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聊齋志異·阿寶》中“離魂”疾病的書寫

張騰

一、前言

《聊齋志異》中涉及大量的生死、疾病、醫藥內容，據相關學者統計，491篇作品中涉病作品有188篇，占全書的38%。福斯特曾說：“人生中主要事件有五：出生、飲食、睡眠、愛情、死亡”。文本中通過人物的疾病體驗與疾病表達，能推進情節的演進，窺探人物豐滿的立體形象，進而揭示深刻的社會文化內涵。<阿寶>一篇中通過中醫學范疇的“離魂”疾病書寫，富含深刻的隱喻意義。

學界對<阿寶>一篇的研究往往將“離魂”作為一種沿襲傳統的特定書寫策略，但往往忽略了特定病癥——“離魂癥”這一疾病角度對其切入探討。對《聊齋志異》中專門進行的疾病研究，有從作者蒲松齡出發，如鄭懷林的《蒲松齡及其<傷寒藥性賦>》，論述蒲松齡的《傷寒藥性賦》醫學價值與醫學思想，展現其豐富的醫學知識和高超的寫作藝術才能，專事研究作家與作品之關系，但對文本中具體疾病類型如孫子楚的死因“消渴癥”特定的文學意象發掘力度不大。還有張夢杰的<《聊齋志異》涉病作品研究>一文，以《聊齋志異》文本為中心，總結各類疾病名稱，探究其發病機制、患者疾病體驗、醫者醫事活動、思想內涵等方面。此類論文的研究對象往往為《聊齋志異》全書中的全部或具體的某一類疾病，關注的焦點是疾病客體在不同文本中的表現，探求該疾病在蒲松齡筆下書寫是的一般規律。

<阿寶>是《聊齋志異》中描寫離魂的名篇，本文擬以小說中的孫子楚的“三次離魂”為研究對象，采用“醫、史、文互證”的研究方法，探討蒲松齡在<阿寶>一文中描寫的——“離魂癥”的隱喻意義?！霸谖膶W中， 疾病是一種象征， 一種隱喻， 一種審美手段和敘述策略。其功能依作家的不同而表現出巨大的差異”。

二、由醫入文的“離魂”病癥

蒲松齡因創作《聊齋志異》聞名于世，同時他深入民間，精通醫理，是一位中醫藥學家。其67歲時著有《藥崇書》，今雖不傳此書，但《蒲松齡文集》中尚存《藥崇書·序》，可一窺其豐富的醫理知識與殷切的人文關懷：

疾病，人之所時有也。山村之中，不惟無處可以問醫，并無錢可以市藥。思集偏方，以備向鄰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綱目》繕寫之，不取長方，不錄貴藥，檢方后立譴村童，可以攜取;但病有百端，而僅為四十部，殊覺荒率，而較之在《綱目》者，則差有涯岸可尋矣。偶有所苦，則開卷覓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何崇，以黃白財送之云爾。

據此可見，蒲松齡為解決民間百姓疾病之苦，博覽醫書并結合自身醫藥知識重新組方，“以備向鄰之急”。面對疾病，其主張藥崇并舉。<阿寶>篇中“離魂癥”之運用，既與傳統離魂故事創作一脈相承，又與醫家眼中之離魂病癥息息相關，文人與醫者身份的多重性促發了蒲松齡《聊齋志異》書寫內容的多樣性與復雜性。

離魂癥之名稱及相關癥狀散見于各醫家著作之中：

有人臥則身外有身，一樣無別，但不語，蓋人臥則魂歸于肝，此由肝虛邪襲，魂不歸舍，病名離魂。

——《本草綱目》

有神氣不寧，每臥則魂魄飛揚，覺身在床而神魂離體，驚悸多魘，通夕不寐者，此名離魂癥。

——《雜病源流犀燭》

一旦覺自己之身分而為兩，他人未見，而己獨見之，人以為離魂之癥也……能知戶外之人，口中罵詈，嫌家人不出戶迎入，人亦為離魂之病。

——《辨證錄》

根據中醫相關解釋，臨床表現為神志意識的失常，造成身體不受主觀意識的控制之癥稱“離魂癥”。中醫將其原因歸咎于“肝魂的病變”，透過深究離魂癥的發病機制與臨床表現，可知熟悉醫藥知識的蒲松齡選取離魂病癥用于<阿寶>篇中加以書寫，更重要的是要揭示離魂癥之隱喻義，“疾病，具有被當做隱喻使用的最廣泛的可能性，它們被用來描繪那些從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感到不正確的事物”。

三、作為隱喻的“離魂癥”

