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自我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的影響研究

張 勇，王 旭，李張玉

1 引言

2016年國務院印發并實施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毒V要》強調發展基于互聯網的健康服務，鼓勵發展健康體檢、咨詢等健康服務，促進個性化健康管理服務發展，培育一批有特色的健康管理服務產業，探索推進可穿戴設備、智能健康電子產品和健康醫療移動應用服務等發展。同時，在新時代社會經濟、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人民生活水平質量逐漸提高，對身體健康的發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面對重大疫情時，人們的身體健康狀況是我們關注的首要問題。在政策引導與現實需求的雙重驅動下，可穿戴設備逐漸顯現，借助可穿戴設備可隨時監控身體健康狀況，管理和了解身體，形成身體活動數據的數字化，促進個性化健康管理，改變了人們了解自己健康狀況的方式，并影響著全民健身與體育鍛煉?？纱┐髟O備伴隨人們走向健康之路的同時，對可穿戴設備的使用與應用情況以及可持續使用意愿需要進一步研究已成必然。

可穿戴設備在體育鍛煉中已被廣泛應用。它是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人機互動等技術收集與分析人體活動的信息數據的一種工具?？纱┐髟O備能夠將獲得的信息數據以概念化的方式解釋人們的身體健康狀況與體育鍛煉狀態，使用戶獲得對健康的自我意識，進而對體育鍛煉形成干預效果，即量化自我。換言之，量化自我依托可穿戴設備收集的身體活動數據信息并進行分析，然后認識到自己身體的健康或體育鍛煉情況，合理化管理身體健康狀況[1，2]。通過梳理與研判，當前可穿戴設備研究主要集中在應用與使用方面，而在探析用戶使用可穿戴設備的使用態度與意愿方面研究不足，不利于明晰可穿戴設備用戶忠誠度、價值感知及持續使用的問題。鑒于此，本研究從基于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的角度出發，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探討人們通過可穿戴設備收集個人身體活動信息數據進行量化自我分析過程對人們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的影響，旨在為人們個性化管理身體活動與健康數據，科學體育鍛煉，推進科技助力全民健康提供參考。

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2．1 持續使用意愿

持續使用意愿常作為技術接受理論模型(TAM)中的重要變量。它是用戶繼續使用所選擇產品的意向[3，4]。梳理文獻發現，持續使用意愿在信息技術、應用程序、APP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張繼東研究了用戶移動社交網絡信息服務持續使用意愿[5];吳冰在移動健身APP持續使用的影響研究中指出持續使用意愿是用戶繼續使用APP的意圖[6];曹高輝對數字圖書館持續使用意愿的影響研究中指出持續使用意愿是指用戶在使用數字圖書館一段時間后，在未來繼續使用數字圖書館的態度[7]。以上學者從不同的受試對象對持續使用意愿進行定義與探討，并將持續使用意愿作為最終的因變量探討。具體到用戶對可穿戴設備的持續使用意愿，本研究認為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是指用戶使用可穿戴設備一段時間后，繼續使用可穿戴設備的意愿。

2．2 量化自我

量化自我是利用可穿戴設備和傳感器收集自身日?；顒訑祿?，然后對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獲得對自身健康的自我意識，進而對個體的體育鍛煉形成干預效果[8，9]。個體在量化自我活動中包括管理數據以及對生成數據的度量兩個基本階段[10]。在體育鍛煉過程中，通過可穿戴設備收集用戶的運動記錄、睡眠、心率、肺活量等身體活動數據，且在量化自我中呈現出數字化、同步性、互動態、娛樂化四個特點[11]。誠然，量化自我的本質是通過對收集到關于自身的數據進行分析，是用戶改善活動方式，改變自我的一種行為過程，通過量化自我實現了對自己身體健康狀況的認知，給用戶帶來較大益處，增加了持續使用的意愿。李東進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量化自我目標定向對持續參與意愿具有顯著的影響[12];Hassan通過收集的調查數據，對用戶使用運動系統進行量化自我與用戶增加的利益以及持續使用意愿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量化自我對用戶的持續使用意愿具有顯著的影響[13]?；诖?，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量化自我對鍛煉者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響。

