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鹽鐵論》接受特征及學術風尚

摘要：南宋時期士人關于《鹽鐵論》的接受維度、層面，比北宋時更為廣泛、深入。這既得益于南宋版刻業的發達，更得益于南宋學術風尚的推動。南宋官學在“法祖宗”的政治要求下，一方面要破除王安石新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欲樹立新的學術范型。在破與立中，以道問學為意趣的考據學日漸盛行;以尊德性為旨歸的理學亦漸居統攝地位。在新學術風尚的影響下，《鹽鐵論》被南宋士人廣泛關注，成為理學家高揚儒家道義的經典參照和學者考據典制淵源的重要史料。不僅如此，南宋理學家以道為本的辭章認識，也推動了對《鹽鐵論》文學價值的深刻認知。這是此前所沒有的一個新視角。

關鍵詞：《鹽鐵論》;“法祖宗”;典制考據;辭章創作

中圖分類號：K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378（2021）06-0047-08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1.06.006

《鹽鐵論》以儒家視角，記錄了西漢鹽鐵會議中有關王霸之爭、義利之辨的思想內容，塑造了參會雙方賢良文學重義輕利、桑弘羊聚斂貪鄙的形象，并在辯論雙方的問答中，展現出儒家的道義追求和政治批判。漢儒揚儒抑法的思想與南宋理學旨歸高度契合，故在南宋政治場域、思想領域中，《鹽鐵論》屢被征引、闡發。而且，在當時盛行的考據學風氣中，《鹽鐵論》也是士人們考辨漢唐故事、制度溯源的重要參照。

一、南宋關于《鹽鐵論》接受特征

在南宋社會轉型中，關于《鹽鐵論》的接受特性，表現為承襲傳統與創新變革的融合。具體表現為：賡續《鹽鐵論》文本儒家屬性的接受傳統;同時，與北宋相比，《鹽鐵論》的版刻增多;被征引的頻次、范圍擴大;仍是政治斗爭的憑借，但又成為學術之爭的依據。

（一）儒家屬性的接受

《鹽鐵論》作者桓寬“治《公羊春秋》”[1]2903，其著述揚儒抑法，具有鮮明的儒家思想傾向。南宋時期對《鹽鐵論》思想屬性的認定，仍在儒家政治教化傳統的窠臼之中。

在南宋的《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等官、私目錄書中，皆將《鹽鐵論》歸為“子部儒家類”?！吨信d館閣書目》對《鹽鐵論》的評價是：“雜論致理之言，崇本抑末之書也?！盵2]1370但鄭樵《通志·藝文略》卻與眾不同，將該書歸入《史略》“食貨·貨寶類”中，與《錢譜》《古今鼎錄》《古今刀劍錄》《錦譜》《玉格》《鹽策總類》等書混編?！尔}鐵論》在傳統官方目錄中，《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中，皆歸入《子部》儒家類。這一點，鄭樵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卻將其編入《史略》食貨類。如果我們將這種變動，僅僅視為求新的話，恐未達鄭氏本義。鄭樵有積極抗金之心。年輕時曾上書趙鼎要求抗金，得到賞識，后因張浚、趙鼎失勢而止步，但此心未變。而《鹽鐵論》中，桑弘羊一派作為主戰派，多方陳說抗擊匈奴的正義性，并以戰事需要作為鹽鐵、酒榷征稅的原因。鑒于此，可探知鄭樵將《鹽鐵論》從子部儒家類變為史部食貨類，并非是反對成說，而是反映了南宋前期現實中的主戰考量。王應麟《玉?！芬宰鸪缛寮业懒x的準則，在“藝文類”“食貨類”中，皆節錄了《鹽鐵論》中相關章節，反映了南宋后期，士人關于《鹽鐵論》思想的接受仍不離儒家窠臼。

