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應該“圍著誰轉”

莊電一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般而言，在哪方面用力，就會在哪方面有所收獲。想當什么樣的記者，就會朝著哪個方向努力；剛剛出版的《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是我疫情暴發以來出版的第三本書（另兩本是《我這樣當政協委員》《我心依舊》），這也是我自當記者以來長期圍著學者、學術轉，而沒有圍著大官、大款轉，遠離官場、商場、娛樂場的收獲。在拿到散發墨香的新書、為這個新收獲而興奮的同時，我也為以往沒有無謂地消耗時間和精力而感到欣慰。

我為什么要“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又怎么能夠出版《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這本書呢？這本書中又隱藏著哪些秘密呢？

每本書的出版，不僅要有足夠篇幅，而且都有質量要求，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出版的?！督议_神秘西夏的面紗》能出自我手，我能為西夏和西夏學單出一本書，與我所在的地域、工作的性質和我對歷史文化的理解都有關系。

中華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也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逼渲?，曾先后與宋、遼、南宋、金鼎足而立的西夏，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寧夏是西夏政權的中心，銀川曾是西夏首府興慶府的所在地。至今仍然沿用的許多地名，都與歷史上的西夏有關。作為光明日報常駐寧夏的記者，我覺得自己有責任，也有義務向外界介紹西夏、宣傳西夏學的研究成果，當一個歷史文化的傳播者，既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優勢。作為光明日報記者，我在宣傳中央精神、配合地方工作、完成報社交辦的任務的同時，還擠出時間和精力關注學者、關注學術，及時而充分地反映學者的新成果、學術的新進展，向各界讀者傳播他們渴望了解的、有價值的信息。

對于一個駐站記者來說，寫什么、不寫什么，是有一定的選擇權的，而關注什么、忽略什么則與他的知識儲備、理解能力、志趣愛好和對新聞價值的判斷有很大的關系。

工作在西夏故地，我具有宣傳西夏的優勢，然而，由于歷史典籍缺載、珍貴資料流失海外、大量歷史遺跡被毀，西夏的歷史文化曾長期鮮為人知，充滿了神秘的色彩，西夏學一度竟淪為“絕學”，對西夏和西夏學的新聞報道也因各種制約而難成氣候。改革開放以來，大批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獻資料陸續在國內影印出版，大量深埋地下的西夏文物相繼重見天日，這才使國內的西夏學學者得以一睹西夏文物、西夏文獻資料的真容，西夏學的研究也得以全面展開，一度瀕臨絕境的西夏學，從此由“絕學”變成了“國際顯學”，“西夏在中國、西夏學在國外”的歷史就此宣告結束。我滿腔熱情地給予了報道，也激起熱烈的反響，對西夏學學者也產生了激勵作用。2010年6月10日，我在光明日報頭版報眼位置發出報道《寧夏大學研究成果再次印證：“西夏在中國，西夏學也在中國”》，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特意將這張報紙裝入鏡框，放在展示廳，有關人員幾乎每次都會向前來考察、參觀的領導和嘉賓介紹。

其實，我很早就關注西夏和西夏學了，最早的報道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那時我剛入行。從1986年到2018年，我對西夏考古和西夏學研究的關注就沒有間斷過。作為中央級黨報的記者，我要報道的內容和領域有很多，我的各類活動和事務性工作也有很多，但我始終關注西夏的考古發現和古跡保護，關注西夏學研究的進展，與許多西夏學學者不僅有接觸，而且親密無間、互為知己，我也常常與他們同來同往、同憂同樂、同悲同喜，同時出現在考古工地，同時參加相關學術會議，這些幾乎成為我工作的常態。我不把自己當局外人，他們也不把我當外人。30多年了，我一直帶著感情采訪、帶著感情寫作，我曾為西夏文物古跡遭受破壞而憂心忡忡、大聲疾呼，也曾為西夏學的每一點進步而歡欣鼓舞、不吝筆墨。對西夏學的研究成果，我滿腔熱情地給以報道；對頗有建樹的西夏學學者，我也濃墨重彩地介紹他們的業績、多側面地展示他們的風采。30年的持續關注，積少成多，集腋成裘，讓我發表了200余篇相關報道和文章，這些文字也足以撐起一本書了。

記錄西夏學的發展歷程，展示西夏學的研究成果，《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便應運而生。這樣一來，“易碎品”變成了“不碎品”，新聞報道的生命得以延長。昔日的新聞報道，成為學者研究、參照的重要資料。長期圍著學者轉、圍著學術轉，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獲。

