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專題研究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地區經濟增長影響研究

徐越倩　李拓　陸利麗

摘要：科技金融是“第一生產力”與“第一助推力”的有機結合，承擔著帶動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使命?；诋斍拔覈萍冀鹑诮Y合不斷推進的背景，文章以2007—2016年我國共285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為例，運用雙重差分法（DID）對科技部、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門推行的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及機制進行檢驗。結果表明：第一，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有效帶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這一結論具有穩健性;第二，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存在顯著的地域性差異，東部最強、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進一步的機制檢驗表明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通過提升地區科技創新水平和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雙重路徑帶動地區經濟增長。為了進一步推動科技與金融相結合，提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各地政府應高度重視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地區經濟發展的正外部性，積極申報試點城市建設。同時，應結合各地市情社情制定差異化試點政策，大力提升科技創新與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充分發揮其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中介作用。

關鍵詞：科技金融;經濟增長;科技創新;產業結構合理化;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7;F8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1）06-0001-15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已經由高速轉變為中高速，經濟增長面臨著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力轉變三大問題?；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強化國家科技力量、提升企業科技創新水平，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創造新需求，打造經濟發展新動能。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科技金融的有效推行能夠產生遞增效應、外溢效應等進而提高地區生產率，推動經濟持續發展”[1]。由此可見，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金融是經濟發展的“第一助推力”，促進科技與金融不斷結合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構建經濟發展新格局的重要舉措。

為了進一步提升科技與金融結合水平，我國科技部等五部門2011年發布了《關于確定首批開展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地區的通知》（國科發財〔2011〕539號），決定在全國設立16個“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其涵蓋范圍既涉及北京、天津等東部地區，也涉及合肥、蚌埠、天水、商洛等中西部地區。截至2016年，這16個試點地區已經出臺了350多項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文件，涉及財政投入科技方式創新、科技創新融資平臺拓展等多個方面。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政策是否有效帶動了試點地區經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是否具有顯著的內部差異性？其推動經濟增長的機制如何？

一、文獻綜述

（一）科技金融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科技金融進行了大量研究，成果豐碩。國外學者較早關注這一領域，并開展研究，但并未提出“科技金融”這一概念，而是聚焦于“技術資金”這一相近概念之上，將其界定為科技產業發展過程中所需資金，將其視為金融與技術的有機結合，重點關注金融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熊彼特較早對金融推動科技創新的過程進行分析，認為銀行通過為擁有先進生產要素的創業者提供資金支持，進而提升地區科技創新水平[2]。?？怂挂碴U述了金融市場效率對技術創新的影響，認為相較于技術創新而言，資金是產業革命得以實現的關鍵，因為新技術的廣泛推行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3]。King和Levine通過研究得出了金融與科技創新結合是推動國家經濟增長重要動力的結論[4]。

國內學者在把握科技與金融之間關系的基礎之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科技金融”這一概念。在科技與金融關系方面，國內研究大多認為二者之間具有相互促進作用，即一方面銀行等金融機構能夠為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的開展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進而提高地區科技創新水平;另一方面，企業科技創新產生的多樣化金融需求也為金融業拓寬了業務空間，推動金融業向縱深發展[5]。在“科技金融”概念方面，其最早來自于深圳市科技局1993年對“科技和金融”的簡寫，學者趙昌文等則率先將其界定為“促進科技開發、成果轉化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與金融服務的系統性、創新性安排”[6]。此后，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內涵進行闡述，如汪泉和史先誠從目標和過程層面出發，將其目標界定為“推動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流入科技企業，助力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認為其實現過程具有“定向性”“市場性”等特征[7];房漢廷則從合作范式出發，將其視為一種促進技術資本、創新資本與企業資本等創新要素深度聚合的新經濟范式[8]。

雖然上述學者對科技金融界定的視角有所不同，但其都強調企業創新需求與資金的精準對接，主張為科學與技術創新活動的開展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并將政府、企業以及市場和社會中介機構等各類主體納入這一體系，認為促進科技創新鏈與金融投資鏈的深度融合可以推動第一競爭力的實現，使經濟增長更具備可持續性和競爭性。

