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異化”主題的角度解讀《我的叔叔于勒》

1912年，奧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說《變形記》中呈現了一個這樣荒誕的故事：旅行推銷員格里高爾長年奔波，靠微薄的薪金辛苦支撐著整個家庭的花銷。那時候，他是家中受到感激的長子：父母夸贊他，妹妹愛戴他。某一天，一覺醒來的格里高爾變成了一只大甲蟲，他喪失了勞動能力，對這個家再也沒有貢獻了。這時候，母親逃避他，妹妹想擺脫他，父親用蘋果把他往死里砸。最后，他在孤獨中死去了，他的家人才如釋重負地開始了“新生活”。

在這部作品中，作家觸及到了一個主題內核：人的“異化”甚至“物化”。我們知道，文學作品與社會、環境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和事物必然有社會和環境的印記。在研讀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我的叔叔于勒》（寫于1883年）時，筆者發現這一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作品中可能所共通的一個現象——描寫人的“異化”。

“異化”本是一個哲學術語，指主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分裂出它的對立面，變成外在的異己的力量。1843年，馬克思將這個詞語從哲學領域提煉出來并進一步演繹，強調人的異化不僅僅指人從主體變成了客體，而且指人受到社會關系的扭曲從而失去自己的本質。簡單而言，人的異化，就是指自然、社會、人與人關系對于人本質的改變和扭曲。

在《我的叔叔于勒》中，并沒有直接出現“異化”這個詞，但莫泊桑卻善于從浩瀚的生活海洋中擷取微小的人物和事件，通過家庭瑣事來反映社會本質。他以一種冷靜、內省的心態去反思人性，對當時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造成的人的異化以及社會上存在著的丑惡現象有著深刻而獨到的體驗，并借他的作品來進行揭露和呈現。

一、主人公的異化——成為象征性符號的“于勒”

小說一開始，就用平淡的敘述語調為我們揭示了菲利普一家的生活狀況：“我小時候，家里并不是有錢的人家，也就是剛剛夠生活罷了。我父親做著事，很晚才從辦公室回來。我母親對我們的拮據生活感到非常痛苦，那時家里樣樣都要節省?！痹谶@樣的家庭條件下，他們是不敢出去吃飯應酬的，日用品常常買減價的，姐姐的長袍是自己做的，討價還價是常有的事。

通過作者寫于同一時期的短篇小說《項鏈》中的一段女主人公瑪蒂爾德的白日夢，我們可以窺見法國大資產階級上層社會的另一種生活：接待室蒙著東方的幃幕，點著青銅的高腳燈檠，身穿短褲子的高個兒侍應生聽候指使，熱烘烘的空氣暖爐，披著古代壁衣的大客廳，擺著無從估價的瓷瓶的精美家具，名貴的盤子盛著佳肴美味……如果說，文學作品能夠成為社會學的一份材料來加以利用，那么，《我的叔叔于勒》開篇這一段描寫可能就是法國社會小資產階級平民生活的真實反映。

然而，菲利普一家人還有一個充滿儀式感，和拮據生活充滿背離和矛盾的習慣：“每星期日，我們都要衣冠整齊地道海邊棧橋上去散步。那時候，只要一看見從遠處回來的大海船開進港口來，父親總要說他那句永不變更的話——如果于勒竟在這只船上，那會叫人多么驚喜??！”

至此，這篇小說題目所關聯的主人公于勒終于在父親的口中間接出場了，此時的于勒還是他們無妄生活的鎮靜劑，是能夠幫他們擺脫貧困的搖錢樹，所以我們便不難理解菲利普一家多年來衣冠整齊的在海邊等待于勒歸來的初衷，雖然這樣鄭重其事的等待與他們現實生活境況格格不入。

小說的題目叫“我的叔叔于勒”，但于勒和故事中的所有人物其實都沒有實質上的接觸。就算是“我”（若瑟夫）曾自作主張多給了于勒小費，于勒也表示了感謝，但在這樣的接觸中，于勒是完全處于毫不知情的狀態。所以， “我”和叔叔于勒這僅有一次的接觸依然算不上是正面接觸。也就是說，自始至終，在小說里，于勒都僅僅只是一個“符號”。作者故意將他置于親情的蒙蔽狀態，讓他在故事發展中并不掌控發言權。

