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雄“君子論”在人格教育上的承前啟后

蔣春鵬

摘? ?要：“君子”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范疇。儒家的許多重要人物都對“君子”進行過論述，在有關“君子”的論述中，揚雄的系統論述無疑在教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揚雄“君子論”的最大特點是不復雜，易于操作?！傲暿切奚?，強學力行”，總體強調學習要善于思辨，以追求真理為目的，以成為君子為自我要求，并勉勵自己要不停地學習并應用于實踐中去。

關鍵詞：揚雄;君子論;承前啟后;習是修身;強學力行

“君子”是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范疇。儒家重要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揚雄、朱熹等人都對“君子”進行過論述。在他們的論述中，“君子”是一個很重要的人格理想;修身養性，教育達人，就是為了成為君子?？梢赃@樣說，在歷史的發展中，“君子論”猶如一盞明燈，為處于人生迷茫的士群，指明人生目標，樹立人生理想和社會理想。而在有關“君子”的論述中，揚雄的系統論述無疑在教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

一、孔孟“君子論”對揚雄的啟迪

揚雄的“君子論”，來源于先秦儒家對“君子”的論述。

在《易經》《詩經》《尚書》等先秦典籍中，廣見于“君子”一詞。不過，早期的“君子”是從政治角度立論，表示的是治理國家，發號施令。到了春秋時期，因為社會大變動，孔子把原本表示身份概念的“君子”，改造為具有道德概念的“君子”，并在自我的修身實踐和辦學的教育實踐中，提出并逐漸完善了“君子論”。

孔子“君子論”之所以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強調用道德行為而非身份地位來區分人。在孔子的《論語》中，107次提到“君子”。[1]在孔子看來，“君子”應該具有這樣的內涵：絕對的善良，“仁者愛人”;恪守道德完善，克服私欲，表里如一，崇尚秩序;當仁愛的目的與自身生存的目的發生矛盾時，要不惜殺身以成仁;心胸坦蕩，謙虛自省，己所不欲，不施與人;刻苦上進，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等等。

孔子的這些關于“君子”的論述到了孟子那里，變得更加宏大與深刻?！睹献印芬粫?，82次提到“君子”。[2]孟子試圖從人性深處，尋找君子的起點。他認為，人與禽獸的差別就是人有“心”，這個“心”就能導致善良的本性。孟子說，人的心有四端，即為惻隱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羞惡之心。據此，人性本善不是個很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人性向善。例如，一個小孩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看到這種情況都會立即去加以施救。這樣做乃是源自向善的自覺，而不是為了博取名聲或感謝。由人性向善開端，就能發展成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的大丈夫，天地間也就多了許多浩然之氣。

荀子、子思等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者，對“君子”也有許多論述。綜合起來看，儒家的“君子”其實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因為儒家的終極理想人格是“圣人”，這個目標可望而不可及。盡管如此，但有了“君子”這個目標，就給儒者們提供了一個可以自我期許和踐行的機會，也就是意識到只要自己有期許——堅持去做有理想、有追求的堂堂正正之人，去踐行——通過學習、教化、反省，推動自己沿著“君子”之道不斷攀行，就有可能成為“圣人”。

總之，孔孟儒家的“君子”之道，為人們描繪出的乃是一種理想境界;因為在歷史上像顏淵、冉求那樣“言必行，行必果”的人畢竟不多見?！熬印敝?，其實更在乎的是自我期許，積極奮發，然后反省自躬，自己缺什么、目前能補什么;至于具體地怎樣去補，就完全靠自覺和自己的努力與堅持了。所以，君子之道，就是自己向著理想目標去嚴格要求、把自己從粗鐵捶打為精鋼的過程;最終能捶打成什么樣子是不會有什么具體標準的，所以孔子說：“君子不器?！盵4]

