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

王婷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文明交流互鑒逐漸成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交往的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是這一理念生成的主要來源。在對待不同文明時，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從理論上堅持了守與變、同與異、情與利的辯證邏輯，從實踐上探索了構筑多元主體參與格局、暢通合作共贏渠道、打造融通中外話語體系的具體路徑。深入探析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對全面認識中外文明及促進文化多樣化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文明交流互鑒;文化多樣性;中華文明

中圖分類號：G125;D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595（2021）02-0111-06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盵1]59這表明，文明交流互鑒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促進不同文明和諧共處的新理念、推動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新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創新性。

黨的十九大、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等均涉及文明交流，這是放眼更為廣闊的地域、堅持從人類整體性視域，來看待不同民族或族群所創造的各種獨特文化，以強調民族文化間應有的平等性與包容性。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觀是對以往文化傳播思想的繼承性發展。相較而言，“文化”更具民族性，“文明”則有廣闊的地域意味。文化傳播更多強調地域文化主動地“走出去”，以提高與經濟、政治實力相輔的文化軟實力，增強國家影響力，而文明交流互鑒更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人類文明的整體性，主張在相互交流中實現多種文化的融合及文明的創新與共同進步。但是，由于民族國家是當今世界最基本的國家形態，有時候文化與文明是重疊的，所以在無明顯區別時文化與文明在詞義上也可以互相替代。本文正是基于這樣的語境探析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理論來源、辯證邏輯與實踐路徑。這對全面客觀地認識中華文明、看待世界文明，促進人類文化多樣化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理論來源

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回應的是人類文明如何共存共進的基本問題，其生成離不開對已有理論的借鑒、繼承和發展。

（一）源頭活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于交往的理念

2018年6月，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致辭中講到，中華文明中儒家的“和合”理念與“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處，前者主張“協和萬邦，和衷共濟，四海一家”，后者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強調求同存異、合作共贏。[2]幾千年來，中國古代的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在對天人關系、人際關系的思考中，產生了以人為主體把握世界的獨特交往觀。如，《論語·學而》所云“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強調的是人際關系中的交友之道，而以“仁”為核心價值、以“和”為最高道德原則的儒家思想，討論的就是“從人從二”，即如何處理好人的關系，實現人與人相互親愛。再如，《莊子·田子方》所云“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自古以來中國人對自然規律感悟、升華而形成的哲學認知。習近平諳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交往理念，并據此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對外文化交流范式：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時，習近平引用《三國志·夏侯玄傳》中的“和羹之美，在于合異”，表明不同文明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3]543;在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時，又以《禮記》中“講信修睦”作為締結中盟合作條約的準則[4]292，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倫理人常推及人類文明交流互鑒，以便達到以情感調和文明沖突的效果。

（二）時代詮釋：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交往的思想

離開了人，文明不復存在。從這個意義上看，人類交往的狀態決定了文明交流的程度。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5]，這一認知來源于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人類交往理論?！捌駷橹沟囊磺薪煌贾皇且欢l件下的交往，而不是單純的個人交往?！盵6]所謂“一定條件”，表明了任何交往都不僅僅是單個人之間的交往，也并非是偶然發生的，而是與人們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有關、與生產力狀況有關。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交往表現形式構成了一個有聯系的、不斷調整的、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序列。依據馬克思的劃分，這一序列具體表現為三大階段的依次更迭。[7]

人的依賴關系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換句話說，早期人類交往受制于自然界及自然分工，處于相對分散的狀態，文明的交流范圍和程度受到極大限制。第二階段，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決定了商品經濟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8]。馬克思關注到了資本主義世界性市場的發展以及全球范圍內東西方民族國家間的交往：“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替代了?！盵9]404然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交換看似公平正義，其實質卻是以相互掠奪為基礎的。在國際交往中，發達資本主義不惜發動戰爭，采用殖民統治、暴力形式追逐利益。第三階段，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及社會生產能力的極大提升。在這一階段，

