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攝影的方向與選題就在你近旁
——攝影評論家孫振軍訪談攝影名家王福春

孫振軍 王福春

孫振軍：為什么你的外表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有什么秘訣？

王福春：人生要有愛好，你的生活才有趣；如果沒有愛好，活得就平庸乏味。攝影是我一生的至愛。攝影激活了我的生命，讓我活得精神，活出了真實的自己，改變了我的人生命運。

我是東北綏化人，生于1943 年。3 歲失去母親，5 歲失去父親,是哥哥、嫂子將我撫養成人。初中畢業我考上了鐵路司機學校,自此與鐵路結緣。1965 年我又應征入伍。因為我畫畫很好，進部隊不到一個月，被調到團俱樂部做電影放映員。1970 年文革后期我被分配到哈爾濱鐵路局三棵樹車輛段車電車間任車電鉗工，由于我能寫善畫，又被調到工會做宣傳干事。

1977 年文革結束才開始接觸攝影。但那時內心總覺得攝影只是一門技術，而美術才能稱為藝術。后來因為工作便利拍攝了大量的照片，發現攝影在記錄真實影像方面比繪畫更加快捷，所以我對攝影產生了興趣，漸漸放下畫筆，拿起了相機。

可以說，攝影我是半路出家。1984 年我為了攝影調到哈爾濱鐵路局科研所當專職攝影師。是攝影打開了我的第三只眼睛，讓我重新認識了自然、社會與人，同時也認識了自己。每當相機的世界與我心中的世界重合時，都令我心動不已，因為它融入了我的感情，凝固了我對生活的愛戀。于是我一次次在列車上行走，拍攝了火車上的中國人的千姿百態，記錄了鐵路無法忘懷的那段歷史。

孫振軍：攝影界評論界乃至廣大讀者，提起你的名字就能聯想到《火車上的中國人》,對這種評價你認可嗎？如果用你自己的眼光來看，之后所拍攝的專題是否都不如《火車上的中國人》好？

王福春： 大眾的這種觀念我沒有辦法否定，因為《火車上的中國人》已經成為我的符號，雖然我在其后還拍攝過很多專題，好像大家都認為沒有《火車上的中國人》好。

對于一個專題的好壞，需要看站在哪個角度去評論。畢竟藝術評價沒有準確答案，好與壞是相對的，各有各的優勢。2010 年央視邀請我上春晚講述了火車上的中國人30年，一下讓我“火”了。過去是攝影圈里知道我，那之后很多百姓都知道我了，喜歡我的《火車上的中國人》。我的作品沒有給他們帶來傷感，反而給他們帶來了難忘的記憶。

現在我到火車上拍片，總有人把我認出來：“你是拍火車人的攝影師吧？”這讓我欣慰，有一種當明星的感覺。

孫振軍：當年你是有意識地在重點拍攝《火車上的中國人》嗎？

王福春：剛開始是無意識的拍攝。因為我是鐵路職工有免票，每天乘火車上下班通勤，看見車上有好玩的有趣的瞬間就順手拍下來。積累了大量的照片，沖洗出來后覺得很有趣很有意思。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沒有所謂的專題、紀實、策展人一說，自己覺得很好，就一直堅持拍下來了，后來也開始有意識地想要做一個這樣的專題。因為我是畫畫出身，非常喜歡漫畫，于是我把漫畫的元素和表達方式也融進攝影作品里。所以在拍攝火車上的中國人時，都或多或少地體現出漫畫的幽默來。

孫振軍：有意識地將漫畫融入了攝影作品里，是否受到他人的啟發和指導？

王福春：沒有。我拍片子是根據自己內心原發的靈感，并沒有受過哪位大師的指導或者刻意模仿誰。我的拍攝涉及各個領域，風光、紀實、動物，只要是我喜歡的都會去拍攝。

如果說對我影響最大的攝影師，那便是1980 年日本攝影大師久保田博二的作品在哈爾濱的展覽，全是紀實的大片，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太震撼了，覺得自己真是井底之蛙。因為在此之前，影響我的都是香港沙龍唯美的風花雪月作品。所以后來我慢慢走上了紀實攝影的道路。此外，紀實攝影大師布勒松的“決定性瞬間”和薩爾加多的《勞動者》，對我的影響也很大。特別是薩爾加多的紀實作品有一種美感在里面：那種平和自然的美。