包括孔孟在內的先秦儒家對“君子”的系列論述，對那個時代的士庶大眾尤其是“士”即知識分子還是非常有影響的。只是，它很難真正實現;更重要的是沒有一個可遵循的標準來規范、實踐與檢驗，所以多屬于說說而已。不過，到了西漢的揚雄時代，因為他對“君子”的全面論述，“說”與“行”終于統一起來了。

二、揚雄提出較全面的“君子論”

在揚雄的時代，被董仲舒等西漢時儒改造了的儒家學說，或經學化，或讖緯化，已經徹底歪曲了孔孟儒家的本來面目。揚雄為了恢復孔子的正統儒學，高舉起“君子”這面道德品質的大旗。在這樣的背景下，全面闡說“君子”的行為準則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揚雄的著作中，對“君子”有多處論述，尤以在《法言》卷十二中《君子》一卷最為集中。他說之所以要撰寫《君子》專卷，是因為“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旁開圣則”[5];即是說，為了讓人們全面了解君子的行為準則，善于成就自己美好的名聲，行動無不遵循法則去進行，并能將圣人的原則發揚光大，這才撰寫了《君子》。

揚雄的“君子論”，既有對孔孟“君子論”的繼承，弘揚，更有發展，比較全面而具體。

揚雄以“玉”喻君子之德，特別強調其“純淪”（純理）。他認為諸子的學說太過于“駁雜”，因此強調“君子全其德”，就是要努力使自己的道德純粹完美。

揚雄說：“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惡，而忘人之好?！币驗榫哟藢捄?，故常見到別人的優點;律己嚴格，故不見自己的優點?！靶∪恕狈创?，對己寬容放縱，故將自己的缺點視為優點;對人吹毛求疵，總將別人的優點視為缺點。

揚雄認為，孔子之道是“經營中國”的大道，但是必須使它用得其所;如果用不得其所，就會如牛行鼠穴——有力而無法施展。

在揚雄看來，君子所維護的“圣人之言”是永遠顛撲不破的真理，是不會改變也不能改變的。揚雄說：“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強調“德”與“行”的內外統一。揚雄認為具備了“內圣”修養的“君子”，一言一行都能恰到好處地體現圣人的道德規范。儒家強碉“修身”，修身是成就事業的基礎。修身好比練內功，終能由凡人而成為“君子”。

揚雄認為，“君子”有居上位者，有居下位者。就其德和才而言，君子都是“大器”。居上位之君子有大用，居下位之君子有小用。故“大器固不周于小”，只適用于真正的器械，而不適用于君子。對于努力修身以成為“君子”的人來說，更不能拒絕“小”用、忽視“小”事。中國傳統道德，提倡“積小善，戒小惡”，古語云：“勿以善小而不焉，勿以惡小而為之?！币蔀榫?，還必須從“積小善”做起。揚雄強調“君子不械”，就是主張不拒絕“小”用、不忽視“小”事是“君子”的道德修養。

揚雄歷來主張“避礙”?！氨艿K”并非逃避困難，而是追求辦事效率。揚雄以為，要想成就大事，必“會其時之可為”，即要遇到能夠成就事業的機會。他在解釋自己不追求政治上顯達的原因時說：“為可為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兇?！誓华毷匚帷短??！币虼?，其“避礙”不乏“審時度勢”的含義。揚雄提倡“全身遠禍”，反對“直往”，都是“避礙”的表現。

揚雄把“上進”理解為對道、德、仁、義的不懈追求，實際上就是反對一般人對學習所持的急功近利和實用主義的態度。他“不為章句”之學，表示他不愿走同時代讀書人靠注解經書進入仕途的道路。他“自有大度”，這個“大度”就是繼承孔子的事業，實現禮樂治國、建立王道政治的理想。他“年四十余，自蜀來至游京師”，原本是為了尋求實現理想的機會。理想破滅之后，他仍然沒有消沉，而是選擇了另一種進取的道路——“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實際上就是充當孔子儒學的捍衛者。應當說，揚雄的一生都在不斷進取，只不過他不是懷著那種“食夫位，慕夫祿”的進取目的罷了。

