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懷安：矢志不渝的法治促進者

本社記者 李天琪

他被譽為司法界元老之一；

他在延安被評為“模范青年”，在抗日戰爭時期即參加審判工作；

他在新中國成立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毛主席親自簽署了委任狀；

他曾參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許多重要立法工作，與李木庵、賈潛三人負責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起草；

他是新中國成立之前黨內為數不多受過正規法律教育而又長期從事政法領導工作的重要代表；

他曾榮獲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頒發的“功勛天平獎章”；

他是擁有傳奇人生、為革命事業、法治事業奉獻一生的百歲老人；

他，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王懷安。

救亡圖存的愛國者

1915年12月，王懷安出生于四川自貢一貧民之家。在其十歲那年，父親母親相繼病故，幼小的王懷安便一邊做織布學徒，一邊上學。盡管生活窘迫，但天資聰穎的他依舊憑借自身的勤奮努力，學業一直都是前三名。學校雖然免收其學食費，不過自強的王懷安還是會利用課余時間為低年級同學補課，賺錢糊口。

>>王懷安 受訪者供圖

1936年，王懷安抱著將來做律師能賺錢養家、同時能為弱者伸張正義的想法，報考了四川大學法律系。大學期間，不僅成績優異名列第一，還積極投身抗日宣傳。1937年“七七事變”的當月，“川大學生抗戰后援會”成立，王懷安被推選為主席。8月，“川大學生抗戰后援會”改為師生共同組成的“四川大學抗敵后援會”，王懷安被選為常委（康乃爾為常委、副主任）?！昂笤畷狈e極帶領同學們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不斷壯大抗日救國進步力量，川大很快成為整個成都地區青年救亡運動的中心。

>>2006年，王懷安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調研。 受訪者供圖

>>1949年，王懷安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毛主席親自簽署了委任狀。受訪者供圖

這也招來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懷恨在心，于是1938年春為打擊川大和成都學生救亡運動，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轟動一時的“川大康、王稻草案”。當時，王懷安和康乃爾組織學生慰問修建軍用機場的民工時，發現民工們生活極苦，時值隆冬季節卻連睡覺的被褥都沒有?；貋砗蟊闵套h用募捐來的錢，為這些民工購置了3萬斤稻草用做被褥。

國民黨勢力逮住這個機會，以此為由頭打算“整治”進步學生。他們先是找到了稻草商的傻兒子，連哄帶騙逼著他在一張誣陷康乃爾和王懷安二人“貪污”了買稻草錢的紙條上簽了字。再以此為據，在學校貼出布告說買稻草經手人康、王同學貪污了1萬斤的稻草公款。

被起訴后，學法律出身的王懷安深知打官司首先證據要站得住腳，所以他胸有成竹，坦然應訴。開庭那天，新聞記者和青年學生把法庭圍得水泄不通。王懷安首先不慌不忙出示了稻草商所寫的證詞，緊接著又拿出了機場民工收到3萬斤稻草的收條，稻草商本人也出庭作證說明真相，最終二人正式洗脫貪污嫌疑，還以清白。

1938年8月27日，王懷安不顧坐牢、殺頭的危險，放棄即將到手的大學文憑，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兩個星期后，他被組織任命為川大黨總支書記，而那一年的他剛剛23歲。

1939年國民黨掀起了反共高潮，準備再次向進步學生下手。王懷安受黨組織的派遣，經過“統戰”的關系，帶領160多名學生徒步奔赴延安，他們其中年齡最小的也不過十三四歲。這群人從成都出發，耗時兩個月，徒步三千多里地。翻巴山、越秦嶺，不僅要忍饑餓、耐嚴寒，還要提防國民黨沿路哨卡的綁架突襲。最難得的是，最終抵達延安時，160余人無一人掉隊，也沒有一個逃兵。要知道當年先后奔赴延安的青年成千上萬，但一次整隊這么多人一起抵達，還是相當罕見的。1940年，王懷安被評為“延安模范青年”。

兩年后，鑒于王懷安學法律出身，黨組織調他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推事（法官），后代理庭長，自此開始了綿延半個多世紀的審判人生。在推事崗位上，王懷安工作認真負責、深入細致，贏得了老百姓的諸多好評。甚至他當年寫的判決書在新中國成立后還常常被作為范文搬上大學講堂。當時交通條件差，王懷安常步行外出辦案，披星戴月。戰爭年代情況復雜，下鄉辦案除應對敵情外還要防止野獸襲擊，因此，他們不僅要帶案卷，還要帶槍。有一天夕陽西下，王懷安在與同事下鄉辦案回法院途中，一只猛虎突然朝他們撲來，憑借手中的長槍才終于虎口脫險。也是在這一時期，王懷安遭遇到他革命征途上的第一次打擊。

