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動力機制形成的現實可行性與障礙*

摘 要 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是以人的需求為導向，用系統思維來提高基層圖書館效能的一種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相較傳統的要素投入模式，更強調發展的質量及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和人文現象?；鶎訄D書館內源發展的目標之一在于以較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的存量，使其能通過發展來表現自身的能動性。文章探討了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動力機制形成的現實基礎與障礙，并提出了推進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的策略，希望對促進我國基層圖書館的可持續發展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 基層圖書館 內源發展 文化自信 動力機制 可持續發展

分類號 G258.2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5.002

.Practical Feasibility and Obstacle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l Source Development Dynamic Mechanism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Liao Wenling

Abstract The internal sourc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is a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mode that uses system thinking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input mode of elements，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emphasizes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and human phenomena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ne of the goals of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grassroots library is to activate the huge stock with a small incremental investment so that the grassroots library can express its own initiative through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internal source development， dynamic system composition， and dynamic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s and obstacle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l source dynamics mechanism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It hopes to have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in China.

Keywords Grassroots library.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ultural confidence. Mechanical mach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內源發展是以人（社會）的需求為導向，從系統和整體出發，使各種發展要素和力量優化聚合，用系統思維來提高效能的一種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更傾向于社會—文化的影響，與習近平新發展理論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契合[1]?；鶎訄D書館內源發展的動力機制以發展人員為基礎，主要由基層圖書館服務供給能力、政府支持力、社會支持力、環境支持力等多個層面構成，它們之間及其與發展人員之間相互交織、纏繞，為基層圖書館的發展提供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資源的動力。作為一種較理想的發展模式，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動力機制的形成既要有一定的現實基礎，又需要克服現實因素中的障礙，才能為基層圖書館提供發展方向、力度、速度等方面的適度動力[2]，最終實現基層圖書館的可持續發展。

1 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動力機制形成的現實基礎

1.1 組織保障基礎

在我國，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務的實際提供者，政府支持力是基層圖書館發展的主導力量，為基層圖書館提供組織保障，直接決定著基層圖書館的發展走向。

近年來，政府一方面不斷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基本實現了縣級圖書館全覆蓋，鄉鎮綜合文化站、農家書屋的覆蓋率也超過了98%[3]。同時加強的還有基層圖書館的經費支持力度。根據《中國圖書館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測算，2005年全國縣級圖書館館均財政撥款約42萬元，至2017年館均財政撥款達到251萬元;從地方財政支出口徑看，2005年全國對縣級圖書館的投入占地方公共財政支出的0.04%，2015年增至0.39%;就新增藏量購置費看，2005年全國縣級圖書館館均新增藏量購置費為6.66萬元，2017年增至32.34萬元。另一方面，政府還通過不斷完善相關領域的法規政策給基層圖書館發展提供法制保障。以總分館制建設和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建設圖書館為例，政府曾先后推出《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意見》《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指導意見的通知》《關于推進縣級文化館圖書館總分館制建設的指導意見》等文件，為基層圖書館總分館發展模式和社會力量參與建設基層圖書館提供了具體的政策支持，同時還通過《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公共圖書館法》等相關法律條款對其進行明確規定。在此背景下，許多地區探索出了頗具本地特色的總分館建設模式，比如深圳圖書館之城模式、佛山禪城區聯合圖書館體系、信陽市平橋區總分館體系、嘉興模式、蘇州模式等，不但有力地推動了基層圖書館網絡建設，也在調動自身能力，引入社會力量，加強多層級、多主體合作[4]，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為基層圖書館的內源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經驗。

1.2 社會需求基礎

社會需求是基層圖書館存在的價值所在，也是驅動其內源發展的基本動力，是社會集體表現出來的一種對圖書館相關服務的需求，這種需求驅使相應的主體從事與圖書館服務相關的一切活動。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滿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相對得到了更多保障，對于高層次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對自尊和自我實現的需求上升至人們的關注中心，公共文化服務及公共文化生活也就此進入人們的視域。對基層民眾來說，公共文化服務不但能為其帶來便利健康的精神文化食糧，豐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昭示其已經有能力追求自尊和自由，而且參與公共文化服務也是基層民眾主動融入社會、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途徑。換句話說，基層民眾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需要基層圖書館為其提供相應的圖書館服務，或者是為其提供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平臺和資源。