揚雄說：“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蹦軌蜇炌ㄌ?、地、人三道于一體的，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儒”，一定是極圣極智的“圣人”?！吨芏Y》把“六德”“六行”“六藝”叫做“德行”“道藝”;有此“德行”“道藝”者，非圣人不可當之。揚雄以“王”釋“儒”，不乏宣示“儒術獨尊”的用心。

揚雄認為，一個人的美譽或罵名、吉祥或災禍，無不決定于自己的所作所為，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明乎此，則“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一個不“自愛”的人，不僅不會有愛人之心，而且會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什么壞事都做得出來。因此，“自愛”才會“自律”。人人都能自律，就不會有人為非作歹;沒有人為非作歹的社會，必然充滿大愛，故曰“自愛，仁之至也”。一個不“自敬”的人，不僅不會敬重別人，而且精神空虛、行為怪癖，無法約束自己。不能約束自己，就會藐視禮法，就會胡作非為，故曰“自敬，禮之至也”。

揚雄認為：“德者益壽”“仁者壽”。道德美好固然可以益壽，但堅守美好道德也有可能弄得自己窮困潦倒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顏回、冉牛是如此，揚雄自己又何尚不是如此！大凡在一個顯失公平的社會里，總是難免會有“好人活得累，壞人富且貴”的現象。古往今來，莫不如此。

揚雄“君子論”的最大特點是不復雜，易于操作。這是與先秦儒家的“君子論”的最大不同。

按照揚雄的闡述，“君子”是品德高尚、言行謹慎的人;經過努力，人人都可以成為君子。要想成為“君子”，必須樹立成為君子的志向、選擇品行俱佳的老師，并為此堅持不懈地學習。具體的學習方法則要靠自身勤學精思、與朋友切磋琢磨，還要努力踐行學、思所得的圣人之道。對于欲行“君子之道”者，只要心中有圣人，按圣人的指引，從小處開始著手，“積小善，戒小惡”，言行一致，加強自律，不斷進取，始終堅守美好道德，就能成為“君子”。

三、揚雄“君子論”對后世的影響

揚雄對“君子”的論述，完全是以儒學的衛道者自居，對董仲舒等西漢時儒有許多批判。所以，自漢以下，直到北宋，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家，如桓譚、王充、韓愈、柳開、石介、蘇洵等人，都將揚雄視為繼孟子之后的孔子儒學的繼承人和維護者。

從思想史角度看，揚雄的“君子論”，開了宋明心性之學的先河。從對儒家文化的貢獻看，孔子、揚雄、朱熹最能代表儒學的發展脈絡：孔子是儒學原理的創造者，揚雄是儒學理論的闡述人，朱熹是儒學實踐方法的集大成者。他們三人分別代表了原創、邏輯、操作這三個方面。從這個層面講，揚雄的包括“君子”在內的思想學說引領中國儒學乃至中國思想文化的時間相當長。

揚雄“君子論”對后世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儒家主強“入世”，對治學為文強調“經世致用”，故揚雄非常重視每一部著作的社會影響。揚雄說：“太史公，圣人將有取焉”[6]。唐宋人“文以載道”的主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揚雄的影響。郭紹虞在其《中國文學批抨史》中說“揚雄發展了傳統的文學觀”[7]，應當是不無道理的。

揚雄說：“君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8]，既體現了執法者人性化的一面，又強調了“法不阿貴”的一面。后人所謂的“法不容情”“對事不對人”，是與揚雄“君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的思想相通的。

揚雄說：“子長多愛，愛奇也?！盵9]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史記》，認為“圣人將有取焉”;另一方面，認為《史記》將項羽歸入“本紀”、陳勝歸入“世家”是“不與圣人同，是非頗謬于經”，而將《史記》為那些有一技之長或者較大社會影響的下層人士（如刺客、滑稽、日者、龜策等）立傳視為“不忍”和“愛奇”。揚雄的這種“正統”觀念直接影響了班固，以致《漢書》在編纂體例和人物褒貶上都體現了揚雄的這種傾向。

