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輪臺縣奎玉克協海爾古城遺址考古發掘的新收獲與初步認識

張相鵬 黨志豪 李春長 徐佑成

內容提要：奎玉克協海爾古城遺址位于新疆輪臺縣東南約20公里的荒漠中，地表可見平面呈不規則的圓角長方形墻垣，城中有一高臺。以往有學者推測此遺址可能為西域都護府所在地。經過三年的主動性考古發掘，明確了該遺址城墻、高臺構筑方式與基本結構。該城址始建于公元前5世紀，公元前后廢棄，是這一時期塔里木盆地北緣綠洲一處重要城址，是目前新疆地區經科學考古發掘的年代最早的城址，為研究塔里木盆地北緣城邦文明提供了重要資料，對研究新疆史前文明化進程有重要意義。

奎玉克協海爾(以下簡稱奎城)為維吾爾語音譯，“奎玉克”意為灰燼，“協海爾”意為“古城”，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輪臺縣東南約20公里的荒漠中。中心地理坐標為北緯41°36′22.60″，東經84°20′48.40″。1913～1915年，斯坦因曾對奎城做過調查。(1)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圖記》卷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090頁。1928年，黃文弼先生調查奎城后，認為其“可能為漢侖頭國故址”(2)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國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10頁。。2011年，林梅村先生在此考察后，撰文論證奎城為西域都護府所在烏壘城。(3)林梅村：《考古學視野下的西域都護府今址研究》，《歷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43～58頁。此后，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浙江大學、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多家科研機構對奎城開展了不同方法的調查，結論也不盡相同。2018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成聯合考古隊，對輪臺縣奎玉克協海爾古城與卓爾庫特古城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取得一些新的收獲。

一 遺址概況

奎城位于輪臺縣東南迪那河下游的沖積荒漠地帶。北距輪臺縣城約20公里，西距S165沙漠公路2.5公里，東至卓爾庫特古城約9公里，東南5公里為賽維爾古城(圖一)。城址所在區域地勢平坦，地表為粉沙狀鹽堿層，東西兩側為兩條不知名河流故道，生長有紅柳、蘆葦、駱駝刺等耐旱植被。地屬暖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年平均降水量72毫米，蒸發量2072毫米。

圖一 奎玉克協海爾古城遺址位置示意圖

城址保存較好，地表可見平面呈不規則圓角長方形的墻垣，南北長310、東西寬260、周長約900米，殘高1～2米不等。西北角與南垣西段各有一缺口，西北角缺口寬約6米，南垣缺口寬約22米，疑為城門所在。城內中部偏西有一殘高約6.5米高臺，平面呈橢圓形，南北長約120、東西長約90、周長約340米，高臺中心有一明顯凹陷區(圖二)。高臺地表散布有大量動物骨骼與少量陶片。城址于1957年1月被公布為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圖二 奎玉克協海爾古城DEM模型圖

2018年奎城開始主動性考古發掘，發掘伊始，即建立了考古發掘GIS地理信息系統，在遺址保護區西南角建坐標原點，將整個城址納入虛擬布方內。實際工作中將鉆探與發掘有機結合，按照由城外到城內、由結構到功能的思路開展。

發掘工作首先選擇城址東北角低矮的墻垣進行解剖，布設東西向50×4米的探溝一條，明確了城內外的文化堆積狀況、城墻的結構與建筑方式。后對城垣南側缺口進行發掘，共發掘5×5平方米探方38個。清理出不同時期灰坑、溝渠、灶址、墓葬等遺跡34處，采集和出土陶、金、銅、鐵、石、骨、角等各類小件遺物83件(組)及大量的陶片與動物骨骼，了解到南部缺口為晚期沖溝所致。

2019年對城內中心高臺的西南角進行發掘。共發掘10×10平方米探方10個，揭露出不同時期灰坑、水井、灶址、房址、墓葬等遺跡單位59處，出土陶、銅、鐵、木、石、骨、角等各類小件遺物214件及大量動物骨骼與陶片，對高臺建筑的構筑方式有了初步的了解。

2020年延續2019年發掘，繼續向東發掘高臺建筑。共發掘10×10平方米探方23個，揭露出不同時期灰坑、溝渠、路面、房址等遺跡單位26處，出土陶、銅、鐵、木、石、骨、角、毛麻制品等212件小件遺物及大量動物骨骼和陶片。進一步了解了高臺建筑的構筑方式、遺跡分布與基本結構。

