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走的“娜拉”到從軍的“花木蘭”

摘要：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塑造的小說，將女性形象從“小我”向時代“大我”轉變，直抵女性生命深處，塑造靈肉一致，自我覺醒的女性形象。左翼作家將女性形象與政治文化元素熔鑄，形成了左翼文學女性形象構建的獨特形態。女性形象作為時代縮影，反映了工農大眾的覺醒與反抗，體現自我意識與主流思想的沉浮，“無性化“的意識形態在特定時代背景孕育，體現其獨特的歷史價值。

關鍵詞：左翼文學;革命;女性形象;無性化

正文：

女性從五四退潮到加入革命，其過程經歷了女性的自我剖析，不斷發展，最終實現個人主義向集體主義轉化。三十年代的社會環境給女性提供重要契機，他們普遍意識到參與革命會贏得自我解放更大的可能性。正如女性研究者李小江所言“戰爭是殘酷的，女性是戰爭的受害者;但戰爭卻可能為參戰的婦女走出傳統的性別角色打通道路”女性在30年代的社會背景下走向革命，其思想，行為皆積極投身于革命浪潮。時代女性對左翼文學女性形象塑造有著重要的影響，體現著女性意識與時代命運的沉浮關系。

一、“娜拉式“自我覺醒后走向革命

三十年代左翼文學與社會環境之間有著密切關系，左翼文學女性形象的構建與三十年代社會政治文化背景息息相關。三十年代的社會環境對作家創作起著重要的制約和引導作用，時代的召喚下，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左翼作家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革命被他們賦予了崇高的思想，左翼作家對革命傾注了深刻的情感，他們懷著摧毀黑暗的舊勢力，力圖建設新的理想社會目標，尋找自己與革命的契合點。正如丁玲在談起自己在三十年代的創作中提及“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我不得不思考，中國的出路在哪里？人民的出路在哪里？我很自然的站在人民的一邊，我的思想日益左傾”。時代的召喚下，他們創作有別于其他文學形態強韌的生命力和獨特的精神內涵。

在此時代背景下，五四時期的體現的個性解放到三十年代的民族解放，女性從家庭的“小我”到投身革命群體的“大我”。五四思想解放運動使婦女解放日益受到關注?！白杂蓱賽邸敝黝}下對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個人解放產生深刻的思考。出走的“娜拉”成為五四運動仿效的對象，但對娜拉出走如何抉擇，正如魯迅所提及娜拉的命運要么沉淪，要么歸來。時代思想雖喚醒了女性覺醒，但社會背景下，女性未來卻終究指向不明。無論是魯迅的《傷逝》還是廬隱的《勝利之后》都是追求戀愛自由下女性悲劇結局。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期間，政治，經濟，文化劇變，在三十年代左翼作家面對娜拉出走以后，便多了一個新的選擇—革命、此時出現了一大批從個人解放走向革命與救亡的道路作品，諸如茅盾的小說《蝕》三部曲和《虹》都是大革命掙扎的女子;蔣光慈在小說《野祭》《沖破云圍的月亮》塑造的淑君與王曼英，乃至丁玲的小說《一九三〇年春之上?！访懒找埠湍壤粯?，但不同的是他們選擇沖出家庭，接而轉向革命。

二.“木蘭式”無性化意識下投身革命

左翼女性文學題材與男性作家的題材呈現一種趨同的現象，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現實，人與歷史的宏觀題材統一也呈現在左翼女性文學家身上。左翼文學中女性形象已經逐步淡化，甚至出現了無性化的趨勢。男女無性化的描繪在左翼特定時代出現，真正促使中國女性自強，自立，不斷完善女性人格的外部條件：通過暫時的無性化狀態下達到真正的人格塑造，自我救贖。左翼時代下體現的的階級斗爭，需要任何一個文學主體做出旗幟鮮明的時代選擇。而左翼作家在女性形象構筑下，不約而同的將女性以無性化意識呈現，真正將女性置于“人”之視角下進行闡述，此番意識使女性突破了傳統定性，實現更為自由的闡述。

