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拉研究到“左拉學”:當代“左拉學”建構之學術源流考
——以《自然主義手冊》(1955—1987)為例

吳康茹

皮埃爾·布爾迪厄曾于20世紀80年代斷言:“文學問題與我們的制度實踐和制度定位是密不可分的?！雹貰ourdieu,Pierre,“The Philosophical Institution.”Trans.Kathleen McLaughlin.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Ed.Alan Montefiore.Cambridge:Cambridge UP,1983.1-8.參見杰弗里·J.威廉斯編著:《文學制度》,李佳暢、穆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原注釋①)。在當代法國,學術建制②國內學者對學術建制的解釋,參見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上),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頁。廣義上的學術建制不僅指大學、研究所等專門的學術機構,也包括該機構各類課程、教材的設置與演變,同時還包括學術刊物的出現及影響等。對文學研究起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文學研究通常是受文學制度的規范化實踐和專業化要求所推動的。左拉研究發軔于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法國,大致經歷了近現代、戰后現代轉型和當代左拉研究三個重要階段。當代左拉研究的勃興又是與1955年學術期刊《自然主義手冊》的創辦有關。該期刊作為法國“左拉之友文學協會”的?？?一直是以研究左拉及自然主義為對象、以推動和促進左拉經典化研究為文化使命的。自創辦以來,該期刊已成為當代法國左拉學術研究微觀史的縮影。從二戰后至今60多年,當代左拉研究無論從涉及左拉及自然主義流派的重新評價、重要學術會議的舉辦到選擇相關的歷史事件、作家作品、重要學術問題作為研討的話題,幾乎所有重大學術活動的策劃、組織與安排均是由左拉之友文學協會、《自然主義手冊》期刊雜志社以及設立在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學術機構——“自然主義中心”(Centre du Naturalisme)來運作和推動的。無論從批評實踐、著述出版還是治學方式來看,當代左拉研究完全是在文學研究制度化、專業化背景下進行的。所以,在學術研究制度化影響下,左拉研究逐漸向專門學問——“左拉學”專業化方向轉型。本文通過對“左拉學”最初30年建構學術源流的考察,來探討學術期刊目標導向與文學研究之專業化對“左拉學”建構所發揮的影響力。

一

法國近現代左拉研究肇始于19世紀后期以職業批評而著稱的傳統大學批評①職業批評在法國又被稱為“教授的批評”和大學批評,因為代表人物均為從事文學職業的教授而得名。該派批評主要以搜集資料為開始,以考證淵源及版本為基礎,通過社會、政治和倫理因素來研究作家作品。參見郭宏安:《讀〈批評生理學〉——代譯本序》,蒂博代:《六說文學批評》,趙堅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5頁。。該派批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執教于巴黎大學和法蘭西學院的教授于勒·勒梅特爾、費迪南·布呂納介、法蓋和朗松等。作為職業批評家,他們以博學嚴謹、擅長說理和分析而著稱,不過在對19世紀后期出現于法國文壇上的自然主義文學,他們在接受態度上卻表現出高度一致性,即持異乎尋常的嚴厲和批判態度。他們不約而同地將左拉及其作品視為實踐其職業批評最好的靶子,對之橫加指責、借題發揮。他們斥責左拉“用狂熱地想象出來的猥褻或怪誕的幻覺來代替現實”②費迪南·布呂納介:《自然主義的破產(1887)》,吳岳添譯,該文被收入吳岳添編選:《左拉研究文集》,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頁。,“熱衷于描繪瘋子的狂躁和野蠻人的欲望”③居斯塔夫·朗松:《自然主義流派的領袖:埃米爾·左拉(1894)》,吳岳添譯,該文被收入吳岳添編選:《左拉研究文集》,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頁。,以及“他的作品是極度頌揚肉欲和人類獸性的悲觀史詩”④勒梅特爾:《埃米爾·左拉》,胡宗泰譯,該文被收入吳岳添編選:《左拉研究文集》,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頁。。他們認為左拉既缺乏思想深度又無任何卓越的藝術才華,指責左拉在小說中竭力要貶低人類的價值,渲染不道德行為的合理性,將讀者大眾引向歧途。19世紀后期學院派大學批評的左拉研究由于受研究思路和狹隘的道德觀念的限制,全盤否定左拉的文學成就。盡管他們旁征博引、言之鑿鑿,但是在評判自然主義文學功過問題上,言過其實,根本談不上對左拉自然主義小說作品的價值做出公允的評價。雖然這些大學批評家耗盡其畢生精力,嘗試解釋左拉文本中的諸多難解之謎,但是卻無法抓住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中的核心問題加以鞭辟入里的分析與探究,最終只得將那些帶有貶義的武斷性評價,諸如“淫穢、不道德的作家”⑤勒梅特爾:《埃米爾·左拉》,胡宗泰譯,該文被收入吳岳添編選:《左拉研究文集》,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頁。的帽子扣在小說家左拉身上。恰恰是19世紀后期法國學院派批評家簡單否定式的論斷給20世紀左拉研究留下了很多難解的“死結”,致使左拉研究擱淺于20世紀初。

當代左拉研究再度興起,一方面是與二戰后法國知識界人文社會科學的勃興與理論創新意識的空前高漲有關,另一方面更是與1955年這份學術期刊《自然主義手冊》的創辦有著直接關系。1952年是左拉去世50周年,曾成立于1922年的民間文學社團“左拉之友文學協會”在學界發起了一系列紀念活動,并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舉辦了左拉作品回顧展。值此之際,法國左拉研究者們在法國各地高校組織了多場左拉作品專題研討會,自此揭開了當代左拉研究之序幕。之后,在左拉之友文學協會和左拉之子雅克·愛彌爾-左拉醫生積極倡議下,《自然主義手冊》(LesCahiersNaturalistes)于1955得以創刊。創辦該刊物之前,左拉之友文學協會曾出版過一份《簡報》(BulletindelaSociétélittérairedesAmisd′Emile Zola),以登載協會每年所組織的各項活動信息。但是二戰結束后,為了適應戰后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尤其為了發表學界關于左拉研究的學術論文和各類前沿研究成果綜述,“左拉之友文學協會”秘書處決定創辦一份期刊,即《自然主義手冊》。

《自然主義手冊》作為協會的?？?其創辦的宗旨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即要推動當代法國左拉研究不斷發展。首任主編皮埃爾·科涅曾在1955年《自然主義手冊》創刊號上發表了這樣一篇發刊詞,題為:“《自然主義手冊》將成為什么?”(Que serontlesCahiersNaturalistes?)他在文中指出:“由‘左拉之友’倡議組建的新文學協會希望延續過去的傳統。因為新文學協會的成員不可能相信,人們對自然主義那樣輝煌燦爛的時代會無動于衷的。即使到了我們今天,自然主義影響力仍然繼續存在?！送馕覀冞€想為某種文學觀念,僅僅是文學的觀念服務。我們絲毫沒有回避我們這一任務所要遇到的困難。這就是我們需要讀者抱以更多的寬容、少許憐憫以及積極的合作精神?！雹貺es Cahiers Naturalistes,VOL.1,1955,,Bruxelles :reimprime en 1968 en Belgique par Jos.Adam.Bruxelles pp.1-2.

