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傳播工具創新中的理性沖突與彌合

趙文聘 周榮

〔摘要〕 公益慈善傳播工具創新效應明顯，對普及公益慈善知識、擴大公益慈善影響以及弘揚公益慈善文化等都產生了積極推動作用，但當前公益慈善傳播中的一些事件凸顯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缺陷，也反映出傳播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存在鴻溝，導致傳播工具創新并不能有效服務公益慈善事業發展。因此，應當通過構筑現代公益慈善價值認同的共識橋梁和基石、營造面向社會團結的公益慈善理性傳播共同體、完善公益慈善理性傳播的制度規范、構建促進公益慈善理性傳播的全域監督機制，完善公益慈善傳播中工具和價值融合機制以修補理性缺陷，形成公益慈善理性傳播的健康生態。

〔關鍵詞〕 技術創新，公益慈善，工具理性，價值理性

〔中圖分類號〕D63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21）04-0078-06

隨著新的傳播工具、手段不斷被應用到公益慈善傳播中，公益慈善通過傳統媒體、網絡媒體、自媒體等多種媒介擴大了傳播覆蓋范圍和影響力，傳播工具創新正在為網絡公益慈善傳播提供可能性。但傳播過程中的價值多元以及理性偏失，也會導致片面甚至錯誤傳播的做法，致使公眾對公益慈善質疑甚至否定，破壞公益慈善的公信力。如何有效利用傳播工具創新擴大公益慈善正能量傳播并有效預防新工具帶來的挑戰，已經成為公益慈善傳播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公益慈善的傳播工具創新效應與價值多元格局

傳播工具創新改變了原有的傳統媒體及專業從業者主導傳播路徑、傳播信息、傳播時間和空間的格局，改變了傳播信息內容的生成機制，也改變了公益慈善傳播的格局，為公益慈善帶來了快速和持續的傳播效應，也帶來了多方公眾參與和多元價值觀念。

（一）公益慈善的快速和持續傳播。傳播工具創新對于公益慈善在增強公益慈善組織資源動員能力、增大公益慈善影響范圍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展現出強大的工具效能。一方面，新的傳播工具提供了更多元的傳播途徑和更快的傳播效率。當前，主流公益慈善平臺一般都擁有500萬以上的活躍用戶，騰訊、螞蟻金服項目參與者更是數以億計，形成多層級的快速傳播效應，這種效應在“羅爾事件”中顯露無疑。據《南方周末》報道，從羅爾、小銅人網絡金融公司采用“羅爾賣文、公司捐款”的方式進行“慈善營銷”，到網友查到羅爾微信公眾號，川流不息給羅爾打賞，羅爾微信公眾號兩小時竟然獲得超過200萬元打賞。當然，這種效應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反向的，而隨后各種媒介上的質疑、謾罵等又在短時間內讓羅爾及其家人承受巨大壓力，至今仍有很多人在討論這一事件。另一方面，新的傳播工具能夠通過照片、視頻以及文字等方式全程、全息、全內容傳播公益慈善活動，顯示出傳播的持續效應。如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推出“一個雞蛋的暴走”的體驗式籌款型公益活動，其目的是吸引公眾參與公益徒步活動，為多個兒童領域的民間公益項目籌款，在募捐過程中，官方媒體、網絡媒體、個人社交平臺等媒介對募捐過程及善款使用過程進行全流程傳播，使得該項目獲得持續關注?；饡倬W顯示，自2011年以來，該項目的年度籌款額實現了從7萬元到千萬余元的飛躍，更是把愛心傳遞給了60萬名兒童。

