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態視域下鄉賢參與鄉村旅游意向的區域差異與影響機制研究

李學鋒 林明水

摘 要：以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省外鄉賢為研究對象，探討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行為意向和角色類型選擇的差異及其影響機制。研究結果顯示：第一，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得分的差異不顯著，角色感知略大于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第二，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的閩南區域內部差異不顯著，角色感知的閩南地區內部差異顯著，廈門市受訪者鄉賢角色感知平均得分小于漳州市;第三，鄉賢角色類型選擇閩南區域內部差異不顯著，參與實干并不是首要選擇，受訪者希望創新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第四，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對行為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應;第五，空間距離和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鄉賢參與鄉村旅游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得分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導鄉賢參與鄉村旅游，不僅要提高省外鄉賢個體角色感知水平，特別是意識—技能方面的角色感知，還要關注影響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內、外部因素，特別是要營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環境與氛圍。

關鍵詞：鄉賢;鄉村旅游;角色感知;影響機制

基金項目：福建省社會科學普及出版資助項目“八閩鄉愁與鄉村振興”（FJ2021JHKP025）;福建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基于臺胞參與視角的福建鄉村產業振興：角色、格局與過程”（2019J01430）;閩東旅游扶貧研究中心2020年度開放性課題“閩東傳統村落文化生態保護與利用模式研究”（EFTPARC202001）。

[中圖分類號] F590.1 [文章編號] 1673-0186（2021）007-0018-015

[文獻標識碼] A? ? ? [DOI編碼] 10.19631/j.cnki.css.2021.007.002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來，鄉村旅游逐漸成為農民就業增收和脫貧致富的重要渠道，也成為地方政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1-2]。2018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7個部門聯合印發《關于促進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意見》，標志著我國鄉村旅游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可持續鄉村旅游更加需要復合型人才的廣泛參與。然而，當前我國廣大地區城鎮化進程仍在繼續，大量中青年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趨勢沒有改變，鄉村人才空心化問題仍然存在且日益嚴重，成為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阻礙[3-4]。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鄉村振興的經驗表明，吸引鄉村精英返鄉創業是激發鄉村內部活力和動力的關鍵[5-6];我國也適時頒發《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意見》，各省市陸續出臺進一步鼓勵鄉賢返鄉創業、發展鄉村旅游等加快鄉村振興步伐的實施細則[7-8]。由此可見，引導鄉賢參與鄉村旅游不僅能夠緩解當前鄉村人才空心化危機，而且也是推進我國鄉村旅游從粗放型開發向集約型發展的有效途徑。

我國鄉賢文化自東漢形成以來，有著良好的文化生態傳承，鄉賢群體一直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參與者[9]。與鄉紳（Gentry）、鄉村精英（Rural Elite）等概念有所不同，鄉賢是指在鄉村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且深為當地民眾所尊重的人[10]。這個概念凸顯鄉賢地域性、知名度、道德和價值觀三個基本要素，且道德和價值觀因素是國外類似概念中所欠缺的，這也體現了我國鄉賢文化的“達則兼濟天下”特色和精髓[11]。國外關于鄉賢文化的研究，在主題方面聚焦在鄉賢人物生平或主要事跡的敘事研究[12-13]、鄉賢文化和鄉賢精神的述評研究[14-15]、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路徑研究等方面[16-17];其中，在鄉賢的概念和內涵方面，更加強調鄉賢群體內生性與外生性[18];在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方式方面，提倡通過鄉賢理事會參與議事，以完善政府引導、村民主導的鄉村治理模式[19];在參與治理內容方面，指出精準扶貧、鄉村旅游是鄉賢參與鄉村治理較多和較為成功的領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鄉村旅游成為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主要方式[20]。國內外關于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中，在研究內容方面多關注參與的方式與模式、扮演的角色類型和影響因素等方面[21-22]，且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角色類型和扮演機制是當前研究的熱點和難點[23];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采用觀察法、訪談法、民族志等定性研究方法，問卷調查、空間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有待進一步加強[24-25]。

