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天任：人民革命政權首個省會城市法院院長

本社記者 王涵

>>邵天任 資料圖

在中國法院博物館的展廳里，靜靜地躺著一張薄薄的已經泛黃的公文紙。紙上印著仍然鮮紅的文字，內容是這樣的：“哈爾濱市政府聘任狀，茲聘邵天任為本府地方法院院長 市長劉成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边@張聘任狀，見證了特殊歷史時期中國法院發展歷史的一個片斷，更記錄了一個老人投筆從戎、習律報國的傳奇人生。

制造“溺亡”，鍥而不舍奔向革命圣地

1940年8月的一天，松花江邊的人群中突然傳出一聲驚呼：“淹死人了！”一位正在游泳的青年，沉入江中，逐漸沒了蹤影。路人們沿江找尋了一番，直到天黑，也沒有找到這位年輕人，唯有一堆衣物和能夠證明自己身份的證件，被扔在了岸邊。

第二天，當地報紙就刊登了消息：“哈爾濱地方高等法院一名推事（法官）在松花江游泳溺水?！边@名法官就是當時偽滿哈爾濱高等法院的民事法官邵天任。法院得知消息后，連續三天派人去松花江下游打撈，都沒有找到他的尸體，便在他的履歷表上寫上了“溺水身亡”四個字，為他的“人生”畫上了句號。事實上，他報國的人生才開始。

邵天任家鄉親人得知后，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為他們認識的邵天任，水性極好，能潛水摸魚，很久都不浮出水面，游泳的本事家鄉沒人比得了，根本不可能會淹死。

而事實上，這次溺亡事件，也是邵天任精心策劃的一次金蟬脫殼的行動，目的就是為逃避日偽政府追查，秘密橫渡松花江，最終到達自己心之所向的地方。

邵天任入水后，潛泳到江中心的一條船旁邊，由一名為地下黨工作的船員將他接走。接下來的九個月，他與另外兩名愛國青年途經北平、山西、內蒙古包頭，還被傅作義的部隊扣留當了幾個月的秘書，歷經千辛萬苦，最后，于1941年5月，抵達了晉綏抗日根據地。鍥而不舍參加革命的心愿，實現了。他成為延安抗大的學生，后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俄文大隊助教和延安軍委俄文學校教員，從事俄語教學工作。

邵天任，1914年12月出生于遼寧鳳城。青年時代的他目睹了舊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他就立志要反抗外來侵略、抗日救國。1932年年初，不到18歲的他以滿腔的愛國熱情和救國之志，毅然加入了鄧鐵梅領導的東北抗日義勇軍，沖到了抗日救國的最前線?？上У氖?，這支隊伍很快遭到了日本侵略軍的血腥鎮壓，東北抗日義勇軍基本瓦解。

但這絲毫未動搖邵天任抗日救國的決心，他離開家鄉，與一群愛國青年到南京報考當時國民政府的軍校，但由于身體原因，最終落榜。

>>鄧小平會見邵天任（前左四）等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有關人員 受訪者供圖

>>陳列在中國法院博物館的邵天任聘任狀 王涵攝

邵天任并不甘心，他心中抗日的火苗始終在燃燒。他回到老家找抗聯，得知東北最頑強的抗日武裝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抗聯，同時他也聽到了很多共產黨抗聯的傳奇故事，抗聯戰士在極度艱苦環境下與日寇斗爭的事跡激勵著他，加入共產黨的想法，在他心中埋下萌芽。

從此，他對共產黨的消息格外關注，走到哪里都打聽。

1933年，邵天任和那個時代大部分有志青年一樣，抱著“習律報國”的宏偉愿望，考入了偽滿法政大學，也就是長春政法大學，接受高等教育。

1938年，邵天任從長春政法大學畢業，回到哈爾濱當上了偽滿哈爾濱高等法院民事庭推事（法官）。在此期間，他仍然鍥而不舍尋找黨組織。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當時生活在哈爾濱的一位俄羅斯人，請他教授自己俄語，為他后來在抗大從事俄語教學打下了基礎。漸漸的，邵天任在與這位俄羅斯人相處中發現他是一名蘇聯地下黨員。也正是這位俄羅斯人，幫助他制訂了“松花江溺亡”假象的計劃。

