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幼教結緣70年：熱愛，可抵歲月漫長

張凱晨

唐淑，1935年生，江蘇武進人。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系教授，我國著名學前教育史、學前課程專家。1956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學院（1984年更名為南京師范大學）幼教系并留校工作，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副主任、學前教育系主任、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主任、江蘇省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副理事長、江蘇省教育學會幼教專業委員會主任。編著了《中國學前教育史》《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選》《學前教育史》《學前教育思想史》《童心拓荒——現代兒童教育家陳鶴琴》《幼兒園課程研究論文集萃》《農村幼兒園綜合教育》《幼兒園課程實施指導叢書》《幼兒園滲透式領域課程》《幼兒園體驗式課程》《幼兒園班級管理》等著作。曾獲江蘇省幼兒教育先進工作者、南京師范大學首屆教書育人獎、人民教育出版社“功勛作者”等榮譽稱號。

記者：您好，唐老師，您當初是如何走入學前教育領域的？

唐淑教授（以下簡稱“唐”）：我1950年考入南京市師范學校的幼師科。有這樣的選擇，首先是受我父親的影響，他是南京曉莊學校的首屆畢業生，當時曉莊學校有個幼稚師范院，陳鶴琴任院長，所以他對幼教、對陳鶴琴都不陌生，知道幼兒師范是培養幼兒園老師的。其次就是我小學時的一位劉老師，她是景海女師幼稚師范科畢業的，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她給我們上唱游課，經常帶我們唱歌、跳舞、做律動，給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而且我從小就喜歡表演節目：歌舞、體操，參加各種活動，對文藝和體育都很感興趣。20世紀50年代初，招生考試都是各個學校自己組織的，招生通知由各個學校登報發布。因我住在常州鄉下，南京的一個老鄉告訴了我南京市師范學校的招生消息。那時我才15歲，就一個人從常州鄉下先是坐船，再轉火車，到南京參加考試，考完就自己回去了。當時的錄取名單是刊登在報紙上的，但由于消息不靈通，我一開始不知道，又是那位老鄉來信詢問我為何沒來上學，這才知道自己被錄取了。于是，我又一個人帶著行李輾轉來到南京求學，到校的時候都已經開學兩周了。這一段幸運的旅程，也讓我和幼教結下了不解之緣。

記者：這么多年過去了，您有沒有后悔過當初選擇幼教這個專業？

唐：沒有，沒有，我覺得我生來就是幼教人。有時我會想：如果我不做幼教，我可以做什么呢？我想不出還有什么工作更適合我。我的同學中也有人一開始不了解、不喜歡這個專業，但學習過后大多都非常喜歡了，這都很正常。就我而言，從事的事業正是自己一直喜歡的，所以從來沒有想過改行。我是從喜歡兒童、喜歡幼教發展到熱愛兒童、熱愛幼教。

我從南師的學生到南師的教師，這68年以來，我經歷了幼教系的起步、初創，低谷、停頓，復建、重創的艱難歷程，我與南師幼教系共成長、同發展。不管外界重視也好，不重視也罷，對我來說無所謂，我就堅持做這件事就好了。

學習、從事幼教工作70年來，我一直覺得自己的幸福指數是逐漸升高的，始終感到非常幸運和滿足。其中趙寄石老師對我的影響很深，她是幼教界的典范，是我的榜樣。趙老師從不追名逐利，也不在意外人說長道短，她心中有自己的信念，即堅持做科學的幼教。

記者：您能給我們講講您和趙寄石老師的故事嗎？

唐：我和趙老師非常有緣分，1952年她從美國留學歸來進入南師幼教系工作，1952年我從中師被保送進入南師幼教系學習，她是老師，我是學生。上學期間，趙老師教幼兒園自然教學法，她先帶著我們把學校里的植物都認識了一遍，又帶著我們去玄武湖認識各種植物。1956年，我畢業留校任教，于是我們從幼教系的師生變成了同事。1979年，南師學前專業恢復招生，我受命協助趙老師復建學前教育專業。我們兩人性格互補，分工上，趙老師主內，引領大家在學術上奮發圖強，我主外，與各方友好交往，共同發展。后來，我擔任學前教育系主任后，繼續努力傳承趙老師的優良傳統，不斷更新觀念、創造條件，讓每位同仁不斷進取，共同成長。不過無論何時，在我心中她永遠是我的導師！

