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之的魯迅批評研究

廖光發

(昆明學院 人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李長之是魯迅批評史上為數不多的取得多個第一的文學批評家，“《魯迅批判》成了中國魯迅研究史上第一部系統完整的魯迅創作論”[1]、“《魯迅美學思想初探》是魯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從美學的角度研究了魯迅的思想”[2]。從1929年《貓》到1957年《魯迅美學思想初探》，李長之的魯迅批評共計二十三篇，但關于李長之的魯迅批評研究，卻多局限于1935年的《魯迅批判》這一著作。其中，主要涉及四個方向：李長之的魯迅批評“感情的型”的研究、《魯迅批判》的改動版本研究、《魯迅批判》的人格批評研究以及比較批評研究。

這樣的研究方法陷入一種窠臼，并不能全面地梳理出李長之的魯迅批評全貌。除此以外，在以往研究中，多沿用舊版文獻，舊版出現了文章標題、寫作時間與刊登時間的錯誤。所以，重新整理李長之的魯迅批評實踐是研究的基礎，通過蒐集資料，于文本細讀中考據，整理出一份較準確的批評文本(見附錄)。但是，這樣的整理尚不全面。正如于天池在《出版題記》中所說，“當然,細大不捐,實錄悉收,也有難處,比如,這樣就很難回避遺漏的責難了。但我們想,所謂文集,收錄得全面是相對的,都難以避免絕對的遣漏?！盵3](P40)

在二十三篇魯迅批評中，于天池曾提出“李長之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研究大概可以分為四個階段”[2]。但是，于天池對這一“提法”并沒有給出更多支撐性論據，更靠近一種“經驗性”論斷，顯得有些不足。無獨有偶，通過文本細讀發現，李長之曾在《魯迅和我們——在北平師大魯迅紀念會上講》有過類似的自述?！拔一叵胱畛跸矚g魯迅，是因為文章”、“后來喜歡魯迅，是因為他始終監督我們的青年，始終保護我們”，“最近愛魯迅，卻是因為逐漸發覺他是非常嚴肅”[4](P185)。依據李長之自述，至1948年，其魯迅批評實踐已有三個鮮明的階段，參考于天池的提法，并考量李長之魯迅批評的不連續性以及批評方向的轉變，1950年后則是最后一階段。這四個階段并不孤立，而是承前啟后，漸入本真。

一、第一階段：初入批評，好于技巧

1929年—1933年，李長之正值青年(19 歲—23 歲)，其魯迅批評呈現出一種雜散式與印象式的風格。偏好于抒情，難掩于技巧。這一時期，李長之剛入清華生物系，高中的知識框架并沒有因為升學而殆盡，相反，這一階段的魯迅批評正是某種舊有知識體系的再現。正如他在《貓》中寫到，“當我讀到那些最熱烈的最有趣的一針見血的句子時，笑雖然止住了，卻賺得肚子好痛”[4](P106)。初讀魯迅，青年時代的李長之并未知其真意，但他能意會到某些幽默。在這個階段，李長之對直抒胸臆的抒情技巧十分敏銳，并受到鼓動，但他沒有過多的時間去細品其中的深邃，以至于后來在《<阿 Q 正傳>之新評價》中回憶到，“因為它太長，耐心地看去，乃是以后的事情”[4](P126)。在這樣的年齡段，其閱讀方式顯得有些“真實”，其中寫成的批評性文章也不得而說了。在1931年之前，李長之對魯迅的印象以及對文章的理解是不夠全面的，但在當時是勇敢的。正是這一種勇敢，使得李長之避開了三十年代“捧魯”的取向，正如他在《讀<魯迅在廣東>》一文中寫到，“不怕幼稚，不怕挨罵”“不過我正好因此知道文藝的價值”[4](P125)。這一時期，魯迅作品對李長之的啟蒙偏向于文藝價值，李長之也主動地向文藝靠攏。

《<阿Q正傳>之新評價》更是凸顯了李長之初入批評，好于技巧的特征。關于魯迅寫作《阿Q正傳》的動機，李長之用青年式的口吻說到“他是隨便的”，接著用大量文筆談論阿Q一文的“文學技巧與瑕疵”，羅列了“毫無結構”“片斷的印象”“轉折特別多”的瑕疵。其中，也羅列了幾處技巧上的優點。與其說是批評，倒不如稱之為“鑒賞”，而這正是青年學生的風范，造成了某種情感式、印象式的“囈語”。在文章的結尾中，李長之的情感呈現出“跳躍式”，結合阿Q形象的同時也聯系了“國民性”，得出了片段式、隨感式的吶喊：“阿Q的時代確是過去了”。這似乎迎來了某種希望，但卻不乏青年追隨者的形象。

