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族狩獵經濟特點

李柏桐

在蒙元時期古列延·阿巴（kureen-aba）狩獵形式產生之前，作為其雛形的多人合作狩獵早已出現?！缎绿茣酚涊d室韋人：“每弋獵即相嘯聚，事畢去”，描述的是北朝時期生活在山林之中的室韋人聚眾狩獵的情形，又稱打圍“阿巴”（aba）。但彼時組成阿巴是因粗糙狩獵工具的威力和準度都極為有限，難免發生野獸近身纏斗或逃遁的情況，多人協作利于保護自身安全與配合圍困野獸，而蒙古先民社會的組織形態和人口限制了單次參與阿巴的人數，與后期的大型圍獵有所區別。

古代蒙古民族圍獵活動的第一個特點是規?？涨?。周密在《癸辛雜識》中記載了宋末元初時期蒙古民族的狩獵活動：“北方大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凡行月余而圍始合，蓋不啻千余里矣。既合，則漸束而小之，圍中之獸皆悲鳴相吊。獲獸凡數十萬，虎、狼、熊、羆、麋鹿、野馬、豪豬、狐貍之類皆有之，特無兔耳?！庇纱丝梢娖鋰C范圍之廣、時間之久、人數之眾、獵物之多。蒙古高原上的狩獵經濟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古代諸民族從史前時代開始不斷積累和傳承著狩獵文化，蒙古民族作為其優秀的繼承者，將社會發展帶來的人口再生產、馬匹養殖以及制造技術等成果應用于狩獵之中，形成了如此規模的大型圍獵活動。

延續性和穩定性是古代蒙古圍獵活動的第二個特點。大規模圍獵活動即便在元朝之后仍未中斷，蕭大亨記載明代圍獵盛況：“若夫射獵，雖夷人之常業哉，然亦頗知愛惜生長之道，故春不合圍，夏不群搜，惟三五為朋，十數為黨，小小襲取，以充饑虛而已。及至秋風初起，塞草盡枯，弓勁馬強，獸肥隼擊，虜酋下令，大會蹛林，千騎需動，萬馬云翔，較獵陰山，十旬不返，積獸若丘陵，數眾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規也?！笨梢姇r至明代雖然私有制和畜牧業已經存在，但蒙古民族仍保持著秋季狩獵、大型圍獵和平均分配獵物的傳統，曾作為核心文化的狩獵經濟對整體文化結構產生的深刻影響尚存，狩獵經濟承載著傳統文化與觀念。季節性狩獵以及不捕孕畜幼畜之規，源于原始社會狩獵先民對野生飛禽走獸等集體共享資源的保護，明代蒙古民族仍堅守著依時節進行圍獵的生產習俗，客觀上是符合動物繁衍規律和可循環經濟的，其內核是生態保護意識與地方性知識的傳承?？梢?，大型圍獵所蘊含的觀念意識是有利于自然資源再生、群體內部團結和圍獵活動延續的。

動物皮毛的經濟價值是大型圍獵延續的原因之一。圍獵活動不僅所得獵物為數眾多，而且可以圍捕到皮毛華美而兇猛迅捷的獵物，這些動物皮毛富有實用價值和經濟價值：其一，用于制作生活用品。動物皮毛是制作衣著的上佳材料，獸皮的保暖性和舒適度在當今社會仍被普遍認可，《蒙古秘史》中也多處提及獸皮衣;其二，用于市場交換。札奇斯欽提到：“貿易以有易無，無論其方式為何，都是所有游牧民族最感興趣的一件事……畜牧與狩獵所生產的家畜、皮毛及其他副產品，除供自己消費使用之外，還要用它來向農業社會換取農產品和農業加工品?！焙涓珊档淖匀画h境并不適宜稻谷茶樹的種植和養蠶紡絲等產業形成，與農業民族進行產品交換是自然的，互市互利的貿易也有益于維護雙方和平穩定的關系。

狩獵工具

生產工具是勞動資料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種類豐富的狩獵工具體現了古代蒙古狩獵經濟地域性和適應性的特點。狩獵工具的產生與狩獵群體所處自然環境和狩獵對象相關聯，因此在特定地域內具有相當的針對性與實用性，并且工具的樣式和功能隨著環境變遷和新需求的產生而不斷革新，同種狩獵工具出現更多類別分支是狩獵經濟具有適應性特點的證明。

狩獵工具是適用于其生存環境的。蒙古先民在特定地點挖掘出可以困住野獸的陷坑，并以草木薄土等物掩飾偽裝，力圖與周邊自然環境融為一體?！逗陧^事略箋證》記載：“挑土以為坑，插木以為表，維以毳索，系以氈羽，猶漢兔置之智。綿亙一二百里間，風飏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后蹙圍攫擊焉?！边@類陷阱工具通過將獵物綁定于地面或將其致傷來達到限制其移動的目的，但針對不同體型和習性的獵物，陷阱的結構和觸發方式各異，且蒙古民族在不同地域、捕獲不同野獸飛禽時所用的陷阱亦不相同。即便在水域與雪原中，蒙古狩獵者們也有著獨特的狩獵工具作為其獲取物資的文化手段?！端鍟酚涊d室韋人：“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鱉”，拉施特寫道：“他們就這樣用察納（janeh滑雪板）馳逐于原野上下，追殺山牛等動物?！眱烧呓允轻鳙C經濟因地制宜的體現。

