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漢時期隴右地區的族群互動與認同

劉志平

(西北大學 歷史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7)

“隴右”這一區域地理概念的較早提出是在東漢,而且往往是與“河西”這一概念相對而言的(1)《后漢書·申屠剛列傳》載:“(申屠)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敝腥A書局1965年版,第1015頁。以下所引《后漢書》均為此版本?！逗鬂h書·竇融列傳》載:“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钡?99頁。與“河西”相對的“隴”,應當就是隗囂所據之“隴右”。。東漢的“河西”大體指黃河以西的金城郡、武威郡、張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等五郡所轄區域(2)《后漢書·竇融列傳》載：“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笨梢?，“河西”就是指黃河以西。具體說來，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的五郡，即指武威郡、張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和金城郡，皆在黃河以西。第796-797頁。,而“隴右”大體指黃河以東、隴坻(隴山)以西的隴西郡、天水郡(漢陽郡)、安定郡和武都郡所轄區域(3)其核心區即天水郡(漢陽郡)?！半]右”這一地理名詞在《后漢書》中頻繁出現，茲不贅舉。。但因金城郡(河湟地區)與“隴右”的密切關系(4)不僅西羌對“隴右”的寇犯多經由金城郡(河湟地區)，且金城郡往往成為“隴右”漢朝勢力與西羌展開生死角逐的戰場，西漢及東漢初金城郡下轄的河關、枹罕、白石、金城、榆中五縣地望本在“隴右”，甚至在建武十二年(36)，還曾出現金城郡被省屬隴西郡的情形，而在建武十三年(37)，金城郡復從隴西郡析出時，河關、枹罕、白石三縣又別屬隴西郡。，本文所言隴右地區還包括金城郡所轄區域。

隴右地區在先秦秦漢時期伴隨著西北邊境的拓展及該地區行政區劃的反復盈縮,在族群互動與認同方面呈現出錯綜復雜的局面。在先秦秦漢時期,雖然伴隨著華夏族群(秦時為秦人,漢時為漢人)向這一地區的移徙,華夏式政治、經濟、文化不間斷地向這一地區滲透、浸染,但這一地區始終是不同族群共生共存、摩擦爭斗、互化互融的區域。深入分析先秦秦漢隴右地區族群互動與認同的復雜情狀,對于認識古代中國邊地的多民族樣態有著歷史標本性的啟示。

一、先秦至西漢前期隴右地區的族群互動與認同

最早在隴右地區生活的族群是戎人(或稱西戎),其歷史悠久,“應是本地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由于氣候變化而逐漸畜牧化、武裝化,并具有移動習性的羌系人群,同時也不排除更遙遠族群的滲入”[1]27。其實所謂“戎人”或“西戎”,除包含“羌系人群”,應還包含“氐系人群”(5)“古代的氐和羌都是西戎，都居住在西方，又同屬漢藏語系，關系密切自不待言”，但“氐與羌自古以來便是兩族，不能混而為一”。自岷江上游的冉駹以東北，“包括西漢水、白龍江流域及涪水之上游，都是古氐原始分布所在”，而分布的中心在“甘肅東南部的西漢水、白龍江流域”，即“漢武都郡一帶”。參見馬長壽：《氐與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11頁。漢武都郡屬本文所言隴右地區，可見隴右自先秦以來就是氐、羌的主要聚居地。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氐、羌之稱名最遲在商代即已出現，但在兩周時期，其稱名逐漸隱沒，被含括在更為廣泛的“戎”之稱謂中。于是，兩周時期的西戎成為秦漢羌人與氐人的直接族源，而商周“羌人”“氐人”并不一定與秦漢羌人之間存在直接淵源關系。朱圣明：《華夷之間：秦漢時期族群的身份與認同》，廈門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146頁。。而至西周中后期,隨著秦人入居隴右地區,這里成為秦人和戎人共同生活的區域,秦人和戎人開始交互影響。

春秋時期,雖然秦人主體東徙關中,但隴右之“西垂”是秦人先祖的歸葬(東遷關中的秦文公死后亦葬于此)(6)徐衛民:《秦公帝王陵》,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4-27頁。與秦人隆興之地,從而長期成為秦人重要的祭祖、祭神中心之一(7)王子今：《戰國秦代“西—雍”交通》，載于《東方論壇》2016年第6期，第1-5頁。，秦人也因此一直未放棄對該地區的政治關注?！妒酚洝で乇炯o》載:“(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盵2]182說明秦人東遷關中后,由于隴右地區的戎人對其構成一定的威脅,因此秦人西越隴山對其進行軍事討伐,并設縣進行行政管理。而到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2]194?！扒匕晕魅趾鸵慌肿宀柯浞絿谋徽鞣?從整體上大大削弱了西戎實力，使雙方的力量徹底轉換。從此,西戎在春秋后期至戰國初年的160年間,再也沒有發生攻伐行為,秦戎關系在秦人占據主動的條件下又進入一個長期平穩的時代”[3]12。在此期間,隴右地區的戎人主要有緜諸戎、緄戎、翟(狄)戎、豸原戎,正所謂“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豸原之戎”[2]2883(8)《后漢書·西羌傳》將“翟戎”寫作“狄戎”，第2872頁。此外,本文所言隴右地區其時還有烏氏戎?！妒酚洝ば倥袀鳌费约啊盀跏稀?裴骃《集解》引徐廣曰:“在安定?！睆埵毓潯墩x》引《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敝腥A書局1982年第2版,第2884頁。以下所引該書均為此版本。。這些戎人在隴右地區的存在仍然對秦人構成威脅(9)自秦武公十年(前688)至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邽、冀之戎經過秦人65年的行政管控，已經被同化成秦人，故其時已無“邽、冀戎”之稱。，故秦惠公五年(前395)有“伐緜諸”之舉[2]711-712；秦獻公初立,有“兵臨渭首,滅狄豸原戎”之舉[4]2875；秦孝公元年(前361)有“西斬戎之獂王”之舉[2]202；秦惠王時,有“置烏氏縣”之舉。

