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局外人》兩種譯本風格比較研究

趙忻

內容摘要：偉大的思想家阿爾貝·加繆，通過一部部富有洞見的文學作品闡釋其獨特的生命哲學思想，成為偉大的精神導師。值加繆逝世60周年之際，以期為其成名作《局外人》的譯介與傳播盡綿薄之力，論文結合對加繆新人本主義生死觀研究的理論成果，對原作風格再次進行深度解讀，以此為參照，就風格再現的問題深入比較研究郭宏安先生與柳鳴九先生的譯文風格，并借此說明風格乃人本身，譯者深度理解原作者的哲學思想并懷有明確而堅定的傳達意識，對于譯文風格的忠實傳遞具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風格翻譯 加繆生死哲學觀 郭宏安譯本 柳鳴九譯本 對比研究

跨學科與譯學結合進行研究是翻譯學科的發展趨勢，將風格翻譯與作家哲學觀深度聯系的相關研究成果仍有待豐富，在這一研究背景下，論文以豐富翻譯理論、指導翻譯實踐、促進中法語言文化交流為出發點，結合哲學、文體學等學科理論，探討風格乃人本身，譯者深度理解原作者的哲學思想并懷有明確而堅定的傳達意識，對于譯文風格的忠實傳遞具有重要作用?！毒滞馊恕穂1]問世不久，便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成為經典名作，其高貴的寫作風格暗含加繆獨特的精神情調，有巨大的研究與翻譯價值。以往對于該作品就風格方面的翻譯批評多是集中于文本層面，與加繆（Albert Camus）哲學觀的研究成果聯系地還不夠緊密。眾多譯本中，郭宏安譯本[2]與柳鳴九譯本[3]最受歡迎，但就忠實演繹原作風格的程度來講，郭譯本更勝一籌，郭宏安先生語言功底深厚、字斟句酌，對于加繆哲學思想有著深度理解與詮釋。本文將理論與實踐結合，以作品的思想根源：加繆新人本主義生死觀所形成的作品風格作為參照，與其緊密聯系，以更為深入的視角再次審視與比較兩譯本風格，同時就翻譯理論層面加以探討，以期為加繆作品更好地譯介與傳播以及為風格翻譯的理論研究做出嘗試，為翻譯實踐帶來實用價值。

一.風格乃人本身

翻譯的最高境界在于形留而神出，這有賴于譯者對原作風格的深入研究與把握。法國著名作家布封（Buffon）對風格的概念進行了高度概括，提出----風格乃人本身（le style est l'homme même）[4]，結合文體學中的風格理論可以將其理解為：風格是文學的本質特征，其所包括的表情達意的語言手段所構成的形象即語言藝術構造的方式，以及包括篇章體制、敘事結構和敘事方式的藝術形態，共同構成了風格的表現形式[5]，其本質是作家在思想表達過程中所鑄下的自己的印記，正如錢鍾書先生所理解‘文如其人，即風格以人為本。[6]的確，文學是作家思想的結晶，其素材來源于作者的生平經歷以及在生長環境種通過不斷地對實踐的追問、對世界的思考，所形成的獨到的哲學思想，故而文學家也是哲學家。文學作品是作家對所處世界的認知與思考，都具有一定的哲學品位。所以對于譯者而言，把握原作風格需對作者的哲學思想進行全面且深入地研究。追隨作者的思想足跡，譯者才可獲得更為廣闊的審美視野，可以獲得更為深入與多元的信息。

