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分異與影響因素
——以廣東省為例

黃修杰

（廣東省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信息研究所，廣州 510640）

農業是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過程的統一，自然、經濟、社會和技術等要素的綜合作用形成了差異化的農業地域格局[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成效顯著，但也出現了農產品供求結構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農業競爭力偏弱、農民收入持續增長乏力等問題[2-3]，面臨著農業資源過度開發、農業投入品過量使用以及消費者需求變化等挑戰[4]。為了破解這些難題，國家相繼提出農業高質量發展、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等重大戰略方針[5]。其中，農業高質量發展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根本要求，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途徑，是破解農業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抓手，已成為現代農業轉型、區域可持續發展、鄉村振興等議題的重要研究內容[6]。

當前，我國東部沿海、大城市郊區、大型墾區的部分縣市已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鄉村產業發展步入鄉村產業融合與高質量發展階段[7-8]。農業高質量發展旨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安全性高且質量好的農產品的需求，可歸納為產品質量高、產業效益高、生產效率高、經營者素質高、國際競爭力高和農民收入高等6 個方面，具有高標準、高效益和可持續等特征[9-12]。在實證研究方面，有研究從綠色發展引領、供給提質增效、規?；a和產業多元融合4 方面測度了我國31 個?。▍^、市）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13]；也有研究從農業資源、經濟效益、生態環境和從業人員等方面建立評價模型，結果顯示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為“一般”[14]；在省域層面，有研究從質效提升、動力轉換、結構優化、綠色發展、協調共享等5 個方面評價分析了2007—2017 年間四川省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及變化[15]。此外，農業現代化、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業綠色發展等研究也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測度提供了模型借鑒和方法參考[16-18]?？傮w上看，學者們圍繞著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制約因素、評價分析、路徑設計等領域開展了一些研究，但定量評價的成果總體較少。部分研究評價了國家、省級尺度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鮮見關注縣域尺度的橫向對比研究。我國地域廣闊，各地農業資源稟賦與發展水平不一，且縣域是我國國家治理的基本行政單元，立足縣域尺度開展評價分析，可更好地反映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差異特征與實際狀況，為制定農業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以及精準高效的政策措施提供技術支撐。

近年來，廣東省相繼編制了《廣東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關于推進現代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來指導、推動全省的農業高質量發展，積極打造農業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先行區。廣東省特色高效農業發展走在全國前列，其農業高質量發展經驗對于全國類似地區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與示范意義。以縣域為基本單元，系統分析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特征與影響因素，是實現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是全力推動農村改革、打造農村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客觀需要。因此，本研究試圖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模型，借助空間自相關分析法分析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特征，運用空間關聯性分析法分析其影響因素，以期為理順新時代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邏輯、確定農業轉型方向提供科學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模型

1.1.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計算

《國家質量興農戰略規劃（2018—2022 年）》指出，要大力推進農業綠色化、優質化、特色化、品牌化，加快推動農業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全面提升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由此可知，綠色、優質、高效、品牌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根據《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2015—2030 年）》和《廣東省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2016—2030 年）》，廣東省屬于優化發展區，應以減量施肥用藥、紅壤改良、水土流失治理為重點，發展生態農業、特色農業和高效農業，構建優質安全的熱帶亞熱帶農產品生產體系。在當前國際國內不確定性事件頻發背景下，確保糧食穩產增產仍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前提。據此，結合廣東省農業發展特點，參考當前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業現代化發展、農業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遵循典型性、科學性、系統性、可操作性等原則，分別從高效化、綠色化和穩產化3個維度選取11項指標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表1）。

高效化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首要目標，必須大力提升產業效益[19]。高效化包括高效的農業生產率和產出水平，主要選用農業勞動生產率、地均農業增加值和農林牧漁業增加值率來表征。指標值越大，區域農業越高效。其中，農業勞動生產率側重反映區域農業經濟發展與勞動力要素配置的相對關系[20-21]；地均農業增加值側重反映區域耕地的經濟產出情況；農林牧漁業增加值率則側重反映區域農業的經濟效益情況。