>>王懷安之女王紅松女士接受《民主與法制》周刊記者采訪 李天琪攝

康生在整風審干“搶救運動”中，夸大敵情，認為延安混入了大批國民黨特務，并懷疑四川地下黨是“偽黨”“紅旗黨”。曾作為川大地下黨總支書記的王懷安，從四川帶了160多人到延安，成了重點懷疑對象。

1943年5月，王懷安被保安處關押審查，遭受了兩年多的牢獄之苦。直到1945年黨組織才給王懷安作了“經審查，歷史清楚，無政治問題”的結論。對于王懷安來說，重新獲得自由和黨的信任，足以讓一切豁然冰釋。樂觀豁達的他認為，自己經過黨的嚴格審查后能再度獲得黨的信任，是對他的認可。自此，便懷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工作之中。

人民司法的開拓者

1946年，應組織建立鞏固東北根據地需要，王懷安和妻子奉調東北，最終于1946年10月抵達哈爾濱。

在哈爾濱，由于王懷安有學法律的優勢，又在延安當過法官，領導便派他出任哈爾濱特別市人民法院副院長，因工作表現優異，不久后又被提拔為院長。王懷安帶著幾個黨員和接收下來的舊法院人員，把法院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沒過多久就把哈市法院改造得氣象一新，成為代表解放區新政權的一個窗口。

哈市法院前后的鮮明對比讓老百姓都不禁感嘆：前面是壓迫人民，后面是為了人民；前面是刁難人民，后面是便利人民。于是大家口耳相傳：在新法院，窮人打官司不僅不要錢，連訴狀都省了，口頭說就行，由書記員來記。打官司講道理、講平等，根本沒有貪污一說。黨紀嚴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犯罪都要判刑收監。

據說，慕名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除了當地師生、各界群眾，還有遠道而來的知名人士，包括后來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長、民主人士沈鈞儒等。

那時法院還領導哈爾濱監獄，為了深入了解情況、整頓監獄，王懷安便卷起鋪蓋搬到監獄里去，與一般干部同吃同住一個多月。他提出，獄政工作上要反對痛苦主義和單純監禁主義，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的方針。要把罪犯當人看，反對虐待罪犯。不僅要改善監獄衛生條件，還要通過勞動改造罪犯。先后開辦織布廠、縫紉廠，讓犯人學會紡織、剪裁、縫紉，制成軍服，支援前線。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監獄達到了經費自給，改善設備和生活，罪犯也得到應得的收入。

在當時，流傳著一段佳話：有一老太太來監獄看兒子，來之前七湊八湊攢了一些錢，想留給兒子，讓他在監獄少受些罪。來之后才發現，他兒子靠勞動每月能賺獎金邊幣7000多元，臨走時非但沒要她的錢，反而給了她邊幣4000多元。

哈市法院工作開展的出色，使得前來法院參觀的人越來越多。中央得知后，讓東北司法部部長李六如帶著王懷安前去北京匯報工作。1949年春節前夕，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專門花了3天時間聽取王懷安的匯報，討論過后給予充分的肯定。

1949年10月19日，王懷安迎來了他人生的另一個轉折點，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毛主席親自簽署了委任狀。由于工作能力強，司法部部長史良欣賞他的才華，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要人，于是他又先后被任命為司法部辦公廳主任兼人事廳廳長、司法部黨組副書記，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司法干部。

那段時間王懷安首要任務是籌建各級審判機關，同時參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許多重要立法工作。比如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人民法院組織法，王懷安與時任司法部黨組書記、副部長李木庵，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兼刑庭庭長賈潛三人組成草案起草小組，從起草到最后定稿全程參與。

>>就審判方式改革，王懷安的報告會講話經常被法院工作簡報收錄。 李天琪攝

草案經政法委黨組討論后，由彭真報中共中央。毛澤東很滿意，用湖南話批道“熨熨帖帖”并提出在文字上要再斟酌一下?；仡欉@部立法，它明確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等重要原則，沿用至今天，依然具有先進性。