二.新人本主義哲學作用下純潔的語言風格

就風格問題，加繆也曾發表看法，認為風格化就是藝術家通過言語手段對取之于現實的因素重新修正，包含在復制現實時進行糾正的意志。[7]二十世紀文學多崇尚“繁復”，而加繆追求“簡潔”的風格，無論是語言或是作品情節的設計，都展現著沉默中可以蘊含無窮的可能。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將其評價為零度風格，認為他的語言遠離所謂文學語言的基本語言結構，實現一種超脫，是純潔的寫作風格。[8]風格之中是他思想中對生命的深刻而全面的思索。他將他的哲學思想不僅溶于作品內容之中，也讓形式與思想始終保持一致，不乏真實且不落俗套，因而他的表達方式往往介于哲學與文學之間，成就了一部部富有洞見的文學作品。他通過不斷地理論闡述與形象表現，表達他長久以來對于生命與存在等關乎人本主義與存在主義重要理論內容所闡發的哲學思考，使得加繆的哲理體系日益完善。所以學者們認為他的思想深處是將時代變化引入哲學和文學之中，受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啟發，并以此為出發點，歸結為由荒謬與反抗哲理以及自由精神所共筑的具有時代特征的新人本主義哲學[9]。所以在對其作品的譯介中，譯者更加要就其文本進行細心地解讀，并對其新人本主義哲學觀進行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以把握作品的言外之意，從而真正理解與效仿他的風格。

三.新人本主義生死觀角度下兩譯本風格比較

《局外人》講述了小職員犯下命案被判死刑的故事，情節簡單，但卻富有生活的真實感，內涵復雜而深刻。作品第一部分講述主人公的生活回憶，通過敘述身邊的人與事，展現加繆對人生荒誕的覺醒以及最終形成的死亡觀;第二部分講述主人公入獄后的所見、所感以表達他對生命的所思、所想，表達他對荒誕進行反抗的生命觀。從哲學角度看，探討人生目的和死亡意義，以反映生死觀的本質，是哲學思想體系的核心問題。所以可將《局外人》概括為展現加繆新人本主義生死價值觀的代表作。深入研究于譯者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中法兩國文化有著巨大差異，且加繆的哲學思想獨樹一幟，對于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譯者來講，忠實的將風格傳達于譯文是巨大的挑戰。故，下文將以新人本主義生死觀為觀察角度，重新解讀作品風格并以此為參照，對兩個譯本進行比較研究。

1.覺醒

作品以主人公母親的葬禮作為開端且以主人公的死刑作為結尾，同時，作品多處借助主人公毫不避諱得談到死亡，以暗示人必有一死，無法逃避，作為揭示人生荒誕的開始。在后面的敘述中加繆為給人以簡練、形象的實感，著重運用單調、機械的語言風格，保持簡單、直接，詞匯往往兼有敘述和描寫功能，且采用非慣常的文學性的敘述方式[10]，類似于新聞式寫作，更具有抽離之感，通過局外人的口吻敘述自己的生活，反映他因無法融入所處的世界而深感孤獨與寂寞，是以揭示生活的荒誕。同時，加繆多處利用象征手法，通過以物征事，形象地塑造荒誕世界失去本真、表里不一的二元性特點，耐人尋味。同時，小說前后兩部之間的人與事物都前后呼應，懸念四伏，其作用同是為烘托一切人與事物的矛盾性與荒誕性。例如作品中的太陽顛覆了傳統認知，既美好又丑惡，如原文描述：

“Le soleil débordant qui faisait tressaillir le paysage le rendait inhumain et déprimant.”（Camus，17）

火辣辣的太陽曬得這片地方直打顫，既冷酷無情，又令人疲憊不堪。（郭宏安，9）

濫施淫威的太陽，把這片土地烤得直顫動，使它變得嚴酷無情，叫人無法忍受。（柳鳴九，16）

原文中“débordant”“inhumain”“déprimant”分別表“（程度）強烈”“無情”“使人疲憊、消沉”之意，郭譯為“火辣辣”“冷酷無情”“疲憊不堪”與柳譯文“濫施淫威”“嚴酷無情”“無法忍受”，兩譯本主要區別在此。參照原句風格，相較之下，柳譯文稍顯繁復、冗長而郭譯文從選詞到整句的語言風格均忠實于原句，保持了原句簡省、適度中充滿力量的語言風格以顯示太陽表里不一，與其美好形象成巨大反差。

