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杜甫詠物詩研究述評

白松濤

（浙江大學 教育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杜甫詠物詩狀物生動、寄寓深廣、手法精妙，歷來贊譽甚高。如喬億《劍溪說詩》云：“詠物詩，齊、梁及唐初為一格，眾唐人為一格，老杜自為一格，宋、元又各自一格。宋詩粗而大，元詩細而小，當分別觀之，以盡其變，而奉老杜為宗?！盵1]1102這便明確闡述了杜甫詠物詩自成一家、承前啟后的詩歌史價值。改革開放以來，古典文學的研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據現有資料記載，新時期較早論述杜甫詠物詩的文章是雷履平于1981年發表在《草堂》（今《杜甫研究學刊》）的《杜甫的詠物詩》，距今已過40年。在這期間，杜甫詠物詩的研究朝著精細化、全方位、多角度、新理念的方向發展。不過，在梳理杜甫詠物詩研究史之前，首先要對杜甫詠物詩進行厘定。這是因為“詠物”概念在杜甫時代并未上升到文體自覺的層面，導致部分杜詩在歸納詠物類型時處于模棱兩可的地位。

一、杜甫詠物詩的厘定

直到南北朝時期，“詠物”尚被寬泛地理解為一種文學創作方式，例如《詩品》評價許瑤之的詩歌是“長于短句詠物”，[2]440而根據許瑤之現存的一首詠物詩《詠楠榴枕詩》可以大致推測鐘嶸所說的“詠物”是指細致地描摹物象，尚不包含詠嘆情志的意味。在《昭明文選》中，詠物詩被收錄在游覽、詠懷、樂府等題材類型中，直到宋本《李太白集分類補注》才首次列出“詠物”一類，故有學者認為“古人自覺的詠物體類意識始自宋代”。[3]1雖然唐宋時期詠物詩的歸類編撰還較為模糊，但是詠物概念逐漸有了一個清晰的思路，即詠物不再局限于物象本身。范仲淹在《賦林衡鑒序》中說，“指其物而詠者，謂之詠物”“取比象者，謂之體物”，[4]297即認為詠物詩須選定具體的物象，并由物象生發感動、表達情志，強調“物”是詠嘆的出發點和體察的落腳點?！霸佄铩备拍顝木钟谖锵蟮酵怀鲈亣@情志的變化歷程中，杜甫詠物詩更是起到了開拓題材、探索詩藝、豐富意蘊的典范價值，如張戒《歲寒堂詩話》云：“建安陶阮之前，專以言志；潘陸以后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余事?！盵5]1

現代學者在梳理歷代“詠物”概念流變歷程的基礎上對其作了界定。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如：

洪順?。骸耙黄?，主旨在吟詠物的個體（包括自然界和人造的），也即作者因感于物，而力求工切地‘體物’‘狀物’，以‘窮物之情’‘盡物之態’，且出之以詩體的，才是詠物詩。所以題名詠物，實以寫景、抒情為主的篇什……都不能把他當作詠物看?！盵6]7

王次澄：“一、采取人的感覺器官能夠捕捉到的自然或人事的具體物象。二、始終吟詠單一的物象，不宜同時吟詠多種事物。三、專注于事物的重點，不宜面面俱到。四、著眼于物象的形狀、情趣。以物名為詩題。不包括以表現作者（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為主的作品?！盵7]135

兩種觀點都明確指出詠物詩在藝術寫作上具備的一些特質：其一，作者是帶著一定的情志來挑選物象的，從創作開始就融入了個體情志，這體現在物象本身、體物角度、修辭用語、意境氛圍等不同方面。其二，情志和物象兩者都是表達的重點，情志的表達方式往往與物象的摹寫方式融為一體。本文據此認為，詠物詩是指以自然物象、生命物象、人工器物等特定的具體物象為寫作中心，將其置于審美場域里體察其形態及風貌，并由物興感、寄托情志的詩歌。

由此界定杜甫詠物詩共計163首：其中五言律詩共77首，七言律詩共7首，排律共2首，七言絕句共16首，五言絕句共1首；五言古詩共30首，七言古詩共30首。所詠對象主要有馬、月、雨、樹、鷹、雁等。另外還需要具體分析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杜甫詠畫詩。杜甫許多吟詠畫作的詩，著意于描寫畫中的景物風光，想象自己身臨其境，抒寫所見所感，這種“人在畫中游”的寫法實際上是在有意模糊“畫”的物質載體，屬于寫景詩而非詠物詩。只有將畫看作綜合的統一體，把畫卷的物質形式和畫中的具體情境統一起來，或者是只專意于詠嘆畫中某一物象，如杜甫《畫鷹》《天育驃騎歌》《姜楚公畫角鷹歌》《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等，才可以歸為詠物詩；再如詠嘆屏障的《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一詩，雖然在開頭部分描寫了屏障的創作由來，但主體部分是身臨其境描摹山水表達歸隱之趣，脫離了屏障這一物質載體，且沒有著意詠嘆的中心物象，故不被歸為詠物詩。