文化生態視域下，鄉賢是地方文化生態孕育的產物，其參與鄉村旅游的開發和建設，是其回饋和促進地方文化生態傳承和發展的重要路徑。因此，鄉賢無論是通過返鄉或不返鄉的方式參與鄉村旅游，都對我國鄉村社會、經濟及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具有積極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6]。當前，學術研究多從鄉賢群體外部視角審視這一現象，對鄉賢個體角色認知和影響鄉賢角色扮演的機制知之甚少，這不利于有針對性地吸引鄉賢參與鄉村旅游，以化解鄉村人才空心化的危機，推進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23]。

二、研究設計

通過量表工具測量鄉賢角色感知、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角色類型與行為意向。

（一）鄉賢角色感知量表設計

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行為，從角色理論視角分析，是個體扮演鄉賢角色參與鄉村旅游的內、外部行為的集合，包括個體對鄉賢角色的感知、角色類型的選擇、角色扮演的過程，以及個體角色扮演行為外化后與社會的互動[27-28]。因此，個體對鄉賢角色的認知和內化過程，是鄉賢角色類型選擇和角色扮演行為的前提和基礎。

鄉賢角色感知是個體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對所扮演的鄉賢角色的關系、地位、作用、規范、權利、義務、形象、行為等方面的認知、態度、情感的綜合反映，本質上是一種角色觀念[28]。新時期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賦予鄉賢角色新內容和新使命，鄉賢角色內涵必須以堅持黨的領導為前提和基礎，具備一定的學問、才干和主動性[29]。因此，本文從身份、聲望、意識、技能、道德五方面構建鄉賢角色感知指標體系（表1）。

（二）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量表設計

心理學研究顯示，行為不僅由內部驅力所激發，還由外在誘因所驅使，因此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包括內、外部兩個方面[30]。張英魁概括鄉賢介入鄉村的機理，指出介入目的在于良好的生活品質而非物質生產，文化心理歸屬于城市市民文化而非鄉村文化，其人格傾向于獨立平等而非依賴于家庭和宗族的人際網絡關系[18]。林明水等研究顯示，鄉土情結是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主要推動因素，政府政策引導與支持是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主要拉引因素，宗族情感是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重要情感因素，土地及不動產是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重要資本考量[10]。鐘榮鳳等進一步揭示，旅游發展前景好、資源豐富與生態環境優美、各級政府的重視及相關政策的支持、旅游扶貧效果好是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主要外在動機[22]。上述研究的影響因子包括個體內部的時間、能力、情感、意愿、知識文化水平、家庭等因素，以及外部的傳統觀念、政策、相關部門和組織、信息、渠道、利益分配和周圍人因素等方面。

將影響因素編制成訪談提綱，選取商會成員、鄉賢理事會、校友等鄉賢各5名進行訪談，對問卷進行進一步修正，最終確定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量表，如表2所示。

（三）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角色類型與行為意向問卷設計

參照貝爾賓團隊角色理論中的角色類型，并結合鄉村治理中主要利益相關者的架構和職能，對鄉賢參與鄉村旅游扮演角色類型進一步細化和完善，具體包括參與實干、中間協調、推進推動、提供信息、創新管理、監督者、凝聚人心、補缺完善八種類型[27-28]。

行為意向是個人扮演角色參與社會互動過程中的內外行為，包括意愿、可能性和樂意程度。借鑒李華敏[31]、朱璇等[32]、呂婷等[33]關于鄉村旅游行為意向量表設計題項，包括“現有條件下，我愿意參與鄉村旅游”“目前我已參與鄉村旅游”和“未來1—2年內我會參與鄉村旅游”三個題項。

將上述量表編排成問卷，內容包含主體和人口統計學特征兩個部分。問卷主體包括鄉賢角色感知量表15道題、角色類型8道題、影響因素量表15道題和行為意向3道題，人口統計學特征包括受訪者性別、年齡、職業、年收入、教育背景和家鄉所在地6道題，共計47道題。問卷采用Linkert 5階計分法測量，題目均為正向，回答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對應5、4、3、2、1分。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研究數據來源于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省外鄉賢問卷調查，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變異系數和回歸分析等方法。