2．3 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

技術接受理論模型(TAM)由Davis提出，主要是研究在外部信息的作用下，影響用戶的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進而影響用戶持續使用意向與行為[14]。同時，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接受理論模型(TAM)的決定因素。感知有用性是指一個人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一個特定的系統可以提升工作能力與績效;感知易用性是指在某程度上使用一個特定系統的難易程度[14]。隨后，Davis在技術接受模型(TAM)的基礎上，通過四個縱向案例研究，將技術接受模型(TAM)進行簡化，稱為技術接受模型二(TAM2)。與技術接受理論模型相比(TAM)，技術接受模型二(TAM2)使得該理論更加完善，具有更加廣泛的適用性。該理論認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直接影響用戶的意愿行為。感知有用性被感知易用性所影響，且外部的影響變量通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中介行為意圖[15]。量化自我利用可穿戴設備傳感器收集活動數據信息，當人們在量化自我后會認識到運用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的易用性和有用性，進而會影響用戶的持續使用意愿。如羅曉蘭等指出基于可穿戴設備對老年人的身體健康狀況的量化自我具有很大的便攜性、易用性、實時性等技術特點，提升了老年人使用可穿戴設備的態度，可穿戴設備在老年人健康醫療中深受歡迎，提升了老年人的持續使用意愿[16];李東進等在研究中指出，具有績效目標的用戶在消極情況下比掌握目標定向的消費者感知到付出的代價更高，感知到量化自我難以持續進行[17]?？梢?，人們對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技術的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或影響用戶進行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明均仁等在研究中也認為外部變量影響了感知易用性，進而影響用戶意愿行為[18];張文提出圖書館用戶通過量化自我對學習數據的收集，提高了對學習內容及方式有用性感知[19]。在簡化技術接受模型二(TAM2)中也強調外部信息因素通過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影響了用戶的行為意愿[15]。具體到體育鍛煉中，用戶通過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形成對量化自我過程或可穿戴設備的應用與使用難易程度和有用性的認識，進而影響其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另外，通過梳理TAM、TAM2、TAM3三種技術接受理論模型發現，在外部影響因素的作用下，會促使用戶產生感知易用性與感知有用性，且感知易用性是感知有用性的因果前提，感知易用性能顯著影響感知有用性，最后影響用戶的行為意愿。因為在外部信息作用下，感知到使用信息分析系統越容易，感知信息系統越能夠增加工作的能力與績效。高雪蓮等對國外的技術接受理論模型進行整理也發現易用性會通過有用性對行為意圖產生影響[20]。人們在體育鍛煉過程中會感知到使用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易用和有用程度，進而促進人們感知到使用可穿戴設備對體育鍛煉或身體健康帶來的諸多益處，進而提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谝陨戏治?，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感知易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起中介作用。

假設3：感知有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起中介作用。

假設4：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具有鏈式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文獻梳理與假設推論，本研究構建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的影響關系的概念模型圖(見圖1)。

圖1 概念模型圖

3 研究設計

3．1 問卷設計

本文所采用的問卷共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調查對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學歷、收入;第二部分為主要測量問卷，是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并結合本研究的主題，提取出量化自我、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四個變量組成的量表。采用李克特5級評分方式，測量項目答案的“1”至“5”分別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在第二部分問卷中量化自我變量的測量參考了Hassan等的量化自我反饋量表以及李東進等對量化自我的研究，經修改后設計7題項[12，13]。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借鑒Davis開發的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量表，并參考Cheung 等 、孫元研究中的量表[14，21，22]，結合本研究的實際情況對參考題項進行修改，共設計9個題項?？纱┐髟O備持續使用意愿變量測量借鑒了桂怡芳與李雅箏對持續使用意愿的測量與研究[23，24]，經修改后設計4個題項。形成最后量表(見表1)。

表1 變量來源量表

3．2 研究數據

本研究選取長春市具有代表性的公園、體育場，采用目的抽樣方式進行調查，以獲取調查數據。本次調查共分為3輪調查：第一輪為預調查，發放問卷100份，收到有效問卷8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87%，經檢驗后刪除消費者難以理解的感知有用性的第3題、量化自我量表中的第2題;為保證問卷各題項設計的合理性以及量表結構的完整性，進行第二次問卷預發放，發放問卷100份，收到有效問卷91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91%，經檢驗刪除量化自我變量中表述模糊的第6題，以及感知易用性量表中語義重復的第4題;第三次正式發放問卷，共發放問卷1 100份，收回問卷1 018份，剔除無效問卷40份，有效問卷為978份，有效回收率達88．9% 。最后，對收集樣本數據量進行G-power效果量鑒定，顯示能夠滿足研究的需要。通過對調查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發現：男性727人，占比74．3%，女性251人，占比25．7%;年齡以40歲及以下為主，占比77．4%;受教育程度主要為高中及以上的學歷占比95%;月收入主要集中在3 001～15 000元之間，共占比85．8%?；谏鲜龇治?，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主要為月收入集中在3 001～15 000元之間，教育程度集中在高中及以上學歷的中青年體育鍛煉群體。