這篇發刊詞既表達了文學協會創辦刊物的初衷,又強調此刊創辦的最終目標是要服務于某種文學觀念?！胺沼谀撤N文學觀念”其實表明了左拉之友文學協會創辦期刊的未來目標及努力方向。在1955年創刊號上,該期刊還刊載了主編皮埃爾·科涅一篇屬于研究型的調研報告,即《自然主義目前狀況》。該文以追溯方式談及了左拉及自然主義研究在過去和當下所面臨的困境問題。因為自19世紀70年代直至二戰結束后,左拉在法國文學界一直都是個備受爭議的作家。雖然左拉生前因創作了大型巨著《盧貢-馬卡爾家族》《三名城》等作品而聲名大振,被尊稱為“自然主義大師”,但他在生前和去世后很長時間里被視為專寫淫穢下流作品的自然主義小說家。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在法國學界實際上長期遭遇嚴重誤讀與詆毀。不過,這篇調研報告則通過一百份調查問卷的結果從另一角度告知學界:“自然主義并沒有死亡……自然主義還會繼續存在下去?！雹赑ierre Cogny,“Situation actuelle du Naturalisme”,Les CahierNaturalistes,VOL.1,1955,Bruxelles:reimprime en 1968 en Belgique par Jos.Adam.Bruxelles,p.128.因此,戰后左拉之友文學協會期望通過創辦?？瘉硌永m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力,發起為左拉恢復名譽的“正名”運動,并推動左拉作品進入大學課堂的經典化運動。1955年至1987年是該期刊初創階段。盡管遇到如何突破傳統左拉研究的僵化模式等難題,但是《自然主義手冊》雜志社在推動當代左拉研究方面還是不斷拓展與創新,最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好成績。

這30多年來,《自然主義手冊》總共發行61期,1955—1974年每年發行兩期,自1975年起改為年刊,每年只發行一期。在這61期中,有6期屬于專號,即只刊載專題研討會的學術成果。由于受期刊每期篇幅容量的限制,在這32年期間,所登載的各類文章約有583篇。從所刊載的學術成果類型來看,學術性論文約有350篇,占全部成果的60%,比例明顯高于其他文獻及會議綜述等。雖然從文章數量上看,期刊所發表的學術成果不算特別豐富,但是若從所發布的學術信息量上來看,這一階段該期刊所刊載的資料文獻、研究型論文、專題研討會的綜述等學術信息含量還是異常豐富的。此外,這30多年來,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所探討的話題也較為廣泛,不僅涉及與左拉相關的歷史糾葛與歷史事件問題的調查,譬如對德萊福斯案件內幕的披露,同時也涉及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整個歐美學界左拉研究前沿話題。該期刊之所以在二戰后法國學界引起關注,關鍵原因是它將二戰后歐美學界一大批最有權威的左拉研究學者、批評家和史學家等專業研究者聚集起來,依靠這些名家的科研力量與學術資源,向學界推出當代左拉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成果。除此之外,期刊還從當代左拉研究領域遴選出一批新銳學者撰寫的優秀論文,這些都成為建構“左拉學”學術譜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傊?該期刊幾十年來匯聚了當代左拉研究最前沿領域的精華成果,給予歐美學界啟迪也最大。

在這一階段期刊所刊載的論文及相關成果的數據統計中,不難發現,這30多年來,左拉研究確實凸顯如下特點:即除了所關注的主題、研究模式、表述方式等與以往傳統左拉研究有著巨大差異之外,當代左拉研究無論從學術視角、研究思路,還是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更進一步的拓展與創新?？梢哉f,這一階段當代左拉研究已形成了特有的專業化和跨學科研究特色。在戰后新興學術建制推動下,當代左拉研究已擺脫了“獨學無侶”的傳統模式,向由學術機構推動的專業化研究和與?？献鞯膱F體化合作的社會互動研究模式轉變。當然,也因為在專業學術機構影響下,當代左拉研究自身也獲得了快速發展與演變,其最終結果就是“左拉學”得以被建構。

從實際成果來看,《自然主義手冊》創辦后,在短短30多年時間里,當代左拉研究迅速完成了現代轉型,研究模式不僅與時俱進,而且在諸多領域里不斷有新的突破和創新。最有突破性的業績莫過于左拉之友文學協會所發起的為左拉恢復名譽的“正名”運動得以順利完成。此外,這一階段學術研究推動左拉文本進入大學課堂的經典化運動也取得了初步成功。

在回顧該期刊最初創辦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時,筆者注意到該期刊雜志社在兩個具體方面所起到的積極引導作用。第一,作為當代左拉研究的?？?《自然主義手冊》發揮了專業期刊引領法國左拉研究不斷開創新局面的作用。若按照美國學者P.諾維克關于專業學科建立的幾項標準來看,“學術機構的出現(如學會、專業刊物),培養專業技能的標準化訓練,進行資格考核并發放文憑和合格證書,專業人員地位的提升和專業的自主性……”①轉引自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1頁。是衡量一門專學形成的專業化標準中最重要指標之一。當代“左拉學”構建與發展的決定性時期就是二戰后“左拉之友新文學協會”的成立和學術期刊《自然主義手冊》的創辦。在后來學界發起為左拉恢復名譽的“正名”運動和經典化運動中,該學術機構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罢边\動更是開啟了當代左拉研究的新歷史進程。此外,在文學協會積極支持下,期刊編輯部通過組織專題討論和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等專業化方式不斷推動當代左拉研究朝著現代學術型研究轉型。第二,《自然主義手冊》雜志社在二戰后法國本土學界發起了為左拉及自然主義恢復名譽的“正名”運動,這一運動在推進過程中需要領軍人物。因此從1955—1987年,左拉之友文學協會先后任命著名學者皮埃爾·科涅、勒內·特諾瓦和亨利·密特朗作為期刊的主編。前兩任主編任職時間均在四五年左右,而第三任主編亨利·密特朗則負責該期刊工作長達22年之久(1965—1987)。事實證明,這三任主編都成為不負眾望的領軍人物。他們不僅積極投身于當代左拉研究,還憑借各自的專長,各自創立了當代左拉研究流派,他們的學識、魄力和影響力都得到了同行們的高度認可。作為當代左拉研究的推動者,他們傾注其全部精力,依靠和借助本土學界科研人員的集體研究力量和學術資源,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嘗試推動當代左拉研究朝著學術化方向全面轉型。