（二）版刻的增多

唐代以前被稱為寫本時代。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盵3]96北宋末年，收藏家趙明誠夫婦收藏的金石、抄本等珍品多數毀于戰禍，但少數偶然幸存，此中就包括《鹽鐵論》寫本?！蔼氂噍p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巋然獨存?！盵4]686從洪邁書中所敘述的趙明誠收藏的眼光和物件來看，此《鹽鐵論》抄本當為精致的唐寫本。

雕版印刷業在北宋尚不發達，“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寧宗、理宗而最盛”[5]43。今所知《鹽鐵論》的最早刻本為南宋刻本。據晚清丁元昌《持靜齋書目》云：“《鹽鐵論》十二卷，宋刊本，半頁十行，行十八字。末卷末頁有‘淳熙改元錦溪張監稅宅善本二行木記?！盵6]246木記所云表明了它的家塾本性質。木記所載“淳熙改元”，即公元1174年，南宋孝宗趙昚更改年號。而今所見《鹽鐵論》的最早刻本，是明弘治十四年涂禎覆宋刻本。其《自序》云：“乃者，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于薦紳家?！逼渲小凹翁┤尚纭?，是南宋寧宗趙擴嘉泰二年的年號。但今未見有宋刻本《鹽鐵論》，故涂禎的翻宋本被后世藏書家認為是《鹽鐵論》版本中的善本。丁丙即云：“顧世鮮善本，元明間僅數刻，以新淦涂禎仿宋嘉泰窠本為最著?！盵7]568-569傅增湘有類似評語①[8]283。比對南宋時期關于《鹽鐵論》的引文，我們會發現，其中多與涂禎本略有差異。如程大昌《演繁錄》卷九：“《鹽鐵論》日：文杯畫案，所以亂治也?！边@與《太平御覽·服用部》引“《鹽鐵論》日：文杯畫案，婢妾衣羅紈履絲，所以亂治也”，同中有異。程大昌可能引自《太平御覽·服用部》，也可能別自有本。而此句，王益之《西漢年紀》卷十八引作：“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逼浜箨惾首印段倪x補遺》和真德秀《文章正宗》征引同《西漢年紀》。南宋人的引文與涂本略異，涂本作“常民文杯畫案，幾席緝■，婢妾衣紈履絲”。涂本有“幾席緝■”，而南宋人所引無?！段鳚h年紀》《文選補遺》《文章正宗》皆是大篇幅的征引，三者可能有因襲關系，但恐不會有省減之意。又如，張淏《云谷雜記》卷一：“漢《鹽鐵論》云：文學日‘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蓖康澅尽敖洹毕掠小案取?，而張淏所引無。由上可知，南宋人關于《鹽鐵論》引文間的差異、宋本與明本間的差異，固然有引者不講究的原因，但更可能是引者所見本子的不同造成的。同時，我們再結合丁元昌所云宋本的“淳熙”以及涂禎本自序的“嘉泰”，互參推知，南宋時《鹽鐵論》可能曾被多次多地刊刻、翻刻。

（三）被征引的范圍擴大

北宋時關于《鹽鐵論》的征引，多出現在類書、詩文用典，以及熙寧時期保守派反對新法的文章中。南

①傅增湘云：“骎骎為海內孤帙，其珍惜與宋元古本同，宜也?！?/p>

宋關于《鹽鐵論》的征引不僅如此，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征引面向，即屢見于考據典源的圖書中。