表2 有效樣本的人口統計特征

3．3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收集數據，調查對象在填答問卷時可能會產生共同方法偏差。為提高研究的嚴謹性與科學性，本研究對收集的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即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以驗證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對所有變量的測量條目進行未旋轉的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結果顯示，第一個公因子解釋的方差比例為32．995%(小于40%)，說明研究數據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現象[25]。

3．4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5．0軟件進行因子分析。統計結果顯示：KMO值為0．856，Bartlet t's檢驗的統計量為6 889．532，并且在小于0．00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適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此基礎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轉法萃取公因子，選取特征值大于1，刪除因子載荷量小于0．5的項目，結果刪除體育鍛煉量表中的因子載荷量沒有達到0．5的第4題。在此基礎上提取出4個公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9．677%(﹥60%)，保證了量表的結構效度。

3．5 信度和效度檢驗

本研究通過使用SPSS和AMOS兩個統計軟件來檢驗問卷的信效度。信度檢驗主要采用克朗巴赫α系數、組合信度CR值以及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值進行綜合判定，以驗證量表的可靠性和穩定性。經檢驗(見表1)，上述各部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均大于0．60，且整體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66(大于0．70)，表明量表均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另外，根據CR﹥0．6、AVE ﹥0．5的標準進一步檢驗量表的信度。經檢驗，量表的信度較好(見表3)。

表3 變量信度分析表

效度檢驗包括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本研究通過邀請社會體育指導領域的教授2名、可穿戴設備銷售方1名以及可穿戴設備用戶1名對量表設計的內容進行深度訪談。對本文初步編制的量表進行討論，其目的主要為明確量表維度和題項內容;其次，將首輪預發放過程后整理得到的量表內容，再次邀請專家對量表維度和題項的適當性和科學性進行評定，以檢驗問卷的內容效度。另外，本研究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CFA)檢驗了問卷的結構效度。驗證結果顯示(見表4)：模型的聚合效度與區別效度良好，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表4 模型擬合度指標表

4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相關分析

由表2可知，4部分量表均滿足數據打包處理的單維與同質條件，且將其題項數據分別進行打包處理后得到量化自我、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4個變量，并利用Spearman相關系數檢驗以上4個變量間的相關性。由相關系數矩陣發現(見表5)，兩兩變量間均在0．01的水平上呈現正相關，且相關系數均處于中低度水平。

表5 主要變量的均值、標準差、相關系數表

4．2 回歸分析

模型1驗證了控制變量(性別、年齡、學歷和收入)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的影響;模型2量化自我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的影響;模型3驗證了量化自我、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的影響;模型4驗證了量化自我和感知有用性對感知易用性的影響;模型5驗證了量化自我和感知易用性對感知有用性的影響。

由模型1回歸結果可知，年齡、性別、學歷和收入這4個控制變量均未對人們的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同時，回歸模型1的F檢驗值為0．057(P﹥0．05)，表示年齡、性別、學歷和收入這4個控制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無統計學意義。由模型2回歸結果可知，量化自我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346、P ﹤0．001)。由此證明，本研究提出的假設1成立。由模型3回歸結果可知，感知易用性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311、P ﹤0．001)。感知有用性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58、P﹤0．001)。由模型4回歸結果可知，量化自我對感知易用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354、P﹤0．001);由模型5回歸結果可知，量化自我對感知有用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96、P﹤0．001)。表明通過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與持續使用意愿的影響關系間可能通過感知易用性與感知有用性產生作用。研究結果還證明感知易用性與感知有用性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0．163、P ﹤0．001)。

表6 量化自我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影響的回歸分析結果

4．3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對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的中介作用檢驗

本研究利用 Boosttraping方法[26]重復抽樣2000次，構建95%的置信區間以檢驗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對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的中介作用。根據圖2可知：檢驗過程中c’為直接效應;a1b1為M1的中介效應;a2b2為M2的中介效應;a1d b2為M1與M2的鏈式中介效應。另外，當總效應c’顯著時為部分中介效應;而當c’不顯著時為完全中介效應。