二

從《自然主義手冊》創辦最初30年所取得的成就來看,最顯著成就莫過于初步建立了“左拉學”及其學術譜系。從當代左拉研究興起的角度來看,“左拉學”實際上是這一時期當代左拉研究者不斷建構的產物。從左拉研究到“左拉學”的演變,促成一門專學形成的關鍵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在“左拉學”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考察其學術建構源流及發展脈絡也是具有多方面價值的。

從1955—1987年,“左拉學”建構可以分為三個不同階段:1.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當代左拉研究啟動階段,也是當代左拉研究新范式創建階段;2.20世紀70年代是當代左拉研究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階段,受二戰后法國現代文論各種批評方法的影響,左拉研究的空間不斷被拓寬;3.20世紀80年代,由于當代新生代批評家群體的崛起,左拉研究專業權威及主體性話語得以形成和建立。左拉學領域中不同批評流派的學術譜系建構得以完成。

當代左拉研究起步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左拉之友新文學協會”成立和專業期刊《自然主義手冊》創刊為標志。在創刊初期,期刊雜志社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解決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長期被污名化、被誤讀的問題,以及如何啟動當代左拉研究。在該期刊創建之前,左拉研究在法國本土實際上處于擱淺狀態。與巴爾扎克、福樓拜的經典地位相比,左拉在學界幾乎處于被邊緣化狀態。在20世紀前半葉法國所出版的各類文學史教材上,左拉沒有獲得其應有的文學地位。左拉生前是個多產作家,其文學作品數量巨大,然而因19世紀末法國傳統學院派批評家對其自然主義小說價值的否定,導致像《盧貢-馬卡爾家族》這樣的作品無法進入法國大學課堂。在長達半個多世紀中,左拉及其作品始終被貼上“污穢和淫蕩”的標簽。所以,在開啟當代左拉研究之前,學術期刊需要為左拉及自然主義洗刷“罪名”,為之恢復名譽,重新“正名”。而重塑左拉形象需要涉及眾多問題,這在客觀上也為當代左拉研究提供了許多嶄新的課題。

那么如何解決左拉長期被污名化,不斷遭致詆毀的難題,推動當代左拉研究?很顯然必須對左拉及其自然主義文學進行一次價值重估。進入20世紀以來,為左拉恢復名譽曾經有過三次嘗試。第一次嘗試為左拉恢復名譽是法國政府的決定。左拉于1902年逝世。在其去世6年后,法國政府于1908年宣布將左拉遺骸遷移至先賢祠,甚至邀請法蘭西學院院士阿納托爾·法朗士主持儀式并發表演講,來重新評價左拉在德萊福斯案件中為國家挽回名譽所做出的貢獻。將作家遺骸安置于先賢祠是官方給予左拉最高的禮遇與敬意,然而與之相對照的是當時學界沒有及時為左拉摘除“淫穢作家”的稱號。第二次嘗試是左拉女兒及女婿勒·布隆夫婦于1909年創建了“愛彌爾·左拉協會”,此后他們嘗試通過編輯出版《左拉全集》和組織每年10月“梅塘瞻仰”紀念活動,來為左拉恢復名譽做呼吁。然而因二戰爆發及戰事阻礙,為左拉恢復名譽的活動被迫中止。第三次嘗試為左拉恢復名譽則是二戰后由文學協會和《自然主義手冊》前兩任主編皮埃爾·科涅和勒內·特諾瓦發起的。作為學者型主編,他們深知文化傳播的力量,因而善于抓住時機,認真對待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的價值重估,為此精心策劃了一系列活動。他們以紀念左拉作品出版周年慶和作家晚年所介入的歷史事件作為契機,不斷在學界制造輿論話題,利用雜志的傳播作用來造勢,提出要為左拉“正名”和重新評價自然主義文學價值問題。第三次嘗試為左拉恢復名譽,從發起到完成經歷了約10年時間,最終獲得了成功。

二戰后為左拉恢復名譽之所以進展得比較順利,主要緣于兩點,一是左拉之友文學協會的積極推動,二是前三任主編找準了批評界誤讀左拉及自然主義作品之癥結所在,積極采取兩大策略:一方面是通過倡導對左拉及自然主義小說加大研究力度,突破難題,以扭轉左拉研究令人堪憂的現狀;另一方面他們以左拉之友文學協會名義并以學術期刊作為宣傳平臺,通過邀請法國政府官員、法蘭西學院院士、福樓拜研究會和巴爾扎克文學研究會的會長、歷史學家等重要人物參加每年10月在左拉故居舉辦的“梅塘瞻仰朝圣”活動,并讓這些特邀嘉賓在瞻仰活動中發表例行演講。這些名人演講以“梅塘朝圣”專欄形式刊載于期刊《自然主義手冊》上。實際上“梅塘朝圣”的名人演講就是通過二戰后社會各界名流對左拉恢復名譽問題發表各自看法,通過這些權威人物的發聲來引導社會輿論,改變戰后法國讀者大眾對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的看法?？梢哉f,“梅塘瞻仰朝圣”是“左拉之友文學協會”和?？蹲匀恢髁x手冊》為重塑左拉形象、對左拉進行價值重估所采取的最有效策略之一。此外,為了掀起“正名”運動的高潮,期刊編輯部還利用二戰后大眾電子傳媒等新型媒介,通過與法國電視臺合作,制作有關左拉的電視專題片等在國內播放,廣泛營造為左拉恢復名譽的文化氛圍。這些媒體宣傳和名人演講在社會上產生了積極效應,從各個角度引領法國民眾重新認識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的價值及歷史功績。所以,二戰后由前幾任主編所發起的為左拉“正名”運動引發了學界同仁強烈的反應,為后來學界重新評價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價值奠定了重要基礎。

