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時空分異

康慶 郭青霞 秦明星 許彩彩 張曼玉 趙辰 張揚

摘要：探究生產-生活-生態（“三生”）功能耦合協調關系可為國土空間規劃和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依據，本研究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空間相關性分析和Tobit模型，選用2005、2010、2018年土地利用類型和統計數據分析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時空演化特征及相關影響因素。結果表明：（1）2005—2018年山西省縣域耦合協調度水平顯著提升，耦合協調變化由不合理轉向合理。（2）2005—2018年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水平地域分異特征明顯，整體呈現出“東西低，中部高;平原高，山地低”的空間分布格局。（3）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高水平縣域在平原區小規模集聚，低水平縣域在山地區大范圍集中。（4）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時空分異是國家宏觀管制、社會經濟因素、自然資源稟賦和自然地理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

關鍵詞：“三生”功能;耦合協調;空間分析;影響因素;山西省

中圖分類號： F301.2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1）07-0209-08

收稿日期：2020-12-08

基金項目：山西省軟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編號：2018041069-2）;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編號：2020YJ049）。

作者簡介：康 慶（1995—），男，山西五臺人，碩士，主要從事土地利用與規劃研究。E-mail：kq1301@163.com。

通信作者：郭青霞，博士，教授，主要從事土地利用與規劃及土地信息技術研究。E-mail：gqx696@163.com。

土地功能可以劃分為生產-生活-生態（簡稱“三生”）功能，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國土空間開發秩序混亂，“三生”功能脅迫和矛盾日益加劇[1]。十九屆五中全會要求優化國土空間格局，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具體表現為國土空間規劃下“三生”功能的協調共存，因此，以“三生”功能耦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成為當前研究的新視角，而識別“三生”空間功能耦合協調時空分異及影響因素成為合理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前提和依據。

科學認知“三生”功能是國土空間規劃和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2]。當前，國內外對“三生”功能的研究已有一定進展，研究內容涵蓋“三生”概念內涵的界定[3]、理論框架的搭建[4]、分類方法的確定[5]、評價模型的選擇應用[6]、功能特征的探究[7]、影響因素的分析[8]等方面，但已有研究較多集中于“三生”功能自身特征的研究，對“三生”功能間的耦合協調特征及影響因素的探究較少，特別是在影響因素方面，研究主要以定性解釋為主，如張路路等定性分析湖南省土地多功能耦合協調度的影響因素，缺乏對影響因子的定量探究[8]?！叭惫δ艽嬖陲@著的時空異質性，功能之間存在協同/權衡的消長關系[9]，探究耦合協調關系對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尺度方面，“三生”功能和區域協調探究多以國家[3]、城市群[10]、?。ㄊ校11]等宏觀尺度和流域[12]微觀尺度為評價單元，以中觀尺度縣域為單位的研究較少。此外，在研究結論上，以往研究多數停留在“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的計算上，更側重于時序上的對比分析，缺乏對空間特征的研究。

鑒于此，本研究以山西省為研究區域，構建“三生”功能評價指標體系，借助耦合協調度模型定量測度“三生”功能耦合協調情況，以空間相關性分析耦合協調關系特征，并引入Tobit模型剖析其影響因素，旨在為山西省國土空間規劃和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分析框架

功能是反映區域土地利用狀況的概念[13]，是指以土地為載體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滿足人類需求的過程，囿于對需求的不同，功能劃分方式存在差異，本研究基于國土空間規劃要求，將土地功能劃分為生產-生活-生態功能，由于需求較難測定，故將“三生”功能具體表現為土地所提供的各種產品與服務。其中，生產功能是指以土地為載體進行社會生產所獲取產品與服務的功能[4，13-14];生活功能指土地所提供的空間承載和物質保障功能[4，14];生態功能則是土地提供生態產品和服務，維持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13-15]。