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秦國在隴右地區內初置隴西郡和北地郡(10)嚴格說來，其時北地郡東部屬隴東地區，不在隴右，其西部在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被析置安定郡，屬本文所言隴右地區。但為了行文方便，將被析置安定郡之前的北地郡也歸入隴右，只是敘述時注意側重于北地郡的隴右部分，而被析置安定郡之后的北地郡不再歸入隴右。，所謂“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于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4]2874。此后有秦一代,秦人對秦昭襄王長城以東的隴右地區進行正式的以郡統縣的郡縣制管理,而在以前隴右諸戎聚居之地設有“道”或“縣”,如隴西郡的狄道(應在狄戎聚居之地)、豸原道(應在豸原戎聚居之地)、緜諸道(應在緜諸戎聚居之地)、羌道(應在羌戎聚居之地)、略陽道(亦應在某戎聚居之地,史失載)、薄道(亦應在某戎聚居之地,史失載)和北地郡的烏氏縣(應在烏氏戎聚居之地)(11)關于文中的秦縣、道，見周振鶴：《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4-65頁。以下所引該書均為此版本。。

而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蒙恬率大軍“北擊胡”[2]2886“斥逐匈奴”[2]253“西逐諸戎, 北卻眾狄”之前[4]2876， 黃河以東、 秦昭襄王長城以西的隴右地一直是胡(包含匈奴)和羌戎所居之地, 而主要應是羌戎。

秦始皇三十三年后,隴西郡和北地郡大幅度向西北推進,抵至黃河,新開拓的隴右地的羌、胡(包含匈奴)被驅趕至黃河以北,正所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5]2“眾羌不復南度”[4]2876。與此同時,“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12)《史記·六國年表》所載乃“三十四縣”。第757頁。，城河上為塞”[2]253。關于此,辛德勇認為“西漢金城郡之榆中,應是承用秦朝舊有建置;至少在西漢設縣之前,秦朝的時侯當地即已有了‘榆中’這一地名”。同時認為此“榆中”應為表示某一邊界范圍不是非常清楚而面積又較為廣闊的地理區域,“大致應為西漢榆中縣治所附近的一定區域。這一區域,向西南方向,應包括秦縣枹罕,它是秦朝在這一帶設在最西邊的縣”,因而“所謂‘自榆中并河以東’,應當理解為由‘榆中’這一區域順河岸東行,其最西端,乃是起自‘榆中’區域內枹罕縣西境的黃河南岸”,并“沿著河岸向東延伸,直至陰山西端并與之相連接;在這一線以內,新設立三十四個縣(或四十四個縣),并在靠近河岸的地方修筑縣城,作為邊防要塞”[6]207-208。雖然“此四十四(或三十四)縣的具體名稱和位置,今已大多無法確知”[6]209，但黃河以東、秦昭襄王長城以西的隴右地自然也有新縣的設置,如上述枹罕縣很可能就是新設的四十四縣之一,具體說來,很可能是秦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西逐罕羌后而設(13)《元和郡縣志》卷三九：“故罕羌侯邑,秦滅為縣,后遂因之?！敝腥A書局1983年版,第989頁。。這些新設的縣被稱為“初縣”,受到責罰的秦人被遷徙到這里,作為戍卒防衛秦帝國新的西北邊境,正所謂“徙謫,實之初縣”[2]253“徙適戍以充之”[2]2886。這樣,黃河以東、秦昭襄王長城以西的隴右地成為秦人和羌、胡互動的前沿地帶。到秦末,“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2]2887。戍邊之秦人“皆復去”,去向大概有兩個:一是回到“故塞”(秦昭襄王長城)內,二是亡入更遠的西北羌、胡之中。后者之后裔在漢代被稱為“秦胡”(14)劉志平：《先秦秦漢“秦人”稱謂與“秦人”認同研究》，第四屆青年史學家論壇參會論文，上海，2017年8月。。黃河以東、秦昭襄王長城以西的隴右地又為羌、胡所占據,也不排除秦人留居此地的可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隴西郡的南部郡界在漢初拓展到了氐人(白馬氐)聚居地,故在西漢水流域有氐道、武都道、平樂道、下辨道等設置(15)漢武帝元鼎六年，分隴西郡“南部之武都道、下辨道、平樂道、故道等置武都郡”。周振鶴：《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第478頁。。氐人從此與漢人有了更多的接觸與交往。

到西漢景帝時,羌人“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4]2876?？梢?此時羌人入居隴西郡的西部邊縣,成為漢朝的“保塞蠻夷”,而所?！半]西塞”當為“故塞”。羌人作為“保塞蠻夷”與漢人(16)關于漢代的“漢人”稱謂與“漢人”認同，見劉志平：《漢代的“漢人”稱謂與“漢人”認同》，載于《人文雜志》2018年第12期，第97—105頁。雜居,交互影響,但“保塞蠻夷”的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是復雜的(17)關于“保塞蠻夷”的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參見朱圣明：《華夷之間：秦漢時期族群的身份與認同》，第321—325頁。。景帝時雖然西羌有保漢塞之舉,但仍有對漢帝國的反叛,如李廣任隴西郡太守時,西羌反叛,李廣誘殺降羌800余人[2]2874。而到此時,秦人曾征服的隴右諸戎已大多融入漢人。