利用媒體宣傳和名人演講等方式確實可以有效地推動左拉“正名”運動,但是若要真正改變人們對左拉及其自然主義文學價值的認知,其實還是需要學術研究作為背后支撐的?！蹲匀恢髁x手冊》期刊編輯部在創刊初期,在學界積極倡導突破傳統左拉研究模式和創建當代左拉研究新范式。那么如何解決19世紀大學批評留下的死結,突破傳統左拉研究模式呢?《自然主義手冊》期刊編輯部在創刊初期,充分利用法國高?？蒲袡C構專業科研人員的集體力量,運用團隊作戰的策略,借助于原始文獻的搜集和整理,選擇一些缺乏深入研究的課題,諸如像《小酒店》《土地》《娜娜》這樣長期被詆毀的作品,或者選擇左拉早期、后期那些被忽略的作品,重新展開一系列學術探討活動,通過發掘左拉文本中的獨特性價值,來逐步消除讀者大眾對左拉及其作品價值的負面看法。

為了建立新的研究模式,期刊編輯部引導當代左拉研究者們對學術研究的對象做全面的專業提升:首先開展了搜集和整理左拉研究方面的原始文獻資料的工作,建立“左拉學”相關的文獻檔案。這個研究項目是由《自然主義手冊》主編亨利·密特朗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法國文學系皮埃爾·羅貝爾教授牽頭,于1971年正式簽署合作出版協議。該項目參與者主要包括巴黎四大和十大專業研究者、巴黎國家圖書館手稿保存部、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學、波蘭華沙大學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學者等。項目啟動后,法國與加拿大還組建了各自的研究團隊,計劃在10年內出版包括傳記、《左拉書信集》和作家檔案材料等系列著作。建立作家檔案資料文獻庫是期刊編輯部的重大決策之一。毋庸置疑,該合作項目的啟動為“左拉學”成為專學奠定了扎實的基礎。眾所周知,作家文獻搜集的完整程度和整理分類的研究工作對于開展當代左拉研究影響巨大。左拉由于在長達半個多世紀以來屬于被忽略、被詆毀的作家,所以與他相關的手稿、筆記、書信等重要文獻,除了《盧貢-馬卡爾家族》手稿和《三名城》創作筆記由左拉遺孀于20世紀20年代饋贈給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普羅旺斯艾克斯省圖書館之外,其余的手稿包括早期和后期文學手稿,還有左拉與外界往來的書信,尤其是其與出版機構所簽訂的合同、在國內外報刊上所發表的各類專欄文章等大量文獻均散佚各處,未得到完整搜集與全面整理。而這些文獻資料對于開展文學研究,拓展左拉研究的新問題,尤其是改變以往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具有特別重要的學術價值。所以在創刊初期,期刊負責人廣泛發動學界同仁對左拉各個階段相關原始文獻開展了全面搜集、整理、分類工作。他們不僅動員國內學者參與作家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還聯合英國、意大利、波蘭、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外高校的科研人員,展開作家文獻搜集工作,力求盡可能將作家文獻搜集齊全。在文獻搜集整理過程中,期刊編輯部還委托專業人員將這些文獻信息編制成目錄,定期刊載在期刊上,以供研究者查閱檢索。從文獻學研究角度,搜集、整理與出版作家手稿、筆記、寫作提綱及書信等這些原始文獻材料為后來學者展開左拉研究,尤其是對左拉文本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和前提,也為后來開創當代左拉研究新局面起到了推動作用。

如何替換傳統學院派左拉研究舊模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解決此難題的關鍵是要靠建立當代左拉研究新批評模式。正如美國學者杰弗里·J.威廉斯所指出:“思想流派創造出了不同的解讀方法,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可謂具有學科權威性。這是一門學科的特征?！雹俳芨ダ铩.威廉斯編著:《文學制度》,李佳暢、穆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頁。在期刊創辦初期,《自然主義手冊》編輯部就呼吁要在當代左拉研究領域建立新學院派批評模式,要向學界推出一批新生代左拉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其實早在《自然主義手冊》1955年創刊號上,法國《萌芽》的研究者馬塞爾·基拉爾就發表了一篇題為《愛彌爾·左拉與大學批評》的論文。他在該論文中倡導重建一種新學院派批評模式,提出要依照當下現代文學觀念去闡發左拉作品中有價值的內容。他認為20世紀50年代應該成為當代左拉研究的轉折點,而事實上建立新學院派批評模式時機已經成熟。他還提供了一份當代左拉研究新學院派批評家名單,其中包括居伊·羅貝爾、F.W.J.海明威、萊昂·德福、雅克·凱塞、皮埃爾·科涅、羅貝爾·里卡特、M.格蘭特、阿爾芒·拉諾、讓·蓋海諾、羅謝·伊克爾和勒內·特諾瓦等。在這份“新學院派”批評家名單中,不難發現這批當代左拉研究者不僅包括法國本土學者,也包括英國、美國、比利時、瑞士等國的學者,他們以大學教師和研究員為主,屬于新生代年輕有為的學者。這些學者后來成為真正扭轉當代左拉研究局面和推動20世紀中葉左拉研究的開拓者①Marcel Girard,“Emile Zola et la Critique Universitaire”,Les Cahiers Naturalistes Vol.1,1955,Paris:Reimprime en 1968 avec la permission de la SociétéLittéraire des Amis d′Emile Zola pour Dawson-France S.A.,pp.29-31.。與19世紀傳統學院派批評家有所不同的是,這批當代新批評家不僅對左拉研究抱以熱忱,還嘗試以戰后批評界新理論和新方法去重新解讀左拉文本,嘗試挖掘作家作品中的獨特價值。在這群“新學院派”批評家中,居伊·羅貝爾被視為二戰后法國學界第一個站出來質疑傳統大學批評模式的開創性人物。他在論著《愛彌爾·左拉的〈土地〉——歷史與批評研究》(LaTerred′EmileZola.Etudehistoriqueetcritique)中重新解讀了左拉的小說《土地》。1952年10月在紀念左拉逝世一百周年所舉辦的學術會議上,他以反復考證的確鑿事實與對作品細節的展示,第一次肯定了《土地》所蘊含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正是居伊·羅貝爾對《土地》的重新解讀揭開了20世紀50年代左拉研究的序幕,給當代左拉研究帶來逆轉。