宋代類書增多?！端问贰に囄闹尽分涱悤腥俣嗖?，撰者多是宋人。與北宋不同的是，南宋類書多為私人修撰，但私人修撰的方式未降低南宋類書的學術價值。北宋、南宋類書中多有《鹽鐵論》文，輯錄差異在于，在北宋，多是在藝文類類書中;在南宋，既歸于藝文類類書，又見于考據類類書中。南宋藝文類類書所輯錄《鹽鐵論》，多與《太平御覽》有承合處。如祝穆《事文類聚》中的“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昆山之下，以玉抵鵲”?！跺\繡萬花谷》：“畫脂鏤冰?；笇挕尔}鐵論》日：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倍纤晤悤簩Α尔}鐵論》輯錄有自身特征。從數量上看，南宋考據類類書關于《鹽鐵論》的輯錄數量，遠多于藝文類類書。從引文傾向上看，南宋考據類類書作者的理學根基，決定了他們有輯錄《鹽鐵論》儒家言論的偏好。而南宋士人的考據意識，又使他們多側重該書中的上古和西漢的史料。所以，很多學術筆記類的著述，也多征引《鹽鐵論》作為注釋、考證的依據。例如，方崧卿注韓愈《城南聯句》“焉能守??”，云：“字書無‘?字。祝季賓日：恐當作磐。按《鹽鐵論》：器多堅??！盵9]336鮑彪《戰國策注·秦》“將軍為壽于前，而捍匕首”注：“匕首，刃名，蓋其首如匕。漢《鹽鐵論》：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p>

（四）仍是政治攻擊的參照

北宋有慶歷新政、熙寧新法的政治變革。南宋未有大的政治變革，但士人卻在不斷地論證變法的合理性，及其在現實政治中的可行性，其中不乏參以《鹽鐵論》思想、內容，以作為政治是非的評價標準。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蘇軾等保守派在評論變法的是非中，屢屢用桑弘羊的聚斂，比附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苛酷，所言與《鹽鐵論》中賢良、文學對桑弘羊的批評基調是一致的。這種意象比附帶有明顯的政治寓意和思想敵意[10]。南宋時，因政治需要和學術傳承，理學家們延續了這個傳統。不僅如此，《鹽鐵論》中賢良文學之“議”，開布衣群體參議政事之始，所以被認定為“清議”的政治符號。淳熙年間，道學中人希冀通過清議以干政，社會上形成了“清流”“濁流”分野，孝宗對此很反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孝宗論不宜有清議之說》云：淳熙二年孝宗批評，“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又好唱為清議之說，不宜有此”[11]51。高似孫著《子略》，對上古至唐代的三十八家子書作題解，其中收錄《鹽鐵論》?！尔}鐵論》本是一部典型的揚儒抑法的政論書，但高氏卻撇開了《鹽鐵論》的主旨內容，將筆墨施于朝野“議”之舉，而非“議”之事。文末點題，肯定群議作用，但否定群議價值，將之視為“患”，云：“夫上有樂聞，下無隱議，得失明者其言達，利害決者其慮輕;不決一言，何取群議。審此，亦足以上士氣，觀國勢矣。然元帝詔書乃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雅說空進，而事無成功。此誠言也，天下后世，同此患也。吁！”[12]38由此可看出，高氏忽視《鹽鐵論》本旨而評說清議之失的指向，與淳熙二年的圣意是一脈相承。高似孫父子屬韓侂胄一派，他們的人品被道學家所不齒。陳振孫評說高似孫，“少有俊聲，登甲辰科，不自愛重，為館職，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為時清議所不齒”[13]608。鑒于此，高似孫《子略》中的《鹽鐵論》解題，絕非無的放矢。而陳振孫對高氏的評語也成為定論，被《文獻通考》《天祿琳瑯書目》《宋詩紀事》《四庫全書總目》等書承襲。

二、南宋時影響《鹽鐵論》接受的學術風尚

與北宋相比，南宋關于《鹽鐵論》的接受更為深廣。孝宗以后，在元祐后裔的強力干預下，王安石新學、新政成了神宗變法失敗的替罪羊。與之相應的是，“法祖宗”的政治要求高漲。南宋士人圍繞新的政治中心構筑了新的學術風尚。一方面，理學家承襲北宋道學家反對王安石新政、新學的思想和態度。另一方面，學者確立了以復古為導向的新的學術范式。南宋關于《鹽鐵論》的征引，彰顯了士人的治學偏好和政治目的。

