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家的史學世界：呂思勉中國史學史撰述評議

劉 開 軍

(四川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最近二十年，史學界經過不斷的探索，對早期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的基本情況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認識，對不同學術譜系的史學史研究、中國史學史專書或講義，著墨尤多，改變了過去對史學史學科建設史的單一敘述，呈現出早期史學史研究的繁榮景觀(1)參見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和發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王應憲：《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再探討》，《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張越：《再論初創時期的中國史學史學科》，《河北學刊》，2020年第1期；王傳：《論民國時期中國史學史的學科建設與著述特點》，《河北學刊》，2020年第1期。。但相較于史學史學科建設的實績來看，仍有可能存在被無意忽略的史家，如呂思勉。呂思勉在中國通史、斷代史和民族史諸領域的成就，久為學界矚目，相關討論較多，但因他沒有像在通史、斷代史領域撰寫系統專著那樣編撰出一部中國史學史，難免對他在史學史研究上的作為缺乏足夠的關注?；蛟S可以說，呂思勉在通史諸領域的成就掩蓋了他在史學史撰述上的貢獻。本文嘗試梳理呂思勉在中國史學史上的撰述規模，討論梁啟超對呂思勉史學史研究的影響，進而評估呂思勉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特色與建樹，敬請方家指正。

一、“觀其會通”：呂思勉的史學史撰述規模

1934年，呂思勉在評價章學誠的史學地位時，使用了“中國史學史”一詞，大意是說章學誠的“思想頗與現在的新史學接近。其思力之沉鷙，實在很可欽佩。這是中國史學史上很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2)呂思勉：《怎樣讀中國歷史》，《呂思勉全集》，第1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92頁。。事實上，呂思勉在1934年之前早已開始了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只是他有關中國史學史的論述比較分散，但若合而觀之，仍能看出已初具“會通”(3)呂思勉治史，強調“觀其會通”(參見《史學上的兩條大路》，《呂思勉全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40頁)。1935年，呂思勉為《光華年刊》題詞，亦即“觀其會通”四字。之“規?！?4)呂思勉寫過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談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學問的規?！?《呂思勉全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2頁)。呂思勉所說的“規?！蹦耸侵笇W術氣象、學術領域和學術氣魄之類。這里借用呂思勉提出的“規?！敝?，討論他的史學史撰述情況。。呂氏的史學史成果主要見于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兩部通史與四部斷代史中的史學史敘述。成書于1922年的《白話本國史》，旨在將中國歷史的“緊要之處摘出來”(5)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序例》，《呂思勉全集》，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頁。，故多談政治、軍事、民族、外交、制度，但已包含史學史的內容。該書《緒論》前三章討論“歷史的定義”“中國的歷史”(6)這里的“歷史”即是今日所稱的“歷史學”。，“現在研究史學的方法”。書中還論及兩宋史學的發達，又褒揚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講求實用”，“與炎武同時的黃宗羲、王夫之、顏元、劉獻廷等，都帶有這種色彩。夫之僻處窮山，其學不傳。黃宗羲之學，是偏于史的。其后浙西一隅，史學獨盛”(7)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呂思勉全集》，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07頁。。這些論述，已然反映出呂思勉通史撰述中暗含的史學史意識。在1940年前后完成的《呂著中國通史》中，呂思勉的史學史視野更加開闊了。除了《緒論》中的史學反思外，該書第十七章《學術》專論史學，勾勒中國史學的輪廓。他從先秦史籍講起，說到《史記》的出現對中國史學發展的影響，提出“正史的歷史”，認為中國古代史學至“元明時代復漸衰。此因其時之學風，漸趨于空疏之故。但關于當代史料，明代尚能留心收拾。到清朝，文字之獄大興，士不敢言當代的史事；又其時的學風，偏于考古，而略于致用；當代史料，就除官書、碑傳之外，幾乎一無所有了。但清代考據之學頗精。推其法以治史，能補正前人之處亦頗多”(8)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呂思勉全集》，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3頁。。此處關于元明清三代史學得失的評論，當然不能說是全面的，但也稱得上要言不煩，有跡可循。比如焦竑的《國朝獻征錄》、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等，就是明人“尚能留心收拾”本朝史料的佐證。至于清代史學最突出的成就，自然還是要推考據學，是“偏于考古”的。從篇幅上看，兩部通史中的史學史敘述還比較簡略，但它提示人們注意一個事實，即呂思勉在民國時期已自覺地將史學史納入其通史撰述實踐中。