我國基層民眾對圖書館服務的需求增長可以從縣級圖書館的持證讀者數、總流通量、書刊文獻借閱量、參加活動讀者數中略窺一二。以“十二五”和“十五”期間的數據為對比，據《中國圖書館年鑒》相關數據測算得出，上述指標在2015年較2005年分別增長了331.17%、153.84%、125.11%、132.95%。此外，社會對基層圖書館服務需求增長還表現在越來越多的個人、企業、非營利組織等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到基層圖書館的建設和管理中，如2016年縣級圖書館志愿者服務隊伍從2015年的73 487人增至116 982人[5-6]，在一年內增長近6成。社會力量也在政策的鼓勵下積極地參與基層圖書館的建設、運行管理，如青島市李滄區“悅讀書房”項目就是由社會公益組織“快樂沙愛心幫扶中心”協同政府建設，取得了良好的協同效果[7]。同樣引進社會力量參與圖書館服務供給較為成功的還有北京市朝陽區圖書館、北京市朝外街道圖書館等。這些數據和案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社會對圖書館服務的需求，是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動力機制形成的重要的現實基礎。

1.3 文化觀念基礎

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動力機制的形成還需要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的支撐，只有大眾對基層圖書館及其服務具有普遍的價值認同，才能有讀者持續的需求產生。民眾對基層圖書館價值認同的形成，除了從切身享受到的圖書館服務進行價值判斷外，還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對圖書館及其服務的關注、支持和宣傳;二是輿論對圖書館服務的價值判斷和宣傳。

我國政府培育和塑造基層圖書館價值認同的途徑主要有：通過法律、法規、政策、方針等對基層圖書館功能定位、職能使命、價值承擔、責任目標等核心價值進行確認和闡釋，對圖書館職業進行界定、規范、引導等;通過政府領導人的相關言論和行為進行價值引導。

新聞媒體的宣傳報道對圖書館的形象塑造和價值認可有助于大眾進一步了解圖書館。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圖書館在新聞媒體中的形象經歷了從收費到免費、從不能滿足需求到提供多樣化服務等變革[8];2011年后，圖書館又成為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機構，是民眾享受基本文化權益、參與文化治理的重要平臺、途徑和方式。新聞媒體報道中不斷翻新的圖書館形象，無疑向讀者傳達了圖書館一直在努力發展、一直在努力尋求實現社會價值的積極的社會形象。這種正面的形象也潛在地刺激著公眾對圖書館服務的需求和向往，成為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必不可少的動力支持。

1.4 技術基礎

科技是圖書館發展的重要引擎。圖書館作為社會信息情報中心，理應具備捕捉高新技術的發展趨勢并利用其提升自己的服務成效、完善自身的服務功能、豐富民眾文化生活，實現與高新技術相融合的能力。對此，已出臺的法規政策中皆有諸多涉及，如《公共圖書館法》提出“推動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和傳播技術，提高圖書館的服務效能”，又如《“十三五”時期全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規劃》提出“加強新技術應用，提升數字化服務能力”，要求“推進基層公共數字文化綜合服務平臺建設”，公共圖書館通過開展“菜單式”“點單式”服務，有效對接群眾文化需求，這些目標的實現無疑需要相應的技術支撐。

國家不僅通過法規政策鼓勵和支持科技在基層圖書館發揮作用，更是通過建設一系列工程推動基層圖書館對科技的應用。針對基層圖書館缺乏整合能力、館與館之間共享協作意識薄弱、數字資源匱乏、既有數字資源質量難以保證等問題，自2002年起，我國相繼推出了文化共享工程、公共電子閱覽室建設計劃和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等數字服務平臺，同時推行總分館建設和服務模式，由上級館對各類項目和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后，再共享至各基層網點，既為基層圖書館的發展解決了技術和資源的難題，也為基層各“孤島”圖書館打通了互聯互通的經脈，為后續的信息共享技術、萬物互聯技術等新技術在基層圖書館的應用打下了較為廣泛的基礎。

隨著國家資源下沉，基層圖書館也開始有能力對本地特色資源進行整合和建設，并通過與上級中心的聯網、上傳等，共享至全國各地，進一步促進了全國各地特色資源的共建共享。

與此同時，智慧圖書館、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被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基層圖書館。如基于RFID、物聯網技術的24小時自助圖書館、城市書房，通過高新技術手段從時間和空間上開拓了圖書館的服務功能，豐富了圖書館的服務內容;以IT技術為基礎，借助于第三方信用平臺，為讀者提供信用借書服務，把圖書館服務直接送至用戶手中;運用大數據技術，通過采集處理基層民眾的文化需求信息，并借助用戶畫像技術，深入了解基層民眾真實的文化需求，進而預測、挖掘其潛在需求，從而為其提供精準的圖書館服務。這些高新技術在基層圖書館的推廣應用，不僅有助于解決圖書館服務“最后一公里”的問題，而且也為基層圖書館準確了解讀者需求、提升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提高民眾科學文化素養提供了技術上的渠道和可能性，是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不可缺少的科技基礎。