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都會成為全民族的公共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9]404。習近平多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從整體上看待人類文明，通過推動人類文明在深度和廣度上的交流，試圖改善人類文明相互沖突的現狀，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密，向著人類解放的崇高事業前進。

（三）繼承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

近代以降，西方列強的槍炮、毒品、制度排闥而來，孱弱的中國被迫踏上了艱難的救亡圖存之路，同時自守一方的與世隔絕狀態也被打破。所以，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回答并解決一個重要問題，即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如何交往的問題，這關系到中華文明何去何從，也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乃至整個人類命運的走向。新時代中國的文明交流互鑒，既堅持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文化建設的思想，也結合時代新情況，按照中外文化交往中存在問題、解決問題的理路與線索，提出了具有時代特征的新理念，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具有的科學性與實踐性品格。

1940年，毛澤東提出了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認為要保持民族特性，就需要“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進而又指出，要辯證地看待外國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旗幟鮮明地反對全盤西化和形式主義兩種錯誤傾向。[10]這些論述，也體現為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用“源”與“流”分別比喻人民生活實踐與中外文化成果，并堅決反對“對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11]。1985年鄧小平科學分析了人類文明發展進程，指出：“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是不可能的?！盵12]新千年伊始，江澤民在聯合國首腦會議上指出：“應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樣性?！盵13]同樣，2005年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向全世界呼吁：“應該加強不同文明對話和交流，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盵14]結合新時代國際環境的變化，習近平勾勒出了不同文明“取長補短、共同進步，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3]544之理想圖景;在此基礎上，又開創了一條以“一帶一路”為依托、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向的文明交流互鑒之路。

二、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辯證邏輯

較之于文化傳播或文化軟實力著眼于提高國家影響力而言，文明交流互鑒很大程度上著眼于維護人類多樣文明，注重多種文明共同進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以不分畛域、諧和萬邦的態度對待全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以充分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打開了文明交流互鑒的新空間，以世界主義情懷構建起了具有辯證色彩的文明交流互鑒觀。

（一）“守”與“變”的呼應：促進民族特征與時代精神的雙重奏鳴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盵1]44這體現了他一貫堅持的既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既繼承傳統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的主張，表明了他辯證看待文明交流互鑒中堅守與變革的關系。

一方面，“以我為主”是文化自覺迸發與文化自信重建的體現，也是我們開展對外文化交往工作的底氣和風格。習近平特別重視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標識性價值，也很注重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社會建設各方面的智慧，提出“本國本民族要珍惜和維護自己的思想文化”[15]，堅守民族的根與魂，同時不負時代的要求，進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入挖掘、創造轉化、創新發展、弘揚傳播。從國際范圍來看，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必然會帶來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文化大格局，但從主權國家長遠利益和發展計，堅守民族文化特色、傳承文化基因應始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而“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自己的精神命脈”[4]164。習近平基于中國國際地位提高、影響力擴大、人民在百年奮斗中贏得尊敬等現實條件，在新時代對外文化交流工作中堅持了中國文化的主體地位，“以文化自信筑牢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16]，以更好地弘揚中國精神。

另一方面，“兼收并蓄”意味著文明交流互鑒要善于學習其他民族文化。習近平對此也提出了要求，“對我國傳統文化，對國外的東西，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4]156。2014年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中依然堅持“文化包容”，主張尊重一切文明成果、珍惜一切文明成果，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是對當今世界多元文化往來的新趨勢作出的正確判斷，目的在于通過與其他文明持續交往，形成更具有世界影響力、廣泛傳播力的中華文明。

（二）“同”與“異”的契合：實現同向而行與和而不同的交相輝映

面對世界各國文化上的隔閡與差異，中國始終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同時也倡導要凝聚共識、攜手前進，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同向而行，這是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另一個鮮明特點。

一方面，文明交流互鑒堅持和而不同的品格?！睹献印る墓稀吩弧拔镏积R，物之情也”。文化多樣性是當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人類締造的各類文化，發展程度與表現方式雖不盡相同，但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都為人類不斷進步作出了貢獻。為了維護文化的多樣性，習近平主張“理性處理本國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差異，堅持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不攻擊、不貶損其他文明”