孫振軍：在拍攝《火車上的中國人》過程中，有沒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王福春：我當了一輩子的鐵路人，對鐵路有一種特殊的情感。鐵路給了我一個平臺，我為鐵路留下一部歷史。這么多年，在車里經歷的風險太多了。記得1995 年我從哈爾濱到北京、北京到西寧、西寧到格爾木又到武漢、長沙，從低海拔到高海拔、從低溫到高溫，一趟出去半個多月都在火車上，體重下降了10 多斤，由于出汗過多虛脫，最后暈倒在車廂里。

最驚險的一次是上世紀90 年代初，北京到上海的車上。那時候車廂里人滿為患，超員大概百分之二百多。因車廂人太多我決定從這節車廂下來走到另一節車廂。沒想到我剛下來火車就開車了。在站內，火車速度并不快，我緊跑幾步抓住了車。但出站后，火車速度加快，原來保持垂直的身體隨著車速傾斜飄起來了。此刻再跳車已經來不及，就在我快抓不住的時候，車門咔啦一聲打開了，列車長、列車員還有車上乘客把我給拽上了車。當時車上很多旅客說，你可以坐下趟呀！我說不行??！我的攝影包在車上，鏡頭膠卷和用品都在里面。每次回憶起這件事情，我的內心都感到后怕。所以，很多攝影作品是用生命為代價換來的。

“我慶幸一拿起相機就坐著時代列車一路走來，拍下了火車上的中國人的千姿百態，見證了改革開放39 年中國鐵路飛速發展的巨變?！?/p>

孫振軍：很多人愿意去拍攝風光、去拍攝動物，就是不愿意與人打交道，認為這是一件十分麻煩的事，對于這個觀點你怎么看？

王福春：拍紀實作品最難的就是跟人打交道。我是在火車上、地鐵里離人最近的攝影師，我形容自己是職業小偷，偷的不是旅客的財物，而是影像。只有練就一顆賊心、一顆賊膽、兩只賊眼，才能拍出作品。

火車上，我有鋪也不休息，有座也不坐，就在車廂里竄，兩眼四處亂看，經常被旅客誤認為小偷，通報乘警，審查我。有時和小偷不期而遇，他以為我也是小偷。如今人們的肖像權意識逐漸增強了。拍攝中被人瞪一眼和要求刪掉照片都是很客氣的，搶你相機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打你一拳踢你一腳你也得忍受著。2015 年7 月10 日在上海到杭州的列車上，我就因為拍攝被誤認為是壞人，對方掐住我的脖子猛地一拳打在我嘴上，當時牙全木得不知疼了，接著第二拳打在我頭上，眼前瞬間一黑，差點倒地上?？傊?，拍紀實拍人太難了！

孫振軍：你對攝影的激情以及投入，給你的生活是否帶來過困擾？

王福春：影響是肯定的。因為我是屬于興奮型的人，常常會因為好的作品或者想法而激動不已。2015 年時，我在微信上每天發一組兩幅作品，圖片對應，題目對仗，還有對社會人生感悟的一段文字。365 天定期發布幽默攝影，最初是為了逗大家一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想停也停不下來。我硬著頭皮，堅持了一年。因為常常精神處于高度興奮狀態，導致整晚睡不著。到了2016 年四五月份，自己的狀態已經徹底崩潰。最后住院，靠吃藥、打針，才將狀態調整好。如今，我的幽默攝影整整玩了兩年并初見成效，但令人遺憾的是，幽默攝影在中國攝影界最終沒能形成一種體系。

孫振軍：現在知名的東北雪鄉，即雙峰林場，就主要是通過您的圖片成功宣傳推廣開發出來的，簡單闡述一下這個過程？

王福春：其實最早發現“雪鄉”的是23 軍的攝影干事畢強和解放軍報的江志順，他們在采訪八一滑雪場時路過雙峰林場，驚嘆于這里鋪天蓋地的雪，首次把雪鄉介紹給外界。我雖然不是第一個發現并拍攝雪鄉的人，但卻是成功把雪鄉推向世界的人。1986 年3 月23 日，我第一次去雙峰林場，那時還沒有叫“雪鄉”這個詞。從哈爾濱坐火車到牡丹江，換乘牡丹江到長汀鎮，再乘長汀到雙峰林場的森林小火車，整整折騰兩天兩夜。如今，從哈爾濱到雙峰林場，400 公里的路程坐汽車不到5 個小時就到了。當我到達雙峰站走出車廂時，被那里的雪震住了！我是土生土長的黑土地人，從小在冰天雪地里長大，但卻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大的雪。當時，我帶了120 反轉膠卷30 多個、120 彩色負片20 多個、135 卷20 多個。從下午1 點開拍，到第二天中午不到一天的時間，70 多個卷全部拍光。