從制訂計劃開始，邵天任就已經毅然決然放棄優厚的俸祿，奔向圣地延安，投身革命的洪流中。

邵天任堅定的愛國信念始終沒有一絲消減，到達晉綏抗日根據地的那一刻，他堅定了對中國共產黨忠貞不渝的信念?！澳抢锷鷻C勃勃，一切都很新鮮，充滿活力，仿佛到了另一個世界?！痹谀菚r他已經意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更加堅定了他跟黨走的信念。

在回憶他人生的這段選擇時，邵天任曾經表示：“當時國民黨雖然強大，但是它抗日不徹底，而且到處都是腐敗和裙帶關系，走的是下坡路；而共產黨雖然弱小，但是它無私無畏，敢于跟日本帝國主義血戰到底，清正廉潔，追求光明，走的是向上發展的道路。所以，不要看誰更強大，而要看社會發展大的趨勢，看進步的大方向?！?/p>

手持命令，孤身赴任第一個省會城市人民法院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作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部署，調集了大量的干部進入東北建立根據地。邵天任受組織安排，跟隨彭真等領導同志返回東北工作，先后擔任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秘書、遼寧省西安電業局局長。

1946年4月28日，哈爾濱正式建立人民政權，成為全國解放最早的大城市。5月3日，哈爾濱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作為第一座被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心城市，哈爾濱被毛澤東譽為“共和國的長子”。

8月23日，哈爾濱地方法院成立，32歲的邵天任被任命為首任院長，他手持中國共產黨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東法字第二號令”，單槍匹馬來到偽滿哈爾濱地方法院和監獄，宣布正式接管。這也意味著，人民革命政權下第一個省會城市人民法院的誕生。

“我們查閱了哈爾濱市檔案館館藏革命歷史檔案，檔案對接管法院的人員、財、物情況都有非常詳細的記載，清冊顯示，邵天任接管時，法院只有9個鐵柜、10個電話機、12個煙灰缸，能算得上比較值錢的物品就是1輛自行車?！遍L期從事哈爾濱地方法制史研究的黑龍江大學法學院教授孫光妍說。

中國共產黨在哈爾濱解放區政權建立之前，只有農村根據地的司法管理經驗，城市與農村無論是從經濟還是從民生，都存在著天壤之別，城市管理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想象。當時的哈爾濱，百廢待興，各方勢力虎視眈眈，漢奸、特務、土匪引發的惡性事件頻頻發生。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公民生命財產安全是司法機關的首要任務。

邵天任當時剛接管偽滿法院，工作環境十分復雜，司法工作人員極度缺乏。邵天任當時面臨的情況是，除他一人為共產黨員外，其余148人都為舊司法人員。

但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樹立起解放區人民法院的權威形象，出于開展工作的需要，邵天任秉承“表現較好的業務骨干繼續留用；對敵視人民政權的頑固分子和確實沒有辦事能力的人員，則堅決予以清洗或組織他們到基層接受鍛煉和改造”的原則，對148名舊司法人員進行考核、甄別后留用審判員、書記員、行政工作人員59人，這些人員主要為文化程度相對較高或專業技術較高的無黨派人士、擁護共產黨以及對國民黨懷有不滿情緒的人士，負責審理普通刑事治安案件和民事案件，而反革命案件及重大刑事案件則由邵天任會同當時的公安機關審理。

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為的是解案件積壓、人員短缺的燃眉之急，不得不一邊培養新生力量，一邊留用舊人。