（二）公益慈善的參與和價值觀念多元。傳播工具創新使得各公益慈善主體更加具有開放性，也使得公益慈善價值觀念更加多元化。一方面，各種公益慈善主體可以在新傳播工具中充分宣傳公益慈善項目，實現傳播力量疊加，達到公益慈善傳播效果最大化。例如，2017年有一項名為“小朋友畫廊”的公益慈善活動，幫助有自閉癥、腦癱、唐氏綜合癥等精智障礙的特殊人群改善生活，融入社會，實現自我價值 〔1〕。該項目是由不具備公募資質的上海藝途公益基金會（WABC）與具備公募資質的愛佑未來合作，也得到了版權部門的支持，更是得到了騰訊公益平臺（民政部指定的首批慈善組織互聯網募捐信息發布平臺之一）的宣傳、推送，充分發揮了多元主體的疊加傳播效應。實際上，僅2018年，民政部依據《慈善法》指定的20家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共為全國1400余家公募慈善組織發布募捐信息2.1萬條，網民點擊、關注和參與超過84.6億人次，募集善款總額超過31.7億元，傳播疊加效應明顯。另一方面，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新傳播工具的出現，使得全員媒體成為可能，更多主體的價值觀念在傳播過程中被表達出來。傳播工具創新改變了原有的信息策劃、采寫、編輯、審核、分發和反饋等專業生產環節，感興趣的社會成員都自覺地參與到新聞的生產與傳播工作中 〔2〕，傳播的信息也不再局限于專業生產的內容，還包含社會成員自身感知、多渠道獲取的信息等，甚至包含事件的節點信息，也可能是反映事件局部信息的照片、文字、視頻等，都會由傳播者根據自己的喜好、認知和認同，隨時隨地經過加工或不經過加工輸送到傳播渠道。

從整體上來說，隨著更多信息技術的應用，公益慈善傳播更加大眾化、開放化。工具創新帶來更加便利的渠道、更加便捷的門檻、更為嚴格透明的信息，使得一些公益慈善項目能夠持續吸引大眾關注和參與。

二、工具效應與價值多元中的理性缺陷與沖突

技術、工具創新的初衷都是使公益慈善運行得更高效、更理性、更具價值 〔3〕。公益慈善傳播工具創新效應展現出工具理性、價值理性的雙重作用。一方面，傳播工具、手段的創新使得公益慈善傳播呈現多層級的快速增長效應，傳播工具效用得以最大化實現。另一方面，工具創新效用中多元主體按照各自不同的價值觀念參與公益慈善傳播過程，展現多元的公益慈善認同。這種狀態是馬克斯·韋伯所言價值理性的體現。價值理性是指行為者自覺地和純粹地信仰某一特定行為固有的絕對價值，而不考慮是否能夠取得成就，價值理性有意識地強調行為的最終價值，并有計劃地始終如一地以該價值為行為指南 〔4〕32。在一般情況下，價值理性對工具的運用可以產生導向性影響，或者說，各種工具理性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價值理性 〔4〕44。然而，公益慈善傳播工具創新效應展現了技術理性的無盡魅力，也在工具理性張揚的同時顯現了其缺陷，而價值理性沖突與雜亂的現象突出，導致傳播工具創新難以保障傳播效應的正方向。

（一）單純工具理性凸顯出工具理性的缺陷。工具理性注重功用最大化，但主張決策者在較為嚴謹的調查、策劃、實施過程基礎上，充分利用工具達到預想的目標，如果缺乏嚴謹的決策過程，片面追求工具理性，過度注重目標實現和效用最大化，則會陷入單純工具理性。公益慈善中一些項目傳播者、組織方只追求傳播速度、捐款額度，而不關心其最終的社會效果，導致公益慈善項目傳播和實施過程出現偏差。在公益慈善傳播新工具、新手段應用過程中，一些傳播者為了達到公益慈善或其他設定的目的，充分發揮前述傳播效應，對公益慈善中吸引社會公眾的因素進行擴大或夸大，以達到吸引眼球、博得同情、獲取捐贈的目的，如前述的“羅爾事件”。而在“同一天生日”事件中，公益慈善組織方創造“淚點”并使之迅速傳播，項目上線次日就獲取了290多萬元善款。公益慈善傳播工具的創新使得傳播效用得以最大化實現。