呂著四部斷代史分別為《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撰寫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1953年下半年(9)參見李永圻、張耕華為四部斷代史撰寫的前言，見《呂思勉全集》，第3冊至第7冊書首。另，呂思勉還計劃撰寫《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兩部斷代史，惜未能完成。，集中反映了呂思勉在斷代史研究上的成就。四部斷代史中，除《先秦史》將史學置于第十五章第三節《古代宗教學術下》外，其他三部均有名為《史學》的專節，合計約六萬字。在先秦史學部分，呂思勉認為“考索行事”乃是“史家之職”，而“行事之記識，實為一切社會科學之本，固不容置諸不論也”(10)呂思勉：《先秦史》，《呂思勉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42頁。?！肚貪h史》考辨秦漢時期的史官制度，評述《史記》《漢書》以及該期史學發展的重要現象?！秲蓵x南北朝史》討論紀傳體斷代史盛行及其原因、《三國志》、諸家晉史、《宋書》《梁書》《陳書》《魏書》等正史的編纂、通史撰述等，道出了其時史學發展之時代風貌?！端逄莆宕贰返诙碌谒墓潯妒穼W》，敘述史官記注之法度及其興廢、史學傳統、正史修撰梗概，可視為隋唐五代史學簡史。

上述史學史論述雖分散在四部斷代史中，但不宜孤立視之，因為呂思勉撰寫時已有意將之銜接起來?！秲蓵x南北朝史》論史學，即追溯《秦漢史》。例如論史官制度時，他先說“漢世述作，多在東觀；魏世始置著作郎，或隸中書，或隸秘書；已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五節”(11)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下)，《呂思勉全集》，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75頁。，然后談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官設置。呂氏論古史研究之風，亦先言“漢世治古史者，當以韋曜、譙周、趙曄、袁康為巨擘。曜之《洞紀》，意在網羅放佚，求其完備。周之《古史考》，則是正舊聞，求其足信。曄與康之《吳越春秋》《越絕書》，則皆著傳說于竹帛，使其不致湮滅者也。(自注：參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五節)魏晉以降，此風未替”(12)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下)，《呂思勉全集》，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7頁。，接著介紹皇甫謐、來奧、楊曄、陳壽等人，在撰述上留下前后相續的痕跡?？梢?，將四部斷代史中的史學史內容連貫起來考察，合乎呂氏本意。

二是讀史札記中的史學條目。呂思勉治學，重視札記之功。他“小時讀書即有札記”(13)呂思勉：《〈燕石札記〉自序》,《呂思勉全集》，第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頁。，時日既久，積稿頗豐。留存至今的757條札記中，有不少有關史學史的條目。這些札記對兩部通史和四部斷代史中的史學史內容形成了一個必要的補充。比如，《周官五史》《毀譽褒貶》《左右史》《左氏不傳〈春秋〉(上、中、下三篇)》《左國異同》《“春秋”“史記”皆史籍通稱》《本紀、世家皆〈史記〉前已有》等札記可補先秦史學史敘述之闕略?！丁词酚洝等照啐敳吡袀鳌贰丁刺饭珪低銎贰丁词酚洝涤诒娝曋陆愿フ摗贰丁刺饭珪挡伞磻饑摺怠坟S富了秦漢史學史的內容?！墩摗磿x書〉》七篇和《論魏史之誣》《汲冢書》《再論汲冢書》《崔浩魏記》《吳均〈齊春秋〉》《江淹〈齊史〉》《沈約〈宋書〉》《唐以前無斷代史》則是有關魏晉南北朝史學的重要內容?！堵肥贰贰妒芳抑v書法之原》涉及宋代史學?！镀醯の膶W》一文關注少數民族史學。這些札記長短不一，多者五六千言，少者百余字，但都觀點鮮明，言之有物。這部分帶有史學史性質的札記字數在五萬字左右。