具有同樣象征意義的還有海水，對于主人公來講既是清冽、舒爽的，“像一條泡沫的花邊散在空中，或像一陣溫雨落回到臉上?！保ü臧?，19），也是可惡的，甚至是主人公犯下命案的罪魁禍首，如原文描述：

“La mer a charrié un souffle épais et ardent.”（Camus，26）

大海呼出一口沉悶而熾熱的氣息。（郭宏安，32）

大海吐出了一大口氣，沉重而熾熱。（柳鳴九，60）

“charrier”表”趕走、吹走、沖走“之意，結合句子整體含義，郭譯文中的“呼出”所顯示的程度與原文之意相符合，較“吐”顯得持續性更強，“épais”形容氣體、液體時表“稠厚、濃厚”，對比郭譯文“沉悶”與柳譯文“沉重”，后者稍顯過度闡釋，且原文沒有運用修飾詞具體形容氣息的大小，所以柳譯文中“一大口氣”，其程度也過于強烈;相較之下，郭譯文的表述更為忠實、生動，細心體會之下，更符合加繆所追求的通過最精煉節省的語言，不加入過多渲染，寧不及而無過的白描式的零度語言風格，與常規文學性語言相比少了一層感性，而隨著反復閱讀，通過畫面的聯想，可體會到它卻多了一層形象后蘊藏的強大力量。

相比陽光與海水象征性的荒誕，小說中人物的荒誕性更為明顯，如主人公的鄰居老頭兒每天都打罵他的狗，狗失蹤后，卻又日思夜想，說它早已取代死去妻子在他心中的位置，如原文描述：

“Il a souri un peu， il m'a dit：J'espère que les chiens n'aboieront pas cette nuit. Je crois toujours que c'est le mien.（Camus，50）

他微微一笑，又說：“我希望今天夜里狗不要叫。我老以為那是我的狗?！保ü臧?，25）

他微笑了一下，說：“我希望今天夜里外面那些狗不要叫，否則我會以為是我的狗在叫?！保Q九，47）

首先原文中的直接引言部分分為兩句，依舊保持這部作品短小獨立，相互之間沒有明顯的邏輯聯系的句型特點，每一句都構成新的開端（11），仿佛以一個個獨立的鏡頭來敘述主人公的所見、所聞，勾勒荒誕世界中人物行為的機械性，勾起讀者的聯想。以此風格特點作為參照，對比兩譯本，柳譯本將作品多處改為長句，因而風格有所變化，郭譯文完整保留原文的句式特點，且語言風格更加精簡，語氣生動形象，所表達的思念的程度更顯強烈，言簡意深，忠實于原文。

在上述小說第一部分的內容中，加繆將荒誕逐漸帶入了讀者的視野，而第二部，隨著主人公被捕，荒誕完全暴露于世，雖然被捕前的世界有著荒誕的一面，，但至少每一個人物都是鮮活的;而主人公被捕后的世界里，所有人仿佛不是作為實實在在的人而存在，只有職務，沒有姓名，在這樣虛偽的世界里主人公感到痛苦不堪，如原文這樣描述：

“Longs à vivre sans doute， mais tellement distendus quils finissaient par déborder les uns sur les autres. Ils y perdaient leur nom.”（Camus，85）

日子過起來長，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它居然長到一天接一天。他們喪失了各自的名稱。（郭宏安，43）

日子，過起來當然就長，但是拖拖拉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每個日子都喪失了自己的名字。（柳鳴九，81）

原文中“distendu”表“松弛” “déborder”表：“超出（范圍）”，故“tellement distendus quils finissaient par déborder les uns sur les autres.”以形容每一天的時間長到了都超過了原本界限的程度;在語言層面上，兩譯文所表述的含義都較為忠實，但郭譯文中的“一天接一天”，運用巧妙，保留原文散淡的語言風格，結構組織上也與原文對應，同時符合漢語通俗的表達習慣，風格簡潔、生動，且與原句枯冷的敘述口吻相一致，烘托了主人公對無法融入荒誕世界與乏味生活的痛苦之感，以適度而不失沉重的口吻現于譯文之中。

