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發展條件下國家的后發劣勢分析

摘要：人工智能的鏈式反應特性會使得率先擁有先進技術的國家成為新知識的掌握者和有關領域的拓新者，逐步擴大世界的極化效應和累積循環效應，使原本就資本短缺和基礎設施不完善的后發國家面臨更嚴峻的形勢?？萍嫉倪M步也會擴大世界的技術鴻溝，使得錯過發展機遇的國家面臨經濟發展被邊緣化的危險，在軍事對抗中處于不對稱性地位，同時也存在政治交互中的被干預風險。因此，要處理技術全球擴散所帶來的發展困境，后發國家應積極尋找發展突破口，國際社會要構建多方參與的治理體系，逐步完善國際合作，建立制度保障，以實現技術的良性發展。

關鍵詞：人工智能;國家發展困境;邊緣化危機;后發劣勢

中圖分類號：D81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05-0027-03

從農耕時代到工業時代再到信息時代，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進步，都少不了科技發展的影子?？萍嫉馁x能效果可以迅速增加一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實力，提升國家行政水平，使之實現跨越式發展，進而獲得更多的資源與國際影響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有受到科技進步正向影響的機會，對那些科技后發國家來說，人工智能的興起其實暗暗隱藏著扼殺其發展機會的可能。

一、問題的提出

人工智能作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成果，是模擬、延伸和擴展人類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的一門綜合性新學科，具有強大的泛域適用性和鏈式反應特性，可以極大地拓展當下產業集群的寬度和產業可擴展的深度，促成和引發跨越代際的產業革命[1]。但是，人工智能這種賦能作用對不同國家所產生的效力是不同的[2]。復雜技術的研發與拓新需要大量資源，擁有技術與資金優勢的國家往往可以搶奪發展先機。當前，世界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員和科技活動多集中于發達國家。人工智能的鏈式反應特性會使得率先擁有先進技術的國家更有可能出現新一輪的技術創新，使其擁有知識與技術的累進優勢，成為新知識的掌握者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拓新者，進而可以優先搭建起人工智能相關的制度框架，并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來增加技術后來者的挑戰難度，控制技術知識的發展擴散方向，使得發展中國家學習優勢減少，擴大世界的極化效應和累積循環效應，讓原本就資本短缺和基礎設施不完善的后發國家面臨更嚴峻的形勢。這就會使得處于相對落后地位的國家通過模仿先發國家發展，運用“后發優勢”來趕超發達國家的難度變得越來越大，也使得曾經的發展之路也變得越來越難以復制，“后發制于人”逐漸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所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3]。

二、后發國家被加劇的發展劣勢

只要有了成熟的技術累積和適宜的社會環境條件，那么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變化就將是爆發式的、全方位的。知識與技術是具有累積性的，人工智能作為當下知識與技術的最新結合，它會從科技領域溢出到政治、經濟、軍事等方方面面，使各個先發國家有機會依托新科技所帶來的福祉推動國家進步。但是，科技進步的雙刃劍也會擴大世界的技術鴻溝，使得錯過發展機遇的國家面臨后發劣勢。

（一）經濟發展被邊緣化的危險

在過去，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參與世界分工，從簡單制造業入手，利用人口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積累資本，通過不斷優化本國的產業結構并升級生產，完成由邊緣到中心的轉變[4]。但是，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機器正在代替更多的人工，結構化失業情況加劇，生產本地化趨勢明顯，各技術強國對于勞動力的依賴逐漸減弱，使后發國家通過勞動力比較優勢參與世界市場的機會越來越少，使后發崛起變得更加困難。而且，當今世界各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投入差異很大，但人工智能應用的集群效果和鏈式反應效應可以讓率先擁有新技術的國家有更大的幾率迎來新一輪產業革新，使他們可以借助于自己的優勢地位來增強技術壟斷，保證自己的超額收益，而那些沒有在科技上占據優勢地位的國家，不僅會在經濟與科技方面處于不利地位，也會在政治、軍事、文化等領域都付出沉重代價。

因此，雖然在理論層面上，科技相對滯后的國家可以積極發揮“后發優勢”進行追趕，但是這一理論在現實中的運用其實正變得越來越有限。在技術加速發展的今天，后發國家很容易陷入對技術引進的強依賴性之中，即在花費大量資金向外國引進技術獲得后發利益后，為了獲得新一輪后發利益再進行新一輪技術引進，從而對科技發達國家形成強路徑依賴，失去創新動力，從而落入“后發劣勢”的陷阱，始終受制于他國，被鎖定在資源供應國的位置上，形成國際社會的“階層固化”。