在當代左拉研究新模式建立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學者的專業研究意識和學科研究意識不斷增強。以往左拉研究均以批評家的個人興趣偏好為出發點,而沒有立足于專業學科研究體系的建構,對相關的原始文獻缺乏系統梳理與整合,更談不上深入研究。而當代左拉研究者則重視對左拉相關文獻的搜集、整理與研究,他們將對這些新材料的系統闡釋納入當代“左拉學”的總體框架之內。事實上在最初10多年里,《自然主義手冊》比較集中地推出了上述這些新學院派批評家富有創見性的研究成果。這些文章為重塑左拉形象和改變人們對于左拉自然主義小說的成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這些論文中所提出的獨到見解之所以獲得學界大多數人的認可,原因就是這些作者非常重視對原始文獻材料的整理與發掘,注重發現以往左拉研究中的盲點問題。例如,期刊主編勒內·特諾瓦通過對左拉后期赴盧爾德、羅馬等地的旅行日記文獻的整理并將其與《三名城》創作筆記的比照性閱讀,對《三名城》作品的不同主題做出了有獨創性的闡釋。這些有價值的分析與闡釋不僅更新了學術觀點,還引發了其他研究者對《三名城》的關注。與勒內·特諾瓦一樣,亨利·密特朗長期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左拉青年時代的檔案材料。他對左拉早期生平史料的研究、對自然主義形成之起始時間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彌補了以往傳記家忽略左拉早年經歷對其文學創作影響的缺憾。除亨利·密特朗之外,這一時期還有些學者通過將作家文獻、文本與文學史融合在一起等方法,進行一些綜合性的研究,這些研究較側重于左拉小說文本的題材、故事及人物原型的來源研究。這種研究同樣也是以歷史文獻和作家檔案新材料的新發現為基礎的,重在回溯歷史語境,幫助讀者理解左拉小說題材、人物以及故事與歷史事件、其他作家作品之間的關聯性?？傊谄诳瘎撧k初期,當代左拉研究者在搜集、整理和建立作家檔案文獻體系和建構新批評模式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為后來“左拉學”的形成夯實了基礎,同時也帶動了后來左拉研究的學術創新。

1970—1979年是當代左拉研究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當代“左拉學”之形成乃至得以延續發展不僅受益于學術期刊《自然主義手冊》之導向,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即二戰后法國人文社會科學繁榮發展,尤其是結構主義新理論及研究方法的流行給當代左拉研究演進提供了各種發展契機。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結構主義新批評崛起之后,像羅蘭·巴特等新批評代表人物特別強調“從作品走向文本,要關注作為文學科學研究對象的文本”②錢翰:《二十世紀法國先鋒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文本”概念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頁。。于是,在結構主義理論及文本分析方法影響下,重視文本分析與闡釋成為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左拉研究發展新趨勢。而對文本展開分析的起點是要將與作家文本創作相關的原始文獻統統納入考察和分析的視野之中,所以,運用以文獻考據為主的實證主義方法和以文本分析為主的結構主義方法,成為這一時期左拉研究者首選的解讀方法。這一時期文本闡釋新方法的運用從某種程度上開創了左拉研究的新局面。這尤其表現在《自然主義手冊》所刊載的一些運用新理論視角及方法嘗試系統研究和闡釋《盧貢-馬卡爾家族》的論文成果上。

例如亨利·密特朗在《關于左拉創作手法的若干看法》①Henri Mittérand,“Quelques aspects de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dans l’oeuvre d’Emile Zola”,Les Cahiers Naturalistes,Vol.9,Reimpriméen 1970 avec la permission de la Sociétélitteraire des Amis d’Emile Zola pour Dawson-France S.A.p.9.一文中,批駁了19世紀后期圖盧玆博士關于左拉自然主義手法的成見②亨利·密特朗引用了1896年圖盧茲博士在論著中對左拉創作手法的描述:左拉任何一部小說都是憑借一個學者式的誠實和有意識的方法步驟進行的,即創作小說之前費盡心思收集大量豐富的實證材料,然后再根據調查和觀察構思、安排情節。這種創作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符合邏輯的方法。參見《愛彌爾·左拉作品中有關文學創作的若干看法》,該文刊載于《自然主義手冊》1963年,法斯蓋爾出版社1963年版,第9頁。。亨利·密特朗依據對新文獻材料的發掘,重新探討了左拉在《盧貢-馬卡爾家族》系列小說創作不同階段的理性反思所導致的文學觀念以及手法之變化。在他看來,自然主義文學觀念及手法不是固定不變的概念化東西,它是隨著作家不同階段的寫作實踐及創作動機的變化而有相應轉化的。與亨利·密特朗一樣,另一位學者勒內·特諾瓦也是從歷史語境變化角度重新探討了《盧貢-馬卡爾家族》系列作品原來的構思計劃與后來作品定稿之間巨大的差異性。他在《左拉與他的時代》③RenéTernois,compte rendu du livre Zola et son temps,Les Cahiers Naturalistes,Vol.8,1962,Paris:Reimpriméen 1970 avec la permission de la Sociétélitteraire des Amis d’Emile Zola pour Dawson-France S.A.p.174.中嘗試將左拉的文學書寫置于法國第二帝國和第三共和國廣闊的社會歷史語境下進行全面考察。他依據史料及作家文獻對第二帝國時期法國社會政治、經濟和道德等各方面境況做了歷史分析,探討路易·波拿巴政府所推行的限制公民自由言論、將狹隘的道德原則和政治標準強加于文學功能之上等措施對這一時期包括福樓拜、雨果和左拉在內的小說家創作之影響。他以左拉為例,分析了作家政治立場的轉變與其文學手法的選擇之間的密切關聯,指出置身于第二帝國后期的左拉為了抵制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做法刻意選擇采用客觀暴露方法,注重描繪第二帝國社會腐敗墮落的陰暗面。在他看來,左拉選擇暴露社會陰暗面的描寫方法,是其不愿意讓文學履行道德說教功能的立場所致的。從左拉運用這一創作手法的主觀動機上來看,可以將之理解為作家為了針砭當時社會所采用的一種敘事策略,而不應該像傳統學院派批評家所斷言的那樣,“左拉的書中充斥著下流的東西,其無恥淫蕩的程度遠遠超過了現實生活;這些書毫無價值……左拉先生與正統的理想主義小說家相反,他喜歡描繪的就是這些獸性”④于勒·勒梅特爾:《埃米爾·左拉》,胡宗泰譯,該文被收入吳岳添編選:《左拉研究文集》,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頁、第17頁。。19世紀后期傳統學院派批評家因缺乏必要的學術方法和精神分析理論,所以對左拉小說文本中出現的大量暴力、犯罪、亂倫和精神疾病等描繪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只能依據保守的道德觀念將之歸結為作家個人病態之嗜好。顯然,他們對左拉的評判是偏頗的和有失公正的,很難讓當代研究者信服與接受。