“三生”功能體現了區域發展過程中多元用地主體對土地資源的不同用地需求，在相互博弈的過程中，實現對土地功能的再分配[8]?！叭惫δ艽嬖趨f調和權衡的耦合關系，其中，生產功能是生活和生態功能的物質基礎，為二者的發展提供依據，但生產功能的擴展同樣會對其他功能產生脅迫;生活功能提升是生產和生態功能發揮的最終目標，依托二者功能的改善，但生活功能的提升同樣會擠壓生產和生態空間;生態功能是生產功能發展和生活功能改善的重要保障，也是另外2種功能實現的前提，其改善或惡化直接影響生產和生活功能的發展變化?！叭惫δ芟嗷ミm應才能使區域發展平衡協調。

本質上，“三生”功能與人類需求之間存在相互匹配關系，當功能產品滿足人類需求時，“三生”功能關系穩定不變;當人類需求得不到滿足或者出現更高層次需求時，“三生”功能關系開始變動，相關部門也會以規劃和管理進行干預，以求功能協調。隨著時間和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需求不斷發生變化，“三生”功能關系也不斷進行調節，并表現出不同的耦合特征，通過對這一特征的分析，可以有效識別不同時點“三生”功能協調情況，進而為國土空間規劃和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依據。

1.2 研究區概況

山西省位于34°34′～40°44′N，110°14′～114°33′E，土地總面積15.67萬km2。東緣太行山脈連亙，西至呂梁山脈縱列，中部多為谷地發育，形成“兩山夾一川”的地形態勢，地勢東北斜向西南，山地丘陵面積為全省的80.1%，平川河谷面積為19.9%，雨熱同期，是傳統農業生產區，煤炭資源豐富，土地類型多樣，具備土地利用多功能協調發展的優勢。長期以來，受產業發展政策和國家經濟戰略布局的引導，山西省能源產業發展迅速，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發展，但產業結構畸形，資源利用過度，生態破環和環境污染加劇，區域協調發展任務艱巨。近年來，山西省經濟社會開始轉型，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引起土地功能的改動，同時，山西省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實施與綜改區的設立也為土地功能調整和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機遇，為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協調關系演化及影響因素研究提供了平臺。

1.3 數據來源

研究所用社會經濟數據來自《中國縣域統計年鑒》《山西省統計年鑒》及各縣（市）統計公報;土地利用類型數據來自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PM2.5濃度數據來自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大氣成分分析小組大氣PM2.5遙感反演數據（V4.CH.02）。為消除數據量綱影響，本研究以極值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同時，為保障研究單元的完整性和時間序列上的可比性[16]，本研究以2018年山西省行政區劃進行相應調整，將各地（市）轄區合并為單個研究單元，調整后共107個研究單元。

1.4 研究方法

1.4.1 指標體系構建 基于對“三生”功能概念內涵及相互關系的理解，參考已有研究[4-6]，選取典型指標構建“三生”功能評價指標體系（表1）。本研究從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2個角度出發表征生產功能，以糧食單產、農林牧漁業產值比例來反映農業生產;以經濟密度、財政貢獻率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反映經濟發展。生活功能是就業、居住和社會發展的保障，選取從業人口、城鎮化、收入水平和醫療衛生水平方面的相關指標對其進行表征。生態功能涉及生態維持、環境凈化和資源供給等方面，故而選取生態服務價值總量、生境豐度指數、農藥化肥投入強度、PM2.5年均濃度、人均耕地面積和人均禽畜產品占有量來對其進行表征權重作為指標間的重要性分析，是功能測度的關鍵，本研究以熵權法計算指標層權重（表1），“三生”功能值通過線性加權綜合法計算求出。

1.4.2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協調度是表征“三生”功能在各自功能水平上，三者間相互合作、彼此和諧一致的程度。本研究以耦合協調度模型來探究山西省“三生”功能間耦合協調情況，具體測算公式如下[20]：