狩獵工具在不斷調適革新以適應環境變遷和新的生產需求。狩獵工具作為古代蒙古民族重要的物質文化，其適應性主要體現于金屬材料的應用以及同種工具衍生出多個類別。弓箭產生于石器時代，林幹認為戰國時期蒙古族的先祖東胡人已經用骨鏃與銅鏃代替石鏃來強化箭矢的威力了。關于明代蒙古民族箭矢的多樣性，蕭大亨記述道：“鏃以鐵為之，有闊二寸或三四寸者，有似釘者，有似鑿者?！蓖ㄟ^弓把、弓弦、箭身和箭簇等部分的材質和形態改變，弓箭被賦予不同性能。類似的，狩獵者在面對不同獵物時對投擲物的自身重量、拋擲距離、飛行速度等方面也有相應的要求，因此制作布魯時便在其大小形狀、金屬配重件等方面加以區別，產生了“都經”“翁吉”“哈亞馬勒”等類型以適應不同需要。新式陷阱工具令小規模狩獵行為更為普遍，地弩和鐵夾等陷阱分別是基于弓箭、石木陷阱再加以金屬材料改造而來的，抓獲獵物的能力更強，且這種狩獵形式并不會占用畜牧業生產的時間。新式陷阱的制作也須根據預期捕獲獵物的不同而對各個零件的大小、樣式和重量進行調整組建，狩獵工具的多樣分類意味著古代蒙古狩獵經濟的技術水平和專業化程度隨著古代蒙古社會的發展而持續提高，這也是蒙古狩獵經濟具有穩定性和延續性的原因之一。

與軍事相結合

圍獵與軍事訓練相結合并非偶然，古代蒙古狩獵經濟的發展潛力還體現于其高度的組織化和分工的細化。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曾詳細記載了蒙古大汗帶領軍隊圍獵的情形，包含如下內容：圍獵通常是在初冬時節，大汗令諸異密帶領軍隊的中路和左翼、右翼邊行軍邊向中心區域驅趕野獸。當獵圈的直徑約十余公里時，軍隊停駐并用覆蓋毛氈的繩子將獵圈收口，依次由大汗、諸王及那顏貴族先騎馬射獵，之后將官和士兵便正式開始了長達數日的狩獵暨訓練活動。在這種大型圍獵活動中有著指揮全局的“圖布奇”、負責兩翼包抄的“奧忒”、探路的“嘎扎兒齊”、管理鷹犬的“古尼赤”等專職人員，類似的角色均可在古代蒙古軍隊中找到對應職務，軍隊編制的方式與其行獵組織頗為一致。隨著圍獵活動的不斷實踐和圍獵組織的衍變，古代蒙古軍隊組織在其影響下逐漸成型，借鑒了狩獵的組織形式，并改造狩獵工具為戰爭武器。

將狩獵與軍事結合成大型圍獵活動的做法，于古代蒙古社會而言有著雙重益處：首先是軍隊得以有效訓練?！对贰份d：“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眾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槊，獵取之若禽獸然?！敝v的是古代蒙古民族將狩獵經驗應用于軍事上的表現，將敵方如同獵物一般包抄合圍，原本用以獵取野獸的適應策略在經過一定程度修改后成為了一種戰術。這種戰術之所以通用于狩獵活動和軍事活動，是得益于古代蒙古社會充足的馬匹儲備以及自狩獵活動中掌握并傳承下來的騎馬技能。狩獵工具的應用對于軍隊而言即是一種實地器械演練，因此冷兵器時代的戰場上他們在攻擊距離或速度上取得了巨大優勢。瑞典學者多桑所指出：“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因此“練習圍獵，以為獵足以習戰”。除了弓箭、砍刀、刺矛、馬匹等狩獵所用與軍事裝備有相同部分以外，大規模圍獵活動中也訓練了對命令的執行力、令行禁止的紀律性和騎馬行軍駐軍與整理行囊等多方面能力，因此志費尼說：“行獵是軍隊將官的正當職司，從中得到教益和訓練是士兵和軍人應盡的義務?！逼浯?，行軍中進行圍獵是補充軍糧的手段。如彭大雅所言：“韃人生長于鞍馬間，人自習戰……如出征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币环矫?，人數眾多的軍隊對食物的消耗也是驚人的，對國家財政和民眾賦稅造成巨大壓力;另一方面軍隊尤其在遠征時不便攜過多牲畜同行，久之或將面臨軍糧匱乏的情況。因此沿途狩獵是補充軍糧的手段，在解除食物儲備危機的同時也訓練了軍隊的弓馬技術與圍剿戰術。

