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集中醫學觀察點醫務人員的心理狀況分析

雷 雨，王 楠，翟 紅

(重慶北部寬仁醫院神經疾病科，重慶 401120)

新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傳播迅速[1]。截至2020年3月5日24時，據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現有確診病例23 784例(其中重癥病例5 737例)，累計治愈出院病例53 726例，累計死亡病例3 042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0 552例[2]。大量的醫護人員投入到抗擊疫情的戰斗中。在持續長時間，高負荷的醫療工作中，醫護人員難免會出現各種心理健康問題。這些心理健康問題將對抗擊疫情的工作帶來不可忽視的負面作用，因此，有必要對醫護人員的心理狀況進行檢測和評估，并對發現的心理問題進行干預，從而為COVID-19患者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已有學者對在救治COVID-19重癥患者一線的醫護人員心理狀況進行研究，在面對 COVID-19 這樣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醫護人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應激反應，主要表現為抑郁、焦慮、恐懼及軀體化的癥狀[3]，這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期間多數學者的研究結果相一致[4-6]。2020年1月26日，我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疾病預防控制局所頒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7]中將受影響人群劃分為4個等級，針對不同人群制定不同的心理干預策略，其中焦慮和抑郁是最常見的心理問題。有大批的醫護人員分散在各集中觀察隔離點，雖然工作強度比救治重癥患者的一線醫護人員相對較輕，但仍存在工作壓力較大，工作時間長，不能得到充分休息等情況，也同樣有可能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目前對隔離觀察點醫護人員心理狀況的報道較少，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由ZUNG分別于1971年及1965年編制的焦慮自評量表(SAS)和抑郁自評量表(SDS)具有使用簡便，能直觀反映焦慮及抑郁患者的主觀感受及其在治療中的變化特點，適用于較大規模人群心理狀態的檢測。因此，本研究使用SAS和SDS對集中隔離觀察點醫護人員的心理情況進行了檢測和評估，并根據檢測結果進行了相應的干預措施?，F將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調查對象 選取2020年1月25日至2月29日在集中隔離觀察點參與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線醫務人員共148例。納入標準：(1)年齡大于或等于18歲；(2)醫生或護士；(3)工作地點為集中隔離觀察點；(4)在集中隔離觀察點工作時間大于或等于3 d；(5)同意參加本次調查研究。排除標準：(1)年齡小于18歲；(2)雖在集中隔離觀察點工作，但非醫生或護士；(3)在集中隔離觀察點工作時間小于3 d；(4)不同意參加本次調查。

1.2方法

1.2.1調查方法 出于工作環境中保持個體隔離的現實要求，本研究采用掃描微信二維碼，以網絡填報的非直接接觸形式發放調查問卷，填寫問卷前通過統一錄制的標準化語音向被調查者解釋調查內容和填寫方式。

1.2.2調查內容和評價標準

1.2.2.1基本信息 主要內容包括性別、年齡、具體從事的職業、工作年限、職稱、文化水平、既往病史等。

1.2.2.2評價量表 本研究采用SAS和SDS進行檢測。SAS及SDS分別設置了20個反映焦慮或抑郁的主觀評分項目，均采用四級評分制進行評分。SAS評分標準分大于40分為焦慮狀態，其中50～<60分為輕度焦慮，60～<70分為中度焦慮，70分及以上為嚴重焦慮。SDS評分標準分大于50分為抑郁狀態，其中50～<60分為輕微至輕度抑郁，60～<70分為中至重度抑郁，≥70分為重度抑郁。

2 結 果

2.1148例調查對象SAS、SDS評分情況 共納入148例調查對象，不同性別、年齡、職業、工作年限、職稱及有無基礎疾病醫護人員的SDS、SA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文化水平醫護人員的SD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SAS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所有調查對象SDS平均評分為(35.99±10.37)分，正常92例(62.2%)，輕微至輕度抑郁26例(17.6%)，中至重度抑郁29例(19.6%)，重度抑郁1例(0.7%)；SAS平均評分為(32.97±6.71)分，正常129例(87.2%)，輕度焦慮14例(9.5%)，中至重度焦慮4例(2.7%)，重度焦慮1例(0.7%)。