（一）北宋反變法的余緒

因政見不合，北宋司馬光們堅決反對王安石新學、新政。宋廷南遷，改朝換代，元祐后裔仍以為神宗辯誣為由，繼續打擊王安石及其新黨。對王安石新學、新政的厭惡，不僅是元祐后裔的集體心理①[14]31-32，而且也是理學學派斗爭的需要。李華瑞指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只有打倒尚未被官方拋棄的荊公新學，才能確立自身在學術思想界的主導地位，因而否定王安石新學便成為南宋時期理學家們發展理學的重要方面，而否定王安石新學又往往是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嚆矢?！盵15]19所以，南宋一朝，對王安石及其新法、新學的批評，成為理學士人的書寫習慣。趙汝愚，孝宗時任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寧宗時為相，曾編《諸臣奏議》。在《諸臣奏議》卷一百二財賦門集中收錄司馬光、呂晦、陳襄、范純仁、蘇軾的《上神宗書》，此類文中多以“桑弘羊”比附王安石。趙汝愚在其《諸臣奏議》的編著中，蘊涵了個人的是非情感，他對熙寧保守派的文章的輯錄，表明了他的政治態度。朱熹曾指出趙汝愚對王安石的厭惡，《朱子語類》載：“又問：趙丞相平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某后來到家檢渠所編《本朝諸臣奏議》，正主韓維等說，而作小字附注王安石之說于其下，此惡王氏之僻也?！盵16]2662陳振孫不僅是藏書家、目錄學家，而且是理學家。劉克莊言其“早號醇儒，得淵源于伊洛;晚稱名從，欲輩行于乾淳”[17]3433。陳氏在《直齋書錄解題》中通過《鹽鐵論》的釋讀，捎帶著將批評矛頭指向王安石及其新學，“嗚呼！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日錄》言之，王安石之辯，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艄馓栔獣r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臣，與諸儒議論，反覆不厭，或是或非，一切付之公論，而或行或否，未嘗容心焉。以不學無術之人，而暗合乎孟莊子父臣父政之義。曾謂元祐諸賢，而慮不及此乎！”[13]271這種將桑弘羊、王安石連言的政治比附性的寫作方式，直至明初理學家丘濬《大學衍義補·治國平天下之要》中仍然存在，“彼桑弘羊、王安石之徒，競商賈刀錐之利，將以富國，君子以之為盜臣，史書昭然，在人耳目，千萬世如一日焉，可不畏哉，可不念哉！”

南宋理學家不僅承襲了司馬光們的言說方式，更沿襲了他們對王安石新政的批評內容。南宋前期的理學家胡寅《致堂讀史管見》卷二在評價西漢卜式時，瞧不上卜式的為人和做事風格，但肯定了他反對與天下爭利的思想，云：卜式“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桑弘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民，算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狈磳Τ⑴c天下爭利，這是北宋理學家批評王安石新政的一個重要話題。胡寅對卜式的與天下爭利“縣官不當為”語的肯定，反映了他對北宋道學的堅守和傳承。錢時《兩漢筆記》卷五亦云：“甚矣，利端之不可輕啟也。其端一啟，后來者守為定法，以害民蠹國為常事，其禍可勝言哉！桑弘羊一賈孺耳，天子作民父母，而用賈人斗筲之智以爭利，竭赤子之膏血，以事荒遠，譬猶伐貞氣，助狂陽，實此曹從臾之?！睆脑v后裔、理學家對王安石新政的不斷抨擊中可反窺，王安石學說在南宋仍具有威勢和現實意義。

（二）新學術范式的影響

《宋史·太祖三》贊曰：“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于漢、唐，蓋無讓焉?！蹦纤螌W術重義理闡發，亦重實證挖掘，由此出現了兩個治學路徑：一是理學，二是考據學。二者對《鹽鐵論》皆予以積極接受。

1.考據學的影響?？紦L興起于北宋后期。有學者提出北宋神宗時開始興起考據類筆記②[18]，也

①沈松勤認為元祐后裔對王安石新黨“所懷有極度仇恨的心理。其實，這種心理不完全是范沖一個人所有，而是‘元祐故家子孫包括像趙鼎那樣的私淑道學者長期以來所普遍具有的”。