然而，一旦公益慈善傳播陷入單純工具理性，則暴露出這樣兩個維度的缺陷：一是公益慈善工具、手段選擇和決策受決策者個人價值判斷的影響，作出理性判斷往往需要耗費巨大的時間和精力，決策者往往更偏向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目標實現的方式使用工具、手段。二是決策者往往對公益慈善涉及對象的需求照顧不足，忽視社會公眾的能動作用 〔5〕139。在“羅爾事件”中，羅爾的個人財產等情況被曝光，隨后的網絡質疑、謾罵等又在短時間內讓羅爾及其家人承受巨大壓力。在“同一天生日”事件中，有網友發現項目中366個兒童募捐信息中的錯誤，甚至還出現了“一人兩角色”的現象，隨后質疑、否定接踵而來。單純工具理性使得決策者背離工具理性審慎要求，隱瞞、夸大一些信息，這些信息一旦被核實，就會同樣散播到四面八方，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在公益慈善全媒體傳播中，一些公益慈善項目的設計初衷并非基于公益慈善價值，運營過程更沒有體現和貫徹公益慈善基本價值理念，盡管項目組織實施者很好地利用了新傳播工具、手段，在起初階段用營銷邏輯激發了捐贈者的同情、感動，達到了快速傳播效果，但最終因為缺陷的暴露，導致公益慈善項目被質疑甚至被否定，造成本就孱弱的公益慈善公信力受損，單純工具理性的缺陷在傳播和實施過程中凸顯。

（二）價值理性的沖突。價值理性具有基礎性、引導性作用。執行制度的人是具有價值判斷的，價值判斷標準決定著體系的方向 〔6〕。價值是個體、組織在社會活動中秉承的行為規范，在長期社會生活和互動中積淀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也是客觀存在的，公益慈善傳播中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認同才能真正發揮價值理性作用。但不同的個人、組織對于公益慈善價值的理解不盡相同，對公益慈善項目和傳播的價值追求也就存在差異，也導致公益慈善傳播中不可避免地充斥著技術價值取向、商業價值取向、明星效應取向、公益價值取向等不同價值觀念，傳播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一些絕對價值理性行為，該行為無視可以預見的傳播后果，而僅僅為了自身已經形成的價值判斷采取行動。絕對價值理性行為本質上僅僅是一種假設出來的邊界情況 〔4〕44，即價值理性的一種極端情況，處在價值理性范疇的邊緣，越是如此就越不理性，就越不具備價值理性。

在公益慈善傳播過程中，全程媒體、全息媒體的利用日漸普遍。但一些傳播者僅從己方固有的認知和價值觀念出發，不顧信息傳播后的危害，將不實、片面甚至錯誤信息進行傳播。例如“王鳳雅事件”中，從王鳳雅母親視頻直播、愛心人士帶王鳳雅去北京兒童醫院，到某作家微博實名舉報王鳳雅家屬侵吞善款，到大樹公益官方微博發布王鳳雅死亡消息，到《法制晚報》等專業媒體詳細調查，再到《南方都市報》等客觀全面反映事件過程，整個過程無論是單一節點信息還是全過程信息都通過媒體傳播出來，期間參與事件信息傳播的既有央視、《法制晚報》、《南風窗》、俠客島等專業媒體，也有“有槽”微信公眾號、某作家微博、丁香醫生等自媒體，各媒體通過照片、視頻、漫畫、文字等多種形式傳播其了解的事件信息及對事件的評論。這些傳播體現了各媒體的價值理性，并得以快速擴散。但如果追求絕對價值理性，則無疑會引致價值沖突。