于勒作為符號出現的另一個佐證就是對他稱呼的反復變化，有贊嘆的，有斥責的，有厭惡的。他曾經是“全家的恐怖”“壞蛋”“流氓”“無賴”，后來是“全家唯一的希望”，是“正直的人”“好心的”“有良心的人”，當然，他最終還是成了“這個賊”“那個討飯的”“這個流氓”?！拔摇钡氖迨逵诶?，他只是菲利普夫婦幻想過上高貴、體面生活的一個精神寄托，一個符號而已。

那么，被異化為一個象征性符號的“于勒”有何意義呢？

孫振紹教授在談論小說藝術時曾說：“在一定限度內，人物心理（感知、情感、語言、動機、行為等等）拉開的距離越大，其藝術感染力越強?！蓖ㄟ^于勒這面鏡子，我們也許看到了菲利普夫婦冷酷無情、唯利是圖的嘴臉;也許看到了小人物趨利避害、明哲保身的心酸無奈;也許看到了19世紀下半葉法國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狀態。一如左拉對莫泊桑的評價：“讀他的作品，可以是哭，可以是笑，但永遠是發人深思的?！?/p>

二、理想的異化——不愿從“白日夢”中醒來的菲利普夫婦

有文論家認為：異化文學作品大都以荒誕的藝術手法、離奇的故事情節，展現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小人物所遭受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摧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有的異化是基于主人公的潛意識，其中必定有對現實壓力逃避的意向。

小說中父親“掙的錢不多”，母親對這樣的現實“感到非常痛苦”，兩個姐姐“老找不著對象”。經歷了人生足夠多的風霜悲苦，到了連女兒也嫁不出去的地步，菲利普夫婦對世事無常、人情冷暖應該有豐富的認識。但是，從收到第一封信開始，他們便把“全家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于勒身上，他們相信于勒賺了點錢，有能力賠償父親的損失。兩年后，他們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說：“……我身體很好，買賣也好。明天我就動身到南美去作長期旅行，也許要好幾年不給你寫信……我發了財就會回勒阿弗爾的。我希望為期不遠，那時我們就可以一起快活第過日子了?！睆倪@以后的十年，于勒再沒來信，但這并不影響這封信在家里的重要作用——它成了我們全家的“福音書”，成了二姐婚姻的催化劑。

善于精打細算的菲利普一家對著這么一封漏洞百出的書信，難道真的沒有看出破綻嗎？菲利普一家就那么深信于勒一封語焉不詳的信？這樣的書信竟然能夠一下子“麻醉”他們整整十年？菲利普夫婦難道真的不知道于勒給他們描繪的理想人生完全就是“白日夢”嗎？顯然，這樣的情節是不合常理的，但正因為不合常理的情節，小說才展現出巨大的張力。正如孫振紹教授所說：“情節的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軌，為情節提供良好的、有充分發展余地的開端?！?/p>

通過進一步分析文本，我們便能注意到父親總是重復的那句永不變更的話：“唉！如果于勒竟在這只船上那會叫人多么驚喜??！”細細品讀可以知道，“唉”一聲無奈的嘆息，有希望，更是失望;有點喜悅，更有點痛苦;“竟”，含出乎意料之意，可能就連菲利普自己也不會相信于勒會在這船上，那又何來“驚喜”可言呢？

可以這樣說，菲利普一家每星期日對于勒的等待如同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戈多”一般，是無盡無望的。他們“衣冠整齊地到海邊棧橋上去散步”，父親被兩位漂亮的太太吃牡蠣 “這種高貴”“很文雅”的吃法打動，這些細節不正映射出菲利普一家渴望過上干凈、體面、高貴生活的理想嗎？于勒，是他們的精神支柱，是他們的救命稻草，是他們漫漫長夜唯一可以看見的一點飄忽迷離的微光。他們不愿意也不能夠戳破這個謊言，否則他們的精神世界可能會完全坍塌?？梢赃@樣說，對于勒長達十年的等待，正是菲利普夫婦對現實困境的掙扎和對抗，對自我尊嚴的渴求和企盼。人生的確需要一個理想來支撐啊，哪怕這樣的理想是“白日夢”也罷。