②溫志拔：“考據筆記是內容方面以經、史、名物、制度、典故博聞考證為主的筆記，起于唐而興于宋神宗后?！?/p>

有學者將此風的興起點，具體到沈括《夢溪筆談》上①[19]352?！秹粝P談》的成書時間大約在哲宗元祐年間，故二說在時間上大體相當。宋朝廷南遷后，士人多有考據意識。陸游《入蜀記》是日記體的游記，其中也記錄了對沿途地理、古跡的考辨之文。清四庫館臣稱“（陸）游本工文，故于山川風土，敘述頗為雅潔，而于考訂古跡，尤所留意”[20]530。南宋出現了大量探源、索隱、辨誤的考據成果，內容涉及名物、掌故、典章、制度等，類型有隨筆、筆記和綜合性文獻考證著述?！尔}鐵論》凡六十篇，內容豐贍，涉及周、秦、漢的政治、經濟、思想方面的史料，可為探源、索隱提供歷史依據。例如，宋代盛行茶馬交易。程大昌《演繁錄》卷五中征引《鹽鐵論》，考察市馬的源頭，云：“市馬于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尔}鐵論》日：‘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人塞。則漢世已嘗出縑帛，買馬塞外矣?！倍贫瓤疾?，是南宋考據學的重要內容。南宋時期，與金的戰與和，是朝廷的頭等大事，而法度建設也是當務之急。復古的慣性思維，使士人傾向于在歷史軌跡中尋找答案。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說》、章如愚《群書考索》、祝穆《古今事文類聚》、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等以類書的形式，輯錄了歷代典制的變革。而在歷代之中，南宋士人除了信仰上古三代外，就是追慕漢、唐;而漢、唐之間，他們更信服漢代。方大琮《一統天地之常經論》云：“或者漢猶近古，庶幾常道之可復;更漢至唐，世變滋甚，圣人不復作矣?！盵21]213所以，南宋重視考索典制演變，尤重漢代故事。如王應麟《漢制考》、魏了翁的《古今考》等，詳考了漢代制度及其與當代之異同?？傊?，在尚考據的風氣中，在重漢制的背景下，南宋的考據著述中常見《鹽鐵論》身影，是必然的。而此時對《鹽鐵論》的征引，并非隨機選擇，其背后有深刻的儒家訴求。

為民代言，為時代代言，是南宋士人的自我期許。樓觀《臺州增造貢院記》云：“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王公卿大夫不可一日無封殖儒者之心，不然則生人之類，泯泯棼棼，殆未知其所終已?！盵22]155《鹽鐵論》中的賢良、文學對儒法政治的是非判斷，對鹽鐵、榷酷的得失批評，激發了南宋士人的精神共鳴。王應麟《通鑒答問》即云：“賢良、文學之言，不行于始元，而論議垂不朽，誦之猶使人興起，一時之屈，千載之伸，故日：公議與天地相終始?！盵23]702這種精神共鳴，是南宋士人對漢儒說的時代解讀。南宋時期稅賦重，百姓負擔重。士人多認為是熙寧新法的流毒。薛叔似“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盵24]120091鹽之為稅目，屢立屢罷，至唐肅宗時，“自此遂為經賦，其利居天下歲入之半”[25]2018。田賦、鹽等為常稅，此非南宋士人批評的焦點。南宋初新增了經制錢、總制錢等財稅來源，“南宋經制錢初征時來源主要是添酒錢等五色”[26]335。對新稅法的施行，理學中人屢有非議，他們為說明弊端，多言說榷酷始自桑弘羊，在政治符號的架構中，形成了征收酒稅實禍國殃民的特定認識。楊時《神宗日錄辨》云：“榷酷之法，自桑弘羊為之，當時以謂烹弘羊乃雨，則人情可知矣?！蓖鯌搿锻ㄨb答問》亦言：“《鹽鐵論》云：‘大夫以心計策國用，參以酒榷。蓋桑弘羊作是法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盵23]699