（二）科技金融與經濟增長相關研究

學界對科技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其觀點主要分為兩類。

第一類觀點認為科技金融能夠顯著促進地區經濟增長。有學者以我國2007—2014年省級面板數據為例，認為無論是單獨的金融創新還是單獨的科技創新都不能顯著提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甚至可能會阻礙地區經濟增長，但是當金融創新借助于技術創新的渠道服務于實體經濟時，二者之間會形成螺旋式上升的交互作用，從而推動經濟高質量增長，這也是創新驅動發展的核心要義[9]。還有學者進一步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對科技金融集聚的空間效應進行研究，認為科技金融集聚具有顯著的溢出效應，即地區科技金融集聚水平加深不僅會帶動本地區經濟增長，還會對相鄰地區科技金融與經濟發展帶來顯著的促進作用[10]。對于科技金融如何推動地區經濟增長，既有觀點主要包括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提升科技創新水平等方面：第一，在產業結構方面，有學者以2006—2015年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為例構建了科技金融發展指數，運用GMM兩步法檢驗得出了科技金融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能夠推動經濟增長的結論[11];第二，在科技創新方面，有學者以山東省為例得出了科技金融通過為企業科研活動的各個環節提供資金進而提升地區科技創新水平，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推動經濟發展的結論，并進一步指出公共科技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高于市場科技金融[12]。

第二類觀點認為科技金融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不總是線性的，受各種因素影響可能呈現出非線性。有學者基于中小科技企業發展視角，運用IS-LM模型分析了科技金融對于經濟增長的“雙刃劍”效應，即適度的科技金融創新能夠帶動地區經濟增長，而非理性、過度的科技金融創新則會顯著抑制地區經濟發展[13]。針對這一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從區域比較的視角展開：第一，有學者以1999—2011年省級面板數據為例，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得出了科技金融能夠有效帶動東、中部地區經濟增長，對西部地區帶動效應并不顯著的結論，并將其原因歸結為西部地區市場經濟發育水平較低、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科技產品需求不足等方面[14]。第二，有學者基于時空異質性視角，對2000—2016年全國省域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了科技金融能夠有效帶動東部地區經濟增長，而對于中部地區帶動作用并不明顯，甚至顯著抑制了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結論，并將這種差異性歸結于中西部地區創新能力及效率較低、科技投入水平偏低、投入資金使用效率較低等方面[15]。此外，還有學者通過分解科技金融資金來源來解釋這一差異，如葉莉等運用動態面板系統GMM模型最終得出銀行貸款比例會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產生抑制作用，從而不利于地區經濟發展的結論[16]。

上述研究對于科技金融的內涵、科技金融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為本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以往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第一，在對于科技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方面，現有研究或選用某一指標、或通過構建指標體系來對地區科技金融結合水平進行測度，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可以體現出科技金融發展水平，但囿于指標的片面性，其測量精度仍有進一步提升空間;第二，雖然有學者基于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這一事實開展研究，但其關注點僅限于對地區創新水平的帶動作用，并未涉及其對地區經濟增長的效用和內在機制。因此，本文首次以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為例，在驗證其對試點地區經濟增長帶動作用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對其增長的內部差異性及影響機制進行驗證，以豐富既有研究成果。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本文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深入探討了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并首次通過實證研究檢驗了這一政策的有效性;第二，本文對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進行了區域異質檢驗，發現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具有顯著的內部差異性，即該政策顯著推動了我國東、中部試點地區經濟增長，對東部地區經濟增長帶動效應最強，而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帶動效應則并不顯著，從而有利于正確認識這一政策在不同區域的作用;第三，本文從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的視角出發，從理論層面進一步探討了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推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途徑，并通過中介機制檢驗模型驗證了上述路徑的有效性，有利于正確揭示這一政策的作用機制。

二、影響機制分析

新結構主義認為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是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現有研究也表明二者是推動地區經濟發展、構建現代經濟體系的關鍵要素[17]。第一，在科技進步方面，有學者以2006—2016年全國省級面板數據為例，運用雙重差分法得出了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顯著提升了地區科技創新水平的結論[18]，而科技創新則能夠進一步通過增加產品多樣性、創造新興產業部門、擴大市場需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等方式帶動地區經濟增長[19]。第二，在產業結構優化方面，有學者以2006—2015年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為例，通過構建科技金融發展指數和產業結構水平指數，運用DEA模型得出了地區科技金融發展水平提高能夠優化產業結構的結論[20]，而產業結構優化能促使經濟增長方式發生聯動性變動，進而推動經濟的持續性增長[21]?；诖?，本文認為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有效推動地區經濟增長，其具體路徑機制可能主要有兩個：一是科技創新;二是產業結構優化。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一：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有效帶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