初入批評，李長之不僅關注了魯迅寫作的技巧，更是欣賞直抒胸臆的情感表達。他在閱讀《三閑集》后，直言不諱地說到“我更愛魯迅抒情的筆調”[4](P139)，這樣的直抒胸臆，或勇敢或幼稚，都是一種青年時期的真實情感。而對于李長之自身，他也在享受批評魯迅的快感，對于他而言，1931年后的幾個作品，“用成語說，便是‘技癢’”[4](P108)，在他關注到魯迅的文章技巧后，自身也加入到技巧的大營，以批評魯迅來探索這樣的技巧，頻繁穿梭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在1932后，李長之由生物系轉入哲學系，新的知識體系終于填充了青年李長之隨感式、印象式和技巧式的批評風格。

二、第二階段：漸入哲學，內外聯魯

1935年，李長之的魯迅批評告別了諸如“魯迅的行為，文章，不過是他那聰明和熱情”[4](P141)的吶喊，由蒼白、無力的青年式隨感，轉向哲學式的批評體系。在第一階段中，李長之曾認為魯迅不過是社會上特別優秀的分子，所以各種吶喊表現出來自然有聲有色，言語之下蘊藏了“反叛”精神，更是認為魯迅憑借幾篇文章就飄飄然了。與其說魯迅，不如說李長之的這一評價正是李長之內心的一種映像，他想打破魯迅這個偶像，達到他所謂的“不足以成為迷信的目標了”[5]，因此，李長之用哲學進行了操練。

(一)漸入哲學，服膺唯心

1935年，李長之(25 歲)已經從清華大學生物系轉入哲學系，在經過一定的哲學涉獵后，急需一個對象來實踐他的批評理論，并且他有意識地尋找一種科學的、客觀的論證方式，溫儒敏將它標示為“傳記批評”[6]。關于李長之的“傳記批評”已有較多研究，可參考胡經之、王岳川《文藝美學方法論》及張蘊艷的博士論文《李長之的學術—心路歷程》，此處不再贅述。

在新的理論框架下，李長之不僅吸收本土文論，還向西方文論借鑒。對內有諸如傳統的人格分析和感情分析，對外則深受溫克爾曼和宏保耳特理論的影響。其中，前者有如李志孝與安濤《“感情的批評”與“理智的硬性”——李長之文學批評論》、梁剛《理想人格的追尋：論批評家李長之》，后者有翟慧娟《李長之文學史寫作之精神史觀研究》和袁梓賢《李長之文藝美學思想研究》等，都有涉及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唯心與德國古典浪漫主義的論述，詳細論證了李長之這一階段的文學批評的思想淵源。李長之的這一特點，將他與左翼馬克思主義學派和親美派區別開，哲學的操練，成功的融合了中西方文論。李長之的魯迅批評實踐，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具有借鑒意義，其成與不成都值得文藝理論工作者思考。

這一階段，李長之哲學體系的基點,即唯心高于唯物。他在《論唯物論派和唯心論派的長短》一文中提到，“關于真理，唯心論者才有建設”[3](P236)。他的唯心，是以德國古典哲學為外衣，里子里卻受中國古典文學的涵養，德國古典哲學的思維模式徹底激發出李長之的“內蘊”，這是一種感情的、意志的和智慧的結合，聚焦于作家的精、氣、神和人格魅力。因此，本階段的研究視角集中于魯迅的“人格”和“精神進展”，側重魯迅的內在形象，這是一種表里如一、文如其人的古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并非是某些“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的論調。

對魯迅“精神式”“人格式”的批評，學人多以“唯心”冠之，但深究，李長之并未讀全魯迅的出版作品，便著手批評魯迅。第一版《魯迅全集》出版于1938年，這距初版《魯迅批判》還晚三年，而李長之也在《魯迅批判·后記》中有所提及，1930年前后“文學方面的書漸漸讀得少起來……算又是擱筆”[4](P108)，李長之便轉向自然科學，這對于搜集整理魯迅的作品存在很大漏洞，難免出現寫的倉促、唯心，分段不規范，也出現內容與先擬定好的題目不相符的情況。其后，更有出版時直接刪掉《魯迅譯著工作的總檢討——魯迅批判之十》的問題。此外，在三十年代，雖然魯迅已經被瞿秋白、茅盾等較出名的批評家關注，但是李長之在寫作魯迅批評之前，并沒有閱讀學人的相關評論。所以說，李長之對魯迅的認識尚不全面是必然的，他的理論框架僅僅是貼合魯迅作品的某一方面。

