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歲老人郭因先生訪談記錄

□ 特約記者

郭因先生

問：

參加革命之前，您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有什么樣的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

答：

抗日戰爭期間，特別是抗戰勝利之后，我眼見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心中甚為不滿，通過閱讀進步報刊和書籍，獲知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政權干部清正廉潔、作風民主，毛主席寫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所提出的主張深入人心，而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又是人人富裕幸福的共產主義，因此決心跟著共產黨，為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建立新中國出一點力、做一點貢獻，于是在香港經由孫起孟介紹，認識了當時被國民黨政府強迫解散流亡在香港的民盟臨時總部中的秘書長周新民、青年工作委員會主任李相符，由他倆介紹參加了民盟并被派回內地參加學生運動。隨后又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皖南游擊隊，在涇縣、宣城、寧國三縣邊區工委擔任工作隊副隊長，做了一些發動進步青年參加革命和策動國民黨官兵起義接應解放軍過長江的工作和一些宣傳工作。

問：

您進入革命隊伍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有沒有一件最難忘的事、一個最難忘的人？

答：

我接觸的民盟領導人，社會地位高、學術素養深，革命意志堅強，待人和藹可親，生活十分樸素，全是正人君子。參加游擊隊后，覺得游擊隊的領導與成員都有一身革命豪氣，雖然生活艱苦、處境危險，卻都具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對建立新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充滿信心。解放后，接觸了許多南下干部，一個個艱苦樸素，日夜工作、不知疲倦，過的卻是僅有飯吃有衣穿的供給制生活。我在擔任宣城地委機關報《時事新聞》社副社長、副總編的時候，每天在地委食堂吃飯，眼見除地委正副書記及幾位常委坐在飯桌上吃飯外，其余的人都蹲在地上吃飯。大家都只是周日才能吃到一點葷菜，平時都是吃的蔬菜。當時的宣城縣縣長、南下干部劉子佩，不僅常常親自撰寫公文、親自抄寫，還親自走路送到相關單位。1949年宣城洪水，破圩無數，地委常委兼宣傳部長馬祥調到宣城任縣委書記，地委秘書惠峻峰調到宣城，接替已調走的劉子佩任縣長?？h里成立了修堤復圩指揮部，馬任政委，惠任總指揮，把我調去當了主持日常工作的秘書。我親見馬惠二位在金寶圩日夜參加挑土打夯，而伙食很差，除馬因吃中灶，每天可吃個雞蛋和一兩條小魚外，惠和我們一道都是吃的蔬菜糙米飯，偶爾加點豆腐。種種情景，使我深覺，國民黨和共產黨真有天壤之別。

問：

您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對此有沒有具體的感受？

答：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較量，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共產黨的干部和人民群眾心連心，自己過著艱苦的生活，卻時刻關懷人民群眾的疾苦，總想讓人民群眾盡快地過上幸福的生活，首先是衣食無虞的生活。供給制改為包干制，干部都有點零花錢了，包干制改為工薪制，定級別、分等次，錢普遍多了，但許多干部都覺得在人民群眾生活還過得不好的情況下，干部不該改工薪制、過得比群眾好，弄得脫離群眾。我親見省水利局局長，組織上發給他一套呢子制服，他卻把一件老八路的舊軍裝罩在呢子制服外面，說是穿呢子制服脫離群眾也脫離一般干部，覺得不好意思。這樣的共產黨人民群眾當然由衷擁戴，我認為這是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的根本原因。

問：

您認為對比舊社會新中國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

城市建設、國防建設、交通方面的公路鐵路建設、能源建設、互聯網建設，和近年的鄉村建設，不少高新科技的研發等等硬件方面的成就，不僅遠遠高于舊社會，而且也遠遠超過我們在建國初期的想象和期望。我們那時向往的共產主義幸福生活，只不過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土豆燒牛肉。真想不到，現在大家連一度覺得十分稀罕的電視機也很少有人天天看，一個手機就解決了許多問題。

問：

新中國成立以來這段歷史，您作為親歷者，對哪個時期感受最深？

答：

建國初期的朝氣蓬勃，改革開放后許多年的生機煥發，胡溫黃金十年的取消農業稅以及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和成就，給我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的共同體的主張，我也絕對贊同。這些年，抗疫的成就、全民脫貧的實現，也定將功載史冊。

問：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答：

最大的變化是人的視野日益開闊，人對歷史與現狀的認識日益深刻，人民的整體素質日益提高。如今只要整個革命隊伍真正牢記使命、不忘初心，以民為本，與人民心連心，只做人民希望做的事，再做到朋友遍天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能夠實現。

問：

新時期以來，在反腐、扶貧、環保和國際合作等方面的成就，您如何評價？

答：

各個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十八大以來，反腐和正面教育結合，干部隊伍面貌改觀，風氣轉正，官場生態漸趨健康。扶貧工作花了很大力氣，讓貧困地方和人民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環境保護推動有力，效果非常明顯。國際合作上中國的影響力、話語權都大大超過了以往，體現了一個大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分量和擔當。如果反腐抓根本，扶貧防返貧，環保堅持一票否決，國際合作堅持互利雙贏，成就會更大。

問：

回顧您年青的時候，當時對中國社會的希望和今天的現實對比，實現的、沒有實現的、未曾預料到的，有哪些？

答：

物質文明建設超過我年輕時的預料，制度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雖然一時難以與物質文明建設齊頭并進，但進步還是很明顯的。

問：

您覺得未來哪一方面的工作更加重要？對未來有怎樣的憧憬和想法？

答：

上上下下言行一致最重要，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作為都以廣大人民贊成與滿意為準則，國家豈能治理不好？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當然一定能完全實現。

問：

您對文化工作有什么想法和建議嗎？

答：

文化有三義。廣義的文化指的是人類為求愈來愈好地生存與發展、完善與完美而進行的一切設想、設計與創造，包括物質文明建設、制度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三大方面。中義文化指的是整個意識形態層面、也即整個精神文明建設，包括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也即科協、社聯、文聯與文化行政部門所管理的那些領域。狹義的文化指的是文學藝術的創作與研究以及與其有關的圖書、文物等等方面的工作，也即文化行政部門和文聯所管理的那些工作。

現在把文化部門和旅游部門合成文化和旅游部（廳、局），也就是原來的狹義文化部門加進了一個廣義文化部門。文化和旅游合在一起也不無道理。理由之一是古人就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才能成為一個有較大成就的文化人這種觀點。不管是廣義文化、中義文化、狹義文化，它的目的都是以文去育人，以文去化人，也即以基于優秀傳統文明的現代先進文明去使人人既成為工作認真、產品數高質優的優秀勞動者、又成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優秀現代公民。

我在1986年1月5日，曾向當時的文化部提出一個《如何開創文化藝術工作的新局面》的建議。這個建議曾被刊發文化部的《情況反映》1986年第1期。（已收入《郭因文存》第一卷）

現在，由于文化部門已成了文化和旅游部門，我的那份建議當然須要調整。即使調整過后，也只是一己之見而已。

就藝術研究院而言，我認為在文旅合一之前應改為文化研究院，在文旅合一之后應改為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作為文化和旅游部門決策層的智囊團，主要從事文化和旅游政策的研究和文化和旅游各方面工作如何開拓與創新等重大問題的研究，以其研究成果供文旅部門決策層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