這些留用的人雖然擁護共產黨，但是他們的思想都是舊的，仍然保留著舊衙門的思想和工作作風。因此，邵天任還對這些人進行了思想改造。據記錄，他組織留用人員學習《社會發展史》《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和中國共產黨》等書籍，使他們樹立革命人生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事實證明他留用的人員中，不乏有優秀可靠的人才。據孫光妍介紹，當時作為書記員被留用的田嘉禾還于1996年參與了《哈爾濱市志·地方審判機關篇》的編寫。

>>黑龍江大學法學院孫光妍教授 受訪者供圖

“邵天任開創了留用舊人的先例，為中國共產黨接管相繼解放的其他城市中舊政權公務人員的處置問題開拓了思路。相繼解放的很多地方，都沿用了他的這一做法?！睂O光妍表示。

邵天任在擔任哈爾濱市地方法院院長期間，主持審理過不少案子。其中有一件曾引起轟動。

哈爾濱解放初期，各種反革命勢力蠢蠢欲動，其中就有兩個代表人物——大漢奸偽滿華北行營主任姜鵬飛、黃槍會會首李明信。一個為日本人和國民黨賣命，曾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潘家峪慘案”；另一個還夢想著當皇帝，利用佛教會長的身份做掩護參加反革命活動。

他們認為共產黨政權立足未穩，趁機聯合發動武裝暴動，結果在暴動當天被迅速平息。

邵天任親自擔任這起案件的審判長，夜以繼日地工作，組織法院同時力求迅速審結案件。

9月9日，哈爾濱地方法院建院僅17天，由院長邵天任擔任公審法官（審判長），市長劉成棟、市參議長李國鈞、松江省民主政府主席馮仲云陪審組成特別法庭，對罪大惡極的漢奸姜鵬飛，企圖顛覆哈爾濱市民主政權、陰謀組織叛亂的國民黨特務李明信等重大反革命案件進行了公審。姜鵬飛、李明信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熟悉的人都知道邵天任熱愛中國的語言文字，筆耕不輟，在古典詩詞方面造詣很高，曾經喜歡以詩詞的方式記錄生活、謳歌革命的偉大成就。他曾有一首詩寫道：“聽訟不宜怒氣昂，臨庭此日氣難降……群兇伏法人稱快，載筆歸來月滿廊?！边@正是審理完姜、李的案件后，邵天任在深夜有感而發。

據記載，當時法院主要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特別是殺人、搶劫、強奸、流氓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活動，到1949年，哈爾濱地方法院共審理這類一審刑事案件4808件，占同期一審刑事案件總數的73.2%，共判處犯罪分子1511人。

在審結完姜、李案件后不久，邵天任就被組織安排奔赴新的工作崗位。

實至名歸，“護法”香港基本法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邵天任開始轉向外交工作。先后擔任東北人民政府外事局秘書處長、中國駐蘇聯阿拉木圖總領館秘書、中國駐蘇聯大使館領事部主任、外交部蘇歐司專員等職務。

1955年起，他擔任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專員，開始了他長達50余年的條約法律外交職業生涯。在中緬、中朝、中巴、中蒙等邊界條約的談判中都作了重要貢獻。

雖然在“文革”中，他遭受了不公的待遇，但他對他信賴的黨組織深信不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邵天任重新回到了外交條約法律崗位。1980年，他受命負責恢復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的建制工作，并擔任首任司長。

1997年、1999年，香港、澳門相繼回歸，這背后，經歷了漫長的談判過程。邵天任參加了中英、中葡談判和香港、澳門兩個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發揮了巨大作用，和許崇德、肖蔚云、吳建璠一起被媒體尊稱為基本法的“四大護法”。

1982年開始中英談判，邵天任是鄧小平最初審定的開始參加中英談判中方6人小組成員之一。談判中涉及的許多重大問題，邵天任的真知灼見，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談判開始之前，國家領導人以及媒體一直使用的是“收回主權”的提法，邵天任從法律和政治上考慮，認為處理香港問題使用這種提法具有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和英國對香港擁有主權的含義，從國際法角度來說香港的主權歷來就是中國的，這種提法欠妥當，建議改成對香港恢復主權，以更好地體現我國反對殖民主義，不承認不平等條約的正義立場。