[15]。不同文明間的差異及隔閡不應成為文化之間交流互動的障礙。[17]對此，中華民族“和”這一價值理念早已提供了價值指引。在歐洲學院演講時，習近平用“茶的含蓄內斂”與“酒的熱烈奔放”分別指代東西方文化，說明兩者是可以兼容的，中國的“和而不同”與歐盟“多元一體”也是殊途同歸，指向人類文明之花競相綻放的目標。在中阿合作論壇上，習近平表示，“毫不動搖支持阿拉伯國家維護民族文化傳統，反對一切針對特定民族和宗教的歧視和偏見”[4]315。對于“一帶一路”建設，習近平也反復強調應加強人文交流、民心相通，在沿線國家形成一個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3]502這樣，習近平“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互鑒觀，就與西方長期以來所推行的功利主義、地緣博弈的老套路完全區別開來，開創了合作共贏的新模式。

另一方面，文明交流互鑒也把“同向而行”當作明確的奮斗目標。文明交流互鑒“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的邏輯終點是“美美與共”，即堅持包容對話，為促進共同發展提供廣闊空間。習近平多次引用《禮記·中庸》中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备嬖V我們，

只有在尊重多樣性、差異性的前提下凝聚彼此的價值共識，才可以共同繪就人類文明美好畫卷，攜手共進，實現全人類文明的共存共生。

（三）“情”與“利”的互化：堅持“親誠惠容”與合作共贏的并駕齊驅

文明交流互鑒不僅會使各國達到情感上的相知相親、民心相通，也會促進各國在物質上互利互惠、共同發展。在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實踐中，“以情促利”與“以利換情”，情與利高度統一，是習近平辯證思維的又一生動體現。

一方面，習近平認為文化具有溝通不同種族、不同國家的民眾感情的獨特優勢?！叭绻f政治、經濟、安全合作是推動國家關系發展的剛力，那么人文交流則是民眾加強感情、溝通心靈的柔力?！幕谠鲞M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方面可以起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作用?！盵18]這種文化柔力體現在中國對周邊外交堅持“親誠惠容”的理念上，也體現在熏陶人、感染人的結果上。在“一帶一路”建設上，習近平更是以民心相通為起點，主張通過文化年、藝術節、研討會、智庫對話等文明交流途徑，拉近心與心的距離，促進國際和諧關系的建立。

另一方面，堅持合作共贏，構建互利互惠、利益共享的國際格局。隨著人類相對距離的無限縮小，大家越來越生活在利益交融、安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中，人類日益疏離、背向而馳的發展模式是不可取的，應倡導綜合、團結、可持續的整體性思維。習近平認為“一帶一路”建設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是堅持各國共商、共建、共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探索。他曾承諾，始終要把中國的發展納入世界潮流之中，“中國將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同周邊國家深化互利合作”[3]547?？梢钥闯?，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兼顧情感與利益，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方式。

總之，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順應了人類文明發展規律，貢獻了處理不同文明關系的中國智慧，具有鮮明的辯證性，

即堅持民族特色與時代特征、強調和而不同與同向而行、提倡“親誠惠容”與合作共贏等。這些新理念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體系的完善，也是指導新時代開展對外文明交流工作的依據。

三、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實踐路徑

在對已有理論借鑒、繼承的基礎上，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不僅在理論上實現了創新，還從實踐上進行了探索，彰顯了明者因時而變的務實品格。

（一）構筑多元主體參與的文明交流互鑒格局

文明交流互鑒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包括國家層面的外交往來，還應該包括企業、社會組織參與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間的互動。多元主體理念下的文明交流互鑒，不能僅局限在政府的文化宣傳部門，而是要由包含外事、商貿、教育、旅游、體育等多領域的龐大隊伍來實現。