2018年4月9日，某作家在微博實名舉報3歲女嬰王鳳雅疑似被親生父母虐待致死，后經警方調查，證實為不實舉報。2018年5月24日公眾號“有槽”發布文章《王鳳雅小朋友之死》，將其了解的關于王鳳雅母親網絡求助、王鳳雅治病過程及其死亡等信息進行發布，同時發表了自己對王鳳雅家庭包含“罪惡的父母”“惡魔家庭”“故意殺人罪”等內容的評論，該文章獲得了“游識猷”等大V、意見領袖甚至是丁香醫生等醫療行業專家的轉發和評論，該文獲得了10萬次以上轉發，傳播范圍極大，來自微博、電話、微信等渠道的質疑甚至謾罵直接針對王鳳雅家庭，而一些傳播者如明白漫畫發布的題為《救我……三歲女嬰正等待被父母拖死》的漫畫，則刻意擴大事態。后經警方、水滴籌、慈善會等多方調查，證實《王鳳雅小朋友之死》報道存在嚴重錯誤，事件逐漸水落石出。盡管傳播者可能出于維護公益慈善目的，但實際上導致真實信息被掩蓋，嚴重影響了公益慈善的公信力。

個人和某些組織形成特殊價值判斷是客觀存在的，價值構成是多元的，既有同質性，更有異質性 〔7〕，因此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絕對價值理性的缺陷也非常明顯，具體表現為：一是價值理性多元化，導致不同判斷和選擇，如固執己見則容易產生行為沖突。不同個人、組織對于公益慈善價值的理解不盡相同，對公益慈善傳播的效果追求也就存在差異。而一旦公益慈善傳播中無法達成一致的價值認同，或者無法確保公益慈善價值優先獲得一致認同，那么在公益慈善傳播和項目實施中就會存在嚴重的價值沖突，表現在公益慈善傳播過程中，就是各種對公益慈善目標的偏離以及各參與主體基于個體固有價值觀念形成的碎片化的公益慈善傳播信息。二是絕對的價值理性會無視實際后果，最終與價值偏離?！巴貘P雅事件”水落石出后，大V“游識猷”等傳播者改口道歉，稱沒有進行充分的信息源調查，某作家也表示本來想給孩子自己認為最好的，卻變成了這樣的撕裂。公益慈善傳播中的絕對價值理性危害嚴重，往往導致公益慈善組織方、實施方無視公益慈善項目中明顯的不足和漏洞，無視公益慈善傳播信息中的片面和錯誤。

（三）公益慈善傳播中兩種理性之間的鴻溝。隨著工具創新，公益慈善傳播正在經歷從單純傳統的動機或單純目的理性的動機到從正當性的信仰出發，把秩序作為行為指南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公益慈善傳播仍處于初期發展階段，工具和價值理性的鴻溝還比較明顯，需要不斷加以彌合。一方面，公益慈善傳播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具有不均衡性。以王鳳雅事件為例，公益慈善傳播工具創新作用凸顯，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監測到涉及王鳳雅事件的信息總量為15936篇（條），其中網絡新聞報道4039篇，報刊報道184篇，論壇、博客發文2327篇，微博、微信、APP各種相關信息1萬多條。最讓人不可接受的是，2018年5月24日，自媒體在沒有完全確認全部事實之前接連發聲，指責王鳳雅父母“挪用捐款”“重男輕女”“虐待遺棄”等，價值理性在這一傳播過程中并沒有得到體現。

另一方面，在一些公益慈善項目傳播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呈沖突狀態。當前公益慈善項目傳播中，一些活動發起者為了各種目的使用公益慈善詞匯，但因公益慈善本身是一個極為抽象和模糊的概念，社會各界對公益慈善缺乏一致的、嚴格的界定，未能形成普遍共識，網絡公益慈善創新和傳播中“公益”和“私益”并沒有被嚴格界分，導致價值多元和價值沖突。一些項目由商業公司運作，對外宣傳為公益慈善項目，但在工具理性之下，基于自己的商業價值判斷，設計實現商業價值的最優途徑，公益價值在其價值判斷中處于從屬地位，單純地追求項目創新和傳播效果，導致弱化甚至背離網絡公益慈善價值追求。例如，近年來出現的“網絡互助計劃”，大多數是一些商業公司基于工具理性篩選出來的以營利為價值導向卻宣稱為公益慈善的模式，其保障的是公司商業利益，公益價值、公共利益則被擺在次要地位 〔8〕。