（一）數據來源

1.研究案例地

本研究選擇福建省廈門、漳州和泉州三市為研究案例地，理由如下：第一，廈門、漳州和泉州三市同屬于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的先行區、臺灣同胞的祖根地和海外僑胞“原鄉”故里，長期以來外出經商和創業者較多，“愛拼會贏”的拼搏精神和村村有宗廟、族譜的環境孕育了多元的鄉賢文化[34-35];第二，廈門市是服務業較為發達的特區城市，漳州市是傳統的農業城市，泉州市是福建省工業強市，三個城市代表不同產業優勢背景下，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經濟氛圍;第三，廈門、漳州和泉州三市共有鄉村旅游特色村225個，數量雖然僅占全省的28.92%，但每平方公里鄉村旅游特色村的數量是全省平均值的1.3倍，鄉村旅游發展態勢較好。因此，選擇閩南地區作為研究的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分為預調查和正式調查兩個步驟，均采用“問卷星”網絡發放的方式開展。預調查時間為2018年11—12月，選擇鄉村旅游發展態勢較好的廈門市新圩鎮、漳州市長泰縣和泉州市晉江市鄉賢理事會及中學校友會，針對在外工作的鄉賢采用微信轉發的方式發放，收回問卷200份，刪除作答不完整、隨意勾選、前后矛盾等無效問卷35份，問卷有效率82.50%。在對問卷進行信、效度分析，修正效度低于0.45的題項后，在2019年1—2月開展第二輪正式問卷調查。第二輪問卷調查共回收1295份問卷，有效問卷共計850份，問卷有效率65.64%。

問卷分析顯示，受訪者以男性為主，占比為63.0%;年齡以中青年為主，20～29歲占比45.9%，30～39歲占比28.7%;受教育程度以大學本科（47.5%）為主，高中學歷（30.9%）也占一定的比例;職業以企業職員（22.9%）為主，自由職業（19.6%）、公務員（19.2%）、事業單位（16.4%）也占一定的比例;大部分受訪者年收入低于15萬，年收入在15萬以及以上占比為36.8%;家鄉所在地為廈門市、漳州市和泉州市比例分別為60.5%、23.9%和15.6%。

（二）研究方法

1.信效度分析

采用SPSS 22.0軟件對鄉賢角色感知和影響因素量表進行信效度分析，結果如表3和表4所示。表3中，角色感知量表去除公因子方差低于0.45的題項，保留2、4、6、7、9、10、11、12題項，因子分析顯示存在身份—聲望和意識—技能兩個維度，累積解釋的總方差為65.33%，其中身份-聲望維度克朗巴哈α系數為0.790，意識-技能維度克朗巴哈α系數為0.838，總體信度為0.857，各題項信度在0.830～0.852之間。

表4中，影響因素量表去除公因子方差低于0.45的題項，保留1、2、3、4、9、10、11、12、13題項，因子分析顯示存在內部和外部因素兩個維度，累積解釋的總方差為58.53%，其中內部因素維度克朗巴哈α系數為0.788，外部因素維度克朗巴哈α系數為0.802，總體信度為0.861，各題項公因子方差在0.463～0.675之間。

2.變異系數

變異系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是衡量指標中各觀測值變異程度的統計量[37]。采用變異系數分析各省份鄉賢角色感知、角色類型和影響因素平均得分的差異，通過系數值的大小判斷上述指標平均得分的離散程度。

3.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確定兩種或兩種以上變量間相互依賴的定量關系的方法[36]。采用線性回歸分析方法，揭示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和參與鄉村旅游行為意向關系，以及驗證影響因素的中介效應。

四、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包含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行為意向和角色類型選擇的差異及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與行為意向的關系兩個方面。