科技創新包含科學與技術創新兩部分，其中科學創新主要關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技術創新則側重于試驗開發和技術成果商業化等[22]。產業結構優化涉及合理化與高級化兩方面，其中合理化是指產業間的協調及資源有效利用程度，是要素投入與產出之間的耦合[23];產業結構高級化即高附加值化[24]，指產業結構升級的情況，是產業結構實現從“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過程。由此可見，產業結構高級化更加注重“量”的產出，產業結構合理化更加注重“質”的提升。本文認為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并不是簡單通過提高二、三產業比重從而提升經濟總量，而是通過對既有產業“賦能”的方式來提升各產業效率，增強產業間的協調發展水平，實現經濟的高質量、可持續增長。因此，本文主要以產業結構合理化來度量產業結構優化水平。

從科技創新看，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可以通過為企業創新提供資金支持、化解創新風險、完善創新模式等方式，提升科技創新效率與水平，從而帶動地區經濟增長。

第一，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可以通過為企業創新提供資金支持，從而帶動地區科技創新水平提升，最終推動地區經濟發展?？萍紕撔禄顒泳哂型顿Y數額大、盈利周期長等特征，只依靠企業自有資金難以維系，而出于對成本收益的考量，以往金融機構較少介入這一領域，導致企業面臨科研經費短缺、創新動力不足等問題。而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的有效實施一方面積極鼓勵各級政府部門加大科學技術經費投入，從而支持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的開展[25];另一方面該政策積極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加大對企業科技研發活動的支持力度，鼓勵其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產品，進而為企業創新提供動力支持。

第二，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可以通過化解企業創新風險的方式提升地區科技創新水平。從當前科技型企業融資渠道看，商業銀行是企業科技創新融資的主要途徑[26]，而當前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的重要舉措之一就是建立健全科技專家庫以及專家網上咨詢平臺，依托專家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來對各類企業科技創新貸款項目進行風險評估，進而為銀行貸款與否提供科學建議。通過這一專家審核機制，可以有效篩選出合適的創新項目并給予資金支持，降低科技型企業面臨的創新風險，最終推動科技創新水平的提升。

第三，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可以通過完善科技創新模式來提升地區科技創新水平。培育中介機構，打造政府、企業、市場等主體合作平臺，是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的核心要義之一。以杭州為例，在科技金融推進背景下政府進一步完善了科技金融服務平臺，通過打造政府、科技銀行和擔保公司等共同支撐的“四位一體”科技金融發展模式，創建多維支持、共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科技金融創新模式，從而助推企業創新活動開展，推動科技進步[27]。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二：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通過提升各地區科技創新水平帶動地區經濟增長。

從產業結構合理化看，科技金融發展顯著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28]，其具體可以通過推動產業衍生、提升人員與產業結構適配性、實現產業結構動態存量轉換等方式發揮作用。

第一，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推動相關產業衍生，進而提升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一方面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鼓勵試點地區成立科技金融合作試點、科技小額貸款公司等，支持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從而提升地區金融業發展水平，推動金融相關產業衍生;另一方面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鼓勵企業開展科技研發，而圍繞科技成果轉化會衍生出一系列高附加值產業，從而推動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

第二，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提升人員與產業結構適配性，進而提升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從人員與產業結構配比層面看，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有效提升企業開展科技創新活動的意愿和能力，企業科技創新活動需要吸收大量的知識型人才，因此該政策實施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地區人才流入水平，進而提高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適配性，最終持續、有效地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29]。

第三，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動態存量轉換，進而提升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從產業結構動態存量轉換層面看，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可以推動金融資本流向優質企業，使得經營領域處于低效產業的企業難以維系[30]，從而倒逼企業轉型，推動其經營范圍不斷由低效益劣質產業轉向高效益優質產業，最終實現產業結構的動態存量轉換，提升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三：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推動各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從而帶動地區經濟增長。