公益慈善傳播中單純工具理性、絕對價值理性的缺陷已經顯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鴻溝更是危害深遠。一方面，隨著工具效應顯現，公益慈善傳播中工具理性張揚往往導致信息碎片化快速傳播，大量不實或片面信息嚴重損害公益慈善公信力，進而導致公益慈善傳播喪失公共性。而公益慈善傳播中的絕對價值理性，則會因為價值多元甚至混亂，導致公益慈善傳播中無法基于社會生活和社會互動中長期積淀的公益慈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公益慈善傳播效果就極易偏離公益慈善初衷。另一方面，公益慈善傳播中的理性缺陷與鴻溝，在損害公益慈善公信力的同時，往往會更進一步導致公眾對公益慈善的情感被破壞，例如公益慈善輿論危機發生后，很多網友都在留言區表示：公益慈善亂象叢生，再也不會參與。公益慈善傳播中的價值缺陷和鴻溝會帶來社會對公益慈善情感的流失，損害公益慈善集體認同，損害公益慈善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三、公益慈善傳播工具創新中的理性融合

公益慈善傳播能否有效助力社會建設，促進公益慈善健康持續發展，關鍵就看能否修復傳播工具理性缺陷、價值理性缺陷，彌合兩種理性的鴻溝，將工具和價值融合起來。理性社會組織形式和理性思維模式的發展保證了人類從神話、宗教、迷信中解放出來，同時也從濫用權力和人類本性的黑暗面中被釋放出來 〔9〕127。價值有主觀和客觀、普遍和排他等不同理解，但價值是個體、組織在社會活動中秉承的行為規范，通過社會生活，把那些合理的東西（如習俗、道德）加以整理，推動新的文化統一，從而建立一個新的文化共同體 〔10〕，實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融合。公益慈善傳播不僅應在傳播形式上創新，更要在傳播中融合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凝結社會公益慈善共識、弘揚公益慈善價值，建構健康公益慈善傳播生態和公益慈善文化共同體，促進公益慈善健康持續發展。

（一）構筑現代公益慈善價值認同的共識橋梁和基石。價值觀對公益慈善具有全局性意義，因此René Bekkers和Woods Bowman將公益慈善公信力的核心歸結為利他主義價值觀和社會信任 〔11〕。當前，公益慈善傳播與日常生活、社交游戲、傳統文化、生活時尚等多方面結合，使得公益慈善傳播長尾效應彰顯。公益慈善事業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場域，公益慈善代表著先進的社會風尚和精神追求，對人們和整個社會心理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公益慈善社會共識消解、價值參照體系混亂致使當前公益慈善傳播存在著許多詐捐、逼捐、騙捐等虛假信息，也存在著大量片面甚至錯誤信息，公益慈善價值的集體認同不足。工具創新實現了公益慈善傳播的公共化，但價值理性不足，傳播并沒有形成足夠的公共性，公益慈善各主體難免因為價值觀念多元而產生矛盾沖突。公益慈善領域亟待重建新的公共和權威體系，建構一種適應新技術條件下傳播邏輯的公益慈善價值體系和規則體系，使公益慈善傳播者自覺地意識到并遵守公益慈善傳播的行為要求和準則，為公益慈善領域團結凝聚的民族、國家認同創造基石 〔12〕。一方面，要在新技術條件下，形成和完善自上而下的公益慈善價值觀念匯集與回應機制。當前公益界對“公益”“慈善”等概念尚未達成共識，對中國公益慈善的發展路徑仍存在爭議 〔13〕，應當充分把握社會公益慈善價值觀念的動態變化，形成制度化的價值觀念匯集與回應機制，不斷地在互動中形成確定感和秩序感，進而形成公益慈善價值和觀念的集體認同。另一方面，在公益慈善傳播中需要以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作為根本價值導向，充分發揮價值理性對傳播方向的決定性作用，彌合不同價值判斷帶來的公益慈善傳播沖突。習近平指出，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決定著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發展方向，要引導全社會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4〕。在技術創新導致工具理性張揚的同時，必須將價值理性根植于公益慈善傳播的全過程。一般來說，人們有著強烈的認同邏輯或心理定勢，對公益慈善傳播過程中體現的正確的公益慈善觀念或信息認同以后，就會形成接近或相似的價值觀，加上觀念的暗示、行為的模仿和情緒的感染，即所謂“去個性化”機制的左右，就會形成一種或大或小的心理群體，繼而會形成一種廣義的社會心態，也可能會形成一種集體行動 〔15〕，這種社會心態或集體行動就是核心價值觀引導下的主流健康公益慈善文化，是社會公益慈善持續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