C=[f（x）×g（y）×h（z）]/f（x）+g（y）+h（z）331/3。（1）

T=αf（x）+βg（y）+γh（z）。（2）

D=C×T。（3）

式中：C為“三生”功能耦合度;f（x）、g（y）、h（z）分別表示山西省各縣域單元的生產、生活和生態功能值;T為生產-生活-生態功能的綜合評價指數;α、β、γ分別為生產、生活和生態功能的權重，本研究將權重確定為α=0.35、β=0.35、γ=0.3;D為“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根據相關研究成果[21]，對D值進行劃分（表2）。

1.4.3 空間相關性分析 區域耦合協調度的空間相關性是指區域耦合協調情況在空間位置上的相互作用關系，可以劃分為正相關和負相關，其中，正相關代表該區域與其鄰近區域的耦合協調情況具備同樣的變化傾向，呈現出空間集聚的特征，負相關性則為相反的態勢。研究一般以Global Morans I指數和Local Morans I指數來剖析區域之間空間相關性。

Global Morans I指數和Local Morans I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IG=∑ni=1∑nj=1Wij（Xi-X）（Xj-X）S2S0;（4）

IL=（Xi-X）∑ni=1Wij（Xi-X）S2。（5）

式中：Xi和Xj分別為縣域單元i和j的耦合協調度;X為所有耦合協調度X的均值;S2為X的方差;S0是空間權重矩陣W之和;n為研究單元的數量。

Global Morans I指數取值范圍為[-1，1]，其值越大，表明空間相關性越強，耦合協調度在空間上趨于集聚;其值越小，耦合協調度在空間上呈現極化態勢。

Moran散點圖是用于描繪相鄰研究單元局部相關類型及空間分布情況的圖形，其4個象限分別對應Local Morans I指數的4種計算結果：第1象限（H-H）表示高水平單元集聚;第2象限（L-H）表示低值區被包圍在相對高值區中;第3象限（L-L）表示低水平區域聚簇成群;第4象限（H-L）表示高值區孤立在低值區中。

1.4.4 耦合協調度影響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區域耦合協調度受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影響，本研究從國家宏觀管制、社會經濟因素、自然資源稟賦和自然地理條件4個方面選取合適指標作為自變量以解釋區域耦合協調情況，依據代表性、科學性及數據的可獲取性原則，參考已有研究[8，14]，整理后確定9個解釋變量（表3）。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多數偏重于自然和社會經濟因素方面的探究，缺少對國家宏觀管制的關注，本研究嘗試引入國土空間管制強度來間接反映國家宏觀管制情況，其中，國土空間管制強度指數參考余亮亮等的方法[22]進行計算：依據國土空間管制的目標和面向對象，將用地空間劃分為生態空間、農業生產與生態復合空間、城鄉建設空間，依據對不同空間施加的不同利用強度以及相互利用方式轉化的難易程度，分別對人均生態空間、人均農業生產與生態復合空間、人均城鄉建設空間施以0.3、0.2、0.1 的管制強度權重系數， 進而求取國土空間管制強度指數，其他解釋變量的變量說明因篇幅限制，其具體計算過程不再贅述。

本研究利用Tobit回歸模型定量測度區域耦合協調的影響因素，回歸模型如下：

yit=αit+βTxit+eit，αit+βTxit+eit≥0

0，其他（6）

式中：被解釋變量yit為縣域i第t年的耦合協調度;解釋變量xit為縣域i第t年的數值;αit為縣域i第t年份的固定效應，是未知的確定常數;βT為未知參數;eit為誤差項，獨立且服從正態分布。

2 結果與分析

2.1 “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時序演變特征

結果表明，研究期間山西省縣域耦合協調度均值由0.447上升為0.496，中位值由0.437上升至0.491，都存在較為明顯的提升，2005—2018年耦合協調性逐步提高，全距和標準差出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2005—2018年山西省協調變化由不合理逐步趨于合理（表4）。