綠色化是指基于農業可持續發展理念，借助一定的工程技術手段，使農業生產方式綠色經濟、農產品質量安全放心的發展狀態[9]，綠色發展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條件。具體選取化肥投入強度、塑料薄膜使用強度、農藥使用強度和節水灌溉面積表征。其中，化肥投入強度、塑料薄膜使用強度和農藥使用強度側重反映農業生產過程中化學品投入對耕地的負面影響，值越大，農業發展方式越不生態；節水灌溉面積比例反映區域節水灌溉工程的發展情況，值越大，區域水資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向綠色化方向轉變。

穩產化是指區域穩定提供農業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主要體現在耕地資源稟賦變化、農田水利條件以及機械化投入等方面[22]，選取耕地變化率、有效灌溉面積比例、河道治理率、農業機械投入強度表征，值越大，越有利于區域農業穩產增產。

1.1.2 指標標準化、權重確定與指數計算

運用極值法對指標進行標準化，借助德爾菲法確定指標權重（表1）。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數由高效化指數、綠色化指數和穩產化指數加和得來，主要反映農業的綜合發展水平，計算公式如下：

表1 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式中：Ci表示i縣域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分別表示i縣域高效化、綠色化和穩產化維度下對應指標的標準化值；We、Wg、Ws分別表示高效化、綠色化和穩產化維度下對應指標的權重；n為對應的指標個數，分別對應3、4、4。

1.2 空間自相關分析

空間自相關分析是由Anselin 等[23]提出的揭示地理事物間的關聯動態以及空間關聯現象和本質的一種地理方法，包括全局自相關分析和局部自相關分析，具體可通過計算Global Moran′sI和Local Moran′sI統計量來反映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依賴及差異狀況。

式中：Xi、Xj分別表示i縣域和j縣域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值表示廣東省縣域農業高質量發展對應指數的平均值，包括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數以及高效化、綠色化和穩產化指數；n為縣域個數；Wij表示空間權重矩陣；I、Ii分別為全局Moran′sI、局部Moran′sI指數，取值范圍為[-1，1]。I＞0 表示觀測值在空間上呈現同質集聚（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特征；I＜0則表示呈現異質集聚（低高集聚或高低集聚）特征；I=0 表示空間不相關；|I| 越趨近1，空間集聚特征越顯著。

通常采用Z檢驗法對Moran′sI值進行統計檢驗。式中：Z（I）、E（I）分別為Moran′sI的Z法檢驗值和數學期望值；Var（I）為Moran′sI的變異系數。通常而言，如果|Z(I)| 大于正態分布函數在0.05（0.01）水平下的臨界值1.96（2.58），說明縣域間農業高質量發展具有明顯的空間相關性。

1.3 雙變量空間關聯性分析

Anselin 在Moran′s I指數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提出了雙變量空間關聯性分析法來揭示不同要素空間分布的相關性[24-25]。本研究借助Geoda軟件的雙變量空間全局自相關分析模塊實現，即以綜合指數、高效化指數、綠色化指數和穩產化指數作為因變量，從自然地理、經濟發展水平、就業及生產結構和公共設施投入4 個方面選取12 個指標作為自變量（表2），進行影響因素分析。

表2 農業高質量發展影響因素類型及指標Table 2 Types and indicator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1.4 數據來源

廣東省共有廣州、深圳、珠海等21 個地級市，121個縣（縣級市、自治縣、市轄區）。由于部分市轄區沒有農業數據或者數據不齊全，為保持區域的完整性和連續性，對部分單元進行合并，最終形成110個縣域單元。本研究中，廣東省重點龍頭企業個數從廣東省農業農村廳官網（http：//dara.gd.gov.cn）公布數據匯總分析獲取，其余社會經濟指標來源于《廣東統計年鑒2018》《廣東農村統計年鑒2018》《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縣市卷）2018》。廣東省縣級行政區劃數據和高程、年均降水量等自然地理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data.aspx?DATAID=202）。對于農業機械總動力指標缺失的單元，結合各市2018 年統計年鑒及統計公報等資料進行核查與補充。

