和電氣產品(2007年和2017年分別占從發展中國家進口高技術產品的98%及93%)，而蘊含更高技術水平的其他高技術產品項則進口比例極低，僅占總進口額的0.41%和1.35%。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從發達經濟體進口的初級產品和資源型制成品占比在25%左右，而中、高技術制成品占比在61%～69%之間，這類產品通常包含比較復雜的技術，生產過程中需要較高的研發投入、先進的技術運用和較長的學習周期。這類產品的進口，為我國企業帶來了模仿學習的機會，有助于技術創新。

事實上，Coe和Helpman(1995)(26)D. Coe, and E. Helpm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5 (1995): 859-887.曾探討從工業化國家進口對發展中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證實了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和意義。此外，通過使用各行業R&D資本存量來衡量技術水平，喻美辭(2010)也證明了從發達國家進口對我國R&D存在溢出效應。

(二) 我國高、低技能勞動力工資差距拉大

為衡量我國近年來技能工資差距現狀，本文采取兩種計算方法進行比較分析。圖1參考喻美辭(2010)的方法，用工業企業R&D經費內部支出中的勞務費來表示高技能勞動力的報酬，并計算其占工業行業工資總額的比重。圖2參考盛斌(2002)(27)盛斌：《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的分類，選取2006～2016年工業部門中的初級產品、勞動和資源密集以及低技術制造部門的從業人員代表低技能勞動力，選取高技術制造部門的勞動力代表高技能勞動力，分別計算年平均報酬，繪制兩者差值及線性趨勢線。從圖中可以看出，近年來高技能勞動力報酬占比不斷上升，雖然高、低技能勞動力工資都處于上升趨勢，但兩者的差值呈上升趨勢，并仍可能繼續擴大，可見技能溢價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引發社會關注。

(三) 不同進口來源地對技能工資差距影響的兩個假設

我們擬從替代效應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的角度，分析從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進口影響我國高、中低技能勞動力的路徑，其機制如圖3所示。

1. 進口的就業替代效應

從企業層面考慮，通過購買服務或產品來替代自主生產，可以達到節約成本的效果(Abraham 和Taylor,1996(28)K. Abraham, and S. Taylor, “Firms’ Use of Outside Contractor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4.3 (1996): 394-424.)。進口會對國內同類產品產生替代效應，進而引致生產所需勞動力的就業變化。關于進口的這種替代效應，在大量的文獻中都得到了證明，其中，發達經濟體的貿易開放，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對低技能勞動力產生了替代效應(Wood，1991；Sachs和Shatz，1998(29)J. Sachs, and H. Shatz,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Wag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New Results,” ed. S. Collins, Imports, Exports,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215-56.；Baidwin 和 Cain，2000(30)R. Baidwin, and G. Cain, “Shifts in Relative US wages: the Role of Trade, Technology, and Factor Endowme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2.4 (2000): 580-595.)。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進口對本國勞動力也產生了替代。夏先良(2002)發現，我國的進口增長和就業增長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31)夏先良：《追求最大限度充分就業——中國進口貿易宏觀分析與政策選擇》，《國際貿易》2002年第3期。。盛斌和馬濤(2008)(32)盛斌、馬濤：《中間產品貿易對中國勞動力需求變化的影響》，《世界經濟》2008年第3期。、羅軍和陳建國(2014)(33)羅軍、陳建國：《中間產品貿易、技術進步與制造業勞動力就業》，《亞太經濟》2014年第6期。認為，進口中間產品減少了整體勞動力需求。類似地，薛飛和王奎倩(2017)也指出高質量中間產品的進口造成我國熟練勞動力需求下降。

在此基礎上，結合表1所示的我國從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主要進口品的技術水平差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一：從發達經濟體進口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對我國高技能勞動力產生替代效應，從發展中經濟體進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則對我國低技能勞動力產生替代效應