1956年，民主人士要求對1955年鎮反工作中的錯案進行檢查。毛澤東指示黨內先檢查糾正。王懷安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工作組到四川，對江津、大邑、樂山三縣1955年第四季度的388件案子進行復查。經過一個月的時間，查出的錯案比例是總案的6.21%，比當地報的4%多一點，當地護短不認賬。1957年鳴放時，他們就說王懷安夸大鎮反錯誤，1958年更拔高為“反對鎮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大邑縣檢查時，王懷安發現有的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已明知不對，只因領導已經批了，法院就沒堅持原則，服從領導判錯案。耿直的他生氣地公開批評：“只顧自己烏紗帽，不惜判人坐牢?！苯Y果這句話成了他的“反黨”罪證。黨的八大上，董必武提出要依法辦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王懷安積極擁護，主張依法辦案，也被說是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死摳法律條文，成為右派的“罪狀”。

凡此種種，王懷安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漏網“極右分子”、司法部黨組“反黨集團”的“軍師”“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不過接下來20年的“右派”生活，并沒有將王懷安擊垮。談委屈，他一聯想到彭德懷，心中便豁然開朗。一打到延安，他就做好吃苦、犧牲準備，為革命獻終生，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相信自己的忠誠，黨總有一天會明白的。就這樣，王懷安咬緊牙關，不理他人評說，我行我素，終于挺過那個難捱的歲月。

法治進程的推動者

1979年，王懷安期盼了20年的春天終于到來，當年一月黨組織為其改正平反，恢復黨籍。

1980年6月，王懷安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隨即參加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的準備工作。他協助特別法庭庭長江華，為這次舉世矚目的審判盡心竭力。1983年1月25日，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刑期屆滿，王懷安擔任死緩改判合議庭的審判長。當時，殺不殺江青、張春橋有過爭論?？紤]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歷史條件，最后以“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改判江青、張春橋無期徒刑，貫徹了“少殺慎殺”的政策。

1984年，王懷安離休，不過他對法治的追求并未停止。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健全的審判制度，法治國家難以建成。1988年，任建新院長在全國法院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了要推行公開審判制度。王懷安立即擁護并在這次會上作了“關于公開審判”的發言。1988年他向院黨組主動請纓，打算對各地執行公開審判的實際情況進行廣泛深入的考察。他在總結“文革”時期法治遭到嚴重破壞的教訓時認為，法院審判案件要公開進行，這對任何一個重視法制的國家都是一個原則問題。審理案件要公開進行，不僅是法院的工作制度，而且是國家根本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條重要的憲法原則。

為了掌握各地審判的真實情況，王懷安并沒有一下去就聽匯報，同樣是“聽”，他選擇了“旁聽”。下去后，一到法院他就去旁聽庭審，有什么案子就聽什么案子，還不是走過場，而是聽完全過程。

不光要聽，聽完以后，他還組織旁聽的法官展開討論。先由基層法院的法官發言，接著是中級、高級、最高法院，最后他再發言。通過這樣的方式，法官們都來評析庭審的得失，總結經驗教訓。

經過逐案旁聽，座談討論，由下而上，由具體到抽象，由個別到一般的過程，審理規律性的“干貨”經驗就出來了。從1988年到1996年，《論公開審判》《再論公開審判》《論審判方式的改革》《充分發揮庭審功能，展現法院裁決的公正與權威》《再論審判方式的改革》——王懷安一系列鞭辟入里的優質論文頻頻刊登上《人民司法》，受到全國廣大法官的熱烈歡迎，也引起法學界的普遍關注。

過去刑事案件是“先批后審”，民事案件是“先定后審”，這樣的方式必然導致公開審判淪為走過場。王懷安認為，審判方式改革的核心就是反對公開審判走過場，其主張審判應在法官主持下公開開庭審理，雙方當事人都應到場。有證舉在法庭，有理辯在法庭，是非分清在法庭，證據核實在法庭，判決公開在法庭。讓人贏得踏踏實實，輸得明明白白，旁聽得清清楚楚。只有這樣，才能事實清、道理明、判決公，人心才服。

除此之外，對于發表的關于審判方式改革的數篇文章他都很慎重，事先送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審閱。院黨組對他探索和倡導的審判方式改革很重視，先后召開了4次黨組會議聽取他的匯報。最后，時任黨組書記、院長任建新拍板決定，于1996年7月15日至18日召開“全國法院審判方式改革會議”，并于會后8月12日正式發布文件。自此，在全國范圍內拉開我國審判方式改革的帷幕。