小說中孫子楚共計三次離魂。前兩次皆為主動的離魂行為。第三次是孫子楚死后入冥，陰司感其妻之節義，為之還魂，這則屬于死離魂之范疇。

首先，孫子楚愛慕阿寶之情而導致離魂癥發作。這與一般意義上的相思成疾，魂不守舍的書寫模式大不相同，一般的相思病僅表現為茶飯不思、日思夜想后的“消得人憔悴”，至多直接引發重癥瀕臨死亡。而孫子楚兩次都以“離魂”的特殊方式表現出其對阿寶一見傾心，固與其本身性癡的個性特點相關。文本中的孫子楚是一位具有明顯缺陷之人，因其癡而具有不知如何表達愛意的人格及道德缺陷，于人際交往而言，癡致使其不善交流;于愛情追求而言，癡致使其不善表達。對愛情大膽追尋固然值得肯定，但若一方對另一方的渴慕過甚，且對方不得知的情況下，對身、心、靈的傷害是強烈巨大的。蒲松齡以孫子楚離魂尋愛，展現了一位豐滿而具明顯人格缺陷的孫子楚形象，借離魂病發的方式，作了對在愛情追求過程中過于癡迷會禍及自身及他人的道德評價。

四、結語

所謂“跡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圣人之所作而非圣也”?！读凝S志異》中蒲松齡選取大量的疾病作為素材加以書寫，一則廣大百姓日常生活中廣受疾病所累，小說中亦常常用疾構境;二則蒲松齡本人醫藥知識豐富，小說中亦常常療疾脫困，藉以宣揚特定的道理。

<阿寶>一篇中對孫子楚情“癡”的表現直至發展成為“離魂癥”的發作，既展現了人物豐滿的個性，又借病發與病愈的多次反復，推進故事情節之演進，最終展現作者蒲松齡深寓其文、其人、其病深刻的道德意味。弗洛伊德認為：“一個幸福的人絕不會幻想，只有一個愿望未滿足的人才會”，“每一次幻想就是一個愿望的履行，它與使人不能感到滿足的現實有關聯”。孫子楚對阿寶的癡情，是基于每一人內心皆存的男女之渴慕的樸素情感，而傳統中醫范疇的“離魂癥”的書寫，既有對情癡過甚的反思，又安排三次疾愈，將愛情納入鬼神與人間雙重世界的道德倫理范疇之中，獲得大圓滿之結局，道德隱喻的規勸世人意味濃厚。

參考文獻

[1]張夢杰.《聊齋志異》涉病作品研究綜述.載于保山學院學報，2018（37）：76-80.

[2]（英）福斯特.小說面面觀.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38.

[3]作為母題之離魂故事，六朝時期，離魂文學尚處萌芽階段，其用意唯于“及其著述， 亦足以發神明之不巫也……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此為其第一階段;唐宋時期， 諸傳奇作品“始有意為小說”，離魂作品亦屬其內， 以愛情為媒介， 真正觸及封建禮教及世俗婚姻等社會問題， 始于此期， 遂至成熟時期， 故為第二發展演變階段;元雜劇繁盛之期， 離魂主題亦引入戲劇，其文體于此期得以擴展，以致離魂主題“盛傳不輟， 且成詞曲典實”，主題有創新及推進， 即反映門第觀念及科舉弊端， 此為第三階段;至《聊齋志異》時期， 離魂文學已具先作諸采， 且藝術特色頗豐，男女間生死不渝之情愛， 得以借離魂故事宣揚， 離魂文學遂至頂峰， 此為第四階段。由此可見， 離魂文學以其獨特之故事情節， 頗具藝術感染力， 各時文壇之上， 皆能彰顯其特定藝術魅力及社會內涵。雖“借神怪以言情， 以情勝”， 或“借神怪以言志， 以理勝”，離魂文學于不同時代之不同歷史環境中，體現相異之藝術表現，且呈歷史繼承關系， 成辯證發展之軌跡，離魂故事之巨大藝術包容性、再造性，得以深刻展現。參見：魏剛，梅山瑛：<論離魂文學的發展及其巔峰時期的代表作<阿寶>>，《新余學院學報》，2014（19）：94-96.

[4]鄭懷林.蒲松齡及其<傷寒藥性賦>.載于陜西中醫雜志，1985（11）.

[5]陳曉蘭.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闡釋.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69.

[6]汪玢玲.蒲松齡與《聊齋志異》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324.原文出自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8：305.

[8]沈金鰲.雜兵源流犀燭.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4：90.

[9]陳士鐸.辨證奇聞.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32.

[10]蔣濤、王宇其.探幽中醫“離魂癥”.湖南中醫雜志，2019（12）：87.

[11]（美）蘇珊·桑塔格.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5.

[12]萬燕燕.《聊齋志異》中的離魂情節研究.蒲松齡研究，2012（02）：53-54.

[13]蒲松齡著、丁如明，等.譯：聊齋志異全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43-244.

[14]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322.

[15]程正民.文藝心理學新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76.

[16]從司馬相如始，消渴病開始具有隱喻色彩，而且這種隱喻逐漸指向了分離的兩個方面：一是男女性事，一是懷才不遇，前者主要流行于俗文化，后者主要流行于雅文化。見楊東方：<消渴病的文化隱喻>《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1）：11-15.

[17]張夢杰.<《聊齋志異》涉病作品研究>（重慶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