在左拉研究逐步向“左拉學”演變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推動左拉研究向學術化和專業化方向轉型的內在驅動力實際上是當代左拉研究主體的專業意識和探究精神。當代左拉研究者不僅注重從時代語境的轉變、文學觀念的變化角度重新考察左拉自然主義文學觀念的誕生及其流變過程,更注重從當代文學觀念和文學研究模式的變化角度重新闡釋左拉作品的獨特性價值。他們對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的價值重估不是做出肯定與否定的簡單論斷,而是深入作家作品之中,從作品主題、結構和敘事模式等多維度去探討左拉小說文本所蘊含的獨特性價值。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當代左拉研究從探討的話題上逐漸呈現出開放性,從狹義的文本闡釋逐步向文化研究領域延伸。這可以從《自然主義手冊》雜志社所舉辦的四次學術研討會的議題上體現出來。例如,1971年在倫敦舉辦了“愛彌爾·左拉國際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核心議題是圍繞《盧貢-馬卡爾家族》從構思至完成整個過程,來探討左拉的創作動機、作品整體結構及主題、藝術風格和作品影視改編等問題。1976年在法國瓦倫西安娜大學舉辦了“《萌芽》與法國工人運動研討會”,該研討會議題是圍繞《萌芽》與19世紀后半葉歐洲工人運動之間的關系來探討左拉作品對法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力。1978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舉辦的“關于《小酒店》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的議題是圍繞《小酒店》與工人階級歷史處境來探討左拉小說中的現實主義、勞動話語和作家所提出的解決工人階級處境問題的方案。1979年6月在法國利摩日大學召開了“左拉與共和精神”專題研討會,該研討會的議題是圍繞左拉文學生涯不同階段的思想及政治立場演變來探討作家與政治制度、左拉小說與意識形態、隱含政治、關于左拉的接受與影響以及左拉與德萊福斯案件等五個方面話題。從這些學術研討會的議題選擇上,可以看出20世紀70年代左拉研究所關注的話題已從探討文本主題、人物形象塑造轉向了更為廣闊的文化生產、政治與文化、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等較寬泛的文化研究話題上。這一時期文化研究視角的引入對于拓展和挖掘像《盧貢家族的命運》、《小酒店》和《萌芽》等作品中所蘊含的現代性價值具有開創性意義。

第二個階段當代左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十分豐碩。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屬于文本闡釋類的文學研究,重在挖掘和揭示左拉小說文本中的獨特性價值。如1965年《自然主義手冊》所刊載的法國艾克斯-普羅旺斯大學羅謝·里波爾的論文,題為《左拉作品中的“目光凝視”之戲劇性作用》。他在文章中著重從細節描繪方面揭示左拉作品的獨特性價值。他認為左拉小說中經常出現關于女性裸體的場景描繪和有關性與施暴的“偷窺”場景描繪。以往批評家將這些描繪歸結為左拉對欲望與獸性的病態嗜好,而忽略了其中所蘊含的深刻寓意。他選擇從視覺“看”的角度分析了文本中男性角色的“目光凝視”和年幼無知兒童無意識的“偷窺”行為所蘊含的戲劇性作用。他列舉了左拉作品中多處關于女性裸體的場景描繪的相似之處,分析了這些場景描繪與作家青年成長時期患有女性裸體恐懼癥有關。在分析左拉文本中的兒童偷窺行為時,他嘗試從目擊者和偷窺者的雙重角度,揭示左拉描繪人物的“看”或“偷窺”行為背后所隱藏的動機。在他看來,左拉主要是借助于這些人物的“偷窺”行為,選擇站在受害者立場上去吶喊,喚醒人們關注和思考如何解決暴力犯罪等社會問題。羅謝·里波爾強調關注左拉文本中某個細節或者某種技巧的運用之意義和價值,是因為可以從中挖掘到細節描寫背后的動機問題。

與羅謝·里波爾一樣,比利時列日大學雅克·杜布瓦長期致力于《小酒店》研究。他曾在《自然主義手冊》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熱爾維絲的避難處——論〈小酒店〉中的一個象征性的裝飾物》的論文。在該文中,他嘗試對《小酒店》中的女主人公熱爾維絲的墮落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傳統學院派批評家往往只從倫理道德批評角度將熱爾維絲歸入雨果和歐仁·蘇筆下所塑造的“悲慘工人角色”之中,用社會環境決定論來解釋女主人公的道德墮落問題。這是簡單化和膚淺的看法。為了挑戰傳統學院派批評家的定論,他嘗試采用當代結構主義和精神分析學等方法,即從《小酒店》中選擇一個象征記號,然后對該記號的內涵意義及意指作用進行解讀。雅克·杜布瓦認為要重新解讀這個小說女主人公形象,必須深入到《小酒店》文本中,從某個裝飾物著手,進而對這些裝飾物象征寓意做深入分析。他以《小酒店》中女主人公頻繁變換五個不同住處作為切入點,從熱爾維絲內心渴望獲得避難處這個角度勾勒出熱爾維絲一生命運的軌跡。他認為《小酒店》突出表現了一個壓倒其他一切的核心主題,即女主人公內心強烈渴望“尋找一個洞穴、巢穴、隱秘的小住所,這個干凈的窩是可以用來休憩的”①Jacques Dubois:“Les refuges de Gervaise.Pour un decor symbolique de l′Assommoir”,Les Cahiers Naturalistes Vol.11,1965,reimprime en 1970 avec la permission de la Societe Litteraire des Amis d′Emile Zola pour Dawson-France S.A.,p.105.。正是對內在安全感的渴望最終將女主人公推向一個又一個不同類型的男人懷中。他對熱爾維絲的墮落原因做出了不同解釋,認為女主人公的墮落不是簡單家族酒精中毒的遺傳影響,而是出于女性內心深處對安全感的情感需要。她從尋找內心的避難處最終轉向尋找外在的避難所。杜布瓦從精神分析學的“欲望”角度探討人物內心思想與“施動者”性格之間的關系。他對這位無產者女性形象的解讀與以往的學者都有很大的不同。

上述這些學者通過對文本細節的分析與闡釋,破解了左拉小說文本中一些難解之謎,從中發掘出獨特的內涵。他們對左拉文本細節的解讀,應該說拓寬了人們對左拉小說世界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的認識,也改變了左拉及其小說在讀者大眾心目中單調、平庸的刻板印象。