由此可見，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一方面能夠通過為企業提供創新資金支持、化解創新風險、完善創新模式等方式提升地區科技創新水平，從而帶動地區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該政策可以通過推動多元產業衍生、提升人才與產業結構適配性、推動產業結構實現動態存量轉換等方式優化地區產業結構，最終帶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其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

三、模型設定、變量和數據

（一）模型設定

在科技部等2011年發布的試點政策中，將天津市、江蘇省、浙江省“杭溫湖甬”地區等16個地區設置為首批政策試點。為了科學測度這一政策對試點城市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模型（DID）對政策效應進行檢驗，其原因在于：第一，雙重差分法使用的必要前提之一是實驗組和對照組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檢驗，這一要求降低了各地市原有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對實證結果的影響，能夠有效降低城市間的系統性差異，提升測量結果的準確性;第二，雙重差分法能夠有效消除經濟個體可能同時受到如時間、宏觀經濟和隨機干擾等因素的影響，從而反映出政策的凈效應。由于試點地區是在2011年10月底發文設置的，考慮到政策作用時間，本文將2012年設置為政策實施的第一年，而2016年受到新的政策沖擊，試點地區有所調整，因此本文選擇2007—2016年共10年間的數據進行分析，其中2011年及以前設定為政策實施前共5年，2012年及以后設置為政策實施后也共5年。在地市的選擇上，本文采取已有學者做法將上述16個試點地區進一步轉化為北京、上海、杭州等共41個地市。同時，根據研究需要以及數據可獲取性，將全國共244個非試點地市作為對照組，最終獲得10年共2 850個城市層面的觀測數據。

（二）變量與數據

1.被解釋變量：經濟發展水平

科學測度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前提，其常用測度指標有GDP總額、GDP年均增長率等。本文認為經濟增長不僅僅是總量的增長，更在于單位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因此以人均GDP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2.核心解釋變量：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是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虛擬變量treatedit×timeit，根據科技部發布的文件，對各地市進行統一賦值。

3.控制變量

為了盡可能降低各地市原有經濟發展水平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參照已有文獻的做法，進一步控制了以下可能對地區經濟增長造成影響的變量：財政支出水平（gov），用各地政府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基礎設施建設水平（ic），用人均擁有城市道路面積來度量;人力資本水平（hr），用每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數量來測度;外資利用水平（fdi），用各地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占GDP比重來衡量。變量選取及說明見表1。

本文以2007—2016年我國共285個地市的面板數據為例，來檢驗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和產業創新力報告》等，個別缺失數據用插值法進行補充。各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是對文中主要變量進行的描述性統計，從總樣本中可以看到政策實施后人均GDP、基礎設施發展水平、人力資本水平以及財政支出水平都有所增加，而外資利用水平則有所下降，且樣本內差異較大。從實驗組和對照組看，政策實施前實驗組在人均GDP、外資利用水平、基礎設施發展水平以及人力資本水平方面均高于對照組，而在財政支出水平方面則處于相對較低水平;政策實施后繼續保持這一趨勢，其中實驗組在人均GDP方面與對照組差距不斷拉大，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對照組，而在外資利用水平、基礎設施發展水平方面二者差距在不斷縮小，在人力資本發展水平方面二者差距基本持平，在財政支出水平上二者雖然都在增加，但其間差距在不斷擴大，對照組仍高于實驗組。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雙向固定效應計量模型檢驗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在表3中，模型1只控制了時間和地區效應，結果顯示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人均GDP的估計系數為正，估計值為1.622 2，且至少在1%的水平下顯著。在模型2中，進一步控制其他相關變量的影響后，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人均GDP的估計系數仍然顯著為正，系數估計值為1.512 1。上述基準回歸結果表明，當以地區人均GDP為標準時，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實施后實驗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因此可以認為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顯著促進了試點地區的經濟增長，這與假設一相一致。