三是《史通》和《文史通義》研究專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呂思勉在上海光華大學歷史系開設“史學名著選讀”課程時，撰寫了兩部講義《史通評》(約六萬字)與《文史通義評》(約三萬字)?！妒吠ㄔu》初版于1934年，用呂思勉的話來說，是“以現代史學觀點，平議，推論，亦附考據辯證”(14)呂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呂思勉全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30頁。。書中對劉知幾的史學思想，既有闡釋，也有駁議與發揮?！段氖吠x評》則“先述其思想之大概，然后逐篇加以評論：或解釋其思想之所由來，或引申其所未盡，或補苴其所不足，或訂正其違失、偏激之處”(15)呂思勉：《文史通義評·序》，《呂思勉全集》，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8頁。，反映了呂思勉關于史學的理論思考和基本主張。曾在光華大學求學的張芝聯先生回憶呂思勉時說：“我最記得他的《史通》專題課，一學期講完了中國第一部史學史，有述有評，十分精彩(見《史通評》)。后來他又開過《文史通義》專題課，可惜我已離校，但仍有幸讀到他的講義。我對中國史學的粗淺知識主要得自誠師?！?16)張芝聯：《我的學術道路：從〈資治通鑒〉到人權研究(代序)》，載《從〈通鑒〉到人權研究：我的學術道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3頁?！妒吠ㄔu》和《文史通義評》雖各研究一部史學名著，實則不拘泥于《史通》和《文史通義》，甚至也不限于唐朝和清朝史學，而是貫通討論整個中國史學?！妒吠āな饭俳ㄖ谩氛撌⑻埔郧爸饭僦贫?，呂思勉則延伸討論了宋、遼、金、元、明、清諸代之史官設置情況；在論《史通·古今正史》時，亦略述唐以后史籍編纂之源流(17)參見呂思勉：《史通評》，《呂思勉全集》，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61—263、266—273頁。。由此而論，呂思勉的《史通評》亦有續《史通》之意(18)20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浙江瑞安史家宋慈抱(1895—1958)曾作《續史通》，連載于《甌風雜志》。?！段氖吠x評》衡評實齋學說，則時時映照“近人”之言行，有會通達觀之器局。

四是“歷史研究法”、歷史教科書等撰述中的史學史內容。呂思勉著述廣博，上述著述外，仍多含史學史的蹤影?！秶鴮W概論》第十章論清代考據學、第十一章論中國近代思想家，涉及魏源、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等和西學輸入對中國學術的影響。這些都是中國近代史學史研究上繞不開的問題。至于《史籍與史學》第三目《史學緣起》、第四、五目《史部大略》、第六目《史家宗旨今昔異同》、第十一目《史學演進趨勢》，呈現了中國史學的源流與進路?！稓v史研究法》第二目《歷史的歷史》、第三目《史學進化的幾個階段》、第四目《舊時歷史的弊病何在》、第五目《現代史學家的宗旨》等，勾陳過往史學的行跡，也直陳舊史學之弊與新史家之回應：“‘一部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譜’這一類的話，在今日，幾乎成為口頭禪了。這些話，或者言之太過，然而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為諱的?！薄八袁F在的史學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再造已往’。何謂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時代，雖然已往了，我們卻要綜合各方面，使其時代的情形，大略復見于眼前”(19)呂思勉：《歷史研究法》，《呂思勉全集》，第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6、62頁。。此外，《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更新初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中也包含少量的史學史知識，不再贅列。

綜上，呂思勉有關中國史學史的撰述，從時間跨度上看，自先秦至于民國史學，都有論說；從成果類型來看，既有宏觀的史學史敘述，也有斷代的史學史研究，還有專門的《史通》《文史通義》評論和讀史札記；從字數上看，不少于二三十萬字，較之民國史家編寫的一些中國史學史講義篇幅還要大一些。梁啟超曾說：“中國史學史，最簡單也要有一二十萬字才能說明個大概?！?20)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華書局，1989年，第151頁。呂思勉基本上做到了把中國史學史“說明個大概”了。