（一）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行為意向和角色類型選擇的差異

1.鄉賢角色感知差異

受訪省外鄉賢的鄉賢角色感知平均得分為3.52，總體處于中等水平。其中，身份-聲望感知平均得分略低于意識-技能感知平均得分，表明意識-技能在角色感知中略顯重要。省外鄉賢角色感知變異系數分析顯示，身份-聲望感知平均得分離散程度最大，鄉賢角色感知次之，意識-技能感知最小，且各類型感知得分變異系數均小于10%。由此可見，省外鄉賢角色感知指標的總體差異較?。▓D1）。

分區域分析（表5），鄉賢角色感知得分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6個，占比為55.17%，主要分布在東北和中西部地區。其中，甘肅和寧夏兩個省份受訪鄉賢不多，但角色感知得分明顯高于其他省份;云南、海南兩省受訪鄉賢也少，但角色感知得分明顯低于其他省份?？臻g差異方面，角色感知得分等級較高的省份與福建省在空間上不毗鄰，最近的省份是臺灣省，其他省份與閩南地區間隔兩個省份以上的空間距離。

2.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差異

省外鄉賢參與鄉村旅游影響因素平均得分為3.58，總體處于中等水平。其中，內部影響因素平均得分略低于外部影響因素，顯示外部影響因素在影響因素中地位較為重要。影響因素平均得分變異系數分析顯示，內部影響因素離散程度最大，外部影響因素次之，影響因素感知最小，且各類型感知得分變異系數均小于9%。由此可見，省外影響因素指標的總體差異較?。▓D1）。

分區域分析（表5），影響因素得分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5個，占比為51.72%，主要分布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其中，甘肅影響因素得分明顯高于其他省份，新疆影響因素得分明顯低于其他省份，這顯示西部地區影響因素的差異較大?？臻g差異方面，影響因素得分等級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遼寧、寧夏、甘肅、湖北和臺灣等省份，在空間上與福建省均有一定的距離。

3.鄉賢參與鄉村旅游行為意向差異

省外鄉賢參與鄉村旅游行為意向平均得分為3.70，總體處于中高水平。變異系數分析顯示，行為意向平均得分變異系數小于9%，表明省外行為意向指標的總體差異較?。▓D1）。

分區域分析（表6），行為意向得分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0個，占比為34.48%，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北地區。其中，甘肅、北京、山東和湖南行為意向得分明顯高于其他省份，云南和浙江行為意向得分低于其他省份?？臻g差異方面，行為意向得分等級較高的省份與福建省不毗鄰，且有一定的空間距離。

4.角色類型選擇的差異

受訪者角色類型平均得分均高于3.5分，標準差均大于1，顯示受訪者對于八種類型角色的選擇意向均較強烈。平均得分排序顯示，創新管理>補缺完善>提供信息>推進推動>凝聚人心>參與實干>監督者>中間協調，說明參與實干并不是首要選擇，受訪者希望創新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

5.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的閩南地區內部差異

方差齊性檢驗顯示，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參與意向顯著性為0.322和0.463，大于0.05，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兩組樣本的方差差異均未達到顯著，即未違反方差同質性假定。鄉賢角色感知顯著性為0.017，小于0.05，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樣本的方差不具有同質性。

進一步方差分析顯示（表7），廈門、漳州、泉州三市受訪者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和參與意向得分均未達到顯著差異，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廈、漳、泉三市受訪者在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和參與意向差異不顯著。而鄉賢角色感知達到顯著差異，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三市受訪者在鄉賢角色感知差異顯著。

事后比較顯示，廈門市和漳州市鄉賢角色感知平均數的差異值為-0.185 72，顯著性檢驗在0.05水平達到顯著水平，顯示廈門市受訪者鄉賢角色感知得分的平均數小于漳州市受訪者。從95%置信區間分析，鄉賢角色感知在廈門市和漳州市的平均數差異的95%置信區間為（0.027 2，0.344 2），并未包含0，因而兩個指標平均數值的差異達到顯著。

（二）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與行為意向的關系

1.角色感知與行為意向的關系

回歸分析顯示（表7），鄉賢角色感知與行為意向之間相關系數為0.676，呈現中度相關。決定系數R2為0.457，調整后的R2為0.456，顯示角色感知可以解釋參與行為意向45.6%的變異量。方差分析顯示，F值為712.562，顯著性檢驗的P值為0.000，小于0.01的顯著性水平，顯示回歸模型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平。共線性分析顯示，VIF值為1，小于10;CI值為8.716，小于30;特征值為0.026，大于0.01，顯示變量間沒有共線性問題。