對上述回歸模型包含的控制變量，本文作以下簡單解釋：財政支出水平（gov）顯著阻礙了試點地區經濟增長，這可能是由于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意愿，并未充分發揮市場經濟作用機制而導致企業投資不足，影響地區經濟發展;基礎設施發展水平（ic）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可能是由于交通等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一方面可以加強地區間的聯系，加速要素流動，從而推動地區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基礎設施完善可以擴大知識、技術等溢出效應，從而推動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人力資本水平（hr）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顯著性為正，這表明高素質、成熟的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此外，外資利用水平（fdi）在樣本期間對經濟增長的估計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表明在此背景下其帶動經濟增長的效應尚未充分得到體現。

（二）區域異質性檢驗

雖然政府推動的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顯著促進了試點地區經濟增長，但是這一政策試點涉及東、中、西三個地區，且各地區政策執行力度、市場發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那么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是否因此也存在地域性差異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本文試圖對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推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區域異質性進行檢驗，即將全部樣本地市劃分為東、中、西三部分，再進行檢驗，結果見表4。

觀察表4中模型3、4、5可以發現：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東部和中部試點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對東部地區帶動效應更強，對西部地區則并不顯著。對此可能的解釋是：東部地區市場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無論在金融服務體系還是科技金融運行機制上都更加完善，科技成果轉化行業更發達，不僅能夠為企業科技研發活動投入和產出提供良好支撐，更能夠推動企業進一步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從而有效帶動地區經濟增長;中部地區近年來在市場經濟發展、金融服務體系建設、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發展迅速，但與東部地區相比仍有不足，且在政府科技金融投入、對高端人才吸引力等方面弱于東部，導致政策效應雖然顯著為正但低于東部;西部地區市場經濟發育水平最低，金融業以及科技成果轉化等行業發展水平低，加之西部地區對科技產品需求不足、人才和基礎設施匱乏等因素使得科技金融資金利用效率較低，導致其回歸系數雖然為正但并不顯著。

（三）穩健性分析

1.共同趨勢檢驗

運用雙重差分法檢驗政策效果時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實驗組和對照組在發生外生變動之前并不存在系統性差異，即在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實施之前，實驗組和對照組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要維持基本平行的時間趨勢。因此本文繪制了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試點地區人均GDP和244個對照組地市人均GDP的時間趨勢圖對平行趨勢進行驗證，如圖2所示。

從圖2中可以看到，2007—2011年間，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試點地區人均GDP與對照組地市人均GDP之間始終保持相同趨勢，差異性并不明顯。從2012年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實施開始，二者之間表現出了明顯的差異，試點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其他對照組地市，因此符合平行趨勢假設檢驗。

2.反事實檢驗

科技金融結合試點城市是通過各地市自愿申報、五部門聯合篩選的方式確定的，其篩選過程中可能會基于對各種因素的考慮確定最終試點，這些除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推行之外的其他隨機因素如果與地區經濟發展呈顯著正相關，這就推翻了前文實證的結論，因此本文采用已有學者的做法運用反事實檢驗進一步對模型的平行趨勢和政策效應進行檢驗。假設將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設立時間提前3年即2009年，如果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虛擬變量的系數仍然顯著為正，則說明試點地區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其他的隨機因素。反之，如果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虛擬變量并不顯著為正，則表明試點地區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該政策的貢獻。

在上述的反事實檢驗中，根據回歸結果表5可以發現，此時科技金融結合試點地區經濟增長這一變量的回歸系數在模型6、7中分別為0.391 1和0.407 8，均不顯著。說明在本文的模型中其他政策或因素對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可能性較小，其經濟增長主要是來自于此政策的貢獻。

（四）影響機制檢驗

上文實證結果已經表明，政府推動的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顯著帶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但這一政策效應如何產生仍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因此，本文將運用中介機制檢驗模型來驗證該政策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

正如前文假設所述，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可能會通過提升試點地區科技創新水平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來推動地區經濟增長。為了驗證這一假設，本文依據Hayes中介效應模型，構建如下遞歸方程：

其中，mediator表示中介變量，包括科技創新（TI）和產業結構合理化（TL），其余變量含義與式（1）相同。第一步對式（2）進行回歸，驗證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推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效應是否存在，若α1>0且統計上顯著，則表明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有效帶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第二步對式（3）進行回歸，檢驗政策與中介變量的關系;第三步對式（4）進行回歸，當系數α1>0，θ1>0且α1>γ1>0時，則意味著上述正向中介效應存在。在上述檢驗中，第一步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余下兩步的結果見表6。此外，對于中介變量科技創新水平（TI），文章依據馬凌遠和李曉敏[18]的做法采用復旦大學發布的城市創新力指數進行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TL）則依據干春暉和鄭若谷[31]的做法，用泰爾指數的倒數來衡量。