二、“服膺梁先生”：呂思勉研究史學史的方略

梁啟超在1926至1927年的講稿基礎上，撰成《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他在此書分論三《文物的專史》第四章《文化專史及其做法》“學術思想史”一門下，正式提出“史學史的做法”，說：“史學，若嚴格的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但在中國，史學的發達，比其他學問更利害，有如附庸蔚為大國，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2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華書局，1989年，第151頁。一語道出了史學史撰述何以可能，史學史學科何以建立。梁啟超還具體指示史學史的寫法，認為“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于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2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華書局，1989年，第153頁。。這篇著名的“史學史的做法”，明確了史學史的學科內涵、功能和研究思路、方法，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學科理論框架與研究模式。經過近百年學術檢驗，它已經成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一篇經典文獻。梁啟超提出“史學史的做法”，旨在“使有研究歷史興味的人”對史學史“知道應該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23)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華書局，1989年，第1頁。，有金針度人之意。梁啟超一邊講授方法，一邊運用此法寫出了一萬多字的史學小史，可謂兼具理論性與操作性，引領了此后一個時期內的史學史研究潮流。

呂思勉的史學史撰述，在方略上明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呂思勉與梁啟超“雖無雅故，而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受其牖啟之處實不少……在理性方面，最于梁先生為近”(24)呂思勉：《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呂思勉全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9頁。?！艾F在講起新史學來，總有一個不能忘掉，而亦不該忘掉的人，那便是梁任公先生……他那種大刀闊斧，替史學界開辟新路徑的精神，總是不容抹殺?，F在行輩較前的史學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數是受他的影響的”(25)呂思勉：《史學上的兩條大路》，《呂思勉全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38頁。。呂思勉在“入手之初”也是“極服膺梁先生”的(26)呂思勉：《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呂思勉全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48頁。。呂思勉評價“論現代史學和史學研究法的書”，認為唯有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系自出心裁之作”(27)呂思勉：《怎樣讀中國歷史》，《呂思勉全集》，第1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92頁。。從《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到《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的“史學史的做法”，正是梁啟超晚年史學史之旅中的代表性作品。由此可見，呂思勉深諳梁啟超的史學史學科思想。

事實也的確如此，呂思勉的史學史撰述遵循了梁啟超的“史學史的做法”。呂思勉論歷代史學，皆先從史官入手，“中國歷代，重視史官，雖當顛沛之中，其職不廢；居其職者，亦多能不廢其事；士之有志于斯者，亦因之得所憑借；其于保存史跡之功，實不可沒也”(28)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呂思勉全集》，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頁。。又“史之作，不盡由于史官；十口流傳，私家記述，皆與有力焉。然保存材料之多而且確，究以史官為最，故論史之所由成者，必以史官居首焉”(29)呂思勉：《史通評》，《呂思勉全集》，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7頁。。這表明呂思勉對梁啟超在史學史敘述上為何“最先要敘史官”(30)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華書局，1989年，第153頁。有深刻的理解，并以此種認識指導自己的史學史撰述。呂氏重視介紹、評論歷代史家，在討論中國史學的進化時，將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劉知幾、鄭樵、章學誠作為四個階段的代表人物(31)呂思勉：《歷史研究法》，《呂思勉全集》，第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2—53頁。，與梁啟超“中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最有關系的有三個人，一、劉知幾，二、鄭樵，三、章學誠”(3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華書局，1989年，第161頁。的論斷大同小異，旨在呈現史學的成立與發展。