表1 148例調查對象SAS、SDS評分情況

續表1 148例調查對象SAS、SDS評分情況

2.2不同文化水平對焦慮和抑郁情緒的影響分析 148例調查對象中本科及以下文化水平133例(89.9%)，研究生15例(10.1%)。為明確不同文化水平醫護人員焦慮和抑郁情緒發生率是否存在差異，繼續進行LSD多重比較分析。由于中專文化水平僅有1例，為避免導致結果偏倚，予以剔除。結果顯示，本科與研究生學歷的均值差為正，且對應的檢驗顯著性P<0.05，說明兩者存在差異。表明在本科學歷醫護人員焦慮和抑郁情緒發生率明顯高于研究生學歷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其他文化水平間焦慮和抑郁情緒發生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文化水平在SAS評分上的多重比較

2.3不同職業對焦慮和抑郁情緒的影響分析 由于醫生和護士群體的工作壓力、職責范圍不盡相同，為明確不同職業醫護人員焦慮和抑郁情緒發生率是否存在差異，采用χ2檢驗，對醫生和護士2種人群間進行職業與文化水平交叉比較。護士的焦慮和抑郁情緒發生率高于醫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8.956，P<0.05)。見表3。

表3 不同職業與文化水平交叉比較[n(%)]

3 討 論

COVID-19疫情表現出較強的傳染性與較高的致病性，作為奮戰在疫情救治一線的醫護人員,即便擁有過硬的職業素養與心理素質，依然要承受一定的心理壓力。然而醫護人員是救治、防控疫情的重要基石，他們的心理狀態直接影響醫護的工作質量[8-11]，因此很有必要關注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并給予相應的支持[12-16]。

本研究通過分析SAS、SDS評分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年齡、工作年限、職稱及職業，是否有基礎疾病SAS、SD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紤]與以下兩方面有關：(1)參與調查的醫護人員工作在相對低感染風險場景中，發生心理應激反應的可能性較工作在高感染風險場景的醫護人員要??；(2)因疫情原因，參與研究的樣本量小有關。而在SAS評分方面，文化水平這一變量具有統計學差異，進而經多重比較分析后顯示：本科學歷醫護人員焦慮和抑郁情緒發生率明顯高于研究生學歷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本調查中護士113例(76.4%)遠遠超過醫生[35例(23.6%)]，經分析發現，護士與醫生在發生焦慮、抑郁情緒上存在明顯的統計學差異(P<0.05)。對于突發事件的發生，護士群體更傾向于覺得無法勝任集中隔離觀察區的工作，害怕隔離觀察的人員感染，而累及同事及家人等，更容易受到本次疫情的影響，較醫生群體更容易產生焦慮及抑郁情緒。

自2019年底，COVID-19疫情暴發以來，面對快速增長的確診病例、大量疑似病例和需接受集中醫學觀察人員，醫護人員不僅要承擔繁重的診治任務，更要承受疫情所帶來的一系列焦慮、抑郁等情緒問題?，F有研究表明，作為應對和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一線主力軍，醫護人員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焦慮、抑郁、強迫心理等不良情緒問題[17-18]。通過本次調查發現，盡管工作在集中醫學觀察點的醫護人員沒有直接救治COVID-19確診病例，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員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焦慮、抑郁情緒，其中SAS標準分大于或等于45分的比例為11.8%(19例)，而SDS標準分大于或等于50分的比例為37.8%(56例)。

抗擊疫情雖是醫護人員分內之事，但在對疫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和感染防控的同時，更應重視醫護人員的心理狀況，提升組織支持力度，盡早進行心理疏導及危機心理干預，且需要強調和諧的人際關系和人性關懷[19-20]?；诖?，對醫護人員，尤其是本科及以下文化水平者，作者建議采取綜合干預方式：(1)加強COVID-19疫情相關知識的講授，使他們通過正規渠道了解、認識疾病，做到不信謠、不傳謠。(2)接受防護相關知識的系統化培訓，做好物理防護及心理防護的建設。(3)舒緩壓力，找到壓力源，對存在有后顧之憂的醫護人員應該加強溝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4)學會在緩解焦慮、抑郁中使用心理緩解四原則，即真誠互動、相互理解、無條件關懷及接納、引導性。(5)在集中醫學觀察點工作結束后的隔離時期做好各項心理輔導和建設工作，協助培養調節自我情緒的能力、積極樂觀的心態，學會理性對待負面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