第二類研究成果所探討的話題屬于跨界的文化研究范疇。這類成果主要以左拉的政治思想演變以及文本中的意識形態話語作為探討的話題。如吉奧夫·沃倫的《〈萌芽〉:昆蟲的一生》、F.W.J.海明威的《從〈杰克〉到〈萌芽〉:都德與左拉眼中的無產者》,上述論文刊載于《自然主義手冊》1976年第50期;科萊特·貝克的《〈小酒店〉中的工人階級狀況》、佩特雷的《〈小酒店〉中的勞動話語》、瓦爾克的《〈小酒店〉與左拉的宗教思想》,上述論文刊載于《自然主義手冊》1980年第54期;讓娜·蓋亞爾的《左拉與道德秩序》、哈尼娜·蘇瓦拉《左拉關于文學的使命與作家的職責》、羅謝·里波爾的《左拉作品中的文學與政治1879—1881》、羅貝爾·J.尼斯的《左拉與資本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大衛·巴格萊的《從論戰敘事到烏托邦話語:左拉共和派福音書》、奧古斯特·德扎萊的《神話與歷史:左拉作品中的羅馬形象》,上述文章刊載于《自然主義手冊》1980年第54期上。上述這些文章的作者主要采用文化研究視角探討左拉文本中關于工人階級文化身份屬性、作家意識形態立場表達、達爾文主義思潮在第二帝國時期的傳播問題等。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當代左拉研究中,文化研究方法的引入曾引發了很多話題,這顯然拓寬了左拉研究的空間。

20世紀80年代是當代左拉研究進入繁榮發展的第三個階段。由于當代左拉批評家群體的崛起,當代左拉研究的專業權威及主體型話語得以形成和建立。自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該期刊以積極引導與推動當代左拉研究而獲得學界廣泛關注。受之影響,眾多域內域外學者參與到了左拉研究項目工程之中。在此過程中,由于各個學者的學術思路不同,研究方法和路徑不同,逐漸形成了當代左拉研究的不同學術流派。這些不同的流派和各自不同的代表人物又促成了“左拉學”最初學術譜系的形成。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當代左拉研究領域已經涌現出了20多位左拉研究權威專家。他們在學界嶄露頭角,不斷引入新的批評話語讓當代“左拉學”研究變得更加具有影響力。在第三個階段,當代“左拉學”已形成了四大批評流派:即重視史料整理和考證的社會歷史批評學派,致力于自然主義小說文本研究的新結構主義批評派,專注于左拉生平事跡及傳記史料研究的傳記研究學派和側重于文本中的精神創傷、亂倫、暴力犯罪等研究的精神分析學派。這四大學派均有各自的領軍人物,如傳記批評主要是以亨利·吉約曼、亨利·密特朗和科萊特·貝克為代表;社會學批評主要是以皮埃爾·科涅、勒內·特諾瓦、F.W.J.海明威為代表;文本闡釋學派主要是以雅克·杜布瓦、羅謝·里波爾、讓·布瑞、奧古斯特·德扎萊為代表;精神分析學派主要是以大衛·巴格萊、羅貝爾·J.尼耶思、朱莉特·卡明卡等為代表。這四大學派都在拓展當代左拉學的研究空間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貢獻。當代“左拉學”不同批評流派的初步形成既代表《自然主義手冊》創刊最初階段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標志著當代“左拉學”的多元化研究格局的初步形成。

三

通過對當代“左拉學”譜系建構和學術源流脈絡的梳理與論述,可以看出當代左拉研究之所以能夠在最初30年中逐步演變為一門專學,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價值之所以能夠被重新評價,左拉之所以在二戰后法國獲得了較為公允的評價,恢復其在19世紀后期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萌芽》《小酒店》等這些自然主義小說之所以能夠被經典化,得以進入大學課堂或成為中學畢業會考的考核對象,都要歸功于二戰后學術期刊《自然主義手冊》的創立,歸功于當代左拉研究的逐步深入。不過在回顧當代左拉研究如何從單純的研究課題逐步演變為專門學問——“左拉學”時,我們需要對當代法國左拉研究領域這一成功的個案現象進行更深層面上的追問與思考。

當代左拉研究演變軌跡可以被概括為從左拉研究到“左拉學”。在“左拉學”建構過程中,可以看出其既有二戰后一代又一代學者對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持續關注、投入巨大學術研究熱情,又有學術建制對之施加影響和學術期刊《自然主義手冊》對左拉研究之推動。如果沒有學術期刊集結大量專業人員對左拉研究之投入,如果沒有“左拉之友文學協會”階段性研究目標之制定與導向,可能就沒有后來“左拉學”出現。從學術意義上來看,《自然主義手冊》之創辦對“左拉學”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從左拉研究到“左拉學”,促成一門專學形成的關鍵性因素就是學術期刊的導向作用。這一導向以不同階段所確立的新的研究目標以及問題化方式來發揮作用。

但是另外一方面,當代左拉研究之所以能夠在很多研究領域獲得突破,最終能夠演變為“左拉學”,在回顧這一過程軌跡時,有許多地方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因為在梳理從左拉研究至“左拉學”的演變軌跡時,可以發現一個重要現象,即“左拉學”建構的背后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即左拉為何被19世紀后期法國學院派大學批評詆毀和污名化,理由只有一個,即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存在“不正確”或者“缺陷”的地方。對之,《自然主義手冊》第三任主編亨利·密特朗在《閱讀/再解讀左拉》(2004)一書的序言里已經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認為“左拉在其所處的那個時代,在政治、宗教、道德和藝術等任何領域里都算不上是個觀念‘正確’的人。因此,無論在域內還是域外,他都始終處于被邊緣化的地位……”①Jean-Pierre Leduc-Adine,Henri Mitterand,Lire/Dé-Lire Zola,Paris :Nouveau Monde Editions,2004,pp.11-12.也就是說,二戰后左拉研究的重啟和當代“左拉學”的建構始終圍繞著如何糾正19世紀法國學院派大學批評關于左拉種種“不正確”的指責。其實當代“左拉學”的建構過程就是扭轉這樣一種定性評價的過程,即通過質疑以往左拉研究者的偏見與定論的專業化學術研究,重新發掘左拉作品中的“不正確”之處所包含的獨特性價值。所以,從“不正確”到“正確”,如何得出相對比較具有合理性的價值判斷,這是“左拉學”得以被建構的真正緣由。從某種意義上來看,當代“左拉學”確實是戰后學術機構推動的積極結果,然而實質上更是文學研究者不斷發掘左拉小說中具有獨特性價值并且將這些獨特性加以很全面細致地闡釋的結果。因此,基于上述這些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即專業化的學術研究才是當代“左拉學”建構的內驅力。而這一過程最終得以完成,應該歸功于當代左拉研究者敢于質疑以往批評家的偏見,不斷將左拉研究問題化的結果。誠如當代最資深的左拉研究者亨利·密特朗所言:“重構一個左拉形象,不是憑借第一眼,而是要憑借第二眼?！雹贘ean-Pierre Leduc-Adine,HenriMitterand,Lire/Dé-Lire Zola,Paris:Nouveau Monde Editions,2004,p.10.亨利·密特朗其實真正道出了當代左拉研究者如何解讀左拉自然主義小說文本的真諦。閱讀或闡釋左拉,不能憑借簡單的感覺或表面的感受,而是要再往深處多思考一下,即究竟如何看待左拉文本中那些“不正確的觀念”。其實在“左拉學”建構過程中,正是當代左拉研究者在學術研究過程中不斷正視這些諸多的“不正確”問題,通過不斷追問和深入的專業化學術研究,將很多疑點難點問題化,才最終發掘出左拉小說所蘊含的獨特性價值和新美學觀念。