對于梁氏“史學史的做法”中最有特色和見識的一個板塊“最近史學的趨勢”，呂思勉也同樣作過專門討論。呂氏《史籍與史學》第十一目即名為《史學演進趨勢》，其中有這樣一段話：“至近世，而史學之趨向又變。史學趨向之更新，蓋受科學之賜，人智愈進，則覺現象之足資研究者愈多，而所入愈深，則其所能研究者亦愈少。學問之分科，蓋出于事勢之自然，原不自近世始；然分析之密，研究之精，實至近世而盛；分科研究之理，亦至近世而益明也。學問至今日，不但非分科研究不能精，其所取資，并非專門研究者不能解。于是史學亦隨他種學問之進步，而分析為若干門，以成各種專門史焉。然欲洞明社會之所以然，又非偏據一端者所能，則又不得不合專門史而為普通史，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觀其通，此則今日史學之趨向也?！?33)呂思勉：《史學與史籍》，《呂思勉全集》，第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頁。呂氏所談，涉及近代以來史學的分科趨向、專門史、普通史的融合問題，都是有見識的論斷。再看他在1947年介紹光華大學史學系概況時的發揮：“近數十年來，我國史學進步較著，新史料既屢有發見，舊史料之整理亦已略具體系，史學之領域既日趨廣大，治史之方法亦日益進步。史學界人才之眾，著作之富，均遠在其他學科之上，今后之發展正未可限量?！?34)呂思勉：《史學系概況》，《呂思勉全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41頁。從史料發現與整理、治史范圍、史學方法、人才培養和科研產出五個方面評論“最近史學的趨勢”。呂思勉也看到了“最近史學”發展存在的問題：“近數十年，好治史者頗多，史學似極興盛，然夷考其實，實鮮足觀，治外國史而足語于專門研究者，殊鮮其人，治本國史者似多矣，然或拾人牙慧，陳陳相因；或徒事鈔撮，支離破碎；真能卓然自立者蓋寡也?！?35)呂思勉：《改進史學系之一說》，《呂思勉全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40頁。這也符合梁啟超所說的“最近中國史學的趨勢，有許多好的地方，有許多不好的地方”(36)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華書局，1989年，第167頁。，都需要評論的學術精神。不僅有上述宏觀的論述，對于自身所處時代之史學，呂思勉亦有細致的觀察與評論。呂思勉對顧頡剛主導的“古史辨”運動多有批評與反思，認為“近二十年來，所謂‘疑古’之風大盛，學者每訾古書之不可信，其實古書自有其讀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書籍之體例，訾議古書，適見其鹵莽滅裂耳”(37)呂思勉：《先秦史》，《呂思勉全集》，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頁。關于呂思勉對“古史辨”的看法，詳參鄒兆琦：《呂思勉先生與古代史料辨偽》，載俞振基：《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第54—82頁；李波：《呂思勉與〈古史辨〉》，《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2期。。此類評論自是呂思勉對“最近史學的趨勢”的具體思考。

由此可以確認，呂思勉的史學史撰述大體實現了梁啟超的史學史設想。但我們卻并不能就此認定呂思勉的史學史研究只是在梁啟超規劃的框架內填充了史料，因為呂思勉在史學史撰述上自有其獨到的見識與建樹。

三、“卓然自立”：呂思勉史學史撰述的建樹

呂思勉自稱“對于學問文章，都無卓然自立之愿”(38)呂思勉：《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呂思勉全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9頁。。對這類自謙之詞，自然不可信以為真，甚至須作反方向的考察。從呂思勉史學史研究的實績來看，他恰恰是追求并做到了“卓然自立”的。

呂思勉是民國時期反復通讀“二十四史”的第一人，又是一流的通史家、斷代史家。這為他的史學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使用的史學史資料大體源于歷代正史，舉證繁富，卻不晦澀窒礙，在史學史資料的開掘方面有篳路藍縷之功。史學之蹤影與行跡，多從正史紀傳書志中鉤稽而來，雖只語片言亦不輕易放過。讀他的史學史文字，能感受到他游刃有余地穿行于史事、史料、史學之間。正是因為他獨立寫出了兩部通史和四部斷代史，所以能對史學史的敘述舉重若輕。