二 重要收獲

1.了解了遺址堆積的基本情況

發掘情況表明，城址內外堆積情況不一致。城外堆積相對簡單，城內受人為活動的影響，堆積相對復雜?，F以城垣東北部探溝南壁剖面為例，簡要介紹如下。

城內堆積，分為9層。其中，第1層為表土層，第2～4層為城址廢棄后的自然淤積堆積，第5～6層為城址使用時的堆積，第7層為城址建造時的堆積，該層層底為主體城墻起建面，第8～9層為早于主體城墻起建前的堆積。

城外堆積共有5層，其中1至5層的堆積均為自然堆積，5層以下為筑墻取土形成的壕溝，溝內堆積雜亂(圖三)。

圖三 城垣東北角探溝南壁剖面圖

2.明確了城墻構筑方式與基本結構

對城墻東北角解剖及南部缺口的發掘表明，奎城的城墻先后經過三次壘筑的過程：最早的墻體為早期人群挖溝取沙堆成的沙梁，高約1米、底寬約5.22米，后在其外側覆泥，整體高約1.28、底寬約7.33米，我們稱之為“墻芯”；第二次筑墻與第一次筑墻之間相隔年代較遠，壘筑城墻的主體部分，墻體起建于距現地表3.4～3.6米的原地表，采用垛泥方式，自墻外取泥垛筑而成，基寬約16.05米、殘高約4.99米，內側直立，外側呈坡狀，因取土在城外形成寬約15.3、深約2.46米的壕溝；第三次筑墻主要是對墻體外側的修葺補筑，可見有不同時期活動面。

3.初步了解了城內高臺的構筑方式與遺跡分布

高臺的發掘表明，高臺現存的形制保持了原有的形狀，為一圓角方形的臺體，中部有一圓形空間，南側有通道與中部空間相連。高臺的形成經歷了延續修筑、反復使用的過程，已暴露的遺跡根據層位關系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不同時期的建筑使用材料不同、方式不同、結構不同、功能不同。

最早的建筑起建面距現地表深約1.6～1.8米，現揭露出三處，主要位于高臺中部凹陷空間西側以及高臺東南角，采用10～15厘米泥團版筑，每版寬約1.5米，最高者可達5米以上，墻體內部泥團隨意壘砌、無規律。外壁整齊，有大面積過火痕跡。限于發掘面積和晚期建筑的疊壓打破，具體形制尚不清楚。在高臺南側的通道中，在距現地表深1.6米處清理出泥坯鋪砌、寬約2米的道路，可通高臺中部凹陷區。第二期建筑疊壓于早期建筑或建筑周邊的廢棄堆積上，使用直接在濕地割取的泥坯壘砌而成。泥坯有4種規格，分別為60×40×12厘米、52×30×8厘米、45×30×10厘米和35×25×8厘米。建筑主要分布在現有發掘區北部和西部，構成了高臺周緣的外圍墻體與高臺上的房屋遺存。第三期建筑多借用第二期建筑墻體修建，位于發掘區的東北部，土坯房屋，墻體上可見柱洞，倒塌的頂部與木柱有明顯得過火現象。

最晚一期的建筑分布于高臺的外緣，為木柱支撐的棚架與外圍墻體的護坡，護坡呈斜坡狀，土坯壘砌。

4.明確了城址的建造、使用與廢棄年代

根據遺跡間的層位關系與出土文物，結合碳十四測年結果，我們將奎城遺址的年代大致分為了四期：第一期，公元前770～前550年，春秋早中期。主要遺跡包括“墻芯”以及與其同時期的文化層堆積，出土帶有斜線紋、網格紋的彩陶片。第二期，公元前550～前400年，春秋中晚期。主要的遺跡包括城墻的主體部分，城墻外壕溝，高臺建筑中最早期的部分，出土有夾砂紅陶、褐陶片，可辨器形有帶流器。第三期，公元前400～前150年，春秋晚期至西漢初期。主要包括城墻外側的修筑部分、高臺上的第二、三期建筑，出土有夾砂紅陶、褐陶和灰陶片。第四期，公元前150～公元80年，西漢初期。主要的遺跡為高臺外側的棚架建筑、護坡以及城墻南部位于城墻上的墓葬，出土有夾砂灰陶、串珠等遺物。

由以上年代分期可知，該區域在公元前770～前550年就有人群活動，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聚落。至公元前550～前400年，高大的城墻及城中心的早期建筑開始建造。從公元前400～前150年，高臺建筑不斷擴建、改建，直到公元前150年至公元80年城址衰落、廢棄。