在從戰國秦厲公時到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的較長時期內,隴右的“湟中”(或稱“河湟”)地區一直是羌人聚居生活之地。此外,在匈奴冒頓單于攻逐大月氏后,“余種分散,西逾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被稱為“湟中月氏胡”[4]2899,亦被稱“小月氏”[2]3162“小月氏胡”[4]609。小月氏與羌人通婚,無疑促進了兩者的融合,其實小月氏與羌人在語言、飲食、服飾、社會組織等方面頗相似,所謂“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4]2899。羌人還以“湟中”為基地,勢力多次侵入黃河以東、秦昭襄王長城以西的隴右地。直到漢武帝元鼎六年,“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4]2876-2877(18)《漢書·武帝紀》記載:“(元鼎)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敝腥A書局1962年版，第188頁。。

總之,先秦至西漢前期,隴右地區的族群實態經歷了復雜微妙的變遷,先是戎人獨居,而后戎人與秦人雜處,互融互化,最后秦人征服諸戎,將其置于華夏帝國的行政管控下,與秦人相對立的異族逐漸向西、向北推移,此異族主要就是羌和胡(包含匈奴)。西漢前期仍然承襲了這一族群實態。而在自戰國后期至西漢前期的較長時期內,黃河以東、秦昭襄王長城以西的隴右地是族群實態變動劇烈的區域,華夏勢力在此區域的滲透只有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而更遠的河湟地區一直是羌人及小月氏胡生活、生產的地方,華夏勢力對這一區域唯一的有限滲透很可能就是秦之亡人的進入(其后裔被稱為“秦胡”)。此外,隴右保塞羌人的出現,更加深了漢羌交流,但其對漢帝國的政治認同是不穩固的,其整體性的自我族群認同仍長期存在。聚居在西漢水流域的氐人(白馬氐)在漢初被納入隴西郡管控,自此氐人與漢人的交往也變得更加頻繁。而小月氏、羌人、匈奴人、氐人諸異族之間在隴右地區的互動也值得我們重視。

二、西漢中后期(含新莽時期)隴右地區的族群互動與認同

進入漢武帝時代,漢帝國開始“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4]2876，華夏勢力逐漸向“故塞”(秦昭襄王長城)之西北拓展。元朔二年(前127),“衛青復出云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余萬。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2]2906。大概在此時,隴西郡和北地郡西部郡界再次向西推移,回到秦始皇三十三年“西逐諸戎,北卻眾狄”后的情形,華夏勢力重新進入“故塞”以西、黃河以東的隴右地。這一成果在元狩二年(前121)得到進一步鞏固,這一年春夏,驃騎將軍霍去病連續兩次率軍出隴西,對河西的匈奴勢力進行了猛烈攻擊,取得了重大軍事勝利[2]2908。特別是這年秋天,占據河西的匈奴昆邪王率眾降漢,漢朝在河西設置酒泉郡進行管轄,隴右和河西開始連成一片,匈奴人在這一區域對漢的威脅大大減少,正所謂“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2]2909。而降漢的匈奴人被分徙至“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2]2934，按照唐人張守節的解釋,這五郡即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19)張守節《正義》：“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钡?934頁。其中“北?！焙芸赡苁恰氨焙印敝`，此可參〔清〕王先謙補注，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000頁。當然，關于五屬國的具體位置，學界有不同說法，不過大多認為隴右是以屬國形式處置降胡的重要地區之一。見黎明釗、唐俊峰：《秦至西漢屬國的職官制度與安置模式》，載于《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3期。。這五個屬國處在“故塞”外，黃河以南的地方?？梢?，“故塞”西北、黃河東南的隴右居住著匈奴人，“依其本國之俗而屬于漢”，其與隴右漢人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交往。隴右漢人也因此對匈奴習俗有了更多了解,如漢使王烏,因是北地人,故“習胡俗”,去節黥面,得入匈奴單于穹廬,受到單于喜愛[2]2913。此外,關東的漢人被大量遷入隴右,總人數大概有29萬人[7]178(20)《漢書·武帝紀》載:“(元狩)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钡?78頁。若平均來算,每郡徙入14.5萬人,隴右之隴西郡和北地郡總徙入29萬人。。這對隴右異族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元狩四年(前119)夏,漢朝與匈奴進行了一次戰略大決戰,致使“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21)中華書局點校本1982年第2版《史記·匈奴列傳》于此處斷為“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而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年第1版《漢書·匈奴傳上》斷為“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后者應是。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2014年第1版《史記·匈奴列傳》已改斷為“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當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2]2910-2911?！傲罹邮菨h渡河西以后建筑的最重要的據點，……位金城郡北部,鄰近《漢志》武威縣、張掖縣,當是取自張掖郡的兩縣之一(置金城郡時武威尚未立)。治今甘肅永登縣西?！盵8]486這樣,漢人勢力接近隴右之河湟地區。