依據表6中模型8和9可以發現，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通過科技創新這個中介變量有效推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這表現為：第一，在模型8中，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科技創新（TI）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這一政策確實能對試點地區科技創新帶來積極影響。對其可能的解釋是，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通過提供研發資金支持、化解創新風險等方式改善地區科技創新水平。第二，在模型9中，科技創新（TI）的估計系數為0.014 5，顯著為正，說明科技創新能夠有效帶動地區經濟增長。第三，模型9中核心解釋變量（treatedtime）的估計系數仍然顯著為正，且系數值為0.7029，小于表3基準模型中的系數值1.5121，說明控制科技創新變量后，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顯著下降了。上述回歸結果表明，科技創新的確是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帶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機制，假設二在此得到印證。

表6中模型10至模型11采用產業結構合理化作為中介變量，結果表明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通過產業結構優化這一路徑有效推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第一，在模型10中，核心解釋變量（treatedtime）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有效優化地區產業結構。第二，在模型11中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估計系數為0.128 6，并至少在1%的水平上顯著，驗證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第三，模型11中核心解釋變量（treatedtime）的估計系數仍然顯著為正，系數值1.442 0低于表3基準模型中的系數值1.512 1，說明控制產業結構合理化變量后，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下降。上述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試點地區經濟增長存在中介效應，假設三在此得到印證。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將科技部、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門設置的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基于2007—2016年我國285個地市的面板數據，利用雙重差分法估計了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研究表明：第一，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能夠顯著帶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這一結論具有穩健性。第二，通過區域異質性檢驗發現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在不同區域的作用水平不同，能夠有效推動東部和中部地區經濟增長，其中對東部地區促進效應更強，但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并不顯著。第三，中介機制檢驗結果表明，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可以通過提升地區科技創新水平和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兩種途徑帶動地區經濟增長。

理論和實證的分析結果對于正確認識我國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及其效用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第一，政府應當重視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正外部性，即在深化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中可以考慮將科技和金融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納入試點范圍內，以充分發揮其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效應。第二，從本文的實證結果看，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對我國東、中、西部試點地區經濟增長存在內部差異，因此在科技金融結合發展過程中要實行差別化政策：首先，東部地區可以基于較為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將發展重心側重于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進一步提升其原始創新能力和集成創新能力;其次，對于中部地區應該進一步完善科技金融相關服務體系，同時構建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科技金融和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機制，加快先進適用技術的推廣和運用;最后，對于西部地區不僅要完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構建與東、中部地區良性互動機制，加快引入先進適用技術，還要加大政府科技金融投入，加強科技人才培養和引進力度，結合各地市情社情精準引入科技人才和技術設施，實現“定向”創新，以帶動地區經濟增長。第三，要積極拓展和優化科技金融結合試點政策推動試點地區經濟增長的途徑，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中介作用。從科技創新的視角看，各試點地區應進一步加強科技金融創新服務平臺建設，通過整合金融機構為企業科技創新提供全流程支持與服務，以充分發揮其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從產業結構優化的視角看，各地市要進一步推動科技金融與產業間相互融合，既要為傳統產業“賦能”，又要成為新興產業的支撐，進一步提升產業之間的關聯水平和協調水平，實現產業間資源配置效率最優，推動地區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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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first boost”， and undertake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driving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technology and finance integration， the article uses the panel data of a total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6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DID） for the first time to test the driving effect and promoting mechanism on economic growth of the pilot policy of combin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finance implemented by five departments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in pilot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pilot policy of combining technology and financ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pilot areas， and this conclusion is robust; second， the pilot policy of combining technology and finance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pilot areas. The strongest is the eastern region that is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weakest. Third， further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the pilot policy of combining technology and finance can driv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dual path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finance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the pilot policy of integrating technology and finance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tively appl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cities.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iated pilot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conditions， vigor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intermediary role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finance; economic grow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odels

（責任編輯 傅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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