鄉賢角色感知與行為意向非標準化回歸模型為：

行為意向=1.069+0.748×鄉賢角色感知。

2.鄉賢角色感知與影響因素的關系

回歸分析顯示（表8），鄉賢角色感知與參與影響因素之間相關系數為0.660，呈現中度相關。決定系數R2為0.436，調整后的R2為0.435，顯示影響因素可以解釋參與行為意向43.5%的變異量。方差分析顯示，F值為655.833，顯著性檢驗的P值為0.000，小于0.05的顯著性水平，表明回歸模型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平。共線性分析顯示，VIF值為1，小于10;CI值為8.710，小于30;特征值為0.026，大于0.01，顯示變量間沒有共線性問題。

鄉賢角色感知與影響因素的非標準化回歸模型為：

影響因素=1.974 0+0.660×鄉賢角色感知。

3.影響因素的中介效應檢驗

在角色感知顯著影響行為意向和影響因素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角色感知與行為意向的中介關系?；貧w分析顯示（表8），決定系數R2為0.471，調整后的R2為0.469，顯示角色感知和影響因素可以解釋行為意向46.9%的變異量。方差分析顯示，F值為376.433，顯著性檢驗的P值為0.000，小于0.05的顯著性水平，表明回歸模型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平。共線性分析顯示，VIF值為1.773，小于10;CI值為10.544、14.128，小于30;特征值為0.027、0.015，大于0.01，顯示變量間沒有共線性問題。

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的非標準化回歸模型為：

行為意向=0.779+0.633×角色感知+0.195×影響因素。

可見，在影響因素的控制下，角色感知雖然也對行為意愿產生了顯著影響，但其影響效果由0.748下降為0.633，說明角色感知對行為意愿的影響中的部分影響效果通過影響因素實現。為了驗證通過影響因素、角色感知對行為意愿產生間接效果的顯著性，通過Sobel檢驗、Aroian檢驗和Goodman檢驗可知在P<0.01水平下顯著性明顯，進一步證實了角色感知對行為意愿的影響關系中，影響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應（表9）。其中，角色感知對行為意向的影響總效應為0.748，直接效應為0.633，間接效應為0.115。

4.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與行為意向關系的閩南區域內部差異

回歸分析顯示（表10），鄉賢角色感知→行為意向回歸模型調整后的R2為0.479、0.332、0.520，顯示角色感知解釋行為意向變異量大小地區排序為泉州市（52.0%）、廈門市（47.9%）、漳州市（33.2%），回歸系數值大小排序也顯示，泉州市鄉賢角色感知變化對行為意向影響比廈門市和漳州市更大。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回歸模型調整后的R2為0.433、0.339、0.500，顯示角色感知解釋行為意向變異量大小地區排序為泉州市（50.0%）、廈門市（43.3%）、漳州市（33.9%），回歸系數值大小排序顯示，漳州市鄉賢角色感知變化對影響因素影響比廈門市和泉州市更大。

此外，廈門市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的非標準化回歸模型為：

行為意向=0.636+0.616×角色感知+0.253×影響因素。

可見，在影響因素的控制下，廈門市鄉賢角色感知雖然也對行為意愿產生了顯著影響。為了驗證通過影響因素、角色感知對行為意愿產生間接效果的顯著性，通過Sobel檢驗、Aroian檢驗和Goodman檢驗可知在P<0.01水平下顯著性明顯，進一步證實了廈門市鄉賢角色感知對行為意愿的影響關系中，影響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應（表11）。其中，角色感知對行為意愿的影響總效應為0.766，直接效應為0.616，間接效應為0.150。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省外鄉賢為研究對象，探討鄉賢角色感知、角色類型、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的差異與影響機制，得到如下研究結論：