元鼎三年(前114),隴右的行政區劃發生調整,隴西郡被析置天水郡,北地郡被析置安定郡。據《漢書·地理志下》載，當初徙處降胡的隴西郡、北地郡之“故塞”外、黃河以南的屬國都尉治所分別在天水郡的勇士縣、安定郡的三水縣[7]1612、1615。為表示對新開拓隴右地的重視,漢武帝在元鼎五年(前112)冬十月西越隴山,抵至安定郡西邊的黃河支流——祖厲河[7]185。這次西巡對新開拓隴右地的降胡應有一定的震懾作用。

自從漢人勢力接近隴右之河湟地區,河湟羌人感受到嚴重威脅,于是在元鼎五年秋,“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余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4]2876。所以才有如前所述的元鼎六年漢平西羌之事。此后,漢人勢力正式進入河湟地區,漢人與羌人的互動因此更加頻繁。此外,到漢帝國“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4]2899。小月氏王還因“將眾降”“將眾千騎降”被封侯[2]1055-1056。安定郡還專門設置月氏道以安置月氏降者,這無疑又促進了月氏與漢人的交流,但其眾“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4]2899，對漢帝國的政治認同仍具有不穩固性,整體性的自我族群認同仍長居主流地位。

從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初置金城郡到神爵二年(前60)或其后不久,“金城郡的地域即已達到《漢志》所示的范圍”[8]485。在此期間,面對漢人的威脅,河湟諸種羌人為了維護自己族群的核心利益,即奪取河湟之“肥饒之地”[7]2987，產生了較廣范圍針對漢人的族群凝聚與認同。如宣帝時,“先零豪言愿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遭到拒絕后,竟“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到元康三年(前63),“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質盟詛”[7]2972“將欲寇邊”[4]2877。義渠安國的野蠻政策導致包括“歸義羌侯楊玉”[7]2973在內的“諸羌怨怒,遂寇金城”[4]2877。不過,又有政治上服從漢帝國的羌人,也往往參與到漢帝國平叛的軍事行動中,如范明友就曾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7]230；漢宣帝神爵元年(前61)“西羌反”,參與討伐的除了漢人,也有包括羌人在內的諸異族[7]260(22)除了羌人,還有胡人與越人。。其實,正如趙充國所言,羌人的特點就是“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當其欲有針對漢帝國的反叛行動時,往往要“先解仇”[7]2972。正因其內部存在不相統屬及資源利益爭奪的情況,故其針對漢人的整體性族群認同也是不穩固的?！巴ㄖ囊氖隆钡碾]右人趙充國[7]2971正是利用羌人的這一特點,在平定河湟叛羌的軍事行動中多有勝績。而神爵元年(前61)平定先零羌后,次年即“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7]262。隴右之河湟地區首次以“屬國”的形式管理降羌,而降羌人數達到35 200余人[7]2992-2993。此外,金城郡西部的交通建設得到加強,在湟陿以西修治道橋70所,“可至鮮水左右”[7]2986。金城郡遂成為羌漢互動的主要區域。

在此之后,隴右有近二十年的時間無羌患。直到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才出現“隴西羌彡姐旁種反”[7]3296的情形,這是隴右降羌“在竟內背畔”[7]3296?？梢?降羌的整體性自我族群認同依然存在。不過,由于羌種繁多,一些依附漢帝國的羌人仍表現出對漢的政治認同超越羌人族群認同的情態。如針對這次羌叛,參加到平叛行列的除了漢人,也有呼速絫、嗕種等羌人[7]3298。

其后,隴右又是數十年無羌患,正所謂“自彡姐羌降之后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4]2877-2878。而“至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貢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筑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4]2878。具體說來,是羌豪良愿等種,共12 000人,“愿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7]4077。據說他們“思樂內屬”的原因是他們覺得王莽“至仁”, 多有祥瑞之征, “羌人無所疾苦”[7]4077。 西?？ぴO置后, 大量漢人(主要是罪犯)被徙入該郡, 漢羌互動的場所拓展到隴右金城塞外。 但好景不長, 兩年后, “西羌龐恬、 傅幡等怨莽奪其地作西?？? 反攻西海太守程永”, 程永逃走, 被王莽誅殺, 后由護羌校尉竇況等“擊破西羌”[7]4087。 到王莽敗亡, “眾羌”又“據西海為寇”[4]2878。 而安定“三水屬國羌胡”則與漢人(如盧芳、 盧禽、 盧程, 三水豪杰)一起起兵反莽[4]506?！案?、 赤眉之際”, 羌人更是放縱無忌, “寇金城、 隴西。 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 乃就慰納, 因發其眾與漢相拒”[4]2878。隴右人(天水成紀人)隗囂對羌人采取慰納的懷柔舉措, 從而使羌人成為其拒漢的重要力量。

此外,如前所述,隴右南部之西漢水流域的氐人在漢初已接受漢帝國的行政管理,到元鼎六年(前111)又設武都郡,進一步加強了對氐人的行政管理。大概因為設郡賦稅重(23)《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钡?857—2858頁?？梢?，冉駹就曾向漢政府反映“立郡賦重”，漢宣帝于是廢汶山郡，以減輕冉駹夷的負擔。，武都氐人在漢武帝和漢昭帝時有反抗之舉?！稘h書·武帝紀》載:“(元封三年,前108)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盵7]194部分武都氐人被遠徙至河西之酒泉郡?！稘h書·昭帝紀》又載:“(元鳳元年,前80)武都氐人反?！盵7]225此后較長時期內,再無武都氐人反叛的記載。直到王莽時,“氐人亦叛”,后又依附隗囂和公孫述,隗囂死后,又“背公孫述降漢”[4]2859。由此可見,武都氐人的政治認同是多變的。