（二）軍事對抗中的不對稱性地位

武器體系、戰爭形式的演進與科技的革新密切相關。早在人工智能誕生之初，各個國家就都對其在軍事領域的應用給予充分重視，各國都認識到人工智能軍事化將引發軍事建設領域的新一次變革：更突出技術、資本和數據的作用，弱化人力和規模的作用。智能化武器的出現與人工智能優越的多線程反應能力也會無形中加劇軍事力量對抗中的不平衡性，會使發展中國家原本有效的傷害手段失效，使缺少人工智能技術輔助的后發國家越來越難以通過戰術與策略彌補戰場上的劣勢。而人工智能未來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無人化戰爭”更會加劇這種不平衡：即先發國家可以使用智能的機器武器大大降低本國戰爭死亡率，軍事作戰的勝負將更加取決于國家的工業水平與科研能力，那些被高新智能武器所武裝的技術強國，可以在戰爭中以己方的低成本換取對方的高代價。這就會使得力量不對稱的國家間戰爭成為未來對抗的主要方式，加劇國家間競爭的烈度與廣度，加大后發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不安全感，影響國家的戰略行為選擇，增加世界的不安全感[5]。

（三）政治交互中的被干預風險

在這個受科技發展影響而日趨相互依賴的世界中，人們初步實現了全球范圍內的互聯互通。在此背景下，政治不再是孤立的板塊政治，而呈現出一種相互聯動與制約的交互政治。但是這種交互性與現代科技的結合，也會帶來政治干預與依賴風險。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發展，正在使民眾更容易受到有意引導。精準定位的政治營銷可以快速鎖定“搖擺群體”，通過投放政治廣告和實施個性化的宣傳來動搖甚至改變他們的行為意向。雖然這種技術干涉政治的風險在所有國家都有可能存在，但是這種風險對于那些缺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更加殘酷。由于技術的落后與缺乏，技術的后發國家將更容易被技術強國或跨國公司所窺伺，從而降低國家的主權獨立性，加大了其在政治安全領域的脆弱性。而掌握了更多數據與信息能力的國家，也將在國際社會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利用不對稱的信息流動，并借助他們所搭建的互聯網平臺宣揚他們所認同的理念與精神，削弱后發國家的政治認同和民族認同。

雖然目前機器還并不能做出完全自主決策，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現是可以通過關聯性分析來超越傳統因果分析輔助政治決策的，可以為技術強國國家戰略決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更加客觀的、精細化的數據支持，幫助他們發現一些看似孤立的事件里面所存在著的關聯性，以此提升戰略決策的有效性。而缺少人工智能技術輔助的后發國家將在風險判斷、策略選擇、決策確定、執行效率，以及決策可靠性等多個方面處于劣勢，這種不對稱的決策條件有可能會導致國際戰略博弈失衡，使得處于弱勢一方的技術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空間進一步縮減，加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依賴性。

三、國家后發劣勢的化解路徑

人工智能作為當前最新科技的代表，在突破人類發展局限的同時，也存在著撕裂世界秩序的風險，會給整個世界帶來新的沖擊與挑戰。因此，應對技術全球擴散所帶來的發展困境，與研究人工智能技術本身一樣重要。既要破除對于人工智能發展的悲觀態度或過于保守主義的思想，正確合理地使用人工智能，又要從人機共生共存的角度入手，尋找消解人工智能發展所帶來負面效應的路徑。

（一）后發國家應積極尋找發展突破口

時移事異，在過去發展之路難以復制的背景下，處于不利發展地位的后發國家，更需要制定科學合理的發展計劃。一方面，后發國家的政府要制定符合技術發展中國家國情的發展戰略，加大教育以及對有發展前途的技術研發的投資，加強對本國勞動人民的技能培養，提高國民就業的靈活性，使其可以在有著高度不確定性的未來世界中保持工作能力，減少對外技術依賴，推動技術實現自立。另一方面，還需要制定科學的國內產業戰略發展規劃，支持具有比較優勢的戰略產業的發展?？梢韵葟穆糜?、文化、服務等技術含量低的行業入手，形成與AI技術超級大國的互補關系，為國家后續發展積蓄能量。