2 結果與分析

2.1 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分異特征

基于自然斷裂法將農業高效化、綠色化、穩產化及綜合指數依次劃分為高、中高、中低和低4 個級別，并進行空間可視化處理，進而分析廣東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特征。

2.1.1 總體特征

2017 年，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介于0.369～0.634 之間，總體呈現平原區>丘陵區>山地區的分布格局（圖1a）。其中，高水平（0.537～0.634）和中高水平（0.473～0.536）的單元共計48 個，合計占總單元數的43.64%，主要位于以廣州、佛山、東莞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區和以汕頭、潮州為代表的潮汕平原區，梅州、肇慶等市內有少量分布。其中，南海區、花都區、白云區、順德區、湘橋區、增城區、南沙區、端州區、東莞市、四會市、潮南區等多為城市郊區（縣），水熱資源相對豐富，是全省重要的高效農產品供給區，綜合指數在0.55 以上。中低及以下水平（0.369～0.472）區域以山地和丘陵為主，主要位于梅州、河源、清遠、韶關、湛江、江門、云浮等市內。這部分縣域土壤肥力偏低，且農田抗災能力不足，綜合發展水平偏低。其中，英德市、曲江區、羅定市等平均海拔在228 m 以上，地形對農業發展的限制較大，農田水利投入和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綜合指數偏低。

2.1.2 分維度特征

2017 年，廣東省縣域農業高效化指數介于0.047～0.333 之間（圖1b）。其中，高值區（0.182～0.333）單元共9 個，集中分布在廣州、佛山、珠海等珠江三角洲平原區。這部分縣域地勢相對平坦，經濟發達，都市農業、休閑農業發展迅速，總體表現出較強的高效化水平。其中，佛山市順德區率先以綠色優勢為導向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農業產業轉型升級，形成了以高值花卉苗木、優質蔬菜種植和優質魚養殖為主的產業格局，農業經濟發展迅速，地均農業增加值領先于其他區縣；另外，順德區農業從業人員具有較強的生產意愿和較高的生產技術水平，勞動生產效率位居全省前列，高效化水平最強。中高水平單元共35 個，主要分布在以潮州、汕頭、揭陽為代表的潮汕平原區，以東莞、惠州、中山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區以及肇慶、梅州、茂名等丘陵區，指數介于0.124～0.181之間。中低以下水平單元主要位于韶關、清遠、云浮、河源、陽江、江門以及深圳市，或因地形限制，經濟發展緩慢，或因地處平原區經濟發展快速的市轄區內，農業生產積極性不高，勞動生產率較低，高效化水平相對較低，且潮陽區、開平市、禪城區最弱。

縣域農業綠色化指數介于0.028～0.284 之間，中高以上水平單元共83 個，占研究區總單元數的75.45%，主要分布在粵西南和粵北地區，包括揭陽、梅州、河源、韶關、清遠、陽江、湛江、江門、廣州、佛山、汕頭等市。其中，廣州郊區縣、佛山、汕頭等農業綠色發展的成效明顯，化肥、農藥等化學品投入較少，且節水灌溉工程發展迅速，綠色化水平相對領先（圖1c）。中低及以下水平單元主要位于肇慶、茂名、廣州和潮州市內，其中順德區、江海區、南沙區、蓬江區等縣域在農業高效發展導向的引導下，化學品投入相對較多，綠色化發展不足，未來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壓力較大。

全省縣域農業穩產化指數介于0.067～0.236 之間（圖1d）。與高效化高值區分布大致相似，農業穩產化高值區主要分布在廣州、佛山、汕頭、揭陽市內，肇慶、梅州市內有少量分布。其中，湘橋區、順德區、蓬江區、南沙區和禪城區的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機化投入相對迅速，穩產化指數在0.210 以上。中高值區多分布在高值區周邊，并以珠江三角洲平原和潮汕平原區縣域居多。中低及以下水平區域多處于山地丘陵區，農田水利及農機投入相對緩慢，穩產化能力較弱，新豐縣、陽西縣、陽山縣、連州市和云安縣發展最為緩慢。