總之,自西漢中期以后,漢人與羌人、匈奴人、小月氏及氐人等異族在隴右地區的互動向較深層面和較廣范圍發展,如在隴右地區設置屬國以管理降胡與降羌,進一步將氐人與月氏人納入漢帝國的行政管轄范圍,漢羌互動的場所向西拓展到河湟及西海地區。值得注意的是,降附漢帝國的諸異族對漢帝國的政治認同有的仍表現出不穩定性,有的政治依附趨向在兩漢之際還表現出多變性,此亦表明其整體性的自我族群認同仍長期存在。而依附漢帝國的羌人隨漢軍進擊反叛的羌人,又表明這些依附漢帝國的羌人對漢帝國的政治認同超越了羌人族群認同。此外,在隴右西部塞外,羌人作為與漢人對立的異族一直存在。

三、東漢隴右地區的族群互動與認同

據班彪之言,東漢初,包括隴右在內的整個涼州部“皆有降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班彪還言及羌人“反叛”往往是因為“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因而建議光武帝劉秀向前朝學習,復置護羌校尉,理羌人之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此建議被光武帝采納[4]2878。但隴右的羌患并未就此停息。在建武十年(34),“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被來歙平定[4]2878。大概隴右羌人習慣了隗囂的懷柔政策,對東漢政府的舉措不滿,故有反漢之舉, 正所謂“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及囂亡后,五溪、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4]588。建武十一年(35),“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后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4]2878-2879。建武十二年(36),隴右東南部的武都又出現“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的情形,馬援帶兵進擊之,致使羌人“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余人悉降”“于是隴右清靜”[4]836。這次降漢的羌人只有萬余人,而亡出隴右塞外的羌人達到數十萬戶,以每戶5人計,總人數有200萬左右,這遠遠超過西漢末年的羌人數量(24)有學者指出：“到西漢末，估計羌人的數量也有數十萬，但其中一部分已納入漢朝的戶籍統計，在戶口數之外的羌人不會超過二三十萬?！币姼饎π郏骸吨袊丝谑贰?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頁。。隴右塞外眾多羌人的存在無疑是東漢羌患嚴重的重要人口因素。此外，如前所述,西漢前期及武、昭時期,武都的異族主要是氐人,大概到了西漢后期,武都成了“雜氐、羌”之地[7]1646。這次武都氐人并未參與反叛,應與之前東漢政府對氐人的政策有關,正所謂“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馬)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光武)帝悉從之”[4]836。不僅如此,在隗囂族人隗茂反漢,攻殺武都太守之際,武都“氐人大豪齊鐘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還與武都郡丞孔奮共“擊茂,破斬之”[4]2859-2860。與武都氐人不同,武都參狼羌在東漢初多次反叛,如“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略吏人”[4]2879。此外,“安定屬國胡”也發生反叛[4]73。

光武帝末期,自燒當種羌大破先零、卑湳羌從而占據了先零的居地大榆中之后,燒當種羌成為威脅東漢隴右安全的西羌強種,“常雄諸羌”,成為“欲侵邊”之諸羌的領導者,其對東漢隴右的強勢攻擊還導致“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4]2879。

可見,光武帝期間,威脅隴右的羌人主要是先零羌、武都參狼羌和燒當羌,其寇犯的主要原因應是對東漢政府的武力討伐和內徙政策不滿,羌人不僅被遷徙到隴右,還被遷徙到關中西部,羌漢互動的地域自此從隴右擴展至關中。金城郡內的羌漢互動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強。但隴右守塞諸羌在自我族群認同與對漢帝國的政治認同之間表現出了搖擺狀態,尤其在有羌人強種取得對漢的軍事優勢時,其羌人族群認同會超過對漢帝國的政治認同。

而到明帝、章帝、和帝時,對東漢隴右構成嚴重威脅的是燒當羌。其原因正如東漢人曹鳳所言:“以其據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鐘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蓄,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盵4]2885

針對燒當羌的威脅,東漢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亦是武力討伐和內徙并舉。如永平元年(58),在大破燒當種羌滇吾后,對降羌進行了大規模內徙,總共有7 000人被遷徙至三輔地區[4]2880。自此始,羌漢在關中的互動得到進一步加強。與此同時,漢人也被大量募徙至隴右,所謂“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4]99。隴右的羌漢互動也得到進一步加強。值得關注的是,東漢政府對羌人的內徙有時又具有主觀選擇性,如和帝時,針對因與漢有殺父之仇而“難用德懷,終于叛亂”的迷唐,盡管其“不肯遠出”,東漢政府還是想方設法促使其出塞[4]2882-2884。不過,后來當迷唐率不滿千人的種眾,“遠逾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時,東漢政府將其余投降的6 000多羌人分徙到隴右“漢陽、安定、隴西”三郡[4]2884。進一步增加了隴右羌人的數量,形成了“諸降羌布在郡縣”的局面[4]2886。

雖然隨著羌人的內徙和漢人的徙入,隴右的羌漢互動得到進一步增強,但隴右塞內羌漢兩分的族群格局依然沒有發生改變。較典型的就是漢章帝建初元年(76),金城郡安夷縣的縣吏因搶掠卑湳種羌人之妻,被其丈夫殺害,安夷縣長宗延竟“追之出塞”,導致整個卑湳種羌人恐懼,于是一起殺了宗延,同時又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為寇”,從而發生羌漢大戰[4]2881?！皾h吏掠羌婦而被殺”這一事件,居然能引起羌漢大戰,足見當時金城塞內羌漢兩分的族群認同格局的顯明,也體現了徙入塞內的羌人是聚種而居,與漢人有嚴格的空間分隔。這應是塞內羌人在族群認同和政治認同上表現出群體性主觀選擇特征的人口地理因素(25)徙入隴右塞內的羌人往往是以種族部落的形式聚居,且保留了原初的由種豪統領的部落組織形式,種落族群認同和政治認同的抉擇往往由種豪決定。。

