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的影響研究

范天偉

摘要：隨著近年來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增加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縱深發展，企業面臨的各種潛在風險越來越大。公司治理是否能夠對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產生影響，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并且各個學者持有不盡相同的學術觀點。本文基于微觀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總結和梳理關于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有效性關系的重要文獻，并做出相關評述，旨在為該問題的進一步研究和發展奠定基礎。

關鍵詞：公司治理;內部控制;內控質量

一、引言

從宏觀規范研究層面來講，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的關系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環境論”，石本仁（2002）、談禮彥（2019）、李越冬（2020）提到，公司治理是有效實施企業內部控制的重要環境。第二，“基礎論”，黎慶元（2003）、Susan（2004）、楊雄勝（2005）、余寶山（2018）都提出內部控制是實現公司治理的基礎。第三，“嵌合論”，王蕾（2001）、楊有紅（2004）等認為公司治理和內控是相互包含關系。近幾年也有大量的學者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來探討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的關系，本文基于微觀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總結和梳理關于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有效性關系的重要文獻，并做出相關評述。

二、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獻綜述

（一）董事會特征與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獻綜述

程曉陵（2008）、談禮彥（2019）認為，董事會與監事會的規模與公司績效有一定的正向關系;同時，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兼任，雖然能夠微弱地提升公司業績，但是會明顯增加公司違法違規事件的發生，降低財務報告質量。李育紅（2011）認為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與內控有效性成負相關關系。陶雪陽（2013）認為董事會規模既不能過大，也不能太小，在保證容納足夠多的不同觀點時，又要保障對重要問題的討論有充分的時間。

（二）高管薪酬激勵與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獻綜述

張先治（2010）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激勵越多，高管就越有動機去做好內部控制管理，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越強。李育紅（2011）研究發現，董事會薪酬與內控有效性呈正相關關系，但是獨立董事薪酬與內控有效性呈負相關關系，她認為董事會薪酬較高有利于促進其監督職能的發揮，獨立董事薪酬較高會降低其獨立性。周繼軍（2011）研究表明，高管薪酬越高，公司內部控制水平會提升，其舞弊發生的可能性更小。

（三）股權性質及股權結構與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獻綜述

杜瑩、劉立國（2002）研究發現隨著大股東對公司控制權力的增大，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大股東會控制會計信息的生產和披露。張先治（2010）通過實證研究表明，國有產權性質與內控有效性呈負相關關系，股權集中度與內部控制水平呈負相關關系。周繼軍（2011）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內部控制水平就會越低，公司舞弊發生概率越大。

（四）獨立董事比例與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獻綜述

對于獨立董事比例與內控制度有效性，國內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認為獨董比例與內控有效性無關，例如Yermack，D（1995）研究表明，由于公司獨董很少參與公司的日常運轉，因此公司獨董的存在并不能增加內控有效性;Bhagat（1999）也同樣認為獨立董事由于其身份的限制性，無法對涉及公司方方面面的內部控制制度產生影響。于東智、池國華（2004）及范亞東（2014）也認為獨立董事并未充分發揮其監督作用。

另一種觀點認為獨董比例與內控有效性呈正相關，例如Baysinger et al.（1985）發現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例與企業內部控制水平及公司業績呈正相關;Weisbach（1988）認為獨董比例能夠增強企業內控水平。我國王躍堂等（2006）也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由于獨立董事的存在，能夠增加公司的內控水平。步磊等（2013）、余寶山（2018）、談禮彥（2019）也通過實證研究表明，獨董比例可以明顯促進公司內部控制水平。

（五）董事會和監事會的會議次數與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獻綜述

程曉陵（2008）實證研究表明董事會和監事會會議次數與內控有效性沒有顯著關系。張先治（2010）研究表明，公司董事會、監事會的會議越頻繁，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就越好，但是其顯著性較弱。陶雪陽（2013）認為，董事會會議越頻繁，就越容易公司集中解決內控問題，有利于提升內控水平。步磊等（2014）研究表明董事會和監事會會議召開次數對企業內控有效性有積極作用。