2 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動力機制形成的障礙

2.1 基層圖書館自身能力不足

內源發展強調要挖掘、調動和發揮主體自身的力量。倘若發展主體自身力量不足則難以引導外部力量對其進行支持，也難以對自身力量形成有效掌控、難以對自身資源進行科學管理和分配利用，從而導致外部因素掌控主體發展的過程，最終使發展主體失去“自我”。就我國基層圖書館而言，自身能力不足集中而典型地表現在服務效能上。服務效能是衡量基層圖書館利用既有資源為民眾提供滿意的圖書館服務的能力和水平。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指標，它牽涉到基層圖書館的資源保障能力和業務建設能力，是圖書館管理、分配、利用政府及社會力量給予的資源或支持，并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改善服務質量、創新服務內容和模式的能力水平。雖然我國基層圖書館在新世紀初面臨“基本保障不足和服務效益低下并存”的局面目前已經得到了極大改善[9]，但仍存在著由于“技術效率不足和資源配置擁擠”而導致整體服務效率不高的問題[10]，存在著“公共資源投入不斷增加而績效卻持續下滑的‘悖論”[11]。這種局面，客觀地說明了基層圖書館頗為欠缺對既有資源進行科學分配、管理和利用的觀念和能力。由于基層圖書館對服務內容和模式缺乏相應的創新觀念和能力，因而難以激發出他們對讀者需求和興趣進行深入挖掘和刺激的創造力和行動力。

2.2 體制機制改革滯后

內源發展的本質是有計劃的變革[12]，以結構性改革為基礎，使大多數人能夠參與同他們切身利益相關的決策[13]。因此，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需要從輸入要素、生產機制和輸出結果等整個圖書館服務生產過程進行體制機制變革，從而使轄區的多數民眾能認同、參與、支持其發展。無論是從現階段我國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現實要求看，還是從基層圖書館實現內源發展的訴求看，對基層圖書館進行體制機制改革是必然的。

目前我國基層圖書館的體制機制改革相對滯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部分基層圖書館在運行過程中，摒棄或切斷了與行業系統之外的外部環境的聯系，多數僅單純依靠政府資源實現自我供給[14];第二，組織定位模糊，導致公共圖書館服務網絡向下延展時缺乏具體的對接平臺?；鶎訄D書館網絡涵蓋了縣級圖書館及其以下的街道、社區、鄉鎮圖書館，甚至農家書屋等。但是除了縣級圖書館為獨立建制，其以下的各級各類圖書館或作為縣級圖書館的分館或延伸服務點存在，或作為鄉鎮人民政府設立的公益性文化機構，承擔文化管理和社會服務雙重職責，并不具備獨立意義的公共圖書館的職能[15]。在政府責任劃分上也沒有形成明確的統一管理機制，設在鄉鎮綜合文化站的圖書室依附于鄉鎮文化站這一鄉鎮人民政府的組織部門，而作為縣級圖書館分館的街道社區或鄉鎮圖書館則受中心館的制約，隸屬于當地文化局[16]，至于農家書屋雖然受新聞出版廣電局的管理，但基本上是村民自治。盡管《公共圖書館法》第二章第十四條明確規定“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充分利用鄉鎮（街道）和村（社區）的綜合服務設施設立圖書室，服務城鄉居民”，但由于它們并未納入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圖書館話語體系，從而面臨這樣的困惑：“當覆蓋全社會的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發展到鄉鎮層級時，其鄉鎮對接平臺究竟是什么？是整個鄉鎮文化站還是其圖書室？”[15]