也正因為這一人口地理因素,在此期間,隴右守塞諸異族仍在自我族群認同與對漢帝國的政治認同之間表現出搖擺狀態。如建初二年(77),在金城塞內,“迷吾遂與諸眾聚兵,欲叛出塞”,接著,“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4]2881。又如元和三年(86),降漢的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隨后守塞羌胡“復叛出塞,更依迷吾”[4]2881。除此之外，永元九年(97),迷唐“脅塞內諸種羌共為寇盜,眾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4]2883。當然,隴右守塞諸異族有時也出于對漢帝國的政治認同而隨漢軍進擊同族。如永元八年(96),護羌校尉史充“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4]2883。又如永元十三年(101),在“迷唐復將兵向塞”的情形下,護羌校尉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4]2884。

另外,東漢政府在明、章、和時期,對羌人有一個逐漸向西的壓迫,其最顯著的表現就是護羌校尉治所的西移:先從隴西郡的狄道西移至金城郡的安夷,再從安夷西移至臨羌[4]2880-2881。而到漢和帝永元十四年(102),“繕修故西?？?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4]189。漢羌互動的地域再次西移至西海地區。另外“廣設屯田”于大、小榆谷,以“規固二榆”“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4]2885。此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4]2885。

在此期間,同種羌人有時在對羌人的族群認同與對漢帝國的政治認同上表現出不同的趨向,如“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盜寇”[4]2881。又如“號吾將其種人降”,而其兄迷吾屢屢寇犯隴右漢塞[4]2881-2882。

隨著羌漢互動的加深,漢人對羌人的種豪制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漢明帝時,護羌校尉竇林先“奏上滇岸以為大豪”,滇岸被“承制封為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而后竇林又奏上滇吾為“第一豪”,漢明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竇林竟以“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之語欺騙漢明帝,漢明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4]2880?？梢姖h明帝對羌人一種一豪的制度是熟悉的。

到安帝永初年間(107—113),發生了嚴重的羌患,而且是從塞內降羌開始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方吏治腐敗,致使塞內羌人積怨甚深,所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仇怨”[4]2886。其導火線則是東漢政府“迫促發遣”隴右塞內羌人遠征西域[4]2886。

在這次羌患中,首先是被征發的金城、隴西、漢陽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接著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同時奔潰”,早降漢而“居安定”的燒當種羌麻奴兄弟“與種人倶西出塞”。緊接著,“先零別種滇零與鐘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4]2886。居然阻斷關中西通隴右的通道,大有割據隴右之態勢。而他們都是“歸附既久”的塞內降羌,因“歸附既久”,所以已無真正的軍事裝備,“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但就是面對這樣的叛羌,“郡縣畏懦不能制”[4]2886。而后東漢政府調集數萬大軍與滇零等數萬人大戰于漢陽郡平襄縣,漢軍大敗。在這種情勢下,滇零在北地郡自稱“天子”,廣泛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種羌(26)有學者認為這是“史載最早的東西羌聯盟”。見朱圣明:《華夷之間:秦漢時期族群的身份與認同》,第159頁。，“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以致“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4]2886。在整個隴右戰場,漢政府軍一敗涂地。于是被迫將金城郡治所內徙至隴西郡襄武縣,將護羌校尉治所移徙至張掖。羌人甚至東渡黃河,入寇河東、河內、上黨,直接威脅都城洛陽,致使東漢政府不得不派重兵屯守黃河重要渡口——孟津,以保衛洛陽。在這種情勢下,隴西郡治所也東移至襄武縣,安定郡治所徙至扶風美陽。對“戀土,不樂去舊”的百姓,采取“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的野蠻措施。漢陽人杜琦、杜季貢、王信等人還“與羌通謀”,杜琦甚至“自稱安漢將軍”。后杜琦、王信被殺,杜季貢“亡從滇零”[4]2886-2888。

可見,在這次羌患中,塞內諸羌已擁有了針對漢人的更廣范圍的族群認同,而且這種認同已上升到國家政權層面(27)元初三年(116),當在北地郡襲擊滇零之子零昌獲得勝利后,“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逗鬂h書·西羌傳》，第2890頁。也足以說明零昌繼承了其父滇零的“天子”僭號,并設有一套職官體系。。與此同時,開始出現了東西羌聯盟,“這種跨地域、跨血緣的東西羌聯盟的出現則意味著羌人的族群認同上升到了新的高度”[9]160。此外,隴右漢人也開始跟隨羌人反漢。此后，除了漢陽郡和武都郡,隴右大部分地區為羌人占據,華夏勢力在隴右地區大面積退出。

從安帝元初元年(114)到元初五年,東漢政府在巴郡板楯蠻、湟中降羌胡、匈奴南單于、匈奴左鹿蠡王須沈、當闐種羌榆鬼、効功種號封、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異族的支持下,降服了“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28)但至延光元年(122),“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谷羅城”?！逗鬂h書·西羌傳》，第2892頁。，剪滅了以零昌、狼莫、杜季貢為首的羌人政權,從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4]2889-2891。但隴右曾內徙后的隴西郡、安定郡仍為羌人控制(29)直到“延光三年,隴西郡由襄武還治狄道?！链?隴西郡境當完全恢復”。見周振鶴:《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下)》,第876頁;直到“順帝永建四年(129),安定郡返回故土”。見周振鶴:《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下)》,第888頁。。