(二)對外“反魯”,對內聯魯

這一階段的代表作品即《魯迅批判》，從初版到多版，學人對它的褒貶不一。有持李長之詆毀魯迅的態度，也有認為李長之在為某些主義代，這些論調直接跨過魯迅本人的立場。在1935年《魯迅批判》出版前，李長之曾致信魯迅，并附上《魯迅批判》初稿，希望得到魯迅的一些建議。魯迅在信中回復到“但我以為這其實還比小心翼翼，再三改得穩當了的好”[7](P509)，在信中，魯迅認同了李長之的批評方式。于魯迅來看，《魯迅批判》已經是寫得小心翼翼，寫得也還不錯。至于那些就“批判”一詞便開始攻擊的，當然難以站在魯迅的角度理解“批判”一詞的日語用法。在日文中，“批判”與“批評”同義，當作“分析評論”[8](P3)的意思,魯迅之所以能為人景仰，離不開他那洞察力。于是魯迅在第二封回信中又說，“不過這也無關緊要，后來會由作品和事實上明白起來”[7](P547)，這無疑是再次肯定李長之的批評態度與批評方式，盡管魯迅可能也有所察覺，有些篇章顯得淺薄不足，但這不足以否定這樣的批評體系，青年需要成長，這正是魯迅的期望。所以，面上的“反魯”，確實是一種誤讀，它忽略了魯迅的立場，這一因素應該得到重視。

在出版前詢問魯迅的建議，這不僅是一種尊重，也體現了李長之的治學態度。他在《現代中國青年幾種病態心理的分析》中批評到，“我們需要思想家！同時我們要為思想家爭自由！”[3](P336)。這是一種追求學術多元的思想，更是維護自由的研究精神，與當代多元的文學研究不謀而合。李長之的魯迅批評無疑是豐富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魯迅研究，同時他的批評實踐正是受魯迅鼓舞、支持。在某種程度上，李長之站在三十年代文壇的對立面，實踐了魯迅不怕幼稚不怕挨罵的批評精神。在這一階段，李長之基于魯迅的某些作品，考察了魯迅的思想藝術，同時考察魯迅的生活，雖有所欠缺，但在三十年代，這一批評方式給當時的魯迅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在破與立的局面中，李長之踐行了“青年的使命”，他用獨特的批評方式，將魯迅進行新的解讀，這正是魯迅在《燈下漫筆》中對青年使命的號召，魯迅說到“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曾未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而魯迅所說的“使命”，便是青年批評家李長之的批評實踐，那就是“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在“真”與“率”的批評風格中，李長之既繼承又發展了魯迅的美學思想，但卻被學人忽視。即使在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許道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中，也沒有關注到兩人的思想關系。

三、第三階段：沉潛裂變，與民共名

如果說前一階段的魯迅批評是李長之專業研究外的另一種表達，他關注到了詩人的魯迅、戰士的魯迅和思想家的魯迅，那么這一階段的李長之批評實踐已經不僅僅是“批評家的批評，只是為批評”[9](P27)，還超越了個人主義的宣揚，對于“真”的理解，李長之已經融入了對社會的考察。1936年，當魯迅逝世時，李長之并沒有過度煽情，他寫到“但是當時我是沒有十分太難過的情緒的,這是說實話”[4](P182)，這對于李長之未嘗不是一個新的起點。在魯迅逝世后的幾年間，李長之幾乎忘卻了魯迅，他深陷于社會現實，待他歸來時，“精神的魯迅”、“人格的魯迅”和“感情的魯迅”已經走向人間魯迅，告別了政治和藝術割裂的二元論魯迅。

(一)回歸常態，人間魯迅

在這一階段，李長之彌補了前期作品的狹小空間，將批評視角轉入社會現實，關注到了現實生活中的魯迅。1942年，當出版李長之《魯迅先生二三事》后，李長之有幸閱讀此書，并從中了解到經驗中未關注到的魯迅，這是人間魯迅，而不再是“作品魯迅”。從認為魯迅愛名，到“縱或使一個人獲有一時的名聲和榮華，但都是次要的”[9](P380)，他認識到名聲和榮華不足以使作品和人格有什么不朽，神壇的魯迅從李長之的精神園地落下。因此，李長之發文公開認同這一本書，這無疑是自毀以往批評，但換來了對舊有哲學框架的蛻變。這一蛻變，得幸于生活的磨練。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次年李長之便前去重慶任助教，直到1941年任命為中國文學系講師，從青年時代在報紙中了解中國，到親歷親為并教書育人，此時的他已經是頗有成就的學者、美學家和文藝批評家，李長之從唯心的道路中歸來。