（二）營造面向社會團結的公益慈善理性傳播共同體。公益慈善傳播需要融合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讓更多人接受公益慈善、支持公益慈善。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具有社會信號、社會運行的動力、社會行為調節和團結社會等功能 〔16〕24，公益慈善傳播中的理性融合需要時刻關注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抑制公益慈善傳播中的負面作用，促進公益慈善領域積極的社會情感，發揮公益慈善社會團結的重要功能。有意圖的情緒感染往往來自于有影響力或者處于較高地位的領導者和有影響力的群體成員，他們引導、調整和改變著群體的情緒，有意識地調整群體成員的行為 〔17〕。因此，公益慈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融合，最根本的還是要通過公益慈善行業自律，在公益慈善活動開展過程中嚴格遵循公益慈善價值，為公益慈善傳播提供信息內容支持，吸引志愿者、媒體人等參與項目實施和公益慈善傳播，引導公眾加深對公益慈善的認知，真正形成公益慈善理性傳播共同體。其一，大眾對公益慈善道德層面的要求比較高，需要公益慈善組織實施方不斷優化內部治理結構。例如，宋慶齡基金會成立信譽管理委員會，在項目推動時進行道德風險檢驗，以確保公益慈善項目和傳播的信息源符合公益慈善價值要求。其二，借助外部專業力量，對公益慈善傳播信息進行審核和過濾。一些大型的基金會可以通過與媒體合作，投入財力物力進行信息審核，而對中小型公益慈善機構來說，志愿者團隊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支持機制。其三，加強公益慈善傳播媒體人隊伍建設。當前公益慈善傳播中大部分專業媒體人是文學、新聞采編等專業出身，可以借鑒一些機構如真愛夢想基金會與上海交通大學聯合開展公益媒體人培訓的做法，不斷培育公益慈善傳播媒體人隊伍。其四，充分發揮公益慈善志愿者團隊、實際參與人等作用。善于發掘如“小朋友畫廊”事件中具有正能量的政府官員、公益慈善組織工作人員、知名愛心人士、自媒體等主體，形成公益慈善傳播志愿者團隊，更大地發揮他們的作用。公益慈善的傳播也需要回到公益慈善現代性的發生、發展和變化進程中，重新思考傳播流程和價值，充分利用傳播工具，傳播公益慈善活動中的真善美，激發全社會保護公益慈善“善良心動”的情感基礎，真正發揮新技術條件下公益慈善傳播的長尾效應，弘揚公益慈善價值，增強公益慈善共同情感的凝結。