（二）構建多方參與的治理體系

正如約瑟夫·奈所言：“在新的世界中，國際權力在某些方面，是一種相互間正和博弈的結果，僅僅從一國的角度來思考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從實現共同目標的角度來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尊重并賦予他者權力?！痹诋斚碌娜斯ぶ悄馨l展中，不同的國際行為體掌握著不同的資源。民族國家掌握最多的權力與數據信息資源;跨國公司、技術組織掌握著技術和知識資源;各國際組織擁有流通的數據資源與統籌管理能力。因此，要想解決人工智能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就要合理劃分不同治理主體的責任，明確各國際行為體各自的權力范圍，構建多方參與的治理體系。

在面對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發展問題時，民族國家應該繼續擔任重要的治理角色，通過平等、廣泛協商部分地讓渡治理的權力給當下活躍的非國家行為體，廣泛地吸引各非國家行為體參與這一領域。按照技術水平和發展情況的差異，制定不同的發展、治理目標。對于已經出現技術威脅的國家實行一定的限制政策，對于仍未跨越數字鴻溝的國家實行全面幫扶政策。重視相關制度的動態更新能力，充分考慮到技術及其應用的發展性，建立一種動態的、階段性的治理機制。做好治理的主次輕重劃分，將產生影響最為深刻的失業問題、軍備競賽問題、發展鴻溝問題放在首要位置進行解決，強化政策、制度的執行效率，營造公平健康的全球競爭環境，使關于人工智能的多邊規則，能擺脫形式主義的尷尬境地，成為有實際效力的“硬約束”。

（三）完善國際合作，建立制度保障

人工智能所能帶來的問題同核技術一樣，是全球性的。因此，要從技術源頭出發尋找最新、最關鍵的治理節點，更新固有觀念，在技術層面賦予人工智能“善用”的基因。

但是，不同國家之間往往存在著不同的利益分歧與戰略導向，在此基礎之上建立共識是較為困難的，而這就意味著要從全球整體性入手，充分認識人工智能的技術與社會屬性，淡化技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與沖突。而要提高國際合作水平，降低國家間的相互恐懼感，就需要制定一部以國家間普遍共識為基礎的國際法，用制度與法律約束國家行為，增進和平，增加政策透明度，建立信任措施，降低相應的軍事沖突的風險，努力使各大技術發達國家能夠在發展致命自主武器上達成一致，在防止人工智能對人類造成不可挽回的災難性影響方面達成相關的開發控制協議，謹慎使用致命性自主武器，避免人工智能武器的擴散。積極開展多邊、雙邊協作來支持幫扶技術弱國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形成關于民生的人工智能研究的合理保障，使科技進步可以被用來應對目前尚未完全解決的饑餓、窮困以及疾病等全球性問題，用技術來提升國際互助效率，幫助技術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切實解決民生問題，發揮人工智能對全球的普惠性。同時，明確關于人工智能的技術政策;從技術本身入手，制定相應的安全標準，劃分安全禁區;細化人工智能的倫理、算法、就業、安全、數字鴻溝等領域的規范和規則。

四、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指出：“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積聚力量，準備給全球發展和人類生產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要抓住這個重大機遇，推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泵鎸θ斯ぶ悄艿陌l展問題，中國提出“中國方案”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中國在人工智能的發展中肩負著雙重身份與雙重使命：一方面，中國是人工智能的技術先發國，人工智能企業總數排名世界第二位，在人工智能的某些領域，中國的發展居于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心目中有著特殊的地位，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成就與突破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

中國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旨在追求本國利益的同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這種人類共同體思想可以降低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分裂性，以命運自主超越傳統的中心—邊緣依附體系，以命運與共超越相互依存理論，進而幫助世界各國搭建人工智能發展的良好國際秩序，實現人工智能的良性發展，幫助世界各國形成共擔、共治、共享合作模式，讓人類的智慧之光更好更快地惠及世界的各個角落。

參考文獻：

[1]杰瑞·卡普蘭.人工智能時代[M].李盼，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0-23.

[2]劉月華，馮江源.科教興國與21世紀的綜合國力競爭[J].中外科技信息，2002（Z1）.

[3]黃忠.人工智能與未來十年的國際關系[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6）.

[4]威廉·羅賓遜.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67-88.

[5]封帥，周亦奇.人工智能時代國家戰略行為的模式變遷——走向數據與算法的競爭[J].國際展望，2018（4）.

作者簡介：部彥君（1995—），女，漢族，山東淄博人，單位為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方向為政治學。

（責任編輯：王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