第二，天象氣候類詠物詩。詩人詠天象氣候，難免要寫與之相關的景色，如月景、雨景等，于是草木山水、鳥獸蟲魚皆可入詩。例如“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秋日新沾影，寒江舊落聲”，雖不見“雨”字，卻句句都是雨意；再如“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等都是此類寫法，“以境寫物”也是杜甫獨具創意的狀物之法。但詩人如果沒有將焦點放在所詠之物上，而是完全放開來寫，便不能歸為詠物詩，如《雨過蘇端》寫詩人冒雨訪友，有雨中款待之事、有雨后花草之景，但詩人是在記事抒懷，故非詠雨詩；《雷》（大旱山岳燋）寫大旱農憂、祈雨救旱、風雷響動，并融入時事，此是寫景記事詩，并非詠雷詩。此外如《曲江對雨》《雨二首》（青山澹無姿）、《雨四首》其三和其四、《村雨》《北風》（北風破南極）等皆不能歸入詠物詩。

第三，有詠物成分但不能被簡單歸入詠物詩，還應該從全詩的藝術構思著眼。如《暇日小園散病》一詩前十八句寫小園散步，督促耕牛準備種菜；后十二句寫突然飛來的兩只白鶴，詳細描寫了白鶴的形態，是為詠物成分。但從全詩的整體創作來看，仍非詠物詩。類似的如《對雪》《早花》《對雨》（莽莽天涯雨）等皆不宜歸為詠物詩。

二、選本收錄

選本的收錄對于杜甫詠物詩的接受、普及和研究來說意義重大。詠物詩選本編纂的第一個高潮是清代。其中，康熙年間編訂的《佩文齋詠物詩選》計486卷（附49卷），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詠物詩選，盡管此書的選詩標準極為寬泛，但收入杜甫詠物詩225首，數量居入選詩人前列，即是肯定了杜甫詠物詩的典范價值。此外俞琰《詠物詩選》、翁方綱《詠物七律偶記》、龔文藻《國朝詠物詩鈔》等選詩雖不多，但都選入了不少杜詩。清代詠物詩選本的刪汰去取，既梳理了歷代詠物詩的經典之作，展現出詠物詩文體自覺的意識，同時也推動了杜甫詠物詩的經典化進程。

20世紀80年代以來則興起了詠物詩選本編纂的另一個高潮。這些選本雖然選詩標準不一，但都普遍注意到了杜甫詠物詩的經典價值。陳新璋《唐宋詠物詩鑒賞》選詩103首，選詩范圍比較狹窄，多限于草木鳥獸。其中選杜甫《古柏行》《房兵曹胡馬》《畫鷹》三首，雖然數量不多，但編者給予了杜甫詠物詩“入木三分，非淺見所能知曉”[8]3的贊譽。相似選本還有李起敏、白嵐玲選注的《歷朝花鳥詠物詩》。選注者認為花鳥詠物詩是“由感官向心靈開拓，目的不在審美形象的刻畫，而在于對心靈意境的表達，在于審美情感的抒發”，“花鳥詠物詩不僅是人化自然的一種特殊表現，同時也是心靈情緒外化的特殊形式”。[9]8按此標準，杜甫的《江梅》《蒹葭》《螢火》《孤雁》等被選入書中。這些詩寄托遙深、意蘊深厚，但歷來研究甚少，顯示出編選者非凡的選詩眼光。陶今雁主編《中國歷代詠物詩辭典》[10]劃分30種物類，選詩廣博，網羅杜甫多數詠物詩，但對于“詠物”概念的辨析不夠謹慎，以致收入大量歲時節氣類、山水游覽類非詠物詩，其中就包括杜甫《望岳》一詩。劉逸生《唐人詠物詩評注》認為唐代詠物詩在南朝“純粹詠物”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從詩歌史的角度肯定了杜甫詠物詩破除南朝“以謎為詩”這一體物困境的成就，認為是比興兼備的詠物詩典范，“把詠物詩的技巧推進到登峰造極的地步”，[11]6該書選杜詩16首，數量頗多。此外還有王德明等選評《古代詠物詩精選點評》[12]收杜詩共13首，李之亮等選注《詠物詩精華》[13]收杜詩也是13首，趙志凡等選注《中國歷代詠物詩選注》[14]收杜詩為6首。這些選本的選詩標準不同，但卻從不同的角度凸顯了杜甫詠物詩的典范價值，他們不僅用詩史演進的視角展現了杜詩的藝術風貌，也各自發掘了杜甫詠物詩中那些容易被學者忽視的作品。