2.2 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關聯格局

2.2.1 全局自相關分析

由于南澳縣在空間上與其他區縣無共邊和共點鄰接，故選擇反距離權重法建立空間權重矩陣進行空間關聯分析，借助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工具確定距離閾值（49 192.26 m）。結果如表3所示，2017年廣東省農業高質量指數的Moran′sI為0.251，通過1%顯著性水平的統計性檢驗，表明區域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具有明顯的正向空間集聚性，即發展水平相似的區域在空間上趨于相鄰；高效化指數、綠色化指數和穩產化指數在空間上同樣呈現正向相關，Moran′sI分別為0.136、0.181、0.352，均通過5%顯著性水平的統計性檢驗，表明區域農業高效化、綠色化和穩產化的空間集聚格局已初步形成，發展水平相似的縣域在空間上集聚。

表3 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全局自相關分析結果Table 3 Glob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2.2.2 局部自相關分析

進一步繪制縣域農業高質量發展及其3 個維度的空間集聚LISA圖，分析其局部空間相關性。由圖2可知，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數顯著高高集聚單元共14 個，集中分布在廣州、佛山、惠州市內，汕頭市內有零星分布；顯著低低集聚單元共35 個，主要分布在韶關和清遠等山區市；顯著低高集聚單元7 個，主要位于顯著高高集聚單元附近，這部分縣域多位于平原山地丘陵交接處，地形變化較大，農業發展水平在高效化、綠色化、穩產化3 方面均處于劣勢，在空間上形成農業高質量發展洼地，未來需要密切關注，以改善其現狀。綜合而言，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集聚性受地形影響明顯，珠三角平原區顯著高高集聚單元分布居多，山地丘陵區顯著低低集聚單元分布居多，在空間上已形成以廣州、佛山為代表的市際互聯的珠三角現代都市農業以及以潮州、汕頭為代表的潮汕平原精細農業發展格局，總體與《廣東省農業現代化發展“十三五”規劃》的區域發展定位相符，但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數顯著高高集聚和顯著低低集聚單元合計占比不足50%，未來有待進一步提升。

圖2 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LISA空間集聚Figure 2 LISA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進一步分析子系統空間LISA 集聚圖可知：①高效化顯著高高集聚單元共4 個，集中分布在廣州、佛山、中山市內；顯著低低集聚單元共5 個，集中分布在韶關市內；顯著低高集聚單元共6 個，主要分布在廣州、佛山市內；顯著高低集聚單元僅2 個，位于云浮市新興縣和揭陽市惠來縣。②綠色化水平顯著高高集聚單元共2 個，位于河源市連平縣和惠州市龍門縣；顯著低低集聚單元共7 個，主要分布于江門、中山市內；顯著低高集聚單元共2 個，位于肇慶四惠市和鼎湖區；顯著高低集聚單元共5 個，均在珠三角地區，包括佛山高明區、禪城區，廣州番禺區，江門鶴山市，珠海香洲區。③穩產化顯著高高集聚格局與高效化格局相似，單元共22 個，主要位于廣州、佛山、中山、江門、珠海、深圳等珠三角的市轄區內，潮州、汕頭、肇慶內有零星分布；顯著低低集聚單元共8 個，分布在粵北的清遠、韶關、河源市及粵西的茂名、湛江市內；顯著低高集聚單元共11 個，分布在潮州、梅州等粵東北地區及廣州、珠海等珠三角的市轄區內；顯著高低集聚單元共3 個，分布在清遠市佛岡縣、韶關市湞江區和肇慶市德慶縣等粵北地區。