2005年，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類型主要有中級協調、初級協調、勉強協調、瀕臨失調和輕度失調5種，占比分別為0.93%、0.93%、9.35%、73.83%、14.95%，大部分縣域處于瀕臨失調的狀態，而且從總體來看，過渡類型的縣域數量遠遠多于協調類型，“三生”功能整體耦合協調度水平較低，空間沖突和功能博弈較為嚴重?？臻g分布上，“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只有省會太原為中級協調，而且基本協調縣域數量較少，主要為各個地級市轄區如晉城市、長治市轄區等以及部分經濟社會發展較快的縣（市），如介休市、孝義市等，表明在該階段，除部分經濟社會水平較高的縣（市）外，山西省多數縣域其生產、生活功能水平較低，而生態功能相對較高，致使耦合協調水平較低。

2010年，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5種類型的占比分別為1.87%、0.93%、21.50%、61.68%、14.02%，雖然多數縣域仍處于瀕臨失調類型，但數量已有明顯下降，輕度失調縣域數量同樣出現下降，中級協調和勉強協調類型縣域數量均有所增加，耦合協調度均值上升，但需要注意的是，全距和標準差同樣存在上升，表明該階段耦合協調提升情況并不合理，而且從總體來看，大多數縣域為過渡類型，耦合協調情況仍需改善。

2018年，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5種類型的占比分別調整為0.93%、1.87%、41.12%、53.27%、2.80%，其中，勉強協調縣域大幅增加，輕度失調縣域明顯減少，僅為汾西縣、大寧縣和侯馬市，汾西縣和大寧縣“三生”功能整體水平較低，耦合協調度水平低，侯馬市則受制于生態功能的限制而導致協調水平低?？傮w而言，該階段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推進，“三生”功能得到提升和改善，耦合協調水平提升，此時全距和標準差為下降狀態，表明耦合協調情況趨于合理，經濟社會轉型初見成效，但需要注意的是，過渡類型縣域仍多于協調類型，多數縣域的耦合協調度水平亟待提高。

2.2 “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空間分異特征

從空間分布（圖1）來看，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水平提升明顯，呈現出鮮明的地域分異特征。2005—2018年間耦合協調度水平整體呈現出“東西低，中部高;平原高，山地低”的空間分布格局。

2005年協調水平縣域以點狀形式鑲嵌在晉北、晉南和晉東南地區，在晉中形成小規模集聚，與瀕臨失調縣域形成中心-外圍的分布特征，外圍瀕臨失調縣域則形成了大范圍的集聚，輕度失調縣域主要分布于太行山和呂梁山地區，表現為帶狀分布，這源于2005年山西省除各地級市轄區和部分縣市外，其他縣（市）生產和生活功能初始值低，限制了耦合協調水平的提升，特別是在山地丘陵區域，受地形條件影響，生產和生活功能尤為薄弱，而生態功能相對較高，導致這些縣域輕度失調。2010年勉強協調縣域數量增加，表現為在晉中地區出現擴張，新增縣域使原有縣域連成一片;在晉南和晉東南地區，不再為孤立的點，隨縣域數量增多，出現帶狀集聚;在晉北開始出現零星分布。在各地級市轄區經濟社會的輻射帶動下，周邊縣市生產和生活功能提升，耦合協調水平有所提升。2018年，山西省耦合協調度水平進一步提升，輕度失調縣域數量急劇下降，僅剩3個縣（市）;勉強協調水平縣域數量增加明顯，與中級和初級協調縣域在晉中、晉東南地區形成中心-外圍的圈層/半圈層分布格局，晉南地區受中原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的輻射，出現協調縣域規模集聚，晉北地區因成功轉向旅游城市，經濟社會平穩發展，“三生”功能得到改善和提升，出現協調縣域的規模集聚。