隨后，加繆通過語言塑造主人公被捕后的種種經歷與思索讓其認清人生的虛無，對荒誕人生的未來從絕望到徹悟與覺醒，原文這樣描述：

“Je lui ai dit que je ne savais pas ce qu'était un péché. On m'avait seulement appris que j'étais un coupable. J'étais coupable， je payais， on ne pouvait rien me demander de plus.”（Camus，124）

我對他說我不知道什么是罪孽。人家只告訴我我是個犯人。我是犯人，我就付出代價，除此之外，不能再對我要求更多的東西了。（郭宏安，63）

我對他說我壓根兒就不知道何謂罪孽，法庭只告訴我是罪犯。我是犯人，我就付出代價，別人無權要求我更多的東西。（柳鳴九，120）

如例句，作品中所有凡涉及主人公自己的對話及表達大多采用自由直接引語的敘述技巧，即去掉引號及引導詞，以第一人稱來陳述敘述人物對話和內心獨白[11]，這一形式減少了敘述者的主動性，以突出主人公作為“局外人”面對外界時的孤獨與冷漠。并且此處原文設置為三句，郭譯本完整保留原句型設計，更為忠實;另外原文中第一處“On”是以利用其豐富的含義暗指司法界種種荒誕與不公，對比柳譯文，郭譯本中“人家”更具諷刺意味，沒有做過多解讀，保留了原作風格，最后的部分中郭譯文利用“不能...了”，使最后一句的語氣相較柳譯本中“無權...”少了一層硬朗，而多了一分感傷，傳達出了原文風格中主人公無奈與絕望的口吻。

解讀細節，風格背后的加繆的哲學思路逐漸清晰：人必有一死且存活于一個表里不一的世界，主人公的孤獨感與陌生感便是其對世界的清醒認識而做出的自然表現，認為生活失去意義，無法理解自己的確與這個世界共存，因而產生了對生命的“荒誕感”。[12]加繆受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影響且以“荒誕”作為起點，逐漸形成具備他個人特色的“向死而生”的死亡觀，認為人只有近距離接觸死亡，才能覺醒于荒誕之中，本真的向死存在。[13]

2.反抗

作品的另一個突出特點在于兩部的風格并不完全一致。第一部語句簡短，以新聞式語言所呈現的旁觀感揭露荒誕;第二部語句相對膨脹且莊重，更具感情色彩，為突顯主人公由覺醒到反抗的心理變化，從而傳達加繆哲學觀的另一主題：“反抗”。加繆強調對生命的堅持要通過與生存的荒誕作斗爭、通過反抗來實現;認為反抗可以為自己爭取到自由，為生活創造更多的可能，坦然面對荒誕，從而實現生活的價值。如主人公在被捕后，面對多次推事與神甫逼迫、勸導其歸依上帝，他堅定拒絕，認為虛無的精神世界并不能給人生帶來意義。如原文這樣描述：

“Je m'étonnais presque de m'être jamais réjoui d'autre chose que de ces rares instants où le juge en me disant d'un air cordial：C'est fini pour aujourd'hui，monsieur l'Antéchrist.”（Camus，75）

我有點驚奇的是，有生以來最使我快活的竟是有那么不多的幾次，推事親切地說：“今天就到此為止，反基督先生?！保ü臧?，37）

使我頗感驚奇的是，有那么不多的幾次竟是我生平以來最叫我高興的事：預審法官親切地說：“今天就進行到這里吧，反基督先生?！保Q九，71）

此處為主人公以第一人稱直接性地表達自己所感到的快樂，這在小說中是唯一一次，可以體會加繆想要突出主人公堅守自己的活法，并對此感到滿足的心理狀態;表“快樂”的詞匯較為豐富，而“réjoui”程度很高，表“歡欣、喜悅”，所以，參照原文風格，相較柳譯本中“高興”以及稍微冗長的譯句，郭譯文的“快活”在此處運用得恰到好處，譯句風格簡潔，使得“快活”的這一重心更為突出。透過譯文中的語氣便可以感覺到主人公的堅定的人生態度。