記者：您是研究學前教育史的專家，當初是怎樣的機緣讓您選擇了這個研究方向？

唐：我當時選擇參與學前教育史的研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時代賦予的使命。在20世紀70年代初，我作為先遣隊成員參與整理辦公室和資料室工作，為返校復課做準備。在整理資料時，我發現了陳鶴琴等前輩留下的一些關于中國學前教育史的資料，其中有一個《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目錄選》的小冊子，使我意識到原來前輩們已經著手在做編寫《中國學前教育史》的準備工作。后來，我又知道日本有學者已經開始研究中國的幼教史，這使我更加堅定了信念：研究我國的幼教史是我們中國幼教人責無旁貸的使命。

第二，是興趣使然。我從小就對歷史感興趣，小學時愛看歷史故事書，初中時教歷史的李老師是南京原中央大學的畢業生，每次上她的歷史課我都聽得津津有味。良好的學習氛圍使我對歷史一直葆有興趣，也促使了我日后對學前教育史的關注。

第三，是與現代幼教前輩們的南師情結。陶行知是南師大教科院的前身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科的創始人及首任科主任，陳鶴琴是南高的教授、南師的院長，張宗麟是他們的學生和助手，他們三位又是我父親的老師，我是他們的孫輩，我對他們有種天然的特殊情感。我對前輩們為開辟我國幼教“中國化、現代化、科學化”的道路所做出的貢獻非常敬佩，因此當看到那些珍貴的教育史資料時，我就義無反顧地決定編寫我們自己的中國學前教育史，以及開設學前教育史課程。

記者：我了解到您之前有過多次下鄉的經歷，您能分享一下嗎？

唐：是的，我是我們系的“下鄉專業戶”。我的下鄉經歷可以從1958年說起，當時全國都在搞掃盲運動，江蘇省掃盲運動開展得好，國家又提出文科要走向社會大課堂，于是江蘇省教育廳吳天石廳長要我系派一支隊伍去搞掃盲運動。所以，23歲的我就帶領28名女大學生（幼教系的畢業班）到溧陽開始掃盲，到了后分頭去了溧陽七個鄉，四人一組，我要在各鄉之間來回巡視和指導。下半年，是全系師生到溧陽，從辦幼兒園到辦紅專大學。就這樣，1958年我基本上都在溧陽了。1960年，南師與附屬幼師混合編組，又去全省九個縣開展農村幼教，我便第三次到了溧陽。1965年，我又帶領學生去丹陽搞耕讀小學和農業中學轉民辦中學的工作。此外，我在1961年、1964年分別到句容、江寧等農村搞整社和“四清”運動。1973年，南師開始陸續恢復招生，但幼教系還沒開始招生，我們就進廠下鄉搞幼教培訓、辦幼兒園去了。當時全國搞“計劃生育”，提倡優生優育，南通如東縣做得好，還辦了很多幼兒園。江蘇省委宣傳部的負責人了解到那里的辦園情況，就讓我們南師學前專業的老師們前往如東進行專業指導。

到了如東，我們針對幼兒園里大多由“赤腳醫生”教孩子認識中草藥和穴位等現狀，就開始辦培訓班，制作玩教具并舉辦展覽，幫老師們備課，教做早操、教歌舞、講故事等。畢竟只有先把老師們教會了，他們才能去教孩子。剛去的時候，我們都不太適應如東的飲食，因為那邊什么菜里都要放文蛤，很多人都拉肚子，沒辦法，就只能在食堂打點飯，想辦法借個煤油爐，每天煮一點青菜，燒一點番茄蛋花湯。但是，我們很開心。農村幼兒園老師們的學習熱情很高，我們在如東培養了一支很不錯的幼師隊伍，后來有很多地方都去如東參觀學習。

此外，我們還到過許多地方繼續送教上門，比如武進、溧水、丹陽、句容、無錫、淮安、洪澤等，可以說是走遍了大江南北。在送教上門的過程中，我也結識了許多優秀的農村幼兒教師，并和她們成了好朋友，像如東的季本芳、武進的宋菊芬、鹽城的吳頏琛等。她們那邊有什么活動或培訓班，我們都去支持。1978年，江蘇省教育廳讓我們辦半年一期的培訓班，為各地、市開辦幼師班做準備，我在征得領導同意后，也邀請了這三位農村幼兒教師來南師系統地學習了半年，其中吳頏琛作為知青從鹽城返回無錫市后，成長為特級教師、市實驗幼兒園園長。

記者：改革開放對于我國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這對重建南師學前系的課程和教學有怎樣的影響？