2. 進口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

大量研究表明，貿易開放使得發展中國家通過FDI流入和進口產品接觸和學習到相對多的與熟練勞動力相匹配的技術知識。由于技術密集型產品主要來自發達經濟體，因此，這種技術的獲取、模仿和學習是有偏的，會導致技術進步具有技能偏向性的特點。新技術的融入趨向于吸納高技術勞動力，從而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擴大行業工資差距(Harrison和Hanson，1999；Acemoglu，2003；Zhu和Trefler，2005(34)S. Zhu, and D. Trefler, “Trade and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5.1 (2005): 21-48.；潘士遠，2007(35)潘士遠：《貿易自由化：有偏的學習效應與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差異》，《經濟研究》2007年第6期。；趙春明，2014；喻美辭，2016)?；谶@些文獻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二：從發達經濟體進口高技術含量產品將引起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導致高技能勞動力需求增加，從而引發技能溢價現象

三、 進口來源地類型對我國技能工資差距的影響：一個實證檢驗

(一) 模型建立、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

明瑟(Mincer，1974)(36)J. Mincer,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4).依據人力資本理論推導出工資決定方程，該方程將人力資本和收入水平聯系起來，成為基于微觀視角研究工資決定的基礎?，F實中影響勞動者工資的變量不限于個人特質，其所在地區層面的宏觀水平同樣有重要影響，在模型中不可缺少。鑒于此，本文對明瑟工資方程進行了修正，主要包括：第一，引入省市層面的宏觀變量，考察宏觀因素對勞動力工資的影響；第二，引入源自發達經濟體進口與技術水平的交叉變量，考察從發達經濟體進口引起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對工資差距的影響。本文構建的計量模型如下：

lnWageij=α+β1lnHIij+β2lnLIij+β3lnHI×Techij

+θlnProvj+φZij+μij

上式中下標i代表勞動力個體，下標j代表勞動力所在的省市。lnWageij表示省市j中個體i在2014年的工資收入的對數，HIij、LIij反映勞動力i所在省市從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進口額。同時我們還引入了從發達經濟體進口與技術水平的交叉變量，Provj衡量勞動力所在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Zij則是反映勞動力個人特征的變量集，其中包含了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民族等。

HI、LI和HI×Tech是本文核心解釋變量，HI和LI分別為源自發達經濟體以及發展中經濟體的進口，根據上文的分類，我們選擇來自13個發達經濟體以及17個發展中經濟體的進口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于各省市海關和統計年鑒。為克服異方差，這兩個變量的數據都作了人均處理，并取對數。Tech衡量技術水平，以當年高技術產業R&D經費內部支出占該省市GDP的比重來表示，這部分數據來自《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從發達經濟體進口會通過模仿和學習促進技術溢出，驅動技術創新，引發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但這種技術外溢和驅動創新過程會受多種影響因素制約。經濟學家大多認為，進口國本身的技術基礎和消化吸收能力是所有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只有當東道國本身的技術發展到一定水平后，才有能力學習和模仿從發達國家帶來的先進技術，從而實現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因此本文引入源自發達經濟體進口與技術水平的交叉變量HI×Tech以考量上述效應，并以此將從發達經濟體進口的替代效應與技術進步效應分離開來。這樣，回歸模型中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意義在于：β1、β2表示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進口替代效應；β3表示從發達經濟體進口導致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

Provj是各省市的宏觀控制變量集，包含測度各省市技術或科研水平的省市研發人員數量及經濟發展水平的省市消費水平，分別以該省市當年工業企業中研發人員總數和城鎮居民消費水平表示，這部分數據來自2015年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中國社會統計年鑒》。本文選取了中國對外進口總額中排名前十的省市(37)我國進口額排名前十的省市為：廣東、上海、江蘇、山東、北京、浙江、天津、遼寧、福建、河北。作為樣本。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5》，這10個省市合計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85.39%，具有代表性。

控制個人微觀特征的變量集包含了性別、年齡、年齡的平方、婚姻狀況、民族、政治面貌以及受教育年限。在模型中引入年齡的平方，是因為對年齡與工資的關系做了倒U形假設。微觀變量集的引入，控制了個人特質對工資水平的影響。將宏觀和微觀數據相結合，考察不同來源地進口對高、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影響，不再忽視勞動力個體差異所起的作用，能夠更全面、客觀地刻畫國際貿易與技能工資間的關系。