具有國際行為的實踐主體都應當參與到文明交流互鑒中。比如，2013年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演講時明確指出，“要促進青年、智庫、議會、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等的友好交流”[4]294，增進人民了解和友誼。對此，他更多強調了以下主體在文明交流互鑒中的作用。其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習近平曾多次提出“加強智庫對接”“發揮智庫作用”，十九大又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關注智庫對外交往與傳播的“公共外交”功能。在當前國際環境中，中國特色智庫應成為中國對外文化交往的重要戰線，通過設立海外分支機構、開展跨國議題的政策研究、開展研究成果交流，從而增強中華文明的影響力與感召力，營造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掌握國際文化交往戰略的主導權。其二，青年文化使者。習近平提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要加強各國議會、政黨、民間組織往來，密切婦女、青年、殘疾人等群體交流，促進包容發展”[3]514。2016年，他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演講時又提出，中國將提供阿拉伯青年領袖培訓名額，培育中阿友好的青年使者和政治領軍人物等，[3]465鼓勵青年群體在中阿文化交往中發揮主體作用。其三，海外華人群體。近千萬人構成的“大海外華人圈”一直關注著中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2018年5月，《人民日報》（海外版）發布的數據顯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內涵與大約84%的海外華人群體態度高度契合，89.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與中國的命運休戚與共，80%以上的海外華僑華人表示愿意發揮“橋梁紐帶”作用。[19]海外華人圈鮮明的特征，如成員身份的多重化、地域空間的流動性、民族關系的聯結性，決定了這一群體在海外傳播中華文明時更具有話語效度與實踐深度，因此，海外華人圈也應成為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力量。

（二）暢通合作共贏的文明交流互鑒渠道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往，目標在于“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惡”，彼此要多拆墻、少筑墻，把對話當作黃金法則用起來[3]461，以創設有利于文明交流互鑒的多種途徑。

1.構建互利共贏的伙伴關系

公共利益是“組成共同體的若干成員的利益的總和”[20]，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存在內在關聯性。這表明共同體的聚合或多或少追求一定的公共利益，并且共同體被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所成全?！耙粠б宦贰背h發軔之初即決定其致力于構建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反過來說，文明交流互鑒需建立在有共同利益的共同體之上，多元文化互動也需構建合作伙伴關系，這是習近平多次論及的：2015年在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時他指出，“堅持開放包容，積極開展同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對話和交流”[21];同年在聯合國總部，他主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全球伙伴關系，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家交往新路[3]523。

中國把建立伙伴關系確定為國家交往的指導原則，深化人文合作委員會、文化聯委會等合作機制，加強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會晤、中國—中東歐等國家間的文化磋商，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與合作的長效機制，形成和而不同、相互補益的文明交流互鑒模式。這種伙伴關系延續了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努力克服文明沖突，顛覆了資本主義對外文化交往中對他國文化的浸透、掠奪等文化霸權式的陳舊理念。

2.完善多元文化交流的平臺

長期以來，中國始終保持著與其他國家定期互辦文化節、文化日的傳統，如中俄每年共同舉辦“中俄文化大集”活動，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共同舉辦文化論壇、圖書展覽、文藝演出等國際性文化交流活動，此類合作筑牢了國與國之間文化交流的民意基礎，使文化互動落地生根、遍地開花。

除此之外，習近平深刻認識到“互聯網+”的蓬勃發展之勢，“互聯網讓世界變成了‘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相隔萬里的人們不再‘老死不相往來”[22]。技術與人類本體不可分離，數字中介改變了每個網絡用戶關于時間和空間的雙重認知：空間變成了電子間距的，而時間變成了電子在場的。習近平秉持開放的發展理念，表明“中國愿通過互聯網架設國際交流橋梁，推動世界優秀文化交流互鑒，推動各國人民情感交流、心靈溝通”[22]，并且創造性地提出了“打造網上文化交流共享平臺，促進交流互鑒”[22]。2016年文化部關于“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也提出逐步建立絲綢之路文化數據庫，打造公共數字文化支撐平臺的目標，可謂數字化把多元文化交往平臺建設置于一個新的量級之上。