（三）完善公益慈善理性傳播的制度規范。公益慈善傳播中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彌合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鴻溝，否則難以用好新傳播工具的影響力。當前在公益慈善傳播中，網絡上各種媒介信息傳播的自由度很高，理性缺陷明顯，很多信息傳播者、接受者往往欠缺公益慈善知識，很容易偏聽偏信，而慈善組織及慈善相關方往往處于缺場狀態，難以及時澄清事實，難以及時向公眾傳達客觀實際信息，致使傳播中公益慈善價值難以體現并擴散開來。因此，應當依托信息公開制度，建立和完善慈善組織及相關主體信息發布制度，完善和落實公益慈善權威信息傳播者責任制度，解決公益慈善相關主體缺位問題;完善互聯網信息服務相關制度，嚴把公益慈善傳播的信息入口，加強對網絡不實信息和謠言的整治力度，盡可能減少甚至消除公益慈善傳播中的虛假、歪曲信息源;完善對不實信息進行及時回復澄清的制度，完善對不實信息和謠言受害者的保護制度，完善為受害者提供資金支持、法律援助等多種支持制度。通過上述措施，建構公益慈善傳播的輿情自凈機制，完善傳播的價值偏差糾錯機制和價值提升機制，形成公益慈善理性傳播的制度規范體系。

（四）構建促進公益慈善理性傳播的全域監督機制。在公益慈善傳播中，不同主體因為不同的社會角色和社會關系而處于不同的節點位置，進而了解的信息也會有所不同，不同主體扮演的傳播角色也不同，而且這種傳播角色也沒有固化，而是可以在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相互轉換，提高公益慈善傳播的效率和影響力 〔18〕163，這給公益慈善理性傳播全域監督機制的構建提供了條件。其一，根據互聯網信息服務等相關制度，政府有關部門是公益慈善傳播的監管主體，應當督促公益慈善組織實施方加強內部治理和項目規范性建設，督促公益慈善組織實施方嚴格按照要求開展信息公開，確保公益慈善信息源符合公益慈善價值要求，并真實客觀。其二，信息服務商等信息服務提供者是公益慈善傳播的主要責任主體，對公益慈善傳播均負有重要的監督責任，應當嚴把信息審核關，及時處理虛假不實信息，并及時配合政府有關部門處理公益慈善重大輿情。其三，在新技術條件下，公益慈善傳播中不同形態媒介在公益慈善信息內容方面可以方便地實現相互嵌入，并可以根據各自媒介的傳播特點和受眾需求，對獲取公益慈善信息進行自組織和再呈現，因此各媒介應當相互監督，及時發現自身和其他媒體在公益慈善信息傳播中存在的問題，互相糾錯，共同提升公益慈善傳播媒介的公信力。其四，公益慈善參與者及社會公眾都是公益慈善信息的接收者，也可能成為傳播者，應當充分利用網絡的便捷性，完善公益慈善信息自評和第三方評估機制，建立過程和結果多來源信息評價模式，暢通公益慈善相關方互動渠道，建構針對公益慈善全過程信息的社會監督機制 〔19〕。因此，公益慈善的監管主體、公益慈善信息服務商、服務平臺、中介、參與者、受助者、公眾都可能成為公益慈善新聞和信息的制造者和傳播者，在我國互聯網用戶尤其是移動客戶端用戶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應當通過建構全主體參與、全信息展示、全過程監督的全域監督機制，實現公益慈善工具利用和價值傳播的有機融合。

總的來說，公益慈善傳播工具創新對普及公益慈善知識、擴大公益慈善影響以及弘揚公益慈善文化等方面都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我國公益慈善發展基礎相對薄弱，公益慈善參與、傳播仍不成熟、不理性，當前工具創新并不能有效保障公益慈善價值的傳播，不能保證傳播過程和結果真正有益于公益慈善事業發展。因此，應當不斷完善公益慈善傳播中工具和價值融合機制，不斷完善傳播制度規則，修復單純工具理性、絕對價值理性帶來的缺陷，改變在公益慈善傳播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失衡的情況，推動公益慈善傳播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有效融合的達成，擴大公益慈善傳播正能量，凝結公益慈善共同情感和集體認同，推動公益慈善理性傳播的集體行動，形成公益慈善理性傳播的健康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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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于曉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