包含工資變量在內的微觀個體勞動力相關數據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15年度數據(CGSS2015)。排除缺失和異常值后，從中篩選出了上述10個省市1823例從事非農工作的個體樣本。其中根據CGSS問卷中“最高教育程度”項，引入變量Edui表示個人受教育水平；根據國際通用的“是否取得高等教育文憑”標準劃分了高、低技能勞動力，獲得694個高技能勞動力樣本、1129個低技能勞動力樣本，并在此基礎上根據受教育年限(9年以下、9～12年以及12年以上)進一步劃分為低、中、高技能組。上述改進更接近現實，并有利于比較組間差異。

2011-2015年，臺灣對大陸農耕產品貿易總值中所占份額較大的產品主要有谷類及其制品、水果、堅果及其制品、砂糖及其制品、茶葉及其制品、酒類、植物油和其他農耕產品；大部分農耕產品的出口值逐年增加，尤其是谷類及其制品、水果、堅果及其制品和其他農耕產品(見圖1)。

(二) 實證分析：基于高、低技能的分組

為了檢驗從不同類別國家和地區進口帶來的勞動要素替代效應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以及勞動者微觀特質對工資差距的影響，本文將分別對包含和不包含微觀變量的實證模型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表2中模型(1)和(3)為不包含微觀變量的回歸，模型(2)和(4)為包含微觀變量的回歸。

1. 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進口的替代效應

表2中模型(1)和(2)的回歸結果顯示，對于高技能組，在引入微觀控制變量集后，HI的估計系數雖保留了預期的負號但變得不顯著，表明從發達經濟體進口并未對我國高技能勞動力產生顯著的替代效應，這意味著即使我國從發達經濟體進口的產品中近30%為高技術制成品，市場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仍然不受顯著影響。對比模型(3)和(4)，引入微觀控制變量集后HI的估計系數變得負向顯著，說明從發達經濟體進口對低技能勞動力存在非常顯著的替代效應，可能原因在于：我國也從發達經濟體進口了大量中、低技術含量的產品。更重要的是，高技術產品生產過程中也需要大量(中)低技能勞動力的投入。因此，從發達經濟體進口額的增加，明顯降低了對(中)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

表2 高、低技能分組回歸

此外，從模型(2)和(4)可見，LI的估計系數表現出了組間差異：低技能組中LI的估計系數負向不顯著，而高技能組則在不高于5%的水平下正向顯著。估計數據顯示，從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額每增加1%，高技能勞動力的平均工資便增加0.1345%。究其原因，如前所述，我國從發展中國家也進口了一定量的高技術產品，然而根據細分的十類產品，其中大多為電子、電氣產品，結合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廉價的現實情況，很多都是委托加工的產品，因此帶來的技術進步有限。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產品，雖然不會直接引發技術進步效應，但是將資本從產業鏈的低端釋放，并投入到產業鏈的高端環節,資本需要與高技能勞動力相結合，因此也會促進勞動力市場上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另一條路徑導致技能溢價。這一發現與周茂等(2016)(38)周茂、陸毅、符大海：《貿易自由化與中國產業升級：事實與機制》，《世界經濟》2016年第10期。的研究一致。他們認為，貿易自由化通過進口競爭會促使城市內部產業間資源配置優化。在本文中這種優化的結果表現為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并形成技能溢價。

2. 從發達經濟體進口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

由于HI和交叉項HI×Tech對工資的作用方向相反，所以從發達經濟體進口對技能工資總效應是正是負，還要取決于替代效應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的相對大小。對于高技能組，負向替代效應不顯著，所以只存在正向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也就是說，從發達經濟體進口將提升高技能勞動力工資水平。對于低技能組而言，因為兩種反向效應均顯著，我們根據估計參數估算出HI開始產生正效應(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效應開始大于替代效應)的技術水平臨界值為0.06498(=0.4379/6.7393)。也就是說，只有當技術水平高于0.06498，從發達經濟體進口產生的對低技能組工資的正向促進效應才開始超過負向替代效應。不過，這一臨界值大于Tech樣本的最大值0.0107。因此，總體來說，從發達經濟體進口趨向于降低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