（三）打造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

多元文化交往加深、合作共贏成為基本狀態，然而這并非等同于世界各國能夠平等地分享話語權。西方唱衰中國的“崩潰論”“威脅論”“歷史終結論”，乃至美國智庫炮制“銳實力”概念來抹黑中國等一系列事實，表明國際社會對中國缺乏客觀、理性、充分的認識，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還處于劣勢。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長期以來形成的意識形態偏見，但中國慣于用對內宣傳的語言、模式、思維解決對外文化交往的問題，也是另一層原因。因此，如何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是提高中國國際話語權的關鍵。

其一，堅持中國敘事模式的主體身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解決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問題時，形成了一系列理論成果，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新發展理念、“一帶一路”倡議、新型大國關系等，這些都需要我們以主體的身份，主動地、及時地向世界講述清楚。同時，堅持中國在文明交流互鑒中的主體性，不能只對世界講中國的“好故事”，而是要用“好的方式”來表達中國的現實。習近平身體力行，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始終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客觀地向世界展示最真實的、最真誠的中國。在2015年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習近平坦言“中美兩國難免會存在一些分歧”。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墨西哥參議院等多個場合，習近平也清楚地表明“讓13億多人民都過上富裕的日子，仍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基本國情，使世界了解當下“理論中的中國”與“發展中的中國”。

其二，推動本土原創性概念的國際化表達。從理論上解讀中國實踐、中國道路，不僅要形成規范科學的學術概念及結構嚴密的邏輯體系，還要“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23]，也就是說，文明交流互鑒要建立符合人類文明進步趨勢并為世界人民所理解的話語體系，要在符號互動中實現創造。習近平在多次對外交往場合中，堅持“中國立場，國際表達”的表述原則，聚焦中外文明的話語共同點、利益交匯點及人類共同價值等。譬如，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的話語表述之所以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揆其緣由，是中國夢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發展需求相契合，與世界夢相聯通。習近平在外交活動中把崇正義、尚和合等中華文化基因，闡發為互利共贏、義利相兼的國際準則，展現了豁達開放、包容大度、公平正義的大國形象，從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

其三，打破孤立的語言環境，探尋中外文明的歷史勾連。向世界介紹中國，既要講特色的中國，也要講全面的中國;既要講古老的中國，也要講當代的中國;既要講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也要講中國的人和文化。在出訪其他國家時，習近平善用中外典故、從小處著眼講述兩國交往史實，極大地勾連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歷史長河中的情感，增添了真情實意，激發了文化共鳴。在印度尼西亞，習近平借杭州老人為印尼災區捐款的故事及汶川地震時印尼人民為中國伸出援手的事實，生動描述了兩國人民之間的深情厚誼;在法國，他回憶了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老一代領導人赴法求學的歷史。每一個個體都是與時代相關聯的，在推進文明交流互鑒中應善于選取兩國具有典范意義的人物、地點和事件，發現平凡民眾的人生經歷或命運流轉所折射出的國家、社會、時代的巨大變遷。

總之，當前中國進入新時代，與世界各國的競爭、合作日趨頻繁，中華文明與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動也日趨頻繁，這需要深刻認識國際國內環境的新特征，摒棄文化沖突論，堅持文明交流互鑒的新理念，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同時積極借鑒各國出現的新思想及人類文明創造的有益成果，以培育更加多樣的人類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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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 玲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Exchange and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the New Era

WANG Ting

（College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thought of exchange and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rxism thought on human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major sources of this thought. In dealing with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he thought of exchange and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the new era theoretically adheres to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defense and chang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and sentiment and benefit. In practice， it explores the paths for building a pattern of multi participators， unblocking win-win cooperation channels， and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s.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exchange and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the new era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s.

Key words：exchange and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Chinese civilization

收稿日期： 2020-10-31

修回日期： 2021-01-20

基金項目： 陜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項目（2020Z427）

作者簡介： 王 婷（1991—），女，陜西咸陽人，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外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