唯有真正的通史家才能擁有廣闊而豐盈的史學世界。呂思勉能以通史家的眼光和格局觀察三千年史學的流轉，對古代國別史編纂及其盛衰具有冷峻的思考：“國別之史，可行于古代，而不可行于后世。古代各國分立，彼此之關系較淺。時愈古，則此等情形愈甚。分國編纂，眉目較清，合居一簡，轉滋?；?。后世則海內一統，已無國別之存；即或割據紛爭，亦系暫時之局。依其疆域而編纂，即于國史為不全，此孔衍、司馬彪之書，所以不行于世；亦三國、東晉之史，所以不容不合為一編也?！?39)呂思勉：《史通評》，《呂思勉全集》，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2頁。這是通達的見識。此見解也見于他對《十六國春秋》和唐初官修《晉書》的評價中。關于十六國政權的歷史，北魏史家崔鴻撰《十六國春秋》，而唐初史家則將十六國的史事編入《晉書》載記中。對這兩種不同的編纂舉措，呂思勉分析說：“晉世北方諸國，總集于崔鴻之《十六國春秋》。其書雖成于魏世，而專詳僭偽，不著晉朝，民族大義，可謂較然彰著。嬴秦以后，吾國久成統一之局，偏隅割據者，原不能視之為國，故至唐世，遂將其行事，編為載記，入之《晉書》，視如漢末之群雄矣?！?40)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下)，《呂思勉全集》，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0頁。從政權的紛爭格局與秦漢以后中國歷史大一統的發展趨勢，分析唐初史家與崔鴻不同的史學策略，顯示了他作為一個通史家的見識。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史撰述與史學史研究之間，呂思勉實現了成功的轉換。他由歷史而論史學，做到通透入微，也能夠從史學史中汲取作史的智慧，尋得新通史的做法。呂思勉推崇馬端臨，說：“我以為最能代表昔時史家的意見的，當推馬端臨《文獻通考序》。他把歷史上的重要現象，概括為(一)理亂興衰、(二)典章經制兩端……這兩端，確仍為今日所需要?！?41)呂思勉：《怎樣讀中國歷史》，《呂思勉全集》，第1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89頁。呂思勉不同意章學誠對馬端臨的批判，認為“馬氏《通考》，考索之功頗深，立論亦多能綜貫今古，豈得儕諸策括之流邪”(42)呂思勉：《文史通義評》，《呂思勉全集》，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6頁。。這是他對史學史的一個重要觀察，并將此心得用于通史編纂。已有學者指出，呂思勉“中國通史合‘理亂興亡’(政治史)與‘典章經制’(文化史)兩大板塊的想法，就是受馬氏的啟發”(43)王家范：《呂思勉與“新史學”》，《史林》，2008年第1期。黃永年也有類似的論斷，見《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思勉)先生(代序)》，載《國學概論》書首，《呂思勉全集》，第1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10頁。。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呂思勉將史學史與通史撰述結合起來，這是他在史學上取得重大建樹的一個重要原因。

呂思勉在史學史撰述上，還展現了他在文獻考辨上的學術功底。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官設置情況的考察，呂思勉引用了《史通·史官建置》《隋書·經籍志》《百官志》《陳書·文學傳》等資料。至于“割據僭偽諸國，亦多設置”史官，《史通》對此已“言之頗詳”，但呂思勉仍發現“有散見諸載記者”(44)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下)，《呂思勉全集》，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75頁。，如《晉書》的《石勒載記》《李雄載記》《苻堅載記》。他論《舊唐書》“多用國史、實錄元文，未免草率”，自注道：“《廿二史札記》有一條論之。其中《唐紹傳》‘今上講武驪山’一條，今上系指玄宗，尤為鐵證。然今上字未及改者，《徐有功傳》實尚有一條。又盧杞裴延齡等《傳贊》：‘史臣曰：臣讀陸丞相《論延齡疏》?！锍兴玫取秱髻潯吩唬骸加^開元之政?！囡@見其為唐國史元文也?！?45)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呂思勉全集》，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0—871頁。按：呂氏所稱“《廿二史札記》有一條論之”，指《廿二史札記》卷十六“《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條，見王樹民校證本《廿二史札記》，中華書局，1984年，第345—349頁?？梢?，呂思勉并不是簡單抄撮《史通》《廿二史札記》，而是在劉知幾、趙翼的基礎上，憑借自己多年研讀正史的點滴積累，有所增益、補充，體現了他對史事的熟稔，對史料的駕馭能力，非抄錄前人成說者可比(46)民國時期一些史學史論著，在史料上比較依賴抄撮《史通》《廿二史札記》《十七史商榷》《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在史學史資料的挖掘上，用力不夠。如曹聚仁的《中國史學ABC》中，“關于中國‘史學’的材料，前人如唐劉知幾、宋鄭樵、清崔述、章學誠諸史家的著作，近人如梁啟超、胡適、顧頡剛諸先生的著作，都有所采取”(《中國史學ABC·例言》，世界書局，1930年版)。這樣說，并無貶低曹聚仁之意。一則，曹氏注明史料來源，并無掠人之美之意；二則，這種情況在中國史學史撰述起步階段，也不宜苛責。相比之下，呂思勉雖也參考《史通》《四庫全書總目》等書，但他的史學史資料多出于自己讀書發現，論據充分，這也是呂思勉的史學能夠經得起時代檢驗的原因之一。。