三 初步認識

1.關于奎城文化性質

奎城出土遺物主要有陶片、金屬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類。出土陶片以夾砂紅陶、灰黑陶與褐陶為主，少量灰陶，器形有單耳罐、折肩罐、帶流罐等，所展現的文化面貌與察吾乎溝口文化(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新疆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靜縣察吾乎溝口一號墓地》，《考古學報》1988年第1期，第75～99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大型氏族墓地發掘報告》，東方出版社，1999年。具有較多的相似性。在奎城西北約30公里的群巴克墓地，早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隊曾做過發掘，(5)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輪臺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87年第11期，第987～996頁；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輪臺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發掘簡報》，《考古》1991年第8期，第684～736頁。有學者根據發掘情況提出察吾乎溝口文化的群巴克類型，(6)陳戈：《察吾乎溝口文化的類型劃分和分期問題》，《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5期，第30～39頁。從測年數據來看，群巴克墓葬年代在公元前950～前580年左右，絕對年代早于奎城，且與奎城的早期年代相接，所出土的彩陶片、帶流器也具有較多的相似性，兩地之間是同一人群的遷移還是人群間的交往，尚需更深層次的研究。因以往察吾乎溝口文化均無相應的遺址發現，是否將奎城納入察吾乎溝口文化序列，也需進一步的發現與討論。

奎城出土的夸張變形狼紋帶扣、臥狼紋陶范等遺物與扎滾魯克墓地和東塔勒德墓地出土的變形狼紋一樣，都具有濃厚的北方草原風格。出土的卜骨和五銖錢幣表現出中原地區的文化因素。綜合分析來看，奎城體現的是一種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特征。

張騫出使西域后，漢文文獻中有不少關于西域“三十六國”的記載。其中《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有“侖頭城”，廢棄原因與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有關?？侵黧w年代在春秋中晚期至西漢初年，發掘表明，城內高臺建筑中的早期遺跡有大面積過火痕跡，建筑周邊及高臺外側都發現大量的灰燼、燒炭堆積，似為戰爭失火所致，但經仔細觀察與勘探，早期建筑過火面并非一次所致，而是經年累月燒火形成，周邊灰燼厚達1米以上，顯然是人為堆積造成。發掘現象與文獻所載李廣利“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7)﹝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中華書局，1963年，第3176～3177頁。顯然不符，至于奎城是否能與文獻所載城址相對應，尚需更多的證據。

2.關于奎城古代人群的生業模式

奎城現處于一片干旱少雨的荒漠中，當時的環境顯非如此。在城垣南部缺口的墻面上發現有小麥的遺存，各區域的發掘中出土大量的動物骨骼，數量驚人，多數為牛、馬、羊、駱駝等家畜。小麥與大量大型家畜骨骼的發現，反映出當時經濟形態主要為畜牧業與農業并重的混合經濟，人們依托城鎮定居生活。動物考古的初步研究表明，城內的動物骨骼少見完整動物，下頜骨較少，當時城內的肉食品供應可能出現專門化的趨勢。

3.關于奎城與塔里木盆地北緣早期文明化進程

文明起源是考古學研究的終極命題之一，考古學上關于文明起源判定標準，眾說不一。夏鼐先生以“都市”“文字制度”和“青銅器鑄造技術”作為探索中國文明的三項標志，(8)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夏鼐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02～413頁。張光直先生提出“青銅冶金技術、文字、城市、國家組織、宮殿、復雜社會禮儀”等六項標準，(9)張光直：《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第73～82頁。蘇秉琦先生提出“從氏族公社向國家轉變的典型道路——古文化、古城、古國；國家發展的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國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續生型”(10)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144頁。等等。在以往新疆地區考古學研究中，往往認為新疆城市的出現多在西漢前后，并以張騫通西域為界，將新疆考古學文化劃分為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堑陌l掘表明，至遲在公元前550～前400年，塔里木盆地北緣已出現了具有較高程度的文明，發映出西域文明與中華文明歷史發展脈絡的一致性。文明無疑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反映著社會由基本平等原始社會向不平等的階級社會逐漸發展、組織由氏族制度向國家機構逐漸邁進的發展過程。以往塔里木盆地北緣發現有大量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后的墓葬材料，研究者將其定義為早期鐵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奎城的發掘與研究為我們深入討論這一時段該區域史前文明由聚落走向城邦文明的早期文明化進程提供了重要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