唐：改革開放確實對我們學前系的學科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主要就體現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可學習、借鑒的范圍拓寬了。以前我們只是學蘇聯那一套，即使后來蘇聯專家撤退了，但是影響還在，高校使用的還是蘇聯學前教育的學科體系，即“三學六法”（學前教育學、學前心理學、學前衛生學和幼兒園語言、計算、常識、音樂、體育、美術六大教學法）。改革開放以后，西方各種先進教育思想一下子涌進來，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我們不斷融合、吸收，真正做到了洋為今用、古為今用。我們一方面堅持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又不斷吸收當前先進的各個流派的思想。在此基礎上，南師學前的課程設置、教學計劃都產生了很大的改變。

提起課程改革，要從“六法”的課程名稱說起。之前我們只強調在幼兒園怎么教，比較強調教材和教法，后來我們把“六法”的名稱都改了，比如：“幼兒園音樂教學法”改成了“學前兒童音樂教育”，“幼兒園美術教學法”改成了“學前兒童美術教育”，等等。這不僅僅是名稱上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名稱更改背后代表的是學科研究范圍的拓寬、研究深度的加深。我們不僅關注幼兒園要教什么、為什么教以及怎么教，更要研究幼兒怎么學、學什么等，還會去研究這門學科的歷史、改革與發展等，并且會吸納國際先進理念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結合我們自身的實踐經驗，使得這些課程在原有基礎上有了質的飛躍。另外，我們還開設了幾門新課程，比如學前教育科研方法、家庭教育、學前教育課程論、學前教育史、兒童游戲等課程。我記得當時為開設外國幼教這門課，趙老師組織老師們翻閱、翻譯外國文獻，比如美、英、蘇、澳等世界各地的學前教育資料，請有關老師來做專題講座。

記者：改革確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想必20世紀80年代的綜合教育課程改革也遇到不少阻礙吧？當時是怎么開始的？您是全程參與嗎？

唐：20世紀80年代初，南京市實驗幼兒園的黃文奧老師提出了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幼兒園的活動內容有重復，同一個內容會在很多領域多次出現。比如說兔子這個話題，在圖畫課畫兔子，在語言課上講兔子的故事，在體育課上學兔子跳，在音樂課上唱兔子的歌……明明是一個整體，但是真實的課程開展中，卻是既重復又割裂。趙老師非常認同黃老師這個觀點，決定以常識為中心，組成一個個主題，整體地進行教育、教學，于是南師大教科所和南京市實驗幼兒園共同開展了綜合教育課程的研究。

當時因為系里的管理工作和自己的研究任務，第一次綜合教育課程改革我沒有直接參加，但始終關切。我和趙老師一直保持密切溝通，有問題一起商量。我一直都非常支持趙老師發起的這次課程改革，但在當時的幼教界，有不少人對此不能理解，總有一些反對和質疑的聲音，認為綜合課程缺乏理論基礎什么的。但我認為改總比不改好，一件事情剛開始總歸會有不完善的地方，事情的發展總是從不完善到完善的。因為堅信這場變革是有意義的，所以我愿意接受并理解有這個過程。事實證明，綜合教育課程改革是符合幼教規律的，其方向和做法都是正確的。

1987年，趙老師申請了全國教育科學“七五”規劃重點課題“農村幼兒教育研究”，這次我就全面參與進來了。我們決定從自己最有發言權的課程入手進行改革，成立了課題組，每個月都去幼兒園現場觀摩、研討。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江寧調研時，參加活動的副局長對我們的活動大加贊賞。我們堅持盡量利用當地社會和自然環境中的資源，發揮教師的自主性開展各種活動。當時正進行“金色的秋天”主題，我們是在田野里進行的，小朋友坐在田埂上和老師們一起歌唱，到田里拾稻穗，再帶到室內數稻穗，最后把稻穗帶回家喂給雞吃。那是個收獲的季節，田野間有成熟的稻穗、黃透了的大豆，對孩子們來說，這是多好的親近自然、認識自然的機會啊。局領導感慨地說，現在幼教的改革絕對跑在小學前面。通過農村綜合課程的研究，我們初步建構了幼兒園綜合課程的理論框架，并首次創建了農村化、幼教化的農村幼兒園課程。到“九五”規劃時，我主持了“我國幼兒園課程體系研究”，全國有18個單位參加，其中也有“農村綜合教育”子課題。

退休后，我主要在南京市實驗幼兒園、南大幼兒園、中華路幼兒園等單位堅持課程的學習與研究。如在市實幼，起初每個星期去一次，固定在一個班上，從小班到大班跟完一輪，第二輪、第三輪慢慢擴大到幾個班，再到全園，輪流看半日活動。后來，除了我和張慧和老師以外，越來越多的南師大老師參加到實驗幼兒園的綜合教育課程改革中。

記者：唐老師，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樣的？您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狀態的？

