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減稅降費的思考

陳曉鳴 趙進

【摘? 要】根據新供給經濟學的觀點，刺激經濟發展最有效的手段是減稅降費，因為減稅降費不僅可以使企業降低成本、增加利潤，進而擴大生產規模和投資科技創新領域，而且可以增加員工收入，提高員工積極性，使其更好地投入生產，這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側重于對生產者的激勵不謀而合。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出現了如產業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而需求側宏觀經濟政策不能解決這些問題?；诖?，論文就供給側結構性減稅降費進行了思考。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ideas in new supply economic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timul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cut taxes and reduce fees， because tax cuts and fees reduction will not only enable enterprises to reduce costs and increase profits， thus expanding their production scale and enabling them to inves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also increase employees' income and motivation to enable them to better put into production，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ocusing on incentives for producers. After China's economy entered the new normal，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weak innovation capacity have emerged， and demand-sid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annot solve these problem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reflects o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減稅降費;措施

【Keywords】supply-side reform;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 measures

【中圖分類號】F812.42?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志碼】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章編號】1673-1069（2021）01-0122-02

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是在2016年1月27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2次會議上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首次提出。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借助改革的方式推進結構調整，從供給側發力，降低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使供給能夠根據需求變化作出快速而靈敏的反應，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

1.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

結構性失衡是我國供需關系正面臨著的一個難題。當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是“供需錯位”。制約我國經濟轉型的一大障礙是過剩的產能。供給與需求不協調、不配套，導致的后果是過剩的中低端產品、供給不足的高端產品。此外，我國不能提供有效的需求是由低效率的供給體系造成的。

1.2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式

從生產端發力是供給側改革的側重點。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生產要素的效率、推行制度改革和要素升級等措施改善目前的社會經濟狀況。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式，從不同方面看有不同改革方式。從稅費方面，基本認同供給側結構性減稅降費是供給側改革的最重要方式。賈康在2016年提出，應把減稅降費作為供給側改革在財稅領域的主要方面來突破。稅負的主要承擔者是企業，減稅降費可以使企業保留更多的利潤，有財力去投資，去調整結構，進而增加供給，改善供給。從企業方面，我國企業稅負呈現出總體稅負重、稅負結構不合理、稅外費用多等基本特征。而優化企業稅負結構，塑造合理稅負布局，營造優良稅收環境，減輕企業負擔，創造條件促使企業加大科技投入，改變原來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以技術創新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促進發展，最重要的措施是減稅。

2 供給側結構性減稅降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為了達到經濟持續增長的目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張改變供給現狀，促進結構優化、產業升級。供給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企業，供給側質量的提升關鍵是依靠企業的經濟轉型升級。減稅降費減輕了企業負擔，增加了企業利潤，激發了企業活力，使企業有財力去投資科技創新，去調整產業結構，增加員工收入，促進消費，最終拉動經濟增長（見圖1）。

3 減稅降費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3.1 減稅降費的必要性

在宏觀層面，按照大口徑計算，中國的宏觀稅負很高，遠超過國際上的發達國家和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在微觀層面，我國稅收以流轉稅（主要是增值稅、消費稅）為主導，流轉稅在商品和服務流通環節納稅，流通環節越多，納稅越多，目前，我國的流轉稅稅率還是比較高的，企業稅負較重。除了稅負之外，我國企業承擔了大量費用即政府的非稅收入，這又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負擔。所以，對企業進行減稅降費就顯得非常有必要。

如今的國際社會，經濟全球化趨勢明顯，國與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競爭加劇，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在頭號強國美國實施減稅政策之后，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為了提振經濟都開始實施減稅降費措施，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參與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上的減稅必然會對我國經濟造成沖擊，經濟政策相應的要作出必要調整。美國的減稅政策側重降低直接稅即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直接下調至21%，個人所得稅稅率從39.6%直接下調至37%，對固定資產只要是當年購置的，實行在所得稅稅前一次性全額抵扣等措施，減稅力度很大。

3.2 減稅降費的可行性

3.2.1 理論上的可行性

為供給側減稅降費提供理論支撐的是新供給經濟學，建立在中國具體國情之上的新供給經濟學具有中國特色，還有我國基于需求側宏觀經濟管理的經驗，再借鑒美國供給側管理的經驗，都為我國供給側減稅降費提供了理論支持。

3.2.2 實際上的可行性

現實當中，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我國的經濟實力和財政收入足以應對減稅降費為政府帶來的壓力。全面推進的營改增，日趨完善的稅制，對減稅降費所帶來的政策調整，我們完全有能力應對。隨著“互聯網+”信息化技術的不斷發展，在方法和手段上為減稅降費提供了便利。

4 關于減稅降費的思考

4.1 采取措施，鼓勵企業將減稅降費紅利投向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領域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國家全面實施了力度空前的減稅降費措施，為企業減負和“輸血”，使企業輕裝上陣，走出困境。但企業要想真正做大做強，立于不敗之地，關鍵還是要靠自己“造血”，依靠良好的生產經營管理模式、依靠科技創新和結構調整，創造自己產品（服務）的核心競爭力，而不是永遠依靠國家的政策扶持。

為此，國家應該采取措施鼓勵企業將減稅降費的好處更多地投向科技創新和結構調整。一是國家可以規定減稅降費紅利的最低投入比例，達不到這個比例的，不能再享受減稅降費的優惠;二是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稅前扣除比例，投入的越多，扣除的比例越大;三是鼓勵有能力的企業參與國家的科技項目，對作出貢獻的企業給予更多的減稅好處。

4.2 在減稅降費的過程中，加強對政策的全過程調整和評估

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增速放緩，人口紅利消失，需求減弱，國內外市場不確定性風險在增加，首要任務是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前述了供給側結構性減稅降費可以大大促進經濟增長，因此，為了保證減稅降費政策的有效實施及長效機制的建立，有必要對政策實施的全過程進行動態的調整和評估。首先要建立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然后進行全過程評估和調整，包括減稅降費政策實施前、實施中、實施后的評估和調整，及時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對實施中好的做法，加以宣傳和推廣，對實施中的不足之處，分析原因，采取改進措施，保證政策能夠落到實處。在政策實施前，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制定政策，而后對政策實施的結果進行評估和預測;在政策實施中，需要加強監控，對嚴重偏離既定目標的政策及時調整和糾正;在政策實施結束后，需要對實施的效果進行分析，做到及時反饋。

4.3 多措并舉，降低減稅降費對政府財政收入的影響，控制財政支出

2020年初，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前景不容樂觀。為了保持經濟的增長，還需要實施減稅降費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減稅降費一方面減輕了企業負擔，降低了企業成本;另一方面必然造成政府財政收入的減少，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壓力增大，尤其對落后地區所造成的壓力更大。這就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壓縮不必要、不合理、不重要的財政支出，重編預算，要求各部門編制“零基預算”，對政府各部門的預算支出，邀請相關專家進行評估。此外，國家應出臺政策，要求經濟發達地區通過財政手段幫扶經濟落后地區，通過產業合作等方式，增加落后地區的財政收入。

【參考文獻】

【1】賈康，蘇京春.探析“供給側”經濟學派所經歷的兩輪“否定之否定”一對“供給側”學理啟示及立足于中國的研討展望[J].財政研究，2014（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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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馮東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減稅邏輯[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56（04）：4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