揚雄是漢代大儒，也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法言》之中，并影響深遠。揚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過“修性”實現“求為君子”的教育目的。揚雄對“君子”的內涵及“求為君子”的教育目的、學習方法進行了極有價值的論述，強調學習者應該修養道德、身體力行，達到品德、行為的完滿。為實現“求為君子”的教育目的，揚雄對“求為君子”在三個方面有特別強調，即注重修性、學正、習是。

在揚雄教育思想里，“求為君子”是教育的目的。他對“求為君子”，特別看重兩個方面：習是、修身。

揚雄說：“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于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盵10]學習固然重要，但是學習的內容和學習的對象更加重要。因為習慣而形成的思維定勢對人的影響很大，所以揚雄特別強調“學者審其是”，首先要能夠正確評價“是”與“非”，然后去認真學習那些正確的知識。

揚雄說：“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盵11]所謂“修性”就是通過學習而使其“正”。視、聽，關乎辨別是非;言、貌，關乎待人接物;思，則關乎趨從去取。此五者，不僅關乎人的道德修養，亦關乎人生事業之成功與失敗。因為“正”“邪”事關重大，故必“學”而使之“正”。

“習是、修身”是君子對事物正確與否的一種價值觀的審察與體現，是對真理與是非的堅守。如何習是、修身？揚雄說：“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后發，發必中矣?！盵12]“是以君子強學而力行?！盵13]揚雄以射箭為喻，闡述“修身”（道德修養）、“矯思”（端正思想）、“立義”（人生目標）三者之間的關系，旨在強調“修身”的重要性。儒家把“明德于天下”作為人生奮斗的最高目標，而“修身”，尤其是“強學而力行”的“修身”就是實現這一最高目標的基本條件。

“君子強學而力行”的“強”和“力”都是形容詞。強：勉勵，奮發之意;力：努力。這句話的大意是：有道德的人會勉勵自己學習并且努力去行動。揚雄這里強調的是一個務實的態度。學問雖然重要，如果能力不行，就不能算學到了真本領。這種強調知行統一、學以致用的主張在今天仍然是有積極意義的。強學和力行，都要求一個人有堅忍不拔的毅力。努力讀書學習，需要有毅力鉆研進去，將所學知識運用到生活實踐中去;同時要縝密思考，把所學和所用有機結合起來。所以，學習不是最終目的，學以致用才是更重要的。只讀書而不去實踐，就會成為紙上談兵的書呆子，對社會是沒有多大的用處的;只實踐不去讀書，就會缺少依據很難獲得成功。

“習是修身，強學力行”總體上強調學習要善于思辨，以追求真理為目的，以成為君子為自我要求，并勉勵自己要不停地學習，且于實踐中加以運用。揚雄關于學習、實踐、思考三者相互聯結的學習方法，啟示我們學習要勤于思考，擅于思考，從而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將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到社會實踐中去。

注釋：

[1]楊伯峻：《論語譯注》之《論語詞典》，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41頁。

[2]楊伯峻：《孟子譯注》之《孟子詞典》，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80頁。

[3]楊伯峻：《孟子譯注》之《滕文公下》，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41頁。

[4]楊伯峻：《論語譯注》之《為政》，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頁。

[5]（漢）揚雄：《君子》，據紀國泰《<揚子法言>今讀》巴蜀書社2017年版。以下所引揚雄論“君子”文，均見此書第347—373頁。

[6][8][9]（漢）揚雄：《君子》，據紀國泰《<揚子法言>今讀》第356頁，第348頁，第356頁。

[7]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頁。

[10][11]（漢）揚雄：《學行》，據紀國泰《<揚子法言>今讀》第11頁，第9頁。

[12][13]（漢）揚雄：《修身》，據紀國泰《<揚子法言>今讀》第55頁，第58頁。

本文為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重點基地“地方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研究中心”課題《揚雄思想及其當代教育價值研究：基于學校特色發展的視角》階段成果之一。

作者：成都市郫都區第四中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