唐：我退休之后，除了到幼兒園堅持課程研究外，還有兩項工作：一項是編寫學前教育史的相關教材，另一項是學會工作。2000年后，我先后擔任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第五、第六屆理事會副理事長。此外，還有省里的學會工作。所以我的退休生活很充實、很開心。

養生這塊，我平時不會特意去關注，我覺得心態好就行了。誠如陳鶴琴先生說的那樣，吃得下、困得著、拉得出。只要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地生活就好。

記者：您剛剛提到了學會工作，我記得您是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您能講講當初創辦學會的初衷和發生過什么有趣的故事嗎？

唐：1979年，教育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期間成立了“中國教育學會”。在規劃精神和教育學會成立的鼓舞和感召下，當時出席會議的九位幼教界代表一致認為，幼教界也需要盡快地把幼教科研隊伍組織起來，相互交流幼教的科研成果和教育教學經驗，以便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幼兒教育科學進軍。于是，我們決定發起成立“中國教育學會幼兒教育研究會”。當時任教育部幼教處處長的孫巖，中央教科所幼教室的孫愛月、史慧中等幾位都是規劃大會的工作人員，她們是創辦研究會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孫巖處長，她帶領我們討論了研究會的宗旨，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學術年會的時間、地點和內容等，最后決定同年秋季在南京召開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學術年會。選擇在南京召開成立大會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陳鶴琴先生是中國教育學會的名譽會長之一，我們幾位發起人一致認為，陳鶴琴理所當然也應該是幼教研究會的名譽理事長，而只有在南京開會，年事已高的陳鶴琴先生才可能親臨會議。二是第一屆教育科學規劃會議確定了南京為我國幼教科研基地。當時在有學前教育專業的高校中，也只有我們的專業隊伍始終沒散，還有“新鮮血液”注入。我在研究會任職了兩屆后就按照《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章程》規定不再擔任理事了。第四屆理事會成立了學術委員會及專業委員會，研究會的領導又推薦我去任學術委員，并負責托幼機構教育專業委員會（后更名為幼兒園課程專委會）。到了2000年，馮曉霞當選理事長，我又擔任副理事長，主抓課題研究領域，具體負責課題的申報、培訓、評審等工作，重點參與了中國幼教百年的慶?；顒?。

記者：您對當今中國學前教育的發展有什么看法？2020年9月，教育部推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廣泛征求公眾意見，對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唐：目前從政策和專業導向來看，大方向上都是正確的，已頒布的《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幼兒園工作規程》《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等文件的科學性、指導性越來越強，對幼教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引領和規范作用。接下來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貫徹和執行。我們國家地大物博，各地幼教情況差異較大，需要花時間、花精力一點一點去建設和完善。我相信，只要我們始終心懷希望，腳踏實地，中國學前教育的發展一定會越來越好。關于學前教育立法，我一直都很關心，中國學前教育也終于要迎來有法可依的時代，這對促進中國學前教育事業的健康而科學的發展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當然，立法之后更重要的是執法，我作為老幼教人，可能更關注法律的落實情況，所以讓我們滿腔熱情地投入依法建設中國幼教的事業中吧！

采訪后記

從未想過自己作為一名“90后”的幼教從業者，有幸能與景仰已久的唐淑教授面對面交流，一位之前我只在書本上見過名字、對中國學前教育史的研究做出卓越貢獻、被寫進中國學前教育歷史的老前輩。2020年12月9日上午，我就像一個“粉絲”突然要見自家偶像，帶著莫名的激動和慌張奔赴采訪地點，開啟了我們一天的對談。

訪談過程中，我內心的緊張和局促很快就被唐淑教授的平易近人和爽朗的笑聲所消解。伴隨著唐淑教授對她過去70年幼教生涯的娓娓道來，那一段段被濃縮成教科書上幾行文字的歷史變得鮮活、飽滿。我似乎也變成了在田埂上自由歌唱的孩子，親歷著一群幼教人是在滿腔熱血中不辭勞苦地謀劃、籌備、研討、改革……很快我就開始享受這場幼教人特有的歷史追憶。

對談期間，唐淑教授不止一次地提到“幸運”“滿足”“幸?！钡茸盅?，盡管我們都知道相較于當前，明明過去社會對幼教領域的關注更少、能夠爭取到的幼教支持更匱乏、幼教事業的推進更艱辛，但正是因為這種不易，老幼教人身上那種“時不我待”“舍我其誰”的精神，宛如蒼茫大海中的燈塔，給人無比強大的安全感和信念。感謝這一天，讓我對這個專業的熱愛更加純粹和堅定，我相信年輕的我們一定也能為中國幼教大廈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