圖2 中介變量關系檢驗圖

根據表7中的中介檢驗結果可知，量化自我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的直接效應值為0．169 4，95%的置信區間不包括0(0．106 5、0．232 3)說明量化自我對體育鍛煉的直接效應明顯。通過對感知易用性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知，感知易用性的中介效應值為 0．108 4，95%的置信區間不包括 0(0．077 2、0．146 9)，說明感知易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證明了假設2成立。量化自我的直接效應顯著，表明感知易用性為部分中介作用。通過對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知，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應值為0．063 9，95% 的置信區間不包括 0(0．037 9、0．095 5)，說明感知有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證明了假設3成立。因量化自我的直接效應顯著，表明感知有用性為部分中介作用。通過對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鏈式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知，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鏈式中介效應值為0．021 3，95%的置信區間不包括0(0．011 9、0．033 8)說明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的鏈式中介效應顯著。證明了假設4成立。因量化自我的直接效應顯著，表明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為部分鏈式中介作用。

表7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5 討論

5．1 量化自我的作用

首先，本研究證實量化自我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究其原因，人們在體育鍛煉過程中通過使用可穿戴設備，能夠反饋出身體及運動的各項指標，如心率、血氧飽度、運動負荷等;根據反饋出的體育鍛煉效果或身體指標情況，增強對自我的身體運動情況的個性化評價，為身體健康帶來諸多益處，提升人們繼續使用可穿戴設備的意向。這與王東升、張勇等在研究中提到的觀點相一致[27，28]。其次，人們在經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后對于可穿戴設備的使用流暢程度產生相應的反饋，以及使用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是否對于身體指標或鍛煉進一步指導起到相應的作用形成相應的感知。這也恰巧印證了張宇東研究的觀點[29]。鑒于此，本研究認為，無論是可穿戴設備相關的企業或體育鍛煉參與者，應充分利用可穿戴設備，將其有效運用到體育鍛煉中，發揮科學技術助力全民健身的作用以及帶動可穿戴設備相關產業的發展，實現體育產業與體育事業的“雙贏”。

5．2 感知易用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證明了感知易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應。這直接印證了 Davis與 Venkatesh 等的觀點[15，30]。深究其原因，本研究認為人們在體育鍛煉時借助可穿戴設備了解運動時身體的各項生理指標以及通過可穿戴設備對體育鍛煉可以進行有效的指導，此時，人們對于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就會形成易用性的感知。如通過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比較方便，使用難度較小，進而加強人們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從而繼續發揮可穿戴設備的作用，以提高身體素質，促進身體健康。從側面也反映出可穿戴設備應用的可操作性。因此，可以適當向人們推廣或傳播具體的可穿戴設備科學運用方法與方式，發揮可穿戴設備在助力全民健身中起到促進健康的作用。

5．3 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證明了感知有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應。究其原因，本研究認為，人們通過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時，能夠促進人們產生有用性感知。如使用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能夠對身體或體育鍛煉情況有所了解，然后通過對自身情況的了解做出相應的體育鍛煉決策，以增進健康的效果。從側面表明了基于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在體育鍛煉中的有用性，并能夠進一步增強其使用意愿。因此，可向社會大眾推廣可穿戴設備在體育鍛煉中的有效性，鼓勵并支持人們借助可穿戴設備科學管理身體活動的數據，提升體育鍛煉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5．4 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鏈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證明了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具有部分鏈式中介效應。這與劉遺志等的實證結果一致[31]。究其原因，本研究認為人們通過可穿戴設備進行量化自我，并認識到可穿戴設備操作或使用的方便性，進而感知到可穿戴設備對于體育鍛煉的效用，促使人們繼續通過可穿戴設備進行體育鍛煉，進而有效干預提升身體健康的過程。因此，在人們進行體育鍛煉過程中，可適當建議其通過可穿戴設備進行干預或輔助體育鍛煉，以反饋身體健康和體育鍛煉情況，為更加科學地進行體育鍛煉提供有效的參考，提高體育鍛煉的效率，達到增進身體健康的目的。

6 結論

(1)量化自我對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感知易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3)感知有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4)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在量化自我與可穿戴設備持續使用意愿之間存在部分鏈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