第一，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的平均得分省域差異不顯著，顯示各省份鄉賢個體參與鄉村旅游的角色認知水平差異不大。各省份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平均得分的變異系數均小于10%，顯示各省份鄉賢上述指標的差異變化不大;角色感知平均得分變異系數最大，行為意向次之，影響因素最小，顯示各省份鄉賢對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的認知更為一致。

第二，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平均得分的閩南地區內部差異不顯著，顯示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鄉賢文化內涵的一致性和普適性。雖然廈門、漳州、泉州三市省外受訪者鄉賢角色感知差異達到顯著水平，但方差分析進一步顯示，僅有漳州市省外鄉賢角色感知平均得分略高于廈門市，泉州市與廈門市鄉賢角色感知差異并不顯著。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和參與行為意向方差分析未達到顯著差異，表明廈門、漳州、泉州三市受訪者平均得分在該組指標的差異較小。

第三，鄉賢角色類型的閩南地區內部差異不顯著，顯示廈門、漳州、泉州三市省外鄉賢角色期望較為一致。盡管有創新管理、提供信息、參與實干、監督者、中間協調五類角色類型方差齊性差異顯著，但進一步事后比較顯示，八類角色類型平均得分的閩南區域內部差異均未達到顯著差異。鄉賢角色類型平均得分排序顯示，參與實干并不是省外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首要選擇，受訪者希望能夠創新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有更多的參與渠道和模式可以選擇參與。

第四，鄉賢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對行為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應（圖2）。鄉賢角色感知可以解釋參與行為意向45.6%的變異量，影響因素可以解釋參與行為意向28.5%的變異量;兩者可以解釋參與行為意向46.9%的變異量，影響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應。因此，引導鄉賢參與鄉村旅游，不僅要提高省外鄉賢自身角色感知水平，特別是意識—技能方面的角色感知，還要關注影響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內、外部因素，特別是營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環境與氛圍。

第五，空間距離和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鄉賢參與鄉村旅游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和行為意向得分的重要因素。角色感知、影響因素得分較高的身份與福建省在空間上不毗鄰，最近的是臺灣省，其他省份與福建省間隔1個省份以上的空間距離;行為意向得分較高的省份除了江西省外，多數與福建省不毗鄰。而且三個指標得分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北、經濟發展水平低于福建省的省份，而經濟較為發達的沿海地區，上述指標得分均處于中等偏下水平。這顯示在經濟較為發達、與福建省空間距離較近地區的鄉賢，雖然有能力和實力，但對鄉賢的角色認知水平有限，不一定是各級政府吸引返鄉創新創業人才的重點對象;而經濟水平略低于福建省、與福建省有一定空間距離省份的鄉賢，雖然能力和實力有限，但鄉賢的角色認知水平較高，是各級政府人才引進的重點對象。

參考文獻

[1]? 陸林，任以勝，朱道才，等.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研究框架與展望[J].地理研究，2019（1）：102-118.

[2]? 徐淑紅.鄉村旅游對農村經濟發展影響實證研究[J].社會科學家，2020（12）：54-58.

[3]? 向富華.鄉村旅游開發：城鎮化背景下“鄉村振興”的戰略選擇[J].旅游學刊，2018（7）：16-17.

[4]? 黃震方，黃睿.城鎮化與旅游發展背景下的鄉村文化研究：學術爭鳴與研究方向[J].地理研究，2018（2）：233-249.

[5]? 邱春林.國外鄉村振興經驗及其對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啟示——以亞洲的韓國、日本為例[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9（1）：81-88.

[6]? 李玉恒，閻佳玉，武文豪，等.世界鄉村轉型歷程與可持續發展展望[J].地理科學進展，2018（5）：627-635.

[7]? 寧滿秀，袁祥州，王林萍，等.鄉村振興：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中國國外農業經濟研究會2018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綜述[J].中國農村經濟，2018（12）：130-139.

[8]? 黃粹.鄉村振興中的女鄉賢：時代價值與培育路徑[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56-61.

[9]? 王泉根.中國鄉賢文化研究的當代形態與上虞經驗[J].中國文化研究，2011（4）：165-172.