2.3 針對基層圖書館的法律規制相對缺位

內源驅動基層圖書館發展需要相應的法規制度為其護航，確定基層圖書館可持續發展的合法合規性。涉及我國基層圖書館的相關法規政策很多，尤其是隨著國家對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戰略的推進，無論是國家相關政府部門針對全國文化發展的宏觀規劃或意見，還是各地出臺的相應政策措施，都有關于基層圖書館發展的相關要求。但是縱觀其相關法規政策，存在以下方面的缺憾：一是系統性不足?；鶎訄D書館的法規政策多散見于各類關于公共文化服務、公共圖書館的政策、法律、規定和文件中，不成體系。二是針對性不足。由于在現有的法規政策中，對基層圖書館并沒有非常明確的界定，即便如《公共圖書館法》這一公共圖書館專門法也未對基層圖書館有任何說明，僅在言及總分館制時提到“以縣級圖書館為總館，鄉鎮（街道）綜合文化站、村（社區）圖書館室等為分館或者基層服務點”。三是覆蓋性不足。因為缺乏對基層圖書館的明確界定，許多法規政策的條款內容僅涉及縣級圖書館，關于縣以下的鄉鎮、社區等圖書館則難以兼及。法規政策方面的不完善所帶來的直接后果便是基層圖書館，尤其是縣以下圖書館的發展處境尷尬，或者無法可依，或者有法不知道如何依，只能依托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公共電子閱覽室建設計劃、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等全國性的文化項目或工程獲得一些資源。但僅靠這些顯然無法支撐其可持續發展，也因此鄉鎮、村的公共文化設施往往處于“沉睡”狀態，效能較差。表面上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日常運營管理和常態化服務活動的經費與人員保障不力”[17]是致使這些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但歸根結底，更在于缺乏專門的、系統的、有針對性的法律規制引導、管理、規范、監督包括基層圖書館在內的基層文化服務機構。

2.4 社會公共文化意識淡薄

就基層圖書館的社會需求而言，需要社會公共文化意識引導社會大眾，尤其是普通基層群眾更全面地了解基層圖書館及其服務，從而激發其對圖書館服務的內在訴求，進而認同圖書館，愿意參與圖書館的建設發展。但是我國社會幾千年來鑄就的以血緣宗法制為核心的、強調 “家族”的私有性文化，使得公共文化建設在我國歷史上長期缺位，其典型影響就是整個社會都缺乏公共文化意識。

首先，普通大眾不了解公共文化。有調查表明，一些城市的很多市民或者認為圖書館是賣書的地方，或者沒聽說過圖書館。其次，民眾沒有意識到自己擁有享受公共文化的權利。在普通基層大眾看來，公共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服務機構是否存在、服務的內容如何，與他們沒有多大關系，他們最關心的是生產、教育和醫療衛生，而圖書館并不能對他們所關心的這些領域提供最直接最見效的幫助。因此，倘若所處的社區或村鎮沒有圖書館（室），如果沒有涉及到他們最關切的利益，人們也絕不會想著要去維護自己基本的公共文化權利。另一方面，即便身邊就有圖書館，如果非必要，人們也不愿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時間去圖書館。比如，曾經有學者做過相關調查，有超過70%的村民對農家書屋提供的圖書借閱服務不感興趣[18]。再次，與權利相對的是義務，民眾連基本的公共文化權利意識都沒有，更遑論能主動參與到公共文化的建設中，為公共文化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雖然目前有很多企業和非政府組織、民間圖書館都積極參與到基層圖書館的建設中，但真正體現基層民眾意志的個體的身影在基層圖書館建設運營中并不多見。以文化志愿者為例，多數志愿者是在單位、機關、學校的要求下被動加入，個人意愿在其中體現的并不明顯。最后，因為全社會都缺乏公共文化意識，導致政府部門在公共文化領域的工作缺乏群眾和社會監督。反過來，政府部門缺乏公共文化意識，沒有對社會公共文化意識的形成和塑造進行全方位和更加強有力的引導和強化，也是公共文化意識社會性缺乏的原因。

3 促進我國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的策略選擇

實現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需要從整體出發，在內外因素的和諧互動中得到體現，一方面要激發和釋放社會公共文化需求，增強拉動力;另一方面要擴大政府主導的多元供給，增強公共文化供給能力，達到供需充分契合、相關利益方各得其所的多方共同發展的目的。