三、藝術批評

選本編纂是著眼于古代詠物詩整體風貌進行的刪汰去取，具有文體意識的編者更是著意凸顯杜甫詠物詩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價值。而專門針對杜甫詠物詩的藝術批評則更加深入文本，這也成為近四十年杜詩研究中的一大熱點。

在學位論文方面，多部研究詠物詩發展史的博士學位論文往往列出專門的篇章來論述杜甫詠物詩，有林啟興《論唐代詠物詩》（北京師范大學1994年）、徐盛《魏晉至盛唐詠物詩研究》（北京大學2001年）、楊鳳琴《唐代詠物詩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05年）、于志鵬《宋前詠物詩發展史》（山東大學2005年）等。這些博士論文都對杜甫詠物詩的藝術成就給出了很高的文學史評價，如楊鳳琴就從風格類型和思想內涵兩個角度詳細分析了杜甫詠物詩“集大成”的特點，于志鵬從“豐富的情感內涵”和“多樣化的藝術手法”兩個角度分析、挖掘杜甫詠物詩背后的人生際遇和精神世界。碩士學位論文中則有許多專門研究杜甫詠物詩的，如李園媛《杜甫詠物詩對魏晉南北朝詠物詩的繼承和發展》（西南大學2012年）重點從物象題材、情志內涵、手法技巧三個角度分析杜甫詠物詩對魏晉南北朝的革新；丁慶勇《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杜甫詠物詩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08年）重點分析了杜甫詠物詩中“民胞物與、時政關切、義勇雄心、空懷大志、刺世嫉邪、漂泊懷鄉”的思想內涵和“比興深微、以形寫神、參差多態、融以敘議、雅用典故、避陳出新”的藝術特色；此外還有姚葉翠《杜詩詠物寫景意象闡釋中穿鑿現象研究——以宋代杜詩學為中心》、曹姍姍《盛唐三大家詠物詩比較研究》等。除了上述學位論文的研究之外，以杜甫詠物詩為研究主題的專著十分有限。莫礪鋒《杜甫詩歌講演錄》[15]219-246第八講分析了杜甫詠物詩“民胞物與”的情懷基點、詠物詩的情感態度、出形入神的藝術境界、比興寄托的手法、對宋詩的影響等，幾乎涵蓋了杜甫詠物詩的所有重要話題。張軼男《禪解杜詩》[16]203-244一書第五章論及了杜甫詠物詩的大乘慈悲情懷，研究了其詩中物象人格化所體現的佛禪思想。

現在研究杜甫詠物詩的專題論文更加豐富、細致，成果主要體現在體物藝術、物象題材、思想內涵、詠物詩史、生平階段等五個方面。

其一，體物藝術方面。許多研究是從用典、比喻、襯托、移情等常見的角度來分析的，缺少創作論視角下的細致體察。陳嵐《杜詩體物藝術新探》[17]指出，杜甫從“發掘事物的獨特比喻意義”和“移情入物”兩個角度發展了詠物詩，重新確立了獨立詠物的傳統，并開拓了形而下化、反典型化、追求經驗廣度的新變方向，從文本細讀中尋找體物思路和新變趨勢。

其二，物象題材方面。許多學者歸納杜甫詠物詩中常見的物象類型，包括馬、月、雨、燕、雁等，尤以詠馬詩的研究最盛。物象題材類的研究尚存在著不足：一方面，針對物象類型的整體性研究不足，例如杜甫詠嘆的物象可以分為真實和虛擬、平常和怪奇等不同類別，而這一特點也和詩歌體裁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除去文學鑒賞類的分析外，物象題材類研究還應該根植詩人的審美追求、時代的文學現象、社會的思想文化等，而胡可先《杜甫詠荔枝詩探幽——兼論古代詠物詩的政治內涵》[18]一文雖然是分析詠荔枝詩，但卻能夠以小見大，分析詠物詩的比興傳統與政治現實之間的互動。

其三，思想內涵方面。這一類研究主要針對杜甫詠物詩中寄寓的生態情懷、儒家思想、佛家思想、個體生命歷程等，在方法上往往文史互證，展現出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如程千帆、張宏生的《英雄主義與人道主義——讀杜甫詠物詩札記》[19]展現了兩種精神與杜甫個體思想的交融，并由此在詠物詩寫作中呈現出不同的美學風貌。孫少華的《〈破船〉與杜甫晚年去蜀心境試解》[20]探討了這首離蜀前的詠物詩所包含的宗教情結和杜甫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尤其分析了與佛教“身如破船”一說的精神聯系。