2.義理學的影響。南宋理學勃興，重義輕利、興王黜霸，是理學闡發的一個重要內容?！尔}鐵論》文末總結日：“余睹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盵27]613在此桓寬雖未直接指出儒法的優劣，但以周世長久與秦之短祚的對比，表達了德治優于法治的觀念，以及尚仁義、黜功利的思想?！尔}鐵論》的思想主旨與南宋理學旨趣合拍。理學家們關于《鹽鐵論》接受的原因，不止于此，其中也埋伏著他們意欲全面清除王安石新學影響的學派私心。

①張富祥：“宋人筆記中偏重于考證的類型，依筆者之見，實自《夢溪筆談》問世后才漸趨大興?！?/p>

義利之辨是南宋理學的重要命題。在理學家看來，義利之辨關系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陸九淵的弟子傅子淵、陳正己曾有一個對話，“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人”[28]399。淳熙八年（1181）春，陸九淵訪朱熹，在白鹿洞書院為諸生講《論語》“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心同此意，后將陸氏此次演講印成《講義》。劉琪修復岳麓書院后，請彪居正、張栻主事，“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于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29]4492。在復古思想的影響下，理學家自覺地體認《鹽鐵論》中賢良、文學的思想觀念，主動揭起義旗。侯外廬曾說：“道學家們空談性命，媚上希寵，抗拒任何有利國計民生的改革措施?！盵30]303侯氏所云雖有20個世紀輕視理學的時代特征，但道出了理學家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尔}鐵論》所揭示的中賢良文學與桑弘羊之間的思想張力，和對二者作出的道德評價，被南宋理學家接受。

南宋的現實狀況，不能滿足理學家們感性地追求超拔的精神境界。當時國是大計經常在和與戰、守與變之間來回拉鋸。戰，需大量軍費開支;守，也需滿足朝廷開銷。這都需要大量的錢財支撐。因此稅賦名目不斷衍生、增多，有學者指出“特別是南宋常賦的項目不斷增加，常賦外項目更是層出不窮，大部分又都被中央以各種名義征調”[26]329。對錢財的大量需要，就不得不在稅賦上動腦子，就不得不物色有才干的吏員任職。漆俠曾指出孝宗時群臣有吏能，士風為之轉換?！八孕⒆谇?、淳熙間人才濟濟、士大夫不尚虛名，而留意民事，注重財政錢糧之務，以才干能績顯于當時，士風為之一變?！盵31]358孝宗淳熙年間，《鹽鐵論》刻本的出現，恐非偶然、隨意。在朝野上下對“利”的要求和認識的不對等的情況下，南宋士人在《鹽鐵論》的接受上，呈現出明顯的矛盾性，一方面站在儒家道德高地堅決反對桑弘羊的聚斂術，但另一方面又為酒榷、經總制錢等賦稅的設置，尋求歷史根據，這類似于變相地承認桑弘羊之為。葉適曾云：“使其真桑弘羊之流固且不暇，而況其不為弘羊者耶！所畏者，上每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足而后見其材，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為弘羊者也?！盵32]321

實際上，對于義與利的關系，在理學中也非決絕地一邊倒向“義”。吳慧先生提出，南宋中后期榷法改稅法中，道學家就起了推波助瀾作用?！坝扇斗ǜ男卸惙?，并非全為‘公家計，為百姓計，這里曲折地反映了私營商人和官府之間經濟利益上的矛盾斗爭，并有道學家（如真德秀）的反對官府理財、主張經濟放任，與功利之臣之間的‘王霸義利之爭的成分之內?！盵33]777洪咨夔，朱子學術傳人之一，他的《進兩漢求賢故事》品評漢武帝成就大業的原因，“蓋武帝于人才之長短小大，洞察底蘊，隨所用而各當”[34]116，其中提到《漢書》所云的“運籌則桑弘羊”一語，也是全盤接受，不作辨析，可見洪氏對桑弘羊并不持反對態度。浙東事功派雖未對桑弘羊持同情態度，但也認為義利、王霸可兼得。