3.1 多層面培養公共文化意識，培育需求

基層民眾作為現代經濟理性人，又長期處于缺乏公共文化意識的環境和傳統中，若要激發其對基層圖書館的需求，必須從思想上強化宣傳公共文化意識。政府在這個過程中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首先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為培育公共文化意識提供沃土。其次要深入開展堅定文化自信工作。文化自信從人文、柔性的角度鼓勵每一個人從思想意識上主動追求和維護個體及民族的文化自尊和自信，構筑強大的思想文化堡壘，不會輕易被質疑、懷疑所擊垮。這種思想文化上的堅韌，單靠某個人或一個政黨的單向努力難以實現，需要廣泛的民眾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堅定文化自信是形成社會性公共文化意識的重要手段，而只有成熟濃厚的公共文化意識才能孳生出相對強烈和穩定的公共文化需求。反過來看，堅定文化自信的基礎在于堅定最廣泛基層民眾的文化自信，而基層民眾文化自信的培育離不開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傳統文化的浸潤，這需要政府依靠基層文化機構發揮文化神經末梢的作用，保證公共文化產品的普遍均等供給，把文化給養輸送至社會的各個角落。顯然，基層圖書館是承擔這一厚重的時代使命的重要陣地之一。由此來看，無論是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文化自信的培養和推進，還是基于基層圖書館內源驅動的可持續發展，培育公共文化意識既是兩者共同的需求，也是驅動兩者發展的重要力量。

與此同時，基層圖書館要緊跟時代發展步伐，把新發展理念融入實踐中，在自覺跟蹤和落實各項國家文化政策的同時，積極探索和發揮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文化治理功能，將自身發展與地區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相融合，使自身提供的各項文化服務優質高效的同時，提升公共文化服務在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力和輻射能力，從而使社會發展、人民幸福離不開基層圖書館的發展和支持，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對基層圖書館的需求力自然也會隨之提升。

3.2 明確政府在各層級基層圖書館中的責任，強化供給

基層圖書館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本質上是政府為滿足基層民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所提供的文化福利，政府給予的各項保障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進入新時代，隨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深入推進，六級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已經基本建成，如何讓基層服務網絡持續“在線”，如何讓基層圖書館的發展不再跟著一時政策的消長而起伏，不僅是政府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更是關系基層圖書館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問題。政府作為基層圖書館建設發展的主導力量，首先，要完善基層圖書館發展的制度框架，鞏固現有的發展成果，針對目前基層圖書館機構空轉、成效不理想等情況，制定相關政策措施，促進其規范管理。其次，要著力厘清基層圖書館的組織關系，統一歸口管理單位。同時也可考慮在保證其運行基礎的前提下，施行社區（村）圖書館+社會力量+居民自治的模式，充分調動轄區居民的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從更深層次激發推動基層圖書館發展的社會需求。再次，由于基層圖書館承載著最廣泛的基層群眾文化素養的提升、基本文化權益的維護和實現、文化自信的培育和夯實等重任，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文化助推器，有必要從法律層面對基層圖書館的文化職能及其未來發展給予保障。為此基層圖書館一方面要通過發展實踐推動政府給予更為完善的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強與學界的合作，著重通過對基層圖書館發展歷史和發展規律的研究，對現實狀況的調研，為政府從政策、法律和財政支持上提供現實可行的、操作性強的措施建議，從而提升政府對基層圖書館內源發展的推力。

3.3 加強自我發展能力構建，提升效能

盡管我們強調政府對基層圖書館的主導作用，強調社會環境和需求對基層圖書館發展的影響，但這些都是外部因素，基層圖書館要獲得長遠持續發展，最終都需要基層圖書館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來支撐和拉動。自我發展能力既包括向內的服務能力期待，又涉及外部的公共形象的構建 [19]。針對基層圖書館服務效能 [20]而言，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提升服務能力：一是提升管理者的現代服務理念、專業化服務水平和現代管理能力;二是提升館員的專業素質和能力，注重自身內涵和形象的塑造;三是建立有效的人才評價激勵機制，以尊重館員的勞動價值和個體差異為基礎，不但要能激發館員的積極性、創新能力和學習能力，更要能激起館員對自身職業的認同和追求，從個人動機和心理需求上發掘基層發展的動力源泉。

基層圖書館還要在提升服務能力的基礎上，營建良好的公共關系，塑造吸引基層民眾的公共形象。文旅融合背景下，打造極具吸引力的基層圖書館形象所要考慮的不僅是維護基層民眾的基本文化權利，更需要打破慣性思維，植入文化傳承的基因，讓歷史文化、區域文化、紅色文化、走進人們的思想?；鶎訄D書館分散于各鄉鎮社區，且規模很小，特別是對于偏遠的鄉鎮村莊，基層圖書館更需要借助鄉村旅游走出一條新時代的文化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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