左翼文學作家，諸如：丁玲，羅淑等打破女性思維與男性主導的圈子，而將視野投身于人類社會的群體。五四時期的出走的“娜拉終究無法避免以妥協收尾，左翼時期作家在反階級與反民族的侵略斗爭下升華女性自我，延展其價值。左翼作家對女性主體視野下，深刻認識到時代是不允許女性作為孤立客體而存在的，而應作為“人”，無性別主義的“人“，群體中的“人”而存在。左翼女性文學反思”五四“缺陷，脫離群體奢談女性解放終究紙上談兵，將女性意識無性化塑造，投身革命方可與時代相契，迎合時代主流。

左翼文學中無性化女性形象塑造，在革命的時代呈現，促進了女性在時代的價值與意義。無性化女性形象打破父權社會下男女有別的觀念，時代的召喚，現實的壓迫感，激勵了很多革命覺悟的女性。在完成政治經濟等自救后，革命的女性更渴望自由，渴望投身于革命，投身于反抗壓迫而斗爭中，為社會解放運動貢獻自己一份力量。

左翼文學家謝冰瑩《女兵自傳》中描述了封建女子在五四思潮下覺醒，往后投入革命中，投入新時代的戰士歷程。文章中女兵幾次逃婚，屢遭挫折而后進入軍隊成為女兵，正如書中女兵自述：“十有八九是為了想脫離封建家庭的壓迫和找尋自己的出路;可是穿上軍裝，拿起槍桿，思想又不同了，那時誰不以完成國民革命，建立富強中國的擔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呢？“群體意識與無性化女性形象構建，深刻的反映時代群體革命以救亡的縮影。

但左翼文學形象“無性別“主義下對女性的忽略并非等于對女性作為人之個體的忽略。此類無性別女性形象的推崇恰恰延續了五四時期女性主體意識覺醒與呼喊。但卻以更為隱含的形式藏匿其中，將女性與時代相系，惟有處于時代下，時代的覺醒才能為自我的覺醒提供良機，恰好吻合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規律。在此類覺醒中，女性更為升華了其主體意識與社會意識。許多“木蘭式”投身于革命，致力于社會的女性形象塑造，諸如丁玲筆下“好好做出事業來”的麗嘉，到“她的理想起初只有愛情便什么都可以捐棄，但現在不一樣了，她還想再這個社會占一席之地”的美琳，到《田家沖》革命女性“三小姐”。此類人物再革命中更為挖掘自我主體在群體價值，更能體現女性形象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女性自身命運的焦灼感，力求新的女性地位突破。

三、“木蘭式”革命女性形象對時代啟發

無性別下“木蘭式”女性形象的塑造對革命時代有著深刻的啟發。左翼文學對社會男女價值觀的重塑，男權社會下女性生存狀態的自我突破與自我救贖。男女皆視作“人”之個體對社會的意義，無疑觸及了持久父權觀念的社會形態。女性生命形態在群體中的出現，左翼文學將視野投身于女性的生存命題，無疑反映了時代的關切。

諸如葉紫《星》對梅春姐的講述，在封建時代下的摧殘和黑暗下的戕害讓自己覺得“自己永遠式一個看不見太陽的人”，但黨大革命如浪潮般席卷而來式，她積極投入農村的運動中，并得到了真正的愛情與自我生命的意義。雖大革命殺害其愛人，自己也收到了折磨，但是她卻以“”明天就有太陽的東方“為此信念。

左翼作家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其呈現了無性別意識下女性自身的救贖與自我，左翼作家們為找不到出路的社會女性指明方向;只有將自我同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結合起來，才能更好的真正的解放女性。

從出走的“娜拉”女性個體的意識覺醒到從軍式的“花木蘭”，擯棄了性別化而選擇與革命相系。左翼文學筆下女性文學形象的構建女性形象下獨特的生命形態式時代的烙印，同樣是女性在超越狹隘的傳統女性視野與男性世界下躋身于人的行列下努力的風采。左翼文學女性形象的特殊形態合乎邏輯的延展了五四個性女性意識，同時為后世女性成為“人”完美的打下了基礎，無性化的女性形象撰寫與女性責任感的塑造，無疑對影響了更多 “花木蘭”心無旁騖地致力于后續的時代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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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苑珊（2001-），女，漢族，廣東中山，南通大學文學院學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