于是，該階段的魯迅批評，“魯迅”和“民”被反復提及，魯迅掛上了現實社會的烙印與聯系聯系。如關注到了魯迅的人際關系，魯迅家族的地緣關系、魯迅作品中人物關系所對應的現實關系，魯迅對人民的理解等。這些細微的轉變，打開了青年批評家李長之的新天地，將前期純文學中的魯迅放入社會的大環境，進而發現魯迅的苦惱和憤怒，更加貼近于人間魯迅，這樣的批評更具有本真的味道，蘊含了“個人的魯迅”向“人民的魯迅”轉移的態勢。在探究魯迅的批評標準時，李長之曾闡釋到“一是現實性，要叫人看了‘血脈相通’，二是大眾性”[4](P192)。在這一階段，雖然李長之的魯迅批評文本不多，但卻都指向“大眾性”，其文深入淺出。如果說魯迅所說的“真”對李長之的第一次啟蒙，那么“現實性”與“大眾性”就是魯迅對李長之的第二次啟蒙。李長之對孫伏園的“人間魯迅”的理解，無疑是對前一階段精神人格式批評體系的洗禮。

(二)理論沉潛，精神鍛冶

文學批評形態與社會環境是否穩定具有極大關聯。在這一階段，李長之經歷了“大票滿天飛，人民活不了的時候”[9](P525)，他非常敏銳，他認為如果仍舊講文學批評，這便首先要被批評。他在北大的講演詞中，明確提出了“文藝離開了人生(活的現實)，是沒有意義的，批評離開了這種文藝，也是沒有意義的”[9](P528)。李長之認為，過去的文藝批評空談太多，而文藝和社會相結合是現在最需的，為此，批評家在進行批評實踐時需要配合社會理想。

當李長之于1946年應邀北京師范大學任副教授時，南北的經濟差異，讓他更加深信“我們彷佛覺得魯迅所說的話，都逐漸證實，或者逐漸兌現”[4](P184)，他人間魯迅越來越近，魯迅的吶喊就是時代的吶喊。他從“人格論”中掙脫，于是在北平師大魯迅紀念會上，發出了屬于李長之自身的吶喊，“時代是什么？時代就是大多數人所覺得的。大多數人是誰呢？就是人民”[4](P529)，魯迅的預言性，就是魯迅的偉大；李長之的理論沉潛表現于：他在非常態的社會現實下，從他那“個人的自我”中抬出“大我”，并設法“挽救民族命運于世界生存競爭場”[3](P110～113)，李長之無疑是把自己融入了國家的人民大眾中，不僅僅認識到了文藝批評的現實性，更是在實踐批評的大眾性。

在理論的沉潛過程中，李長之較早就表達了文化與國防的關系，并寫下《國防文化與文化國防》一書，又于1942年思考中國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寫下《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文。在理論與精神的鍛冶中，從前期研究魯迅的文學作品，轉向學習魯迅的批評文論。1948年，在中法大學的講演中，李長之就魯迅的文藝批評展開了自我啟示。其文為《魯迅在文藝批評工作上的啟示》中，李長之將魯迅對他的啟示分為六部分：批評的重要性、對當時批評界的批評、理想的批評形態、批評方法、批評實踐和批評精神。在闡釋這六個部分時，李長之以傳遞魯迅本意的口吻進行解讀，李長之的“自我主體”漸漸隱藏，實則表達了李長之對社會文藝批評的理想。

在這一篇演講中，李長之大抵是認同魯迅的，在文中，“人民”“階級”“科學”等詞匯頻繁出現，曾經的思想界戰士已經將文學并置于時代的背景下前行。理論的沉潛，精神的鍛冶，換來了“能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4](P192)，并認為這樣的批評方法論體系是科學的，而科學的文藝批評體系是否科學，也許要化為大眾的一部分，被大眾理解。對于批評家的使命理解，他認為批評家需要注意階層、時代精神，為蒼白的形式主義敲響了警鐘。另一方面，李長之在講演中用兩小節強調了魯迅對外國文學的重視，并例舉魯迅翻譯各種外國文學理論，這似乎為下一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翻譯埋下了伏筆。