這次羌漢戰爭,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東漢羌漢兩分的整體族群格局,因為“羌人社會政治組織由松散結盟向穩固聯盟乃至國家政權的演進是在與漢朝抗爭中逐步實現的”,而且“塞內羌人有意識的政治行為并未伴隨東羌政權的覆滅而消失,相反卻愈加強烈且頻繁。這顯然與東羌政權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鞏固并提升了塞內羌人的族群認同意識有關”[9]164、167。

漢安帝后期,東羌和西羌對河西和隴右展開配合式攻擊。永寧元年(120)春,東羌上郡沈氐種五千多人寇犯河西張掖。這是東羌的一次遠途西征,表明其已具備遠程作戰能力。趁馬賢率漢軍至張掖抵抗這支東羌力量時,西羌當煎種大豪饑五等乘虛寇犯金城,而當馬賢從張掖回師金城時,西羌燒當、燒何種又趁機進犯張掖。建光元年(121),西羌麻奴等在金城郡令居縣大敗武威、張掖郡兵,并脅將東羌先零、沈氐諸種四千多戶,“緣山西走,寇武威”[4]2892。東西羌的配合再次說明羌人族群認同的進一步提升。東西羌的配合式攻擊雖給東漢隴右和河西地區再次造成嚴重威脅,但最終東漢政府還是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典型成果就是延光三年(124)秋,隴西郡治所返回狄道[4]2892。表明東漢政府對隴右的控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漢順帝前期,即“永和羌叛”[4]2893之前,只有隴西鐘羌的兩次反叛,但很快都被平定[4]2893-2894。在此期間,安定、北地、上郡恢復到內徙前的狀態,當初內徙的三郡漢民“各歸舊縣”[4]2893，隴右安定郡再次受東漢政府控制,其族群布局也再次回到羌漢分隔而居的雜處狀態。另外,由于護羌校尉馬續對兩河間屯田的正確處理,兩河間羌人無寇犯隴右之舉。

自永和元年(136)開始,東漢政府又遭十余年的羌患。首先是隴右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4]2894；其次是“燒當種那離等三千余騎寇金城塞”,在受到漢軍打擊后,“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4]2894；接著“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且凍還“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于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余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罕種羌千余寇北地，……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4]2895-2896；最后是“護羌從事馬玄遂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4]2897。

在這次長達十余年的羌患中,又出現東西羌大聯合的局面,說明羌人族群認同又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同時,還出現東漢官員出于政治利益考量而帶領羌人“亡出塞”的情形。此外,雖有“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跟隨漢軍攻擊叛羌,但又有“降胡”在跟隨漢軍進擊叛羌的中途而“叛走”,由此可見降羌和降胡的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的復雜多變性。而導致這次東西羌聯合反漢的主要原因是漢朝官員“天性虐刻”,對羌人“多所擾發”,不能執行“防其大故,忍其小過”的“安羌胡”之策[4]2895。這次羌患還造成安定郡和北地郡的再次內徙,直到永嘉元年(145)“隴右復平”后[4]2897，才復歸故土,說明漢人勢力在隴右的存在具有不穩定性。

漢桓帝前期,羌患還不是很嚴重,只在建和二年(148),“白馬羌寇廣漢屬國”,與此同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為寇”[4]2897。此后十余年間,隴右無事。延熹二年(159)以后,隴右又是羌患不斷。先是“燒當八種寇隴右”[4]2897；緊接著“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4]2897；之后是“鳥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4]310。同樣存在東西羌聯合寇隴右的情形。

東西羌聯合寇隴右的情形在漢靈帝時期再次上演,所謂“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湟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4]2898。湟中月氏胡也參與了此次叛亂[4]2899。此外,這次羌患,同樣有漢人(含漢朝官與民)參與,如“枹罕河關群盜”與“金城人邊章、韓遂”等[4]2320。值得一提的是,漢人是從屬于湟中羌人和月氏胡而參加叛亂,所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4]2320。有學者指出:“這些漢朝官民的涌入使得羌人的聚合更為牢固、持久,規模也愈加壯大?！盵9]161同時指出：“至中平三年冬,韓遂殺害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羌人開始淪為涼州地方勢力對抗中央的工具。此后,出現在董卓、馬騰軍中的羌胡均是如此?！盵9]161注釋④可見,東漢時期,在包括漢人在內的反漢聯盟中,“羌”“胡”在隴右地區的地位有一個由強而弱的轉變過程。而從族群互動與認同的角度看,隴右地區的“羌”“胡”作為與漢人對應的整體性異族似一直存在。