還有一點尤須指出，呂思勉筆下的史學史，史部目錄解題的痕跡并不明顯。

第一，不限于述說史家之生平、史書之體裁體例、史書的編纂經過，而是帶著問題寫史學史。

一個時代的史學，總會產生屬于它的“問題”，發現并論述這些“問題”，是撰寫史學史時應當著力的地方。呂思勉頗能抓住這類問題，他在敘述漢代史學史時，便依次討論了漢人的古史學、當代史研究、崇尚史學、“好講史法”等問題(47)參見呂思勉：《秦漢史》，《呂思勉全集》，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47—551頁。。關于魏晉南北朝史學史，呂思勉總結了它在古史研究、地方史研究、人物傳記、譜牒學、《漢書》學諸方面的成就，問題意識也非常鮮明。呂思勉還將隋唐時期史學劃分為四大流派：“名物訓詁”派(以顏師古為最著名)、“商榷史例”派(以劉知幾為代表)、“專明典制”派(以杜佑為代表)和“續《春秋》，講褒貶”派(“在唐未盛，入宋乃昌”)(48)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呂思勉全集》，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874頁。。他把顏師古、劉知幾、杜佑都說到了，但并不是常規的史家與史書的個案寫法，而是將之置于“問題”創設的語境中加以敘述和評論，不落窠臼。個案的研究大同小異，但眾多個案所構成的問題卻不會雷同。呂思勉敘述這些問題時，表達了自己的理論認識，顯示了他作為史學史研究者的身份自覺。

第二，抓住了君權與史權的博弈這一古代史學發展的主要矛盾，為史學史的撰述明確了一條主線。

梁啟超著眼史官在古代的獨立地位，作過一番論述，“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這種好制度，不知從何時起，但從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這無形的紀律。歷代史官都主張直筆，史書做成也不讓皇帝看。固然，甚么制度，行與不行，都存乎其人”(49)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華書局，1989年，第154頁。。梁啟超此處提示研究者注意古代史官與政治家的博弈。呂思勉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并就此展開了在他那個時代少有的深刻、系統的闡述。君權(包括世俗的權力)掌控生死、進黜，為三歲孩童所熟知。史官不過記載過往之事，有何權力，又憑何與君權較量呢？呂思勉的解釋是：“史之權在于褒貶，褒貶及毀譽也?！惫湃酥孛?，“此良史之所以有權也”(50)呂思勉：《毀譽褒貶》，《呂思勉全集》，第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1、182頁。。如此說來，君權主宰生人之一切，史權決定了被載入史冊之人的身后名?！笆仿氉饑?，由來已久，雖有悍者，莫敢決然為之也”(51)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呂思勉全集》，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4頁。。呂思勉稱道先秦史官的直書精神，又引魏孝文帝與史官的對話為例，說：“魏孝文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皆謂史筆，足儆人君?！钡虑檫h比孝文帝所說的復雜?！熬荣p罰任情，史又何所恃以奮其直筆？”這就觸及了君權與史權關系中的一個主要方面——君權對于史權的壓制，對史筆的操控，所謂“視人君之意旨為進退矣”(52)以上引文見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下)，《呂思勉全集》，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5頁。。史權的張揚還是要仰仗于人君的圣明，何以如此？“史官緣起，本君大夫之私人，所記者特其私事，記言記行，皆以表彰其人為主，此等見解，相沿不易化除，而視史家之褒貶為一身之榮辱者遂多矣?！?53)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下)，《呂思勉全集》，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4頁。從古代史官的產生機制論其難以超越的局限性。更為關鍵的是，“史官隨時記注，果其據實而書，安能無所貶損？故準故事，人君不自觀史。然徒有此例，不能行也”(54)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呂思勉全集》，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0頁。。唐太宗、唐文宗都有觀史的要求，其時雖有褚遂良、朱子奢、鄭朗、魏謩等人極力勸諫，但最終還是破壞了“人君不自觀史”之法度，削弱了史權對于君權的制約?！笆饭俨侔H之權，有權力者又不能釋然也”(55)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呂思勉全集》，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7頁。?！叭司绱?，人臣亦然?！?56)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下)，《呂思勉全集》，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6頁。權貴勛臣們也紛紛注目于史筆如何記載，史事遂為一時恩怨之所系，說到底是為了個人和家族的聲名與利益。結局是，史權為君權所控制，“司記注者，又安得不為周身之防乎”(57)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呂思勉全集》，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1頁。。帝王觀史、禁止私人修史、改修實錄，即是君權對史權的干預和控制。史官秉筆，考慮到“周身之防”，信史遂不可得。呂思勉將這些散見于正史紀傳中的史學資料統攝于史權之屈伸問題中，顯現出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一條脈絡，較之梁啟超的論述更加全面和深刻了。這樣寫出來的史學史就有了主線，也體現了研究者的學術關切。這在民國時期的史學史著述中是可貴的探索。