所以,當代左拉研究者在從事左拉研究時一直是受問題意識所推動的。他們嘗試通過對文本的細讀與分析,從中去挖掘這些諸多“不正確”地方所蘊含的獨特價值,探究被遮蔽的深層問題。當代左拉研究者努力避免沿襲傳統學院派批評家“不讀而論”的做法,“拒絕接受不經檢驗、不通過文本細讀與審視而匆忙得出的假設與論斷”③Jean-Pierre Leduc-Adine,Henri Mitterand,Lire/Dé-Lire Zola,Paris:Nouveau Monde Editions,2004,p.13.。當代左拉研究者深知,左拉作為一個被同時代批評家嘲諷為 “觀念不正確”之人,其作品必然具有與眾不同的特質。而這種與眾不同的特質恰恰是需要通過學術研究活動不斷被揭示出來。正是抱著這樣的學術信念,當代左拉研究者從最初僅僅關注和解讀那些屢受詆毀的小說,如《娜娜》《小酒店》《土地》,到后來選擇《盧貢-馬卡爾家族》系列作品作為解讀對象,對之展開整體性和系統性的研究。他們嘗試轉換不同研究模式,采用現代批評理論視角對這部表現一個家族自然史和社會史的巨著的整體敘事結構、不同主題、題材類型和家族五代人血緣遺傳譜系及各個成員的不同際遇等展開全方位的整體研究。

所以基于上述論述,可以看出當代左拉研究之所以可以不斷持續,“左拉學”得以建構,不僅僅也不單純憑借學術機構的支持以及學術期刊《自然主義手冊》創立等外部力量的支持與推動,更關鍵的還是要靠專業化的學術研究去不斷推動,因為只有專業化學術研究,才能將左拉及自然主義文學作品所包含的價值及影響力挖掘和揭示出來。

從“左拉學”學術源流來看,需要更進一步反思的,就是當代“左拉學”建構更是研究方法不斷變革、發展與多元化的結果。方法是研究學術問題的根本途徑,但是方法的轉變,其背后卻隱藏著不同思想理論和文學觀念的認識。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傳統的文學觀念把語言作為世界或者個人的表象,話語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各種表象之間的發展。文學的目的在于提供有意義的想象。傳統的文學觀念是由美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生活世界中的價值來確立?！雹馘X翰:《二十世紀法國先鋒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文本”概念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在以往的左拉研究中,許多研究者主要采用傳統文學研究模式,將左拉自然主義小說與巴爾扎克現實主義小說加以對照,按照文學所能夠提供的生活世界中美學、心理學或倫理學的價值多少來評判該流派文學價值的高低。所以依據這樣的文學觀念,自然主義小說因較側重于描寫“淫蕩和墮落”這些“不正確”的內容,而無法為人們提供符合生活世界正確價值的文學,所以它理應被詆毀和否定。事實上,若采用傳統文學研究模式,顯然不能很好地揭示出左拉自然主義小說中所蘊含的獨特性價值。當代左拉研究者正是意識到傳統研究模式的缺陷,所以他們嘗試轉換現代性視角,借鑒二戰后知識界各種現代理論及不同學術話語,運用結構主義符號學分析、現代精神分析學、社會學、傳記學、文化人類學、神話原型批評等不同研究方法,重新解讀左拉的小說文本,從中挖掘其小說中所蘊含的獨特性價值。正因為這些當代左拉研究者對左拉研究新領域的開拓,通過重構許多不同流派的話語,嘗試對左拉作品的獨特性價值做出新的揭示與闡釋,最終創立了“左拉學”這門專學。

當代左拉研究無疑屬于域外的“專門之學”,屬于本土的“本源性研究”。有的學者將本源性研究視為一種起源性的追蹤。②支宇:《西方后結構主義理論與中國后現代小說批評——以陳曉明先鋒派小說批評為中心》,《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對于“左拉學”來說,本源性研究意味著從“起點”開始進行回溯,進而追蹤到事物或思想生成與演變的歷史蹤跡。當代“左拉學”從知識譜系上來說屬于二戰后法國學界興起的一門專門學問,它是從法國19世紀文學研究領域里一個具體研究專題演繹發展而來的。當代“左拉學”又是借助于法國及歐美大學科研院所等現代學術機構和學術期刊《自然主義手冊》出版等所產生的廣泛傳播力,才得以形成的。此外,當代“左拉學”又是通過長達60多年的學術積累才得以建立。在這一專學建立過程中,當代“左拉學”不僅擁有一批專業化的學者群,有一整套學術觀念體系,有明確的學術研究對象、多元化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還有其獨特的核心范疇、理論術語、檔案文獻資料等?？疾炫c研究當代“左拉學”的學術源流,至少有這些啟示:1.從二戰后“左拉學”的建構及其演進來看,推動左拉經典化運動和創建左拉研究現代模式,是要依靠學術機構之支持和戰后現代文學理念之推動的。文學觀念及研究方法不斷更新與發展是推動學術研究之內在動力。這是《自然主義手冊》在建構“左拉學”方面所給予的重要啟示。2.糾正學界對左拉的長期誤讀和所形成的錯誤觀念,不是靠簡單的呼吁,而是要靠制定切實可行的研究目標、確立研究計劃、探索多種闡釋策略。3.從當代“左拉學”建構結果來看,重視專業化研究團隊和闡釋主體的力量,建立現代多元價值評價體系才是推進學術進步與發展的內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