三、親情、婚姻關系的異化——物對人的統治：金錢

一般認為，小說中（除了意識流小說），絕大多數是描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交流?！段业氖迨逵诶铡分兴尸F的正是這樣一種人類最基本最重要的群體關系——家庭，它在婚姻關系或血緣關系的基礎上產生，它所維系的親情是人所擁有的最美好的感情之一。然而，在小說中，這種關系卻異化成了馬克思所說的“純粹的金錢關系”。親情在金錢的奴役下，變得面目全非。

一般認為，小說的題目中出現的人物雖然是于勒，但小說的重點不是敘述于勒境況的波折變化，而是將重心放在菲利普夫婦對此的不同反應上——于勒糟蹋錢，還大大占用了父親應得的那一部分遺產，這個時候的他是“全家的恐怖”，將他“打發到美洲去”;于勒在信中表明他賺了點錢，他便由“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大家贊美他，日日盼望他歸來;當菲利普夫婦的“白日夢”破滅之時，發現于勒只是一個又老又窮苦的水手，他們視之如噩夢，連聲咒罵，唯恐避之不及。

小說中對于勒和菲利普一家血肉親情關系最直接的申明，是借文中“我”的心理傳遞出來的：“這是我的叔叔，父親的弟弟，我的親叔叔?！边@種邏輯上的遞進和反復，其實就是作家借若瑟夫之口來強化這樣一種無可變更、不具爭議的血緣關系，于勒是父親的弟弟，是“我”的叔叔，是“我”的親叔叔。一個“親”字，點明了于勒和菲利普一家是血統最接近的親人。然而，十年思盼，一朝相逢，骨肉竟成陌路人。馬克思對“異化”的定義中強調了物對人的統治，為了追求金錢，小說中親情關系的變異，正是由于物（金錢）對菲利普夫婦的奴役和統治?？梢韵胂?，長期的貧窮和困窘讓他們害怕，讓他們發狂，所以當于勒淪落成船上賣牡蠣的水手的時候，他們便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溫情脈脈的面紗，躲避瘟神似的逃之夭夭。

在文章最后，夢想破碎的母親暴怒異常，在“我”面前對于勒咒罵連連，但她沒有繼續下去，因為“父親指著女婿對她使了個眼色”。小說中曾經透露：“我大姐那時28歲，二姐26歲。她們老找不著對象，這是全家都十分發愁的事”，《項鏈》中讓瑪蒂爾德并不滿意的婚姻，不也源自于她“出生在一個小職員的家庭，她沒有陪嫁的資產，沒有希望，沒有任何方法使得一個既有錢又有地位的人認識她，了解她，愛她，娶她。最后，她只有將就著和教育部的一個小科員結了婚”。沒有資產，就沒有美好婚姻的希望，這就是當時法國社會的婚姻本質——婚姻關系里，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資產。

二姐的愛情出現了轉機，那個沒有什么錢的公務員一直遲遲不能下定決心求婚，然而，當有一天晚上我們給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他終于不再遲疑了，金錢成了婚姻的催化劑，而這正是19世紀法國資產階級主流價值觀。拜金思想滲透到社會的各種關系之中，恩格斯對此一針見血地說：“資本主義社會是以等級門第、政治利益、金錢和利害關系為基礎的婚姻制度?！?/p>

莫泊桑在《我的叔叔于勒》中讓人物和人物關系“異化”，應該是作家用以揭示矛盾，抨擊弊病，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態度的一種特殊手法。生活中的種種丑惡、矛盾，往往被粉飾太平，人們大都習焉不察。在文學作品中，讓種種關系和人物異化、跌宕，進入非常環境，才將涂在生活表面的粉飾剝離，現出其全部荒謬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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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慧，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橫崗六約學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