3. 宏觀、微觀因素對工資水平的影響

首先，關于省市層面的宏觀因素對工資水平的影響。表2的結果顯示，省市研發人員數量的估計系數在兩個組別中都不顯著。對此，合理的解釋是：城市的發展具有集聚效應和擁擠效應，兩者相互制約，因此城市發展對于勞動力工資水平的作用方向具有不確定性。但是省市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明顯提升了勞動力整體的工資水平。

其次，不管是哪一組的回歸，在引入個人微觀變量集后，模型的擬合優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性別在高、低技能組中都表現出高度顯著，證實了男女工資差異的存在。對于年齡的倒U形假設也得到了證實。兩組回歸中，年齡前的系數都顯著為正，年齡的平方系數都顯著為負，證明隨著年齡的遞增，工資水平表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此外，不論對于何種勞動力，教育的作用都顯著為正，對于工資水平有很大的促進能力，體現了教育水平對于工資的重要性。

(三) 進一步分組回歸：基于高、中、低技能分組

為進一步考察從不同類型國家和地區進口具體是對何種技能的勞動力的工資發揮了促進或抑制作用，本文進一步將所有樣本按受教育年限分為高、中、低三種技能的勞動力，對694個高技能勞動力、929個中技能勞動力和200個低技能勞動力再次進行分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報告的回歸結果更清晰地反映和證實了本文的假設，并可以解釋表2中一些看似矛盾的結論。比如，從發展中經濟體進口確實對低技能勞動力產生了替代效應，如表3中的模型(7)所示，LI的估計系數為負且高度顯著，在表2的模型(4)中由于中、低技能勞動力混合為一組而表現得極不顯著，掩蓋了這一事實；從發達經濟體進口也會產生替代效應，不過主要是替代中等技能的勞動力，如表3中模型(6)所示，HI的系數顯著為負(在模型(5)也為負但不顯著)，而并非模型(4)所揭示的替代“低”技能勞動力。如前所述，在那里中等技能勞動力和最低等勞動力都被視為“低技能”勞動力。本文的這些結論與蔣庚華和郭沛(2015)、薛飛和王奎倩(2017)的發現比較類似。蔣庚華和郭沛(2015)通過世界投入產出數據的實證研究顯示，來自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中間品進口對我國中、高技術勞動相對需求的影響均為負，來自欠發達經濟體的中間品進口對我國中、高技術勞動相對需求的影響均為正(39)蔣庚華、郭沛：《進口中間投入對中國就業結構的影響》，《經濟問題探索》2015年第3期。。薛飛和王奎倩(2017)利用2004年的工業企業調查數據，證明高技術含量的中間品進口對高技能勞動力具有替代效應。本文不僅證明源自發達經濟體的進口對中技能勞動力會產生負向的替代，而且表明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進口也會對低技能勞動力造成負向替代，同時還揭示：簡單地將勞動力區分為高、低技能組進行研究，可能會掩蓋一些事實或產生矛盾。

表3 高、中、低技能分組回歸

同樣地，表3也證實從發達經濟體進口將產生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這與阿西莫格魯(Acemoglu，2003)、喻美辭和喻春嬌(2016)的研究結果吻合，但這種技能偏向現象僅發生于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勞動力人群中，不會作用于最低技能勞動力。交叉項HI×Tech的估計系數在模型(5)和(6)中均保持正向顯著，且存在組間差距，而在模型(7)中極不顯著。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模型(4)中交叉項正向顯著，似乎在低技能組中也會產生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的矛盾現象，其原因同樣是由于中低技能勞動力混合所致。