總體而言，協調類型縣域主要分布于山西省平原河谷地區，該區域地勢平坦、生產條件優越、基礎設施完善、產業基礎好，是帶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增長點，同時生活條件較高，服務設施集聚，生產、生活功能的保障程度高，而且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生態功能得到相應改善和提升，耦合協調度水平高;過渡類型縣域則主要位于山地丘陵區，受自然條件影響，生產、生活功能缺乏拉動點，耦合協調情況不容樂觀。

2.3 “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空間集聚特征

本研究利用ArcGIS和Geoda軟件計算2005、2010、2018年山西省耦合協調度的Global Morans I和Local Morans I指數，并對不同區域協調度的空間相關性進行檢驗，Global Morans I統計值情況見表5。

從表5可以看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3個時間節點的Global Morans I指數均為正值，表明山西省縣域耦合協調度存在極為顯著的空間集聚現象，即耦合協調度高值區和低值區都存在空間集中分布的特征。從空間相關性的趨勢來看，Global Morans I指數總體為下降態勢，從2005年的 0.355 2 下滑至2018年的0.321 5，表明耦合協調度的全局相關性逐步減弱，同時，研究階段內Global Morans I指數的時段變動幅度不同，2005—2010年，指數值為微弱變動，表明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同地區縣域如山地丘陵區縣域和平原河谷區縣域已出現分化特征;2010—2018年間，指數變動較大，這源于山西省資源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確立和主體功能區劃的實施，不同區域縣域如晉北、晉中、晉南和晉東南地區形成各自的區域發展特征，加之平原縣域和山地縣域極化加大，山西省整體相關性進一步下降。

為進一步明確各縣域與其鄰近縣域的空間集聚、空間異質關系，本研究以LISA圖對山西省縣域“三生”耦合協調度水平的局部空間相關性結果進行匯總表示。圖2直觀反映了3個時間節點上山西省耦合協調度的空間集聚情況。

2.2.1 H-H類型 2005年耦合協調度水平的高值集聚區有太原市、晉中市、長治市、晉城市轄區及其周邊部分縣市，2010年在原有基礎上，長治市轄區跳出了高值集聚區，2018年，清徐縣離開高值集聚區。由此可知，2005—2018年山西省耦合協調度高值集聚區位置較為穩定，形成太原-晉中市轄區的晉中高值集聚區和晉城市轄區及周邊縣市的晉東南高值集聚區。這源于二者同處平原河谷區，區域發展條件優越，而且太原市、晉中市轄區自身為太原城市群的核心區域，晉城市轄區及周邊縣（市）處于中原城市群的輻射范圍，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科教文衛等生活條件領先其他縣域，生態環境品質較高，耦合協調度水平高。

2.2.2 L-L類型 2005年低值集聚區主要位于呂梁山及其西部地區，在太行山北部也存在小規模集聚，2010年太行山地區增加部分縣域，2018年在原有基礎上，縣域數量減少，但集聚位置不變。由此可知，2005—2018年，山西省耦合協調度低值集聚區的位置同樣較為固定，分別處于呂梁山及其西部地區和太行山的部分地區，這主要受自然條件影響特別是地形條件限制，生產、生活功能值低且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差。

2.2.3 H-L類型和L-H類型 H-L型集聚區數量較少，2005年該集聚區為曲沃縣和朔州市轄區，到2018年朔州市轄區脫離，新增應縣，表明這些縣域相較于周邊縣域，其耦合協調度水平高，朔州市轄區因周邊縣市耦合協調度水平的上升而脫離集聚區，應縣因耦合協調度水平提升而成為新增縣域。L-H型集聚區數量同樣較少，到2018年L-H型集聚區主要包括侯馬市、左云縣和陵川縣，這些地區耦合協調度水平較低，與周邊縣域差距較大，功能權衡程度高。

2.2.4 “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影響因素分析

從表6可以看出，“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水平與國家宏觀管制情況、社會經濟發展因素、自然資源特征及自然地理條件狀態均存在顯著關系。