王懷安還先后主編了36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書》，雖然他謙虛地表示自己所做的工作談不上貢獻，說自己只是起到一個拉拉隊員搖旗吶喊的作用，但他對中國法治作出的巨大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

2021年11月17日，記者在北京仲裁委員會見到了王懷安的后人——北京仲裁委員會副主任王紅松女士。記者很好奇，在其子女眼中，王懷安是怎樣的人。

王紅松思考片刻后告訴記者：“他是一個正直、善良，真誠、充滿同情心、愛心，襟懷坦白、樂觀豁達的好人；一個有良知，對國家、對人民無比忠誠，勇敢堅強、矢志不渝的共產黨人；一個剛正不阿，追求真相、追求真理，追求公平正義，畢生致力于促進國家的法治建設，個人榮辱與國家法治興衰緊密相連的法律人?！?/p>

的確，懷揣著為窮人打官司的初心，王懷安踏進了法律殿堂。不忍民工天寒受凍，傾力相助，善心募捐。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也沒有因此而消沉下去、一蹶不振。

據說當年在北大荒勞改時，他要在零下攝氏三四十度的艱苦條件下挖水渠修水利。沒房子住住窩棚，晚上睡覺凍得脫不下衣服。睡著哈氣成冰，被窩上頭凍硬便換另一頭蓋。填飽肚子靠啃窩窩頭，還要啃得快，否則剩下的就被凍硬。整個嚴冬，王懷安就這么生生挺過來了。如果不是擁有一顆樂觀堅韌的強大內心，斷然是熬不過那樣日子的。

談到豁達大度，王紅松還跟記者講了一個故事。北大荒改造后期，王懷安嚴重營養不良，渾身浮腫，幾度遭遇死亡危險。當時各機關派人來把一些年長、體弱的或司局長以上干部調回北京，能提前結束北大荒勞動，而王懷安完全符合所有的條件。當時機關派來的同志曾經當過王懷安的副手，王懷安向她談及自己的思想時，說過“自己被打成右派一直想不通，自己身上沒有一個細胞反黨，但看到彭德懷這樣功勛卓著的老革命都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自己便有點想通了”。這位同志認為他把自己的敵我性質的矛盾與人民內部的矛盾混為一談，是思想沒有改造好，還需要繼續在北大荒改造，斷了他回京的路。

好在一位在場部負責畫宣傳畫叫胡考的知名畫家向農場建議，說王懷安文筆好，要讓他幫助寫農場史，便把他從農場調到了場部，他的這條命才得以保了下來。

平反后，王懷安與那位從機關派來的同志在一個單位工作。王懷安以極其豁達的心態原諒了她。他認為這位個同志主觀上并無惡意，只是受當年那個大環境影響被“左”的思想扭曲了人性和良知。

不論是前期的資料整理，還是在與王紅松的訪談對話中，最讓記者觸動的是，王懷安對國家、對人民的無比忠誠。王懷安和他的妻子是川大的同學。當年奉調東北，他們從延安出發，步行到內蒙古再到哈爾濱。一路上險阻重重，夫妻倆無奈之下甚至把剛出生7天的兒子送給了老百姓。盡管萬般不舍，但為了這個孩子能活下去，不受苦，還是挑了個家境不錯的人家把兒子延生送去寄養。

孩子的養父王文斌提出“要收養而不是寄養”，讓王懷安立字據，寫明“孩子送王文斌為子，永不收回”。王懷安簽了字后，第二天王文斌又跑來堅持要王懷安妻子也在字據上簽字。王文斌說：“八路軍干部講男女平等，光男的承認，還不算數。如果女的不承認，以后還可能反悔?！蓖鯌寻财拮涌粗謸?，當時眼淚就流出來了，但最后還是把字給簽了。

若不是萬不得已，誰會選擇骨肉分離？而從入黨的那一天，王懷安夫婦就已經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

我們感念他追求民主、追求法治、追求共產主義信仰的堅定不移，感動于他不畏險境、越挫越勇的堅韌不拔，感謝他畢生致力于促進國家的法治建設而筆耕不輟。相信他的事跡和精神能照亮新一代法律工作者前進的路，他的執著和豁達將激勵新一代法律工作者不忘初心，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