其四，詠物詩史方面。許多學者是從作家作品的比較分析展開研究的，比較對象包括李商隱、白居易、韓愈、楊萬里等，并由此分析唐宋詠物詩的流變歷程。其中，陳才智《杜甫對白居易的影響——以詠物詩為中心》[21]一文分析杜甫詠物詩在創作態度、寫實精神、藝術手法以及寓懷興寄的寫作方式等方面對白居易的影響。李定廣《論中國古代詠物詩的演進邏輯》[22]將詠物詩演進史概括為“比興體詠物詩”“賦體詠物詩”“賦比興結合體詠物詩”“論體詠物詩”四種詠物詩創作范式的變化史，指出杜甫在唐代詠物詩創新中將賦體和比興體結合起來的重要貢獻。程千帆與張宏生合著的《“火”與“雪”：從體物到禁體物——論“白戰體”及杜、韓對它的先導作用》[23]則分析了杜甫體物之法的創變對宋人禁體物詩的影響。

其五，生平階段論方面。在這方面關于杜甫詠物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秦州、蜀中、夔州時期，相關研究有聶大受《試論杜甫“秦州詠物詩”的藝術創新》[24]和《杜甫秦州詠物詩二題》、[25]林曉娜《論杜甫的夔州詠物詩》[26]等，他們將杜甫的人生際遇和詩歌創作結合起來，分析詠物詩寫作不同階段的生命體驗和藝術發展，尤其發掘了物象選擇與摹寫所根植的復雜心境。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杜甫創作了大量詠物組詩，文本復加的組合形式實現了多角度敘寫時事、多層次鋪展心境的創作可能，但相關研究還不夠豐富。

四、結語及展望

近四十年來，杜甫詠物詩的研究進入精細化、系統化的發展階段，研究成果具有角度新穎、解讀細致、視角多元、學科融合等特點。詠物詩選本對杜詩的收錄不僅促進了其詩的經典化和普及化，也提供了從詠物詩史整體風貌中來解讀杜詩的視角。而藝術批評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物藝術、物象題材、思想內涵、詠物詩史、生平階段等五個方面，不過詠物題材的整體風貌、詠物組詩的文本策略及思想價值等方面的研究尚顯不足。

綜合來看，今后的杜甫詠物詩研究還可以從新的層面切入：

第一，體物方式的精細化解讀。很多學者將杜甫詠物詩的中心物象當作“抒情意象”來研究，但諸如空間、邏輯、典故、視角、事境、線索、細節等因素恰恰是展現杜甫體物方式的具體思路。在詩歌敘事性研究視野下，詠物詩的中心物象并不被全然視作意象，而是成為具有勾連信息、喚醒記憶、承載事件等作用的“事象”。這意味著“物”不僅處于指向情感世界的“意境”，還處于層次豐富、跳躍變化的“事境”之中，因此詠物詩中的“敘事”便可被認為是具有獨創價值的體物與狀物之法。這一分析跳脫了長久以來的抒情論話語體系，而且是從體物狀物的創作論視角展開鑒賞分析，值得進一步研究。

第二，杜甫詠物詩的“詩史品質”的挖掘。這一品質并不指向史事類詩歌的平靜敘述，而是在挖掘個人心靈史的過程中還原公共生活史，將詩人所詠之物放在更廣闊的多重世界中進行考量。杜甫在感時傷物的情感基礎上，將人生經歷和時代歷史融入所詠之物。同時杜甫的人生行旅又無不牽連著時局的變化，個人情感軌跡與社會公共歷史在文本中高度融合。這樣的研究方法可以追溯至《錢注杜詩》中錢謙益開創的“文史互證”治學之法，詠物詩的研究也可以因此打開多重視野。

第三，杜甫詠物詩的辨體研究。杜甫的詠物詩創作偏愛五律，清人雷松舟在《龍山詩話》中也說“詠物詩，唐人最夥者，莫逾杜陵。杜陵諸詩，五律十七。然觀其詩，皆詞在個中，意超象外，有不即不離之妙”，[27]1788然而歷代論及詠物詩體制與內容關系的詩話少之又少。清代俞琰的詠物詩創作觀頗有新意，他在選編《詠物詩選》時認為詠物詩適合“穩順聲律，不蔓不支”[28]3的文本體制，所以選杜詩以律絕為要，如《月》（四更山吐月）、《天河》《春夜喜雨》等。當然，杜甫詠物詩的近體和古體各有所擅、特色鮮明，兩類詩中物象性質、章法布局、抒情方式等多有不同，其與詩歌體裁之間的牽制、互補關系需要有更深入的分析。此外，杜甫的詠物組詩的文本組合邏輯革新了李嶠百詠的平面線性連接，對晚唐詠物組詩的復合敘事亦有深遠影響，這一結構開拓了詠物詩的體式與容量，其在詩歌發展史上的意義也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