東漢末年(漢獻帝建安年間)隴右的族群情勢仍體現了該地區“羌”“胡”“氐”等異族的長期存在。建安十九年(214),“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余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10]42。韓遂率領的反漢軍隊,除了氐人,還有羌人和胡人。同年,毌丘興將赴任安定郡太守,曹操對其說了這樣一番話:“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盵10]42-43而毌丘興沒有聽曹操的告誡,派遣校尉范陵到羌中,范陵果然“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10]43?？梢?直到此時,隴右羌、胡仍是作為與漢人(中國人)相對的異族群而存在的。此外,隴右羌人仍是以種落的形式聚居,正所謂“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10]271。隴右羌人的這種獨立自主的聚居形式在三國曹魏時期仍舊保持下來,如魏文帝曹丕時,“西羌恐,率眾二萬余落降”[10]476。而此時的河湟地區仍是華夏“吏民”與“羌胡”的共居之地[10]476-477。此外,曹魏時期的隴右安定郡既有“盧水胡”,又有羌人,自有其“大帥”[10]526、734。隴右之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郡還遍布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諸羌,仍以種落的形式聚居[10]735。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西征張魯”“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而后“氐王竇茂眾萬余人,恃險不服”,被曹操“攻屠”[10]45。曹操軍“收氐谷十余萬斛”[10]272。這表明東漢末年的隴右南部武都地區仍是氐人活動的重要區域。此外,氐人也是以種落的形式聚居。曹操就曾令張既到武都,“徙氐五萬余落出居扶風、天水界”[10]472-473。以種落聚居的武都氐人不僅被遷徙到關中,還被遷徙到隴右的核心地區。曹魏時期的隴右氐人亦仍是以種落的形式聚居,如正始元年(240),郭淮曾“按撫柔氐三千余落”[10]735。

綜上所述,東漢隴右地區的族群互動與認同仍表現出異常復雜的狀態。由于東漢定都洛陽,政治中心遠離隴右,東漢政府對邊地采取整體性退縮政策,更重要的是由于東漢朝政及地方吏治腐敗,對羌人持以歧視性、壓迫性對待的態度(30)東漢政府對邊民都有歧視(見朱圣明:《華夷之間:秦漢時期族群的身份與認同》,第277—278頁),更不用說對邊地異族的歧視了。，以及隴右塞外存在數百萬羌人,東漢隴右羌患極其嚴重。東漢隴右羌患持續的時間長、規模大、波及范圍廣、塞內外諸羌的聯合緊密,還出現了東西羌大聯合,隴右一度成為西羌與東羌聯合的橋梁地帶。這都表明羌人的整體性族群認同得到了進一步強化與提升。此外,羌人與屬國匈奴人在隴右地區的聯合抗漢也是持續出現的現象,漢人與羌人的聯合反叛也多次出現。雖然在包括漢人在內的反漢聯盟中,“羌”“胡”在隴右地區的地位出現了由強而弱的轉變過程,但從族群互動與認同的角度看,隴右地區的“羌”“胡”作為與漢人對應的整體性異族似一直存在,降羌、降胡與降氐的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一直表現出復雜多變性。羌胡對隴右地區還一度形成壓迫性攻勢,從而迫使東漢隴右諸郡內徙,此內徙無疑造成了這一區域漢人勢力的真空與異族化趨勢的增強。雖然諸郡后來得到恢復,但其異族化的慣性則保留了下來。東漢政府對“羌”“胡”“氐”等異族的武力討伐和內徙都強化了異族與漢人兩分的族群格局,何以言之?首先,雖然和平環境下的民族融合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但至少提供了民族融合的外在契機,而戰爭對抗在總體上消弭了這種契機;其次,內徙的異族一直是以獨立自主的聚居形式與漢人分隔而居,與漢人的通婚也很有限(31)馬騰的父親馬平在隴西時,因“家貧無妻”,于是“取羌女,生騰”?！逗鬂h書·董卓列傳》李賢等注引《獻帝傳》曰，第2335頁?？梢?在通常情況下,漢人是不娶羌女的。，而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再次，內徙的異族往往受到漢人的歧視性與壓迫性對待,兩者之間的族群隔閡始終存在。

四、余 論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為何秦漢隴右地區的羌、胡、氐等異族與華夏經過440余年的互動,仍保持其族群的獨立性?為何不像戎人那樣融入華夏?原因可能是:隴右戎人本身的歷史及與華夏互動的歷史都更悠久,其在戰國時期就已具有相當程度的華夏特征,融入華夏的障礙自然比較小。而盡管羌、氐與戎人有一定的淵源關系,但作為華夏所面對的新的異族,一是接觸時間上要晚,二是雖與華夏接觸,但一直保留有非華夏特征,且這種非華夏特征在其內徙華夏帝國后仍得以保留,主要表現為其采取獨立自主的聚居形式及組織形式,從而造成異族與漢人通婚的有限性,而通婚又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同時,隴右塞外又始終存在羌、胡、氐等異族,這對隴右塞內異族始終是一個顯著的族群認同提示,而華夏政府對隴右塞內異族的歧視性與壓迫性對待,又使得這種族群認同提示不斷得到強化。

總之,從西漢到東漢,華夏與異族在隴右互動的加深,并未促成兩者的族際整合,反而是兩者各自的族群認同更加凸顯?？梢?異族與華夏在邊地的接觸并不一定形成異族的華夏化,特別是由于華夏政府錯誤的邊地政策與民族政策而造成的族際和平互動環境的缺失,進一步促使了異族對華夏帝國政治認同的不穩定性,從而促其產生更長久、更強烈的自我族群凝聚與認同,與華夏的通婚也變得有限,其華夏化的途程也就更加漫長。這樣,由異族與華夏互動而產生的有限的族群融合成果也被掩蓋了。而從族群互動、交融的角度去看華夏政府對異族的內徙政策,范曄所言“夷貊殊性,難以道御”[4]2901及江統所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11]1531-1532的反對理由雖不可取,但范曄提及的“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4]2899及江統述及的內徙的戎狄因“苦漢人侵之”而產生“毒于骨髓”的“怨恨之氣”[11]1531-1532，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