《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由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在書中，我對西夏歷史文化和西夏學研究成果做了忠實、系統、全面的展示，也填補了西夏學方面的一項空白。全書30萬字、收文132篇由“考古與發現篇”“文物與保護篇”“遺跡與尋蹤篇”“學術與動態篇”“研究與成果篇”“拓荒與人物篇”六部分組成，所有篇章都在光明日報等媒體公開發表過，有些在發表時曾引起廣泛關注。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對西夏和西夏學的關注和報道，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西夏學界的關注和肯定。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著名西夏學專家史金波因西夏學與我結緣，憑著對我的了解和對我相關報道的關注，他寫下了熱情洋溢的序言，稱贊我“30年來一直鍥而不舍地跟蹤西夏研究，熱情洋溢地報道西夏學進展，及時寫出了大量有關西夏的新聞，已成為促動西夏學前行的鼓手，也成了西夏學專家們的知心朋友，讓西夏的故事有了新聞的色彩”。曾擔任自治區八屆政協副主席、寧夏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的寧夏大學博士生導師、著名歷史學家陳育寧說：“這是一部新時期的西夏學史，見證了‘西夏在中國，西夏學也在中國的學術發展歷程?！?/p>

專家學者們的關注和評價，讓我備受鼓舞，也讓我有了成就感。作為全國報道西夏、報道西夏學最多的記者，我與西夏學一起進步，也同西夏學專家學者一樣有了滿滿的收獲。

一個記者，是圍著大官、大款轉，還是圍著學者、學術轉？結果是不一樣的：圍著大官、大款轉，也許會得到一些“實惠”，級別可能上去了，腰包也可能鼓起來了，日子也可能過得很滋潤，也會有某種滿足感，當然，他們一般都意識不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而圍著學者、圍著學術轉，一般都會增長各方面知識，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有益的熏陶，精神境界也會得到升華，雖然會失去一些看得見、摸得著，也令人眼紅心熱的東西，但會有許多看不見、摸不著、然而卻令人欣慰的精神收獲。因為圍著學者、學術轉的，一般都能嚴肅地對待采訪對象和采訪素材，認真推敲每一種提法、每一個句子，力求準確、到位，這樣的稿件也有望成為精品，具有保存價值、流傳價值和長久的生命力，記者本人也不會有“空轉”之煩惱、空虛和焦慮。

當然，圍著學者、學術轉，并不是簡單地、機械地、膚淺地報道學者的學術成就、學術的最新進展，即使是報道學者和學術，也有個去偽存真、沙里淘金、提煉加工的問題，不能人云亦云，既不能被學術不端、學風不正者所利用，也不能為偽學術成果推波助瀾。在對學者、學術的報道中，同樣需要新聞記者發揮引導作用，將學者、學術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充分發揮輿論的引導作用。比如，只會讀死書、記條文、不會應用，就不是我們應該提倡的。再如，鉆進象牙塔、理論脫離實際、研究百無一用，同樣是不應得到鼓勵的。提倡什么、鼓勵什么、反對什么、糾正什么，記者都要旗幟鮮明。

僅僅圍著學者、學術轉是遠遠不夠的，記者還需要理解學者、了解學術，要走進學者內心，真正成為他們的知音，還要洞悉學術真諦，明晰學術的價值，只有這樣才能不辱使命，準確、客觀、深刻地報道學者、宣傳學術。

我這里說的圍著學者轉、圍著學術轉，并不是說記者就不需要關注其他領域、其他人群了。各家新聞單位的記者都有分工分口，你首先要完成本職工作，這和“圍著誰轉”不是一回事。因此，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不論什么領域、不論什么人物，都需要記者關心、關注，對所有有新聞價值的線索，都應該給與及時的報道，不可偏廢，但工作之外，記者對什么感興趣，喜歡“圍著誰轉”，結果大不一樣。在這里，我只是敘述了自己圍著學者轉、圍著學術轉的收獲而已，并沒有排斥其他的意思。

是“實轉”還是“空轉”？是做“有用功”還是做“無用功”？在有限的職業生涯中，每個人都有多種選擇，也都在做著各種選擇。

兩種“轉法”，兩種收獲，兩種結果——這也是我就《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出版引出的一點職業感悟，也是這本書中蘊藏的一點秘密。

（作者系光明日報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