此外，還需要一提的是，南宋理學家關于《鹽鐵論》的接受，新增了辭章視角。班固雖稱贊桓寬“博通，善屬文”[1]2903，但此后未有人專門褒獎過《鹽鐵論》的文學價值，《昭明文選》未收錄《鹽鐵論》。兩宋藝文類類書中雖收錄《鹽鐵論》，但僅局限于典故之用。在理學思潮的統攝下，南宋士人形成了以道為本的文學觀。呂祖謙曾奉敕編纂《宋文鑒》，“專取有益治道者”[35]95。朱熹論文時提出，“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36]3305。真德秀更為極端，以是否合乎儒家經義，作為文章價值高低的標準。為糾時弊，他曾作《文章正宗》以正視聽，《文章正宗綱目序》中云：“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后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痹谠摃摹白h論”部分以《賢良文學罷鹽鐵議》為題，節錄了《鹽鐵論》前四十一章文，并在其后附錄了《鹽鐵論》第六十章《雜論篇》，即桓寬揚儒抑法觀的總結，點明題旨?！段恼抡凇分嘘P于《鹽鐵論》的大篇幅節文，被其后的陳仁子《文選補遺》全部承襲，但陳氏將桓寬的總結置于題首，作為解題。這一點與《文章正宗》形式有異，但無本質不同。鑒于此，可知在義理學的影響下，南宋的士人關于《鹽鐵論》的接受，除了感興趣其中蘊涵的義利之辨、王霸之爭的思想內容外，他們開始關注《鹽鐵論》的文學價值。這是此前沒有的現象。故南宋理學家的辭章認識，在無意中推動了《鹽鐵論》更為廣泛地傳播，并從此形成了一個新的《鹽鐵論》接受視角。此是無意之舉，但又是必然所為。

與北宋相比，南宋時期關于《鹽鐵論》的接受層面更為廣泛、深入。這既得益于南宋版刻業發達，更得益于南宋士人新學術范型的建立?！尔}鐵論》蘊含的揚儒抑法的思想內容及其豐富的史料文獻，契合了南宋學術發展的需要。在理學與新學的博弈之中，《鹽鐵論》中的王霸之爭、義利之辨，為理學家們著文立說提供了歷史范例;在尚考據的風氣影響下，士人多挖掘《鹽鐵論》中蘊含的漢代故事，為考鏡典制源流，提供了史料依據。此外，南宋以道為本的文學觀，也為《鹽鐵論》的接受新增了文學認識視角。所以說，南宋關于《鹽鐵論》的接受，既受到時代學術風尚的影響，又彰顯著時代學術個性和發展傾向。南宋關于《鹽鐵論》接受的多面性，揭示了此時士人對現實政治問題的重大關切，反映出學術經世致用的活力和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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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eptance Characters and Academic Style of Salt and Iron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NIE Jidong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y，Shandong University，J inan，Shandong 250100，China）

Abstract：There was more deepener and wider acceptance of Salt and Iron in South Song than in North Song. On the one hand，it was due to thriving of engraved books in South Song dynasty;on the other hand，it was on account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s of “legal ancestors”，the official school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on the one hand，wanted to break the influence of Wang Anshi's new learning，and on the other hand，wanted to establish a new academic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breaking and establishing，textual criticism with the interest of Taoism and inquiry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Neo Confucianism，whose aim was to respect virtue，had gradually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academic fashion，Salt and Iron was widely concerned by scholar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became a classic reference for Neo Confucianism to promote Confucian morality and morality，an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scholars to textually research the origin of classical system. In addition，the Neo Confucianism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lso promoted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literary value of Salt and Iron. This is a new perspective that has not been seen before.

Key words：Salt and Iron;“legal ancestors”;textual research on classical system;literary cre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