第三，拒絕耳食之言，追求一家之言。

一部史學史，本應包羅萬有。但一個時期內所撰寫的史學史，在基本問題的敘述上往往大同小異，這倒也正常。不過，如何評價這些基本問題，則能反映書寫者的史識與旨趣。在呂思勉的史學史敘事中，于這些問題上頗能道出一家之言。如關于史館眾手修史與一人作史孰優孰劣問題，史學史上有一種長期流行的看法，認為一人獨撰勝過眾手修史。早在盛唐時期，劉知幾已稱：“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云絕筆?！?58)劉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時》，浦起龍通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4頁。清乾嘉年間，與劉知幾的史學主張不盡相同的章學誠，也同樣反對設館修史，說：“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史體，于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59)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申鄭》，葉瑛校注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463頁。直至民國時期，梁啟超依舊認為中國史學上“有一明顯之分野最當注意者，則唐以前書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書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馬班陳范四史，皆出私撰……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風一變”。梁啟超概括眾手修史的流弊，在于“著者無責任心”“著者之個性湮滅，而其書無復精神”“雖有名手，亦往往被牽掣而不能行其志”(60)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華書局，1989年，第18—19頁。。劉知幾、章學誠和梁啟超的具體所指雖有差別，但在反對史館修史，傾向一人作史上卻并無二致。對于專門研究過《史通》《文史通義》，又深受梁啟超影響的呂思勉來說，他對這些觀點自然再熟悉不過了。但呂思勉卻有別樣的見解：“論者多袒獨修而非眾纂，此亦陳舊之見。史料隨世而愈多，一人之力，遍覽且有所不及，況于撰述？且史事門類甚廣，亦非一人所能兼通；則獨修勢不能行……若言別識心裁，論史者亦宜根據科學，奮其私智以言去取，茍非其人，流弊滋大，即有獨至之識，亦易陷于一偏，尚不如安于比次者之寡過也?！?61)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呂思勉全集》，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頁。類似的說法，還見于《呂著中國通史》，《呂思勉全集》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2頁。呂思勉的這番話有回應章學誠之意。如呂思勉所言，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發展，史料留存愈積愈多，眾手修書乃是勢之必然。至于別識心裁，“易陷于一偏”。對于設館修史的弊端，劉知幾言之甚詳，有“不可有五”之說(62)劉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時》，浦起龍通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4頁。。呂思勉反駁“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是“史官不盡職之咎”；“史官注記，取稟監修”以及“監修者不能明立科條，審定區域”“此監修不盡職之咎”，總之，“皆非眾纂必不可免之弊也”(63)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呂思勉全集》，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頁。。呂思勉一反自劉知幾以來形成的主流看法，在官修與私撰、一人與眾手修史的優劣問題上，提出了一家之言。正是基于上述諸方面的建樹，呂思勉成為回顧早期中國史學史學科史時不容忽略的一員。

對于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來說，民國時期固然只是它的草創期，卻也恰是中國史學史撰述的興盛期?！安輨摗迸c“興盛”看似不太協調，但當我們給呂思勉以及和他一樣在史學史撰述上有所作為的史家應有的關注后，或許會發現，這樣的評價才合乎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