所以，他1982年向中央提出建議，我方應使用“恢復行使主權”或者“收回香港”的提法，他的建議立即被采納，此后無論是鄧小平的講話還是官方文件都開始使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一表述。

談判中，由于中英雙方對一些問題的提出仍有出入，對此邵天任建議中英協議的主體文件應采用雙方“聯合聲明”的形式，不采用通常使用的“條約”“協議”的形式，這樣我方可以通過單方面聲明的形式，把“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等提法寫入協議中，并宣布屬于我國內政性質的對香港的十二條方針政策，而無需考慮英方是否同意。在主體文件問題上，英方曾一直堅持使用雙方“協議”的形式，最后不得不同意我方主張。

據了解，在中英談判前一階段，由于英方堅持“以主權換治權”，拒不同意1997年后把香港交還我國，使談判陷入僵局。

1983年8月、9月間，英方為了向我施加壓力，甚至在香港制造風波，引起港幣匯價和股市恒生指數大幅度下跌。邵天任作為談判代表團成員，用筆名在《國際問題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收復香港地區完全符合“國際法”》，從國際實踐上充分論證了我方立場，系統批駁了英方主張的“三個舊條約有效”“以主權換治權”等謬論。這篇文章一出，被各大媒體紛紛轉載，有力打擊了英方氣焰。

在起草香港、澳門兩個基本法的近8年時間里，邵天任承擔的任務相當繁重，他擔任“中央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系專題小組”組長，主持擬出了基本法的序言和第一、二、七、八、九等五章的條文（基本法條文共九章），其中許多難度較大、具有敏感性的條款，均經過反復研究，最終獲得妥善解決。在這些工作中，邵天任提出許多好的意見，對有關問題的解決作出了貢獻。同時，根據他的建議，在基本法第二章中還增加了對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起到了保障性作用的條款。

1993年7月，預委會成立，邵天任被任命為預委會委員。我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各項準備工作，都要加緊進行，其中，法律小組的工作任務最為繁重。邵天任擔任了法律小組組長，對香港原有法律進行全面審查，凡是與基本法抵觸的，均不采用；凡與基本法不抵觸的，都予采用。由于香港法律數量浩繁，牽涉面廣，敏感性強，必須慎重處理。小組的所有方案、建議、報告，都由邵天任逐一審閱修改，有些則是他親自執筆寫成。

他不顧80歲高齡，仍然一絲不茍的工作精神與細致嚴謹的工作態度，受到普遍稱贊。加之他是著名法學家，在香港頗有聲望，小組內的香港法學家對他也十分敬重。在他的主持下，大家團結一致，克服許多困難，終于按期完成全部審查任務，并提出了具體處理意見和關于駐軍的法律問題、《香港刑事罪條例問題》等報告。

除此之外，邵天任為了宣傳基本法和揭露港英當局的挑釁活動，還在內地和香港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2004年年初，香港有人截取1994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一次聲明中的一句話，歪曲中國政府曾“公開而明確地宣布，2007年之后香港如果希望選擇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毋須經中央政府批準”。已經90高齡的邵天任得知后，第一時間向媒體表示這完全是斷章取義，混淆視聽，并對此進行了詳細解釋。

2012年，98歲高齡的邵天任在北京逝世。按照他的意愿，他的子女將他的骨灰帶回了哈爾濱。那是引導他遠赴延安革命圣地的起點，是他人生燃起理想的地方。最終，他選擇與妻子長眠在令他魂牽夢縈的松花江邊。

雖然崗位在不斷變化，但他的一生，都跟法律緊緊聯系在一起。邵天任曾經說，能以自己一點專業知識，為新中國司法和外交工作作一些貢獻，十分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