推進畜牧業的產生與發展

蒙古畜牧業是基于狩獵經濟而產生的，狩獵工具和技術的革新提升了生產力，所得獵物開始超出了群體整體的生存所需，出現了社會剩余財富。一方面，將生擒的獵物圈養起來作為儲備肉源，隨著此類活牲數量積累，畜牧業逐漸成型;另一方面，當狩獵經濟從業者飽和時，社會分工便令一部分勞動力轉向其他經濟活動，圈養活牲也為動物馴化和畜牧業提供了必需的生產資料。古代蒙古狩獵群體中社會分工日益細化，以及剩余財富帶來的階級分層推動著蒙古社會的變遷，也說明了古代蒙古狩獵經濟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調整內部組織結構的。

蒙古先民的畜牧業經濟是對土壤草地資源的主動規劃使用，構建出從草原到牲畜再到人的供給鏈條。更多的畜群意味著自然資源產出過程加快，單位草原的土地承載力是有限的，畜群對草原資源的消耗是可以通過食用、賣出、游牧或輪牧等方法進行有效控制，但相比之下野生食草動物數量泛濫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對草場資源的隨意消耗和破壞、引走家畜群或影響其品種繁衍等等。野生食肉動物引發的威脅更為明顯和致命，尤其是一些習性兇殘的野獸會因饑餓、報復等原因突襲咬死大批的、遠超過其生存所需數量的家畜，有時甚至會直接威脅群眾的生命。面對來自野生動物的諸多問題，蒙古先民以有節制的狩獵作為應對策略，故有“獵將竟，則開一門，廣半里許，俾余獸得以逸去，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边@種遵循季節性圍獵、小規模狩獵和放生孕畜幼畜等狩獵習俗不僅保護了草原資源、確保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同時還予野生動物種群以相當的關注，因此蒙古民族的狩獵活動確是有著維系生態平衡的作用。再者，日常飲食消耗對畜群數量也有影響，狩獵經濟的產出可以減少畜牧經濟的消耗?！八麄冋怯盟C取的禽獸皮肉，充為衣食，以補畜牧業的不足和減少牲畜過量的消耗，從而使牲畜的存活量逐年增加?！倍易匀粸暮?、疾病以及溫度過低或降水不足都會導致牲畜減量，在畜牧業受創期間尤其需要狩獵經濟發揮功能。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動物馴化與畜牧業也有利于狩獵經濟的發展。犬、鷹、隼等馴化后可以成為輔獵動物，能在狩獵的過程中協助狩獵者圍堵或捕殺飛禽野獸，增加了狩獵的效率和安全性。馬、鹿、牛、駝則可以用于騎乘或搭載獵物，符拉基米爾佐夫說：“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不僅用于戰爭和圍獵，還可擠取乳汁當日常飲品”，騎乘奔跑迅捷的馬極大地提升了蒙古先民單次狩獵的地域范圍、追獵速度以及攜帶獵物的數量，畜牧業生產出的大量馬匹更是進行大型圍獵活動的必備條件。

古代蒙古狩獵經濟之所以達到如此繁盛的程度，與蒙古高原的自然環境和狩獵經濟自身的特點有關。蒙古高原的自然環境是適宜狩獵活動的，歷代生活在其中的古代民族共同創造了以狩獵經濟為核心的前塑文化。蒙古民族繼承了先民的生活環境與生計方式，即便歷經社會變遷而狩獵經濟仍是重要的輔助經濟，并在更優越的物質基礎上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大型狩獵活動。狩獵經濟兼具延續性和適應性。狩獵經濟的延續性并不僅體現于這種經濟活動形式的存在和規模的發展，還體現為內在的生態平衡與保護觀念、泛化互惠式資源分配方式的文化傳承，以及狩獵經濟產出的動物毛皮在日常生活和貿易交換中穩定存在的經濟價值。狩獵經濟的適應性和調適能力在狩獵工具的產生和革新中得以體現，狩獵工具的產生基于對生存環境和獵物習性相關知識的掌握，因地制宜的陷阱、雪橇等工具有著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弓箭、布魯和陷阱地弩等工具多樣的形式是狩獵經濟對環境變遷和不同狩獵對象作出的積極反應，通過改變工具的特定形態、結構以及換用金屬材料不斷提高生產力，令古老的狩獵經濟保持了時代步伐。狩獵經濟對軍事和畜牧業均有著深刻影響。古代蒙古狩獵經濟對軍事的影響在于狩獵活動的過程，涉及狩獵組織形式、狩獵工具和圍獵策略，或者說后者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下脫胎于前者而產生的。因此大型圍獵與軍事訓練之間本就存在著相似性，二者的結合既可以作為軍事訓練來磨練技藝、協調性和紀律性，又可補充軍糧，減少軍費開銷和行軍負擔。古代蒙古狩獵經濟對畜牧業的影響在于狩獵活動的結果，不僅因狩獵所得獵物的增多和剩余積累產生了畜牧業，還通過有節制的狩獵活動調節著草畜關系、保護畜群安全、維持生態平衡。

基金項目：內蒙古自治區社科規劃特別項目“內蒙古民族文化建設研究工程”子課題《蒙古族狩獵經濟概論》（項目編號：2014TB001）的階段性成果。

基金項目主持人：僧格。

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