加繆拒絕希望，認為只有人們以理性去尋找生命的答案，否定神的存在，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是生命意義的根源所在。所以，加繆賦予主人公以反抗者的身份，被捕后的他逐漸變成了一個積極的、更為勇敢、決絕的反抗者。對于主人公來說監獄生活也是苦的，喪失自由是反抗帶來的懲罰，但他拒絕上訴，選擇習慣，沒有為擺脫束縛而回到虛偽之中，他覺得只要生活得有意義，生命即使短暫也是幸福的。小說的結尾是這樣描述的：

“Pour que tout soit consommé， pour que je me sente moins seul， il me restait à souhaiter qu'il y ait beaucoup de spectateurs le jour de mon exécution et qu'ils m'accueillent avec des cris de haine.”（Camus，129）

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郭宏安，65）

為了善始善終，功德圓滿，為了不感到自己屬于另類，我期望處決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來看熱鬧，他們都向我發出仇恨的叫喊聲。（柳鳴九，125）

原文語言中依然沒有夸張的感情修飾，顯示主人公在死刑到來之前依舊平靜而沉著，但洞察風格背后的精神內涵，是加繆借助主人公之口傳達得面對悲劇的絕望以及對自我的堅定信念，對比兩個譯本，郭譯文將原文風格保留得更為完整，對度的把握更加精準，還原了此處原文的句型設計：四個分句分為兩部分，分別以“Pour que”與“il me restait”作為開頭，郭分別譯為：“為了”與“希望”，而柳譯本對此處有所改動;對比小說其他部分的極簡文風，原文對此處稍作繁復的處理，目的是以使句子朗朗上口，突顯深邃的哲理性，以主人公詩意般的爆發彰顯蘊藏于內心深處的堅定信念;對比柳譯文，郭譯文的風格更為含蓄，更具有張力，風格中有深沉也有勇敢，是加繆想要真正表達的內涵：既然生命的終結無法改變，那么我們就要活出自己，為真正的自由勇于反抗，因為反抗的兩端是荒誕的局外世界與自由幸福的人生。

四.明確而堅定的傳達意識

加繆的新人本主義生死觀成就了《局外人》的獨特魅力，對于不曾深入理解且深受儒家傳統人本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譯者而言，很難準確把握。儒家認為人的生死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天命”[14]，但人不應該執著于生死兩分，應忘記“我”的存在，對死亡的超越致力于生命精神的超越，追求“死而后已”以成就生命的永恒;中國傳統人生哲學的核心是生命哲學[15]，而加繆新人本主義思想更注重生活，構成二者的巨大差異。所以對于譯者而言，忘卻固有思想，真正接納并深度理解加繆，對于原作風格的準確而全面地理解具有重要作用。郭宏安先生曾發表多部論著對加繆文學進行總體介紹與評論，以及對加繆本人及其生平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細致解讀，尤其是對于其新人本主義哲學思想研究頗為深入，為原作風格的再現提供了重要參照。他認為翻譯不僅要挖掘字里行間的言內之意和話外之音，還要譯者持有明確而堅定的傳達意識。[10]

五.結束語

風格乃人本身，作家的哲學觀可以為譯者洞察作者的創作思路與過程，為其解讀原作與譯本重構提供重要參照。只有譯者不斷追求原作風格，深入地、全面地、“忘我”地去接納與理解原作者的哲學態度，知己知彼，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再現原作的藝術風格，最終成就不俗的譯文品質。加繆將文學、哲理與美熔于一體，借助回歸自然的語言幫助人們找到生命的真諦，他的思想永遠也解讀不盡，因而賦予《局外人》無窮的魅力，郭宏安先生的譯文讓其在中國的譯介中依舊保持“沉靜”之美，沉靜之中蘊含無窮的獨特風采，所以，可以說是加繆與郭宏安對荒誕人生的覺醒與反抗的人生態度成就了挺拔瘦硬的《局外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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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云南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