2.3 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

借助Geoda 軟件進一步分析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與自然地理、經濟發展水平等要素的關系（表4）。就綜合水平而言：①自然地理因素中，除年均氣溫對區域農業發展呈顯著的正向效應外，其余因素的效應均為負，且以高程的效應最為顯著，系數為-0.313。表明隨著氣溫的升高和海拔的降低，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顯著的提升態勢。②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業發展的影響均為正，且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二三產業產值占比>重點龍頭企業個數。其中，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二三產業產值占比的正效應通過1%顯著性水平的統計性檢驗，表明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隨著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二三產業產值占比的增大而提高。作為影響農業產業規?；同F代化的重要因素，重點龍頭企業個數盡管與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一定的正向相關性，但尚未形成顯著效應，未來有必要加強農業經營主體現代化，實現農業有序發展。③縣域勞動力就業結構和糧經比例與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呈顯著的負相關，表明區域第一產業勞動力比例越高、糧食播種面積越大，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越低。其中，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負向影響最顯著，說明未來可進一步推動勞動就業結構調整以提升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④公共設施投入要素對農業高質量發展均具有顯著的正效應，且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效應最顯著。表明政府公共投入尤其是對固定資產的投資越多，越有利于形成農業高質量發展格局。

表4 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數與影響因素間的相關性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總體而言，12 項指標中，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是區域農業發展的最重要的正向因素，其次是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二三產業產值占比；高程是影響農業發展的最重要的負向因素，其次是勞動力結構和糧經比例。未來全省農業高質量發展，需在立足區域自身自然地理條件的基礎上，加快經濟發展，并提升區域農業財政投入水平，持續調整農業就業及內部生產結構，提升其綜合水平。

就3 個維度而言：①顯著影響高效化水平的因素與綜合水平相同，除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顯著性為5%外，其余均服從1%顯著性水平的統計性檢驗。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高程分別是最顯著的正向、負向因子。②顯著影響綠色化水平的因素對高效化的效應相反，即對高效化水平的影響為正（負）的因素通常對綠色化呈負（正）向影響。顯著影響綠色化水平的10 個因素中，除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糧經比例外，其余因素均通過1%顯著性水平的統計性檢驗。③穩產化水平的因素效應總體與綜合水平一致。除重點龍頭企業個數外，其余因素對農業穩產化的影響均顯著。其中，正向影響的因素中，二三產業產值占比的效應最強，其次是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負向因素中，縣域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負向效應最強，高程的作用次之。

3 討論

廣東特色高效農業發展走在全國前列，但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仍然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并主要受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高程等因素影響。廣東省在立足區域自身自然地理條件的基礎上，著力提高區域農業財政投入水平，持續調整農業就業及內部生產結構，加強農產品品牌、農業經營主體能力、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監管等建設，提升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農業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立足各地資源稟賦、產業發展特色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施策。

本研究對農業高質量的評價結果與廣東省現代農業布局基本吻合，可為其他地區監測高質量進展提供借鑒參考。由于缺乏相關數據，在表征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時未考慮農產品品牌、經營者素質等方面，在分析農業高質量水平影響因素時未考慮城鎮化率、耕地質量等級等指標。隨著農業農村大數據平臺建設和統計指標的充實完善，可在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指標值獲取等方面進一步完善。

4 結論

本研究從高效化、綠色化和穩產化3 個方面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模型，借助空間自相關、雙變量空間關聯性分析法，分析了2017 年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空間特征與影響因素。主要結論如下：

（1）2017 年，廣東省縣域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數介于0.369～0.634之間，總體呈現“平原區>丘陵區>山地區”的分布格局。其中，廣州、佛山、東莞、潮州、汕頭市內的平原區縣農業發展質量最好，云浮、韶關、清遠、河源市內的區縣發展最弱。高效化、綠色化和穩產化指數的空間特征總體與綜合水平的格局相似，均呈現平原區優于其他區域的分布特征。

（2）廣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正向空間集聚性顯著，在空間上形成“平原區顯著高高集聚、山地丘陵區顯著低低集聚”的格局。其中，廣州、佛山、汕頭市內的縣域呈現顯著高高集聚，韶關市內的縣域呈現顯著低低集聚。高效化、綠色化和穩產化3 個維度均呈現顯著的正向集聚性，其顯著性依次增高；三個維度與綜合水平的空間集聚格局相似，高高集聚區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平原區和潮汕平原區。

（3）年均氣溫、高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二三產業產值占比、縣域勞動力就業結構、糧經比例、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農村人均用電量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其中，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是最重要的正向因素，其次是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二三產業產值占比；高程是最重要的負向因素，其次是勞動力就業結構和糧經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