國家宏觀管制是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的約束條件，國土空間管制強度呈負向作用，這反映了區域宏觀規劃調控的方向，國土空間管制的目的是依據各縣域單元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對縣域土地用途和開發強度進行分區管制，以平衡更高尺度地理單元的經濟發展和資源保護的壓力[23]，但對不同主體功能區縣域而言，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在短期內無法平衡，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有待提高。

社會經濟因素是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協調的主要驅動力，從表6可知，產業結構為負向作用，但其P值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其結果并不顯著;地均固定資產投資與人均社會消費品額均為正向作用，但地均固定資產投資系數相對較高，這是因為山西省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對社會投資的依賴度較高，固定資產投資是“三生”功能耦合協調的重要推動力。

自然資源稟賦是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協調的重要基礎，土地墾殖率和森林覆蓋率均呈正向效應，土地墾殖率系數逐年上升，反映了隨著耕地保護、整治及高標準農田建設等政策的實施，耕地的多功能效應增強，森林覆蓋率系數同樣逐年上升，表明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生態功能的改善帶動生產和生活功能的協調、提升。

自然地理條件是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協調的主要限制因素，地形、氣候和降水都為負向作用，其中地形起伏度反映了區域宏觀地理條件，平原河谷區縣域耦合協調性明顯優于山地丘陵區，氣溫和降水重點是對農業生產功能的影響，山西省積溫較低、降水相對較少，對農業生產功能呈負向作用，進而對耦合協調度呈負向作用。

3 結論與討論

3.1 結論

本研究從“三生”功能視角出發，以耦合協調度模型、空間相關性分析和Tobit模型分析了2005、2010、2018年山西省耦合協調度的時空演化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結果如下：

（1）2005—2018年山西省縣域耦合協調度水平顯著提升，耦合協調變化由不合理逐步轉向合理，但需要注意的是，山西省超過50%縣域其耦合協調情況處于過渡類型，耦合協調情況仍需改善，多數縣域耦合協調度水平亟待提高。

（2）2005—2018年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水平提升較為明顯，并呈現出鮮明的地域分異特征，中級、初級和勉強協調縣域沿平原河谷帶集中分布，瀕臨和輕度失調縣域則多位于山地丘陵區，整體呈現出“東西低，中部高”的空間分布格局。

（3）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但全局空間相關性呈下降趨勢;就局部自相關而言，山西省平原河谷區存在小范圍的H-H集聚;山地丘陵區呈現大規模的L-L集聚，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要加強山區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縣域之間發展聯動，高值區縣域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要加大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4）山西省縣域“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受多元因素影響，其中國家宏觀管制是其約束條件;社會經濟因素是其提升主要驅動力;自然資源稟賦是其改善的重要基礎;而自然地理條件則是其發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3.2 討論

根據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協調水平呈現出的地域分異特征、空間集聚效應和影響因素狀況，結合山西省實際提出以下建議：（1）在“三生”功能耦合協調水平的提升過程中，要明晰各種功能情況，明確各縣域的主導功能和短板功能，針對不同功能情況制定差異化提升政策。（2）平原區縣域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要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改善，緩解生產、生活功能對生態功能的壓力;山區縣域其主體功能定位多為生態功能區，該區生產功能的提升、生活功能的改善都要與生態環境的保護相適應。（3）應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聯動，加大晉中、晉北、晉南和晉東南地區之間的發展聯系，緩解山地區和平原區的極化態勢。（4）在主體功能區劃和國土空間管制背景下，在更高尺度區域協調的前提下，各縣域通過稅費調節、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構建縣域協調發展機制，以促進縣域內部耦合協調發展。

本研究通過剖析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協調度演化特征及影響因素，為合理編制國土空間規劃，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依據，介于數據收集的局限，指標間復雜關系還有待研究，此外，耦合協調背景下“三生”功能內部運轉關系情況也有待進一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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