四、第四階段：批評戰士，服膺國家

青年階段的李長之鐘愛于康德、宏保耳特和溫克爾曼，那么在經過第三階段現實的歷練與理論的沉潛后，第四階段則深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啟發，蘇聯作家及批評家首當其沖。為此，在批評魯迅的文本中，多以唯物辯證法為框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之間找到了某種契合點。

(一)批評品質，戰士真我

李長之的魯迅批評，無異于魯迅式的“戰士”批評。之所以為“戰士”，是因為他的批評品質之真：批評他者和自我批評同步進行。1950年，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而作的文章中，李長之將以往研究的問題，尤其是對魯迅認識的不足悉數列出，再一次踐行了魯迅對批評工作者的指示。如果說《魯迅在文藝批評工作上的啟示》僅僅是一個口頭反思，那么第四階段就是對這個啟示的具體實踐：批評應該怎么做、批評方法的具體操作。李長之回憶，在寫成《魯迅批判》時，存在魯迅作品取材的不完整、方法理論上偏向于古典哲學和形式主義美學而無視具體的社會現實，導致“缺乏黨性，缺乏階級觀點，缺乏戰斗性”[4](P198)，這樣的自我批評難免被冠于向新政權低頭，實則不然。李長之的思想轉變，大抵是對中國文藝道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負責任的姿態進行自我反思，這也是他在踐行魯迅批評戰士的歷史使命。文中一以貫之，除剖析自我缺點外，不忘展示長處。如寫作《魯迅批判》時是認真的，方法上是生物學發展的觀點，最重要的是與魯迅有思想的共鳴，最后得出方向上大致不錯。他依舊做到了像魯迅一樣，有對言對，有錯說錯，一點也不含糊，李長之在批評過程中是嚴肅的。

當李蕤寫出《保衛魯迅先生》一文時，李蕤認為李長之在為自我辯護，李蕤未曾發現，李長之的自我批評出發點，仍舊是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李長之未曾忘記魯迅是精神的戰士和批評的戰士，于是十天后，他在《光明日報》上回對李蕤先生。李長之對真理的求真態度，正是他批評品質的體現。1950年后，李長之經常受到批評界的責難，但他仍舊用新的方法論研究魯迅，從魯迅的小說作品到魯迅的批評文論，再到魯迅的雜文，李長之用自己的批評態度和成果來踐行魯迅的批評精神。從不同文例到不同方法，李長之無限接近于時代的方向，他也不斷地將魯迅標榜為“旗手”“主將”[4](P211)，積極地加入文化建設，當他操得馬克思主義手法時，更是嘗試用“魯迅”這面旗幟來建設中國文藝理論。這在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時得到體現。他寫作《魯迅先生和雜文》，文中試圖以魯迅繼承優秀傳統文化，來橋接當下對“雜文”的態度。他認為，雜文有戰斗精神、諷刺藝術，更是倡導中國的雜文短評應當走向國際。對于魯迅雜文，李長之強調了魯迅利用雜文的社會功用，而李長之也正是想達到社會功用的目的，而分析魯迅雜文的重要性和魯迅雜文的諷刺技法，于雜文中看到魯迅的戰士形象。

當李長之把魯迅標榜為批評界的標桿時，他也在踐行一個批評戰士對文藝批評的嚴肅態度，正如他不忘法捷耶夫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中的提示“只有當你把自己的缺點看得一清二楚， 你才能前進”，與其讓他人將缺點指出，不如“把人的缺點老實告訴他”[4](P375)。李長之在這個階段的魯迅批評，處在破與立的往返過程中，他的批評批評品質即批評他者與自我批評，其戰士行為不僅是清算歷史問題和自我校正，更是一種對讀者負責和對文藝批評的科學態度，這樣的治學態度，在出版商請求將《魯迅批判》改為《魯迅分析》的答復中得到佐證：“我為《魯迅批判》遭了一輩子罪，不改，不出，也罷”[8](P201)。他的回答詮釋了何為批評界的戰士，何為批評品質，戰士的“真我”的形象得到了加強。

(二)魯迅新釋，文學新路

當文壇落于現實與藝術、體系與歷史和典型與個性的關系淵藪時，李長之已經找到了魯迅的突破口。在標榜魯迅文史思想與美學思想時，李長之嘗試從中構建文化遺產的正確繼承方式、當下文學史與美學的正確寫作方式，從而達到通過運用馬克思列寧思想，建設一條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文學發展道路，這是一種思時代之思，力圖為文學找尋一條新路。

