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數典忘祖”說起

王泉涌

《左傳·昭公十五年》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晉國大夫籍談，出身于一個世代掌管文物典籍的貴族家庭，“籍”這個姓氏，就是由他們世襲的職務而來?？墒堑搅思勥@個時候，他已不大管理文物典籍了，就連晉國的歷史也了解得很少。公元前527年秋天，籍談作為晉國的專使去朝見周景王時，聲稱晉國從來沒有領受過周王的恩賜。周王聽后說：“晉的祖先唐叔不就是我們成王的弟弟嗎？王室恩澤廣被，怎能說沒有施到你們晉國的身上？”接著，周王接連說出曾經賞賜給晉文公的戰車、武士、弓斧及祭神的美酒等物事，并譏諷道：“你的祖先孫伯黡，是晉國專管典籍的正卿，你怎么把老祖宗的職務都忘掉了呢？怎么對晉國的歷史這樣無知??！”籍談無言以對，不等席終就告辭而去。這就是成語“數典忘祖”的來歷。

一個民族的歷史是它安身立命的基礎，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皽缛酥畤?，必先去其史?！币粋€國家不重視和研究歷史，失去對民族、國家發展歷程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覺，必將如籍談般“數典忘祖”，走向不歸路。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

中華民族對歷史的重視程度是絕無僅有的，僅從史官之設、史籍之豐、修史之悠久，就可看出古人對歷史的重視。

5000年前的黃帝被尊為文明初祖。黃帝十分重視對歷史的記錄，任命倉頡為左史，沮誦為右史。當時，記載歷史主要依靠堆石記事、結繩記事或刻木記事。一次，黃帝同炎帝進行談判，因倉頡無法記清當年約定的一件大事而造成談判失利。因此，黃帝便要求倉頡另想辦法，記清歷史。倉頡嘔心瀝血數十載，集中了勞動人民的智慧，搜集、整理流傳于先民中的象形文字符號并加以推廣和使用，以便更好地記載歷史，這便是漢字創立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倉頡造字，卻不知倉頡造字是為了更好地記載歷史。據說倉頡造字功德感天，上天便賜給人間一場谷子雨，這就是“谷雨”節氣的由來。此事雖然只是傳說，卻表現了中國古代對歷史的高度重視和對文化的推崇。

根據甲骨文的卜辭判斷，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經有不同類型的史官了，不僅有最初所謂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更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諸多名目，分工各異。春秋戰國時期的各諸侯國，都設有專職的史官。秦朝以后，史官成了中央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職務。為了傳承歷史，保證史官的素質，史官往往家傳世襲。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其家族自周朝即任職太史令。

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史官記載歷史形成了嚴格的制度。如規定史官可以隨時記錄君主言行和相關事件，然后直接投到一個密封的柜子里，等到這位君主去世后，才能打開柜子，將原始記錄取出來，用于編纂該君主的“實錄”。據《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曾破例把史官叫來查看關于當年玄武門之變的記錄，結果發現史官記的是太宗“弒兄篡位”。唐太宗看后黯然無語，旁邊有一個拍馬屁的大臣試探地問：“是不是改一下？”太宗嘆息一聲，說：“據實而載吧?！笨梢?，中國古代君王十分尊重歷史的客觀性。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中國歷代形成的史書、史料之多，是世界之最?？鬃泳幱啞洞呵铩?，左丘明著作《左傳》，司馬遷撰寫《史記》，班固寫就《漢書》，司馬光主持編纂《資治通鑒》，清代官修《四庫全書》……歷朝歷代編寫的史書浩如煙海，類目繁多，無論是個人品行的修煉還是國家、社會、民族的發展，都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榜樣加以學習和借鑒。

擁有“詩史”之稱的唐代著名詩人杜甫特別喜歡歷史，一直以三國蜀相諸葛亮為榜樣，他的詩中有20多首贊美或提及諸葛亮的。崇拜諸葛亮的還有宋代抗金名將岳飛。公元1138年，岳飛領兵路過河南南陽，特意到武侯祠拜謁，并“揮涕走筆”，書寫了諸葛亮的《出師表》。正是岳飛以諸葛亮殫精竭慮忠于國家為榜樣，才使自己成為千百年來精忠報國的榜樣！《后漢書·范滂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漢靈帝黨錮之禍中，名士范滂罹難，訣別之時，母親大義凜然地對他說：“你如今能夠與李膺、杜密（罹難于黨錮之禍的名士）齊名，死而無憾！”800多年后，范滂的故事被十歲的蘇軾讀到，蘇軾問母親：“我想和范滂一樣為名節而不顧生死，母親您答應嗎？”母親程氏說：“你能成為范滂那樣的人，我怎么就不能像范滂的母親那樣大義凜然呢？”以史為鑒，做到以道相高、以德相尚，正是讀史治學的意義所在。

歷史之于現實，除了歷史人物的典型示范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歷史事件和歷史經驗對于后世治理國家、促進民族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也就是說，除了“修身齊家”，更重要的是“治國平天下”。歷代名君賢臣都十分注重歷史經驗的學習積累，從歷史事件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如北宋王安石發動的變法，就充分吸取了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變法的經驗，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

歷史是最好的清醒劑

唐太宗李世民常以秦二世、隋煬帝這些亡國之君作為反面教材，時刻提醒自己要關心百姓疾苦，減輕賦稅和徭役。此外，他還注重吸取歷代君王高高在上、不聽勸諫從而引發執政危機，眾叛親離甚至亡國滅族的教訓，遂廣納雅言，博采眾長，統治期間政治清明、國泰民安，史稱“貞觀之治”。宰相魏徵常常直言進諫，深得李世民賞識。公元643年，魏徵病逝，唐太宗流著眼淚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在中國的史籍書林之中，除了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外，還包含著許多涉及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個人的成與敗、興與衰、安與危、正與邪、榮與辱、義與利、廉與貪等方面的教訓。重溫歷史，可以使我們以史為鑒，時刻保持清醒，不再重蹈歷史覆轍。

北宋的神宗皇帝是一位胸懷遠大、想有一番作為的帝王，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革除大宋積弊，振興國力。他除了向很多有才干的人征求治國的辦法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在歷史中找到治理國家的答案，于是，便有了著名的《資治通鑒》?！顿Y治通鑒》是由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主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寫起，到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征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在這部書里，司馬光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鑒，宋神宗認為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定名為《資治通鑒》。

司馬光認為，君王對朝代的興盛衰亡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資治通鑒》中，有部分側重于講解統治者如何任官用人、信賞刑罰、納諫改過，大臣又該如何處理好跟君王的關系等內容。司馬光希望可以把君臣關系引向“明君賢臣”的道路，避免走向“昏君庸臣”的方向，讓國家可以不斷興盛、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這實際上也是歷史最為重要的作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