[10]? 林明水，王新歌，伍世代，等.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機制研究——以福建省典型地為例[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1）：176-182.

[11]? 劉淑蘭.鄉村治理中鄉賢文化的時代價值及其實現路徑[J].理論月刊，2016（2）：78-83.

[12]? HOYLE R W. The listers of gisburn：The fashioning of a gentry family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J]. Northern History， 2019， 56（1-2）： 46-77.

[13]? 楊超高.鄉村女性敘事的新維度——論新世紀小說中的“女鄉賢”敘事[J].江西社會科學，2019（12）：68-75.

[14]? JONES E L. Gentry culture and the stifling of industry[J].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13， 47： 185-192.

[15]? 呂霞，冀滿紅.中國鄉村治理中的鄉賢文化作用分析：歷史與現狀[J].中國行政管理，2019（6）：63-68.

[16]? Sang-Ho，N. The rural elites and villages in modern Japan[J]. The Korean Journal of Japanology，2005：645-666.

[17]? 彭小兵，龍燕.鄉賢治理抑或行政治理：鄉村治理模式選擇——基于重慶、江西兩地鄉村治理的實踐[J].農業經濟，2020（7）：31-33.

[18]? 張英魁.鄉賢的外生性及其介入鄉村機理分析[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7（3）：79-84.

[19]? 盧志朋，陳新.鄉賢理事會：鄉村治理模式的新探索——以廣東云浮、浙江德清為例的比較分析[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8（2）：96-102.

[20]? 耿羽，郗永勤.精準扶貧與鄉賢治理的互塑機制——以湖南L村為例[J].中國行政管理，2017（4）：77-82.

[21]? YAN L. What landscape meant for the early medieval Chinese gentry[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14， 20（11）： 1195-1211.

[22]? 鐘榮鳳，詹嵐，謝新麗.閩東地區鄉賢參與鄉村旅游的動力機制及障礙因素研究——以“中國扶貧第一村”赤溪村為例[J].寧德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 52-55+59.

[23]? 劉麗華，林明水，王莉莉.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角色感知與參與意向研究[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11）：181-189.

[24]? Paniagua， Angel. Geographical trajectories， biographical determinants and（new） place political elites in selected remote rural areas of north-central Spain[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5， 181（4）： 401-412.

[25]? KOMPPULA R. The role of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ness for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J]. Tourism Management，2014， 40： 361-371.

[26]? 羅文斌，唐葉枝.新時代鄉村旅游發展需要發揮新鄉賢企業家精神[N].中國旅游報，2018-07-10（003）.

[27]? 奚從清.角色論：個人與社會的互動[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23-35.

[28]? 秦啟文.角色學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33-71.

[29]? 張緊跟.延攬鄉賢：鄉村振興中基層黨組織帶頭人建設的新思路[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9（6）：46-54.

[30]? LIN M， H Y， ZENG Y， ect.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vandalism intention of outbound tourists based on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del[J]. Applie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2018， 16（5）：5955-5969.

[31]? 李華敏.鄉村旅游行為意向形成機制研究：基于計劃行為理論的拓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13-26.

[32]? 朱璇.新鄉村經濟精英在鄉村旅游中的形成和作用機制研究——以虎跳峽徒步路線為例[J].旅游學刊，2012（6）：73-78.

[33]? 呂婷，李君軼，代黎，等.電子口碑對鄉村旅游行為意向的影響——以西安城市居民為例[J].旅游學刊，2018（2）：48-56.

[34]? 李子蓉.泉州閩南文化與鄉村旅游的互動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09（3）：83-89.

[35]? 劉登翰，陳耕.論文化生態保護——以廈門市閩南文化生態保護試驗區為中心[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4-12.

[36]? 唐麗霞，張一珂，陳楓.貧困問題的國際測量方法及對中國的啟示[J].國外社會科學，2020（6）：66-79.

[37]? 李春瑩，林彩斌，林明水，等.縣域全域旅游競爭力評價研究——以福建省為例[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0（4）：81-92.

（責任編輯：丁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