在這一階段，李長之力推魯迅，避免了青年式吶喊，而是采用了一些策略。從《文學史家的魯迅》到《魯迅美學思想初探》，李長之先是指出文壇的問題，然后從魯迅這個文化資源中挖掘解決問題的方法，其次在解讀魯迅的同時運用一些馬克思主義文論，來佐證魯迅與馬克思主義的繼承關系，最后也點明魯迅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具有中國特色。這樣一種文學批評的策略模式，較青年時代的文學批評更易讓人接受，少了自我吶喊，多了史料和論據，以及更多的社會現實。這樣的批評策略，受益于西蒙諾夫和法捷耶夫。

1949年10月，在題為《國家與文學》的演講中，困擾了李長之有關“孤獨感”的問題被解決，重新理解了個性、獨立性。其后，法捷耶夫紀念魯迅的文章，也解答了李長之這一困惑。李長之了解到，應當把民族作家和世界作家相統一，因此，“中國民族作家”“世界文學”和“世界作家”[4](P377)深深地刻印在李長之《關于一九四九年的文藝動態的幾個考察》中。李長之意識到，魯迅就是這樣一個世界性的作家，但是文藝走向與魯迅期待相悖，出現了“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和“庸俗社會學”[4](P264)。為了挽救其膚淺和偏頗，李長之重新批評魯迅，希望批評界可以從魯迅的治學方式和治學態度上，借鑒一些科學的學術方式，并彌補魯迅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中的不足。諸如對魯迅作品的社會意義估計不足等情況，實際上強調當下作品和作家需要多挖掘現實意義。

但是，像魯迅一樣處理好傳統與進步之間的關系并非易事，“需要一些真本領——首先是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3](P475)，而不是粗暴地贊成什么和反對什么。在文學理論的建設中，李長之始終以魯迅為標桿，著手于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翻譯與解讀，如在《中國文學史稿略》中寫到，“一個不真正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的人，運用唯物史觀不免要鬧笑話,很容易流入庸俗社會學”[10]，在《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中詳細闡釋什么是辯證唯物主義[11]。李長之始終追求真理，他希望給文壇創作出一些最接近真理的翻譯及批評文本，為此也效仿魯迅寫作了《中國文學史導論》和《中國文學史略稿》等。至于《魯迅美學思想初探》，不僅有開風氣的效果，更有重立經典的作用。

李長之的魯迅批評實踐，即是一個發展的、動態的過程。在探索文藝與時代的關系時，他認為“文藝的永久乃是相對的”，對于文學的社會功用，因為那時，為供當時就是一種理解。在探究魯迅的美學思想時，更是繼承了魯迅未完成的工作，他寫到“魯迅一向是一個美術愛好者”“是不可能不對美學問題有一些寶貴的思想的”[4](P220)，對于一個文學理論批評者應該有廣泛的涉獵，在其它學科中找到本學科的研究方法，于是李長之也從魯迅《近代美術史潮論》和《北平箋譜》找到靈感，寫出了《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彌補了他所認為的魯迅的美學思想較零散、不成體系的問題。李長之的批評思想與實踐，是一個批評界的戰士形象，他始終以魯迅為標桿，并從中獲得思想資源。如果說李長之的學生時代受益于德國古典哲學，那么在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魯迅無疑是李長之的另一啟蒙者。李長之從魯迅身上挖掘的思想資源及批評模式，也未嘗不是一種批評資源，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都應當認識到其地位和作用。

五、結語

李長之跨越近近 50 年的魯迅批評實踐，是一個階段性的、動態發展的過程，應該宏觀把控，任何只停留于某一階段的論斷，對李長之的魯迅批評都是不全面的。他的理論來源從康德哲學到馬克思主義，一直處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之中，李長之一生都在踐行孔子、嵇康、魯迅式的人格標準，其批評實踐處在批評他者與自我進步的雙向互動。李長之的魯迅批評歷程，是一個通向批評戰士的過程，即使因風濕而手腳變形，他也堅持寫下兒童讀物《魯迅》，更在晚年教導晚輩，魯迅是民族的財富，魯迅的真理性并不會因為時代的彎路而扭曲；對未來新一代青年批評家，他更是多次強調只有多次讀魯迅，才能明白他的不朽。李長之以魯迅為標桿，積極參與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如果說魯迅提供了一種省他自省的治學模范，那么李長之的批評歷程就是以魯迅為模范，一生踐行魯迅的戰士觀。

附錄：李長之的魯迅批評文本