最后，通過表3可以進一步分析進口貿易對不同組別技能工資的影響。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產生的替代效應趨向于降低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 并通過資源配置優化效應提升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從發達經濟體進口產生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趨向于提高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類似于表2中的模型(4)，中等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則同時受到從發達經濟體進口產生的負向替代效應和正向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的影響，但由于使得HI的正向效應開始大于負向效應的Tech變量的臨界值0.0821(=0.2573/3.1335)遠大于其觀察值的最大值，所以HI對中等技能勞動力工資水平的總效應為負。綜合上述三種情形，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進口貿易趨向于擴大高技能勞動力與中低技能勞動力間的工資差距，這為圖2所描述的現象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解釋。

四、 結論及政策含義

根據S-S定理，貿易開放后，發展中國家的高、低技能勞動力間的工資差距將趨于縮小，但觀察到的事實和諸多研究結果卻與該定理的預言大相徑庭，由此成為經濟學中的一個謎，并激發了國內外學者對這一話題的持續研究興趣。本文通過區分進口產品的來源地，并基于替代效應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的視角，系統分析了貿易開放，特別是進口貿易對我國技能工資差距的影響，嘗試對上述“工資差距之謎”進行新的詮釋。

我們首先剖析了我國從發達經濟體以及發展中國家所進口產品的技術特征，然后從替代效應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的角度提出了進口影響高、低技能勞動力工資差距的機制和假說，接著在此基礎上，應用修正的明瑟工資方程，結合CGSS2015的微觀個體調查數據和樣本所在省市的宏觀數據，對假說進行了實證檢驗，獲得了一些有意義的發現：

第一，從發展中經濟體進口對我國低技能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產生了非常顯著的替代效應，而從發達經濟體進口也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顯著替代效應，不過主要是替代中等技能的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在9～12年)，對高技能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沒有顯著影響。所以，假設一只是部分地被證實。同時還發現，從發展中經濟體進口通過資源配置效應能夠顯著提升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

第二，從發達經濟體進口會產生顯著的正向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但這種技能偏向性現象不會作用于最低技能勞動力，僅發生于中、高技能勞動力人群中，并且隨著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而增強。假設二被完全證實，且這一機制也同樣適用于中等技能勞動力。

第三，進口貿易對我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結構和技能工資溢價的影響，取決于替代效應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的相對大小。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由于單純的、源自發展中經濟體進口產生的替代效應的影響而趨于下降；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由于單純的、源自發達經濟體進口產生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的影響而趨于上升；中等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同時受到從發達經濟體進口產生的負向替代效應和正向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的影響。但從總體樣本來看，正向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大于負向的替代效應，中等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也趨于下降。因此，總體而言，進口貿易趨向于擴大高技能勞動力與中低技能勞動力間的工資差距，加劇技能溢價現象。

第四，通過比較分析還顯示，與將勞動力按受教育年限分為高、中、低三個組別相比，簡單地只區分高、低技能組進行研究可能會掩蓋一些事實或產生矛盾。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進口貿易及其引致的替代效應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效應是我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結構變遷和技能工資差距擴大的重要驅動力。這一結論有著豐富的政策含義。

一方面，類似于FDI，進口商品，尤其是從發達經濟體進口商品，也是國外先進技術外溢、后發國家學習和模仿進而促進技術創新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我國積極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擴大進口，優化進口商品結構，有助于充分利用發達經濟體的技術外溢，對于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隨著貿易的深化，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技能結構缺口勢必會擴大，即高技能勞動力相對短缺，而中、低技能勞動力供給過剩。為解決這一問題，既需要培育和完善與對外貿易發展相適應的教育培訓體系，增加技能投資，如各級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資和企業部門的崗位培訓等，以增加技能儲備，改善勞動者隊伍的技能結構；又需要全國一盤棋，各地區根據自身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來構筑與此相適應的產業結構，不盲目追求產業“高大上”。比如，知識和資本密集的東部沿海地區，可以大力發展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而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密集的中西部地區，則可重點承接東部地區相對低端的、加工貿易類產業的轉移，并優先發展中低端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促進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配置。從而，實現我國勞動力市場各種技能型人才的供求平衡和產業的梯度轉移與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