我的第一張關于雙峰林場的作品名字叫《雪鄉》，1986 年入選上海第一屆國際攝影展、全國第15 屆影展，并在全國多家報刊發表。對雪鄉，我投入了太多的情感，雪鄉也給我帶來太多的榮耀。

孫振軍：你現在是著名攝影家了，如果讓你重新做一個選題，你認為應該分為幾步走？

王福春：我的理念是，你生在哪里就拍哪里。因為我生在黑土地，我就拍黑土地、東北人、東北人家三部曲。這不僅是拍生我養我的那片土地、我的家鄉父老，拍我兒時記憶，更是有內心最真摯的感情在里面的。有感情的作品，才最能夠打動別人。另外，自己從事什么職業就拍攝什么，因為沒有人能夠比你更了解這個職業的具體狀況。所以“關注家鄉、關注身旁、關注自己的工作”是攝影的最佳選題。

很多攝影人這山望著那山高，到處亂跑，忽略自己身邊的人和事。特別是當今社會經濟發展這么快，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開始旅游攝影。很多攝影愛好者去南極、北極、印度、尼泊爾等地，可是你拍得再好，那片土地也不屬于你。真正的風景就在你的腳下，在你的家鄉，在你身邊。因為那里才是屬于你的，也是離你最近的，能夠給你的作品融入感情的地方。

孫振軍：你覺得“第一、唯一、影響力”作為紀實攝影的觀念是否正確？什么原因呢？

王福春：紀實攝影中，當你選擇一個別人從來沒有拍攝過的主題當然是最佳選題。但現實生活中，沒有那么多特殊選題等待著你去發現，常常會有“撞車”現象。這種情況下，你必須岔開，轉變自己的拍攝視角，因為藝術貴在獨到。當大家都在拍攝同一種主題，互相重復，那就不叫藝術。你自己不可重復，別人也不可復制，這才是紀實攝影的最好狀態。所以說，“第一、唯一、影響力”是從事紀實攝影應該明確的觀念。

生活總是在不斷進步之中，攝影作品經過了歷史的沉淀，便被賦予了更加深刻的文化內涵。那個時候，即便當初你覺得一般的照片，再回看時會感到十分詫異與激動，因為它見證了你的過去以及歷史的發展。所以，對于紀實攝影師來講，堅持拍攝，才是成功的唯一之路。要知道人不可能永遠活著，但是你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將會長久地存在。選好主題成功了一半，但堅持到底才一定會贏。多才多藝抵不過一藝之長，藝術貴在堅持與獨到。

孫振軍：《火車上的中國人》評論界認為它有難得的歷史價值，那么怎樣在平淡的現實生活中，尋找未來的歷史價值？

王福春：改革開放這么多年是中國發展變化最快的時期，幾乎都被攝影人記錄下來了。紀實攝影走到今天可以說走到了一個困惑的節點，那就是“老人吃老本，新人無處下手”，所以當代很多年輕攝影師都選擇當代藝術、觀念攝影。他們缺乏對生活的閱歷與感受，以及對社會的真正理解。鑒于當代社會環境的這些變化，很多攝影師感到有些無望，漸漸地失去了堅持下去的動力。但是紀實攝影要想擁有一番成就貴在堅持，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即使在10 年內看不到你想要的變化，但堅持20 年、30年后，你終會獲得你想要的成績。

孫振軍：一名優秀的攝影師應該具備怎樣的素養？

王福春：攝影師拼的不是長槍大炮，而是鏡頭后面的頭腦和文化藝術素養。一名優秀攝影師要把握好以下四點：第一，拍好攝影作品；第二，寫手好文章；第三，要編輯好圖片；第四，要學會后期制作。說到后期可能會讓你感到吃驚，我這位“70 后”還會后期。因為你的作品在拍攝中是有感情的、有思想的，就像你的孩子一樣，如果交給他人編輯并不能更好地詮釋你的思想理念。此外，還要具備四點：攝影家要有文學家的思想、哲學家的思辨、美學家的愉悅、漫畫家的幽默。這樣，你才能拍出有思想、有哲理、有美感、有情趣的，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不同尋常的佳作。

泉州華光職業學院終身名譽院長楊恩璞與王福春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