（六）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獻綜述

張先治（2010）研究發現，高管持股比例越大，高管就越有動力去做好公司的各項管理工作，就會更加重視內部控制，公司的內部控制有效性越強。步磊、范亞東（2014）認為管理層持股比例對經營性目標有顯著促進作用，管理層持股比例越高，內部控制有效性也越能發揮其作用，因為管理層持股能夠對其產生激勵作用。

（七）其他方面與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獻綜述

程曉陵（2008）研究發現，公司年末股東大會出席率如果達到1%以上的話，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就會更強，公司經營業績也就越好;并且如果公司設立有審計委員會的話，公司內控質量還會得到一定提升;管理層的整體風險偏好與內控有效性呈倒U型的關系。李育紅（2011）認為完善對高管的懲罰措施能夠約束其違規行為，并激勵其積極實施內部控制制度。王丹舟（2013）首次采用AHP方法研究公司治理、內部控制與處罰公告的關系，研究表明公司治理越有效，其內控水平就越高，就會有更少的處罰公告。李思思（2019）、李越冬（2020）研究發現黨組織的法定地位以及其參與公司治理能顯著提升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

三、關于現有文獻的評述

（一）個別觀點有所差異，總體觀點趨于一致

在董事會特征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獨董比例、監事會特征等與公司內控有效性的研究中，都不存在不同的觀點及分歧，但是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公司治理的完善，能夠顯著提升內部控制有效性水平。從總體上看，公司治理能夠提升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水平。

（二）實證方法不盡相同，方法創新有所增加

從整體上看，關于公司治理與公司內控有效性水平的實證研究，大多數都是采用了回歸分析，尤其是大多數學者都采用了多元線性回歸，例如程曉陵等（2008）、李育紅（2011）、方紅星（2013）。也有學者采用了多元線性回歸以外的方法，例如吳益兵（2009）、步磊（2014）運用Logistic方法，張先治等（2010）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王丹舟（2013）采用AHP方法。

（三）實證研究創新點較少，研究側重點大致相同

從學者實證研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關于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研究側重點幾乎相同，很少有創新點，基本上都是把公司治理結構拆成董事會規模、股權性質、股權結構、高管薪酬等方面。雖然學者擁有不同的結論，但是其研究點仍然一直局限于這些公司治理結構。有少量學者在試圖突破這種限制，做出了研究點創新，例如方紅星（2013）發現了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在非效率投資方面的分工效應。

（四）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共同發展

雖然本文只是對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的實證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但是我們從各大期刊上可以看到，仍然有很多關于該方面的規范研究文章。規范研究文章主要是從兩者性質、本質、結構和特征方面來探討其關系問題，重在理論分析，例如李連華（2005）、謝志華（2007）、李維安（2013）等。而實證研究主要是從公司治理的各個方面，來分別探討公司治理與內控有效性水平的關系。二者各有所長，因此一直處于共同發展，都對我國該方面的學術研究做出了較大貢獻，推動了該問題的繼續發展。

四、未來的展望

未來的研究，首先，可以在方法上進行一定的創新，采用更多的方法來研究公司治理和內控有效性水平的關系，將傳統的回歸分析方法和新的方法相結合，這樣的結論更加穩健。其次，繼續探討獨立第三方關于內部控制綜合評價的方式和方法。目前關于公司內部控制綜合評價的量化方法很少，造成了我國仍然缺乏較為權威的企業內控綜合指數，學者可以繼續發展其綜合評價量化方法。最后，學者可以從模型入手，不斷完善模型結構。我國學者的模型大多數都是借鑒國外學者的研究模型，但是由于我國公司和國外公司發展層次及特征等有所不同，國外模型能否直接借鑒還值得進一步思考;此外，由于公司治理結構本身的內涵非常豐富，學者往往只選取了其中可以量化的部分因素進行研究，其他因素能否進一步量化，以及可量化的指標是否反映充分，這些都還需要探討研究。

【參